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需求增加以及金融系统性风险上升，推动金融发展方式转型成为迫切需求。基于此，本文通过探讨我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型的内在动力，及其与普惠金融制度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入研究了普惠金融在支持金融转型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分析我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型的必要性，结合当前普惠金融制度的实施现状，本文明确指出了在政策激励、科技应用、绿色金融和风险防控体系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旨在通过完善普惠金融制度，推动中国金融发展方式的转型，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金融包容性发展，并加大我国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关键词：金融发展；普惠金融；制度建设；金融机构；金融服务；风险防控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3（b）--04
1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传统发展模式面临诸多挑战，金融体系的功能定位和运作方式亟须转型。在此背景下，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包容性、可持续的金融模式，其制度建设成为推动金融转型的重要工具。普惠金融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制度和政策设计，满足中小微企业、农村人口、低收入群体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确保该类群体能够公平、有效地获得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制度的完善，不仅能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得性，还能有效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缓解融资结构性问题，从而在全球金融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2 中国金融发展方式与普惠金融制度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发展方式经历了显著演进，从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集中化金融体系，逐步过渡到以市场为基础、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现代金融体系。在此过程中，金融体系的核心功能从简单的资金配置逐渐拓展为资本市场、商业银行、保险、证券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综合金融服务，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1]。《世界银行普惠金融发展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不仅是小微企业，还有许多弱势群体，如农村人口、低收入家庭和女性创业者在获得金融服务方面面临较大障碍。虽然我国近年来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整体发展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仍存在提升空间。在普惠金融的覆盖率、可得性及适用性方面，中国与世界领先国家之间仍有一定差距，具体对比如图1所示。
在此背景下，普惠金融逐步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的核心内容。普惠金融的本质是通过制度和政策设计，确保所有社会群体，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农村人口、创业者等，能够公平、有效地获得金融服务。该制度不仅重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还关注其可负担性和适用性。普惠金融强调通过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实现资源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均衡配置，进而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图1 全球普惠金融覆盖率前十国家与中国对比图
3 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型的必要性
3.1 应对经济结构转型的迫切要求
在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背景下，金融发展方式转型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体现在对经济结构转型的迫切需求上。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的投资驱动、资源密集型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消费拉动型经济结构过渡的关键阶段。当前的经济结构转型，要求金融体系更为灵活、高效地支持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及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而传统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和局限性使其无法有效承载这一转型要求。例如，深圳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中心，其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而传统的金融模式难以支持这些企业的快速发展。如图2所示，根据深圳市经济数据，2022年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增长18%，但仅有12%的企业能通过传统银行融资，凸显出金融体系与新经济需求脱节。
图2 2020-2022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增长与融资比例对比图
3.2 解决科技创新融资瓶颈的必要手段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而当前我国科技创新面临显著的融资瓶颈。科技创新项目通常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和长周期等特征，而传统金融体系以追求短期回报和低风险为主，导致创新型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面临巨大挑战[2]。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2年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增长20%以上，但通过银行获得融资的比例仅为15%。以京东方科技集团为例，其在早期发展中因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导致发展缓慢，直至引入国家政策性金融支持后，才逐步突破了技术研发瓶颈。因此，金融体系的转型是科技创新持续发展的关键。
3.3 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现实需求
近年来，影子银行和高杠杆率问题频发。根据相关数据，2021年我国影子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已达到约40万亿元，影子银行的发展给金融监管带来了新挑战。因此，金融发展方式的转型已成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手段[3]。在我国金融市场中，各类金融工具和业务不断创新，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模式快速兴起，但相应的监管体系和风险防控机制尚未完全成熟。此类金融创新带来了新的风险传导路径和风险聚集效应，尤其是金融机构之间的高度关联性，使得单一风险事件可能迅速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因此，金融发展方式的转型需强调风险防控的系统性和全面性，避免金融体系因盲目扩张而陷入系统性危机[4]。
4 普惠金融制度建设现状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发展方式的转型不仅是应对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需求和全球化挑战的迫切要求，还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途径。在此背景下，普惠金融作为实现金融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手段，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推动普惠金融的制度化和系统化建设在政策激励、科技应用、绿色协同及风险防控等关键领域仍面临诸多障碍与挑战。为此，深入分析普惠金融制度建设的现状具有深刻意义。
4.1 政策激励效果尚待提升
当前，普惠金融政策在推动金融服务广泛覆盖、解决中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同时，国家正大力推进普惠金融政策，致力于让所有社会群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能够公平获得金融服务。这种政策红利体现在金融服务覆盖面和可得性的显著提升上，有助于解决融资难题，并推动经济的包容性发展。通过扩大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政策红利能够带来更加均衡的资源配置，提高整体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然而，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传统的金融模式依赖大规模资本的快速配置，忽视了中小微企业、农村人口、低收入群体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使得金融资源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分配不均衡问题日益突出，社会整体的金融包容性不足。首先，现行政策激励机制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难以充分调动金融机构参与普惠金融的积极性[5]。部分政策激励措施，尤其是税收减免、补贴和资金支持等，尚未有效覆盖到金融体系的各个层级，导致部分中小型金融机构在推进普惠金融业务时动力不足。其次，政策激励对地方性差异的考量不足，未能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需求提供差异化支持。据《中国农商银行普惠金融报告》数据，2022年全国普惠金融贷款增速为22%，但其占总体贷款余额的比例仍较低，反映出政策激励的广度和深度有待加强。由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资本实力薄弱，这些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相对不足，普惠金融在区域间的覆盖不均衡，中低收入群体、农村人口、创业者等难以全面享受政策福利。
4.2 科技应用广度仍显不足
普惠金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金融科技的创新与应用，然而当前科技在普惠金融中的应用广度仍有不足，限制了其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与有效性[6]。其一，金融科技的应用主要集中于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而农村及偏远地区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数字化金融服务的普及程度较低。据中国农业银行的数据，农业银行超过70%的新迁建网点布局到县域乡镇地区和城乡接合部，惠农通服务点乡镇覆盖率达98%。然而，其中仅有40%的服务点具备数字化服务能力，极大地限制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此种区域性的科技资源不均衡，使得普惠金融在城乡之间的发展存在显著差异，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受到限制。其二，虽然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在提高风控效率和精准度方面有所进展，但在面对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时，数据的稀缺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存在，导致金融机构对此类客户的信用评估不准确，进一步加剧了普惠金融服务的难度。
4.3 绿色协同模式有待完善
当前，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模式尚未充分建立，制约了两者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中的潜力发挥。虽然绿色金融作为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工具，已在政策层面和市场层面取得一定进展，但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仍有待加强。绿色信贷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而小微企业和个人难以获得绿色金融服务的支持。《绿色金融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绿色普惠贷款占比仅为5%，反映了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协同仍需进一步加强。
4.4 风险防控体系不够健全
我国普惠金融的风险防控体系不够健全，成为制约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7]。第一，我国普惠金融的风险防控机制存在覆盖面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根据2022年《中国银行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年报》数据，普惠金融的不良贷款率为2.5%，高于普通商业贷款的平均水平，反映出风险管理仍需加强。第二，由于部分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业务中通常依赖传统的风控模式和信用评估体系，未能充分应用大数据、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进行风控创新，现有的普惠金融风险防控机制缺乏系统性设计，覆盖面较窄。
5 建设普惠金融制度，助推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型
5.1 政策激励引领，普惠制度广覆盖
为推动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型，政策激励的有效引领对于普惠金融制度建设的广覆盖至关重要。加强政策引导和完善激励机制，能够有效扩大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解决中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进而助推金融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政策激励需要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以充分调动金融机构参与普惠金融的积极性。因此，应针对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设计更加精细化的政策激励机制。对于中小型金融机构，政府可根据其普惠金融业务规模，设立专项财政补贴基金，按照其实际服务覆盖范围、贷款发放量等指标提供补贴。此类补贴可按季度或年度发放，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以浙江省为例，通过政府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吸引了超过500家中小金融机构参与普惠金融业务，普惠贷款发放量同比增长15%。
其次，激励政策应结合金融机构的业务类型和区域特点，提供差异化的支持，确保政策的适用性与灵活性。例如，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资本实力和广泛的业务网点，但其对中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的服务覆盖率相对较低。因此，针对商业银行，政策可侧重鼓励其增加对普惠金融客户的信贷投放。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主要服务于农村地区，具有“接地气”的优势，但资本实力较为薄弱，抗风险能力较差。因此，政策可以为这类机构提供更高比例的风险补偿基金支持，或直接通过财政注资来增强其资本实力。互联网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可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低成本地触达传统金融服务覆盖不到的人群。因此，政策可鼓励其参与普惠金融业务，例如给予税收减免和技术补贴，支持其开发适用于普惠金融的创新产品。这些有针对性的政策设计，能够有效解决金融机构在参与普惠金融业务时动力不足的问题。
最后，政策激励应更加关注区域性差异，推动普惠金融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广泛实施。当前，金融资源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许多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资本实力薄弱，难以享受普惠金融政策的红利。为此，可考虑设立专门针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激励基金，加大对这些地区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力度，并适当降低政策准入门槛。
5.2 科技赋能创新，数字普惠促转型
金融科技的创新与应用是推动普惠金融实现广泛覆盖和智能化转型的关键路径。科技赋能创新，能够突破传统金融模式的局限，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提高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服务效率[8]。第一，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是弥合城乡金融服务差距的重要工具。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力度，推广移动支付、移动银行等数字金融服务，构建完善的数字化支付和金融服务网络。利用移动互联网、5G技术等突破传统银行网点的空间限制，帮助更多人群通过手机等便捷设备享受基础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同时，政府应通过政策支持引导金融机构与地方性互联网企业合作，推动乡村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农村地区数字化金融服务的进入门槛。第二，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可以有效缓解普惠金融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加精准的信用评估工具。例如，根据蚂蚁集团数据，其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将中小企业贷款审批时间从一周缩短至两天，显著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可得性。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分析客户的行为数据、消费习惯、社交网络等信息，从而有效解决传统信用评估模式中的数据缺失问题，提高对“长尾客户”群体的风险评估精准度。区块链技术则能够为金融交易的透明度和安全性提供保障，通过分布式账本技术降低欺诈风险，提升交易过程中的信任机制。
5.3 绿色金融协同，普惠政策促均衡
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是推动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9]。为此，我国应通过政策创新和金融机构的实际操作，推动两者的融合发展，从而助推金融体系的转型升级。其一，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协同应通过政策引导实现有效对接。要实现两者的协同，政府应出台针对性政策，将普惠金融的社会包容性与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例如，通过设立专项绿色普惠基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在绿色项目上的发展，鼓励金融机构为既符合绿色发展目标、又属于普惠金融范围的项目提供优先资金支持。同时，创新金融产品设计，能够实现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结合。例如，工商银行通过绿色供应链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推动了绿色贷款的快速增长。2023年，工商银行的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有效促进了中小微企业在绿色项目上的融资发展。其二，金融机构应推动金融产品的创新，设计出兼具普惠和绿色特性的融资工具。例如，金融机构可通过供应链金融模式，支持绿色产业链中的中小企业，为其提供融资服务，既满足普惠金融的包容性需求，又推动绿色产业链的低碳转型。同时，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可以与普惠金融相结合，通过降低中小微企业在绿色项目中的融资成本，支持其在绿色技术、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应用推广。
5.4 风险防控护航，稳健转型强保障
为推动普惠金融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我国须建立健全的风险防控体系，以确保金融发展方式转型的稳健性和长远性[10]。一方面，政府与金融机构应共同建设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将个人信用数据、小微企业财务数据、社会信用体系中的相关数据整合到统一的信用数据库中，并推动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政府部门等数据提供者之间的数据共享与合作。通过整合多维度数据，有效弥补信用信息的缺失，增强风险评估的精准性，帮助金融机构更加科学地判断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另一方面，为鼓励金融机构持续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政策性担保机制和风险补偿基金。通过设立政策性担保机构或公共风险基金，为金融机构提供部分风险担保或损失补偿，降低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业务中的风险敞口，从而提高其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积极性。对于农户、小微企业等风险较高的贷款项目，政府可以通过风险补偿基金对其提供一定比例的坏账补偿，以分担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业务中的信用风险。此外，还应进一步推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以提高风控能力。例如，2022年以来，上海市通过建立区域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帮助金融机构降低20%的信用评估成本，显著降低了普惠金融业务的不良贷款率。
6 结语
通过对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与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本文强调了普惠金融作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提高金融包容性的重要工具，并结合科技创新、绿色金融发展及风险防控的需求，提出了普惠金融制度在未来发展的潜在方向与落地措施，旨在为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转型升级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进一步呼吁金融体系在全球竞争与国内经济结构转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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