张秀熟
1895年9月27日—1994年3月25日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龙安镇人，名从酉，号秀蜀，笔名有奇零等。四川省著名教育家。
1916年，考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1919年，任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成为四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担任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任书记和川西特委书记，同年7月，在江油建立了绵阳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中坝省立二中支部，并任支部书记；
1928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并代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1937年，回到平武创办平武简易师范和平武县立中学；
1949年，被任命为成都市树德中学校长，开始了教育工作；
1950年，川西人民行政公署成立，担任川西行署文教厅厅长；
1952年，被任命为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教育厅厅长；
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委委员，连任1—5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6年，被任命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任教育厅厅长；
1960年，出任四川省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主持编辑政协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20余期，收集整理大量文史资料，并主持编注《刘光第集》；
1981年，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新建立，再度担任副主任，主持中断了15年的工作，继续编修《四川省志》，并负责指导各市、州、县的修志工作；
1986年，因脑出血后，右肢失灵，写字困难，行动不便，只好长期卧床休息，住院期间写成《二声集》与《畅言诗录》。
1994年3月25日，张秀熟病逝。
开篇的话
在成都已经生活将近70年了，一些已故前辈的风范在脑海中深深烙印。其中年龄最长的是张秀熟老人（以下简称秀老）。近百年来，四川受过他领导、听过他教诲、得过他帮助的人数不胜数，无不尊敬他为蓉城最慈祥的忠厚长者。直到今天，在文化教育界和社会科学界的老人中，只要一提到秀老，人们仍然会肃然起敬。
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秀老的名字了。请允许我先作一点简明的介绍：秀老，1895年出生于四川省平武县。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四川的主要推动者。他是罗瑞卿、杨尚昆等川籍老一辈革命家的老师和引路人，也是沙汀、艾芜等川籍老作家的导师和引路人。他与李劼人等川籍老作家是挚友，也是巴金、马识途等川籍老作家尊敬的作家与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四川省党政领导岗位上工作，担任过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教育厅厅长（主管文教）、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四川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他卒于1994年3月25日，是四川党政领导人中年龄最长的老人。
第一次上门求教
我最早是从父亲的口中听到秀老这个名字。秀老是我父亲那一辈人最尊敬的四川著名教师之一。我父亲因为差一年而未能成为江油龙绵师范的秀老的学生，只是听过秀老一次报告，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我第一次见到秀老则是在1972年，从巴蜀文化的研究与出版开始的。当时一些单位刚刚开始恢复一些正常的业务工作，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一套《四川史地丛书》，其中《长江三峡》一书的作者之一时声是西师地理系的教师，过去在秀老领导下工作过，我就是在他的带领下敲开了学道街一个普通院落中秀老家的大门。从此以后，我断断续续出入秀老门下，直到1994年秀老以百岁高龄驾鹤西去。
且不说职务与地位，就是从年龄、辈分、学识、经历而论，秀老都是我的师爷辈。然而，他老人家却永远平易近人，谦和慈祥。第一次上门求教，他就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极大鼓励。鉴于那时正处于“文革”，正是急需各种书籍为人们填补知识空虚的年月，所以秀老不但完全支持我们的工作，甚至愿意为《长江三峡》的初稿进行审改。我有点出乎意料，但求之不得，赶快把书稿送上门去。当我如约前去取回书稿时，我当时惊呆了。老人家不仅看完了书稿，还亲自动笔作了多处修改，他的视力完全是超乎常人，竟然能够以耄耋之年的视力在普通稿笺纸的空行中用红色圆珠笔写上两行小字，那根本不能用蝇头小楷来形容，因为真的比蝇头还小。我把书稿放在办公室中请大家观赏，真有视若拱璧之感。按照出版社的规定，这些书稿得作为档案统一存档，不然的话，我真想把它珍藏起来。
秀老的“严”与“宽”
改革开放以来，百业俱兴，百舸争流。秀老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虽已退居二线，但仍然时时有人登门求教、求文，秀老总是尽可能地满足晚辈们的要求。但是，他绝不会有求必应，更不会率尔操觚，应付塞责。他会有选择地分清轻重缓急，如果认为某件事很重要，某篇文章的确应当写的话，他不仅会反复斟酌，甚至还会叫适当的人来做临时助手。我就曾经几次充当他的临时助手，帮助他老人家查找文献资料或是代写草稿。凡是我帮他写草稿的文章发表之后，他总要把我叫去，将稿酬交给我，而且不准推辞，必须从命。
秀老从来是一副慈祥面孔，但是在原则问题上却毫不含糊。我曾经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位耄耋之年的学界前辈，由于听信了一面之词，对我的工作产生了严重的误解，对我采取了一些过激的做法，甚至要求将我逮捕法办，否则就不依不饶，连我们单位也束手无策。当秀老得知这一情况后，他进行了必要的调查了解，然后同另外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杨超和徐中舒老师一道主持了公道，与那位学界前辈做了工作，才平息了这一场很难解决的麻烦。
“责己以严，待人以宽”，是我在秀老身边的真切感受。由于秀老的地位和威望，身边免不了有个别人利用他老人家的名义谋求私利。例如，有一位多次受到秀老关照的同志，在秀老离休前一直表示要在自己所负责的部门安排人力、物力将秀老一生的诗文作品编辑出版，以表晚辈们对秀老的敬佩之情。在几年的时间中，这位同志以此为名，得到过秀老与有关部门的多方支持。可是一直到秀老离休，这位同志却仍是任何实际动作都没有。我们几位知情人都为此忿忿不平，可是秀老却总说是自己的作品价值不大，不编也罢，对这位同志从来无一字指斥，表示了在我们看来是太过分的宽容。
秀老给我一个“大馅饼”
我们这些晚辈在他面前总想听他讲讲他过去的革命经历，而且对他这位老共产党人怎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却以一个“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任要职的秘密极感兴趣。可是，他总是以各种托词避开这些话题，让我们未能听到他讲过一次自己的“革命故事”。
有一次，一贯直言快语的马识途前辈向我谈到这样一件事：根据若干老同志的建议，四川省党史工委把给秀老记录整理口述自传的工作列入了日程，可是一拖数年，没有进展。为此他很生气，他认为：“秀老前半生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早期历史。”于是，我更希望能有机会亲耳聆听秀老讲一讲他的革命经历。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宝贵的机会最终在秀老晚年时降临在我头上。
秀老的一生，可以说都在为工作忙，为别人的成长忙。他一生中不停地动笔，但多是为了工作，或者是审改别人的著述，为他人作嫁衣（单是留下来的为别人作的序跋就有30多篇）。秀老在90岁之后行动不便，只能在沙发上躺着休息。1991年，老人家已经是96岁的高龄了，已经不能走动，生活也不能自理，每天都是由家人或保姆将他由床上抱到沙发上休息，书报看不清了，电视看不清了，但是他老人家的头脑却十分清晰，只要有故旧晚辈来看他，他都有很高的兴致和谈锋。这年春天，我去看望他，当我们谈到有关出版问题时，老人家在言谈中流露出了自己的诗文集未能编就问世的遗憾。当我听到秀老流露出这种心情时，就立刻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自告奋勇，说愿意尽力帮他老人家了却这份心愿，让老人在有生之年见到自己的诗文集问世。得到秀老首肯之时，我真是有点喜出望外的感觉，就像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
要出书，首先是要有一笔经费。为此，我去过几个有关单位，都表示爱莫能助。但受秀老人格魅力的感召，我的学生辈朋友蒋晓华想法解决了印刷经费，出版社的领导免除了出版社的管理费。很快，在秀老儿孙的协助之下，有了一大包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剪报和一些复印件，全部都是已经发表过的诗文，遗憾的是1949年以前的作品是一篇也找不到了。根据某些线索，我又想法找到了几篇，也都是1949年以后的诗文。于是，我就利用我的业余时间，对这一大包东西进行清理、编年、分类、校改，有的还要重抄。有一次在秀老家中研究有关问题时，马识途马老也在（他们住楼上楼下）。他说，秀老的前半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四川早期的历史，有些问题，现在只有他老人家才说得清楚。于是，我决定为自己的工作增加一项内容，就是立即开始记录秀老的口述回忆录。没有想到，他老人家却不同意。理由有二：一是说自己为革命、为民族所作之事太少，不值一提；二是说写这些东西有自夸之嫌，于心不安。是在马老的坚持之下，这事才得以进行。就在1991年最热的七、八两月，我每天下班后去他家“工作”两个小时（我上班在盐道街，到指挥街他家只要几分钟），完成了老人家口述回忆录的记录整理。在那过程中，我对老人家惊人的记忆力感到难以理解，几十年前的往事，他不仅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对人名（包括名字是如何写的）、地名和大多日期都能娓娓道来，很少有停下来慢慢思索的情况。所以，我的记录进行得很顺利。记录完了，我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又给老人家读了两遍，特别在人名、地名、日期上再次核实，最后由他点头认可。我原先拟的名称是《自传》，他不准用，说“不要轻易作传”，遂定名为《半生自述》，作为《二声集》的附录。
全书整理编次完成之后，根据秀老的意见，书名定为《二声集》，请缪钺老师题签，请沙汀和马识途两位前辈作序，这些从《二声集》一书中都可以看得出来，还有一件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此书付排之后，秀老说要为后人负责，全书的字词不能有误，校对必须从严，他点名要请刘君惠老师和王文才老师为此书把关。当我遵命将校样给两位前辈送去时，两位前辈虽在百忙之中，却都非常乐意为秀老当的《二声集》当校对。他们各自看了一份校样，由我将两份综合起来之后交厂里改样。令人遗憾的是，在最后一次改样时，由于电脑出现病毒无法解决，全稿出现了若干奇文怪字，不说前两次的校对结果完全丧失，连原文也被搞得面目全非。无奈之下，只好由我按照原稿从头再来，三校都是由我一人完成，刘君惠和王文才两位老师的校勘成果就都无法见到了。假如不是电脑出现病毒的话，这本书很可能是全国罕见甚至是全国所有校对人员级别最高的书籍。我想，单从这一件事中，我们既可见到秀老对读者负责之态度的极度认真，也可见到秀老在我省文教界中受人尊敬的地位之隆。刘君惠、王文才老师这样的蜀中最著名的老教授都以很诚恳的话语对我说，秀老一生对四川文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是太大了，他们都是以能为秀老的著述聊尽绵薄而荣的。总之，表面上是我一人在努力运作，事实上受到了众人的鼎力相助，可谓是一路绿灯。
听秀老讲革命故事
秀老是一位博闻强识、记忆超群的天才，96岁的高龄了，对于年轻时发生的种种事情仍然记得一清二楚，讲得条理分明。在我为他记录整理自传的整个过程中，除了一些很具体的日期之外，他几乎就没有对我说过有哪一件事、哪一个人他已记不得了，也没有让我去查对过什么资料。若干重要的人名、人的相貌、关键的对话、地名、诗句、对联等，他都能娓娓道来。当我有记不下来而请他重述一遍时，两次回忆都没有出入。我也正是根据这种情况肯定了秀老回忆的可靠性，所以完全是按照秀老的口述进行记录整理，基本上都是根据原话写成的。
就是在这次工作中，我不仅知道了秀老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他在四川党组织初创阶段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传奇般的经历；还第一次知道了秀老曾经到武汉会见过项英和李立三；到上海向陈独秀汇报过工作；到广州听取过陈延年和吴玉章的指示；知道了他如何在狱中坚持了九年的斗争，如何领导杨尚昆同志的革命活动；知道了沙汀和艾芜这对中国文坛上著名的“双子星”不仅曾是他的学生而且曾经同坐一张课桌；知道了他1928年在敌人的法庭上舌战群敌并取得胜利的英雄事迹（当时的《新蜀报》上所发报道的标题是《张秀熟舌战王灵官》，王灵官就是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爱萍等川籍老一辈革命家都向秀老说过，当时这篇报道对他们参加革命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但是，他却闭口不谈他是如何变成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这一过程我是在向其他同志进行采访时才知道的。
原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共川康特委委员，长期在社会上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进行统战工作，公开活动。皖南事变以后，形势恶化，他受到敌人的追捕，组织上决定让他离开成都，回到家乡平武山区工作。
他离开了成都的党组织回到平武，在当地进行地方统战工作。这段时期，他曾经几次到成都向党组织汇报工作，接受任务，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更为迎接解放军从北路入川而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当川西地区解放之后，他立即赶到成都，与革命大军会合。谁知当时四川省委的负责人竟说：“张秀熟这段时期与党组织只有工作联系而没有组织关系。”于是将他当作了“脱党”处理。
当时为其不平的同志将此事向主政西南的邓小平同志汇报时，小平同志用他既顾大局，又不伤同志的处理办法，说了一句：“党不党，当厅长。”于是，秀老就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任川西行署文教厅厅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教育厅厅长，还兼任了四川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等多个领导职务。他长期忍辱负重地主持全省的文教工作，为四川的文教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直到拨乱反正以后，中央组织部才发出了关于秀老党籍问题的通知，为秀老恢复了被错误中断了三十多年的党籍。此时，他已经成为全国为数极少的中国共产党最老的党员中的一个了。
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段历史，我本来是如实写出的。可是秀老在审读自传的定稿时，坚决地删掉了。我完全理解这位革命老人的一片苦心，也就完全尊重了老人的意愿。
永久的人格魅力
秀老辞世已三十年了，他那简朴的居室、慈祥的面容、谦和的神态、亲切的声音，仍然清晰地萦绕在我的眼前。我曾经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道，完全作为自觉自愿的行为，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拍一部反映秀老革命生涯的电视片。有的朋友出车驾车，有的朋友扛机拍片，我自告奋勇地出任了编导。我们已经在平武、江油等地拍了若干基础带，但后来由于在重庆拍片遇到了困难，才不得不作罢。当时自愿参加这次义务行动的朋友都是年轻人，他们都以一片赤诚之心自愿而热情地投入了这次义务活动。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真正受人尊敬的革命者永远受人尊敬，真正具有人格魅力的革命者永远具有人格魅力，真正的忠厚长者永远是忠厚长者，真正的金子永远都会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