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评价指标体系 量化分析 机器学习 ＬＡＳＳＯ 筛选变量法 熵权－ＴＯＰ⁃ＳＩＳ 法 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１０Ｘ.２０２５.０１.０１６
〔中图分类号〕F２１０；Ｆ１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引言
从“七一讲话”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旗帜鲜明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战略安排，还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做的总部署，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成为当今和未来学术研究的重大课题［１］。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理论体系与实践道路的“双面体”，除了进行学理阐释外，如何科学度量其实现效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研究更多是以政治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学科背景从规范研究的视角分析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处于政策解读、理论分析等层面，而较少有以经济学、管理学为学科背景从实证研究的视角去分析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即使是在少量的实证研究中，大部分也只是在学理演绎层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如何进行选择与构建，而通过现有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和应用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总体来看，“当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研究较为薄弱”［２］。因此，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此重大的情境下，科学合理地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和应用，不仅具有紧迫性而且具有必要性。这也是本文的研究主旨所在。
本文通过借鉴已有相关评价指标体系，依据科学性、实用性、全面性、简洁性的指标构建原则，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初始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机器学习的ＬＡＳＳＯ筛选变量法对初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压缩和筛选，从而再建更符合现实和时代要求的中国式现代化最终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引入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法对各级指标的权重和指数进行了分项和综合评价，为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１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１.１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构建原则具有鲜明的导向价值，为本文的指标选取与构建提供了方向和遵循。根据已有研究，建立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必须秉持以下原则：（１）科学性原则。这是最根本的原则，指标体系要客观真实地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如果指标体系缺乏科学性那么一切后续工作都将是徒劳；（２）实用性原则。既要内嵌学术价值又要彰显实践意义，同时选取的指标要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３）全面性原则。要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评估中国式现代化，使指标体系呈现立体化特征；（４）简洁性原则。全面不等于冗余，要从典型性的高度出发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
１.２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维度选择
统计维度（亦即一级指标）是评价指标体系的“纲”和“四梁八柱”，影响着具体评价指标的选择和走向，决定着评价指标体系的成色和质量。若要科学合理地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第一步就是科学合理地选择和确认统计维度。
通过文献梳理，关于现代化的统计维度主要包括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以定量为主），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呈现的维度差异。在定性方面，国外具有代表性的是“箱根模型”所体现的８个维度（经典现代化的８个标准）、“列维模型”所体现的８个维度（现代化社会的８个特征）、“现代人模型”所体现的９个维度（现代人特征的９个方面），以及“比较模型”所体现的５个维度（经典现代化理论的５个领域）。从国内来看，何传启（２０１９）［３］提出了评价现代化的４个维度，即生产力、社会进步、人的发展和环境友好，唐爱军（２０２１）［４］在此基础上新增了１个“国家安全”维度。
在定量方面，国外具有代表性的是“布莱克标准”、“英格尔斯标准”以及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ＨＤＩ）。从国内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指标》课题组（１９８９）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４个统计维度进行指标构建。《中国现代化报告２００１》从经济和社会两个统计维度测量第一次现代化，从知识创新、知识转播、生活质量、经济质量４个维度测量第二次现代化。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２００３）从现代化的动力、现代化的质量、现代化的公平３个统计维度构建指标。发达城市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２０１１）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活质量、生态环境４个统计维度构建指标。具体来看，姜玉山和朱孔来（２００２）［５］从经济现代化、社会发展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城市现代化、国民素质现代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人民生活质量现代化、生态环境优良化８个统计维度构建指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２０１４）［６］从经济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政治文明现代化５个统计维度构建指标。汪青松和陈莉（２０２０）［７］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治理现代化６个统计维度构建指标。任保平和张倩（２０２２）［８］从经济现代化、社会进程现代化、城乡区域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５个统计维度构建指标。贾晓芬和张宏莉（２０２２）［９］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５个统计维度构建指标。上述学者基本都是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行的指标构建。此外，还有学者结合“新发展理念”作为统计维度进行指标构建，也有学者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作为统计维度进行指标构建［１０］。
已有研究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维度选择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但这些研究或者受制于国情差异，或者受制于检验不足，或者受制于操作困难，亦或受制于笼统分散、不够具体，使得后续研究者仍需采取批判的态度对其进行扬弃。基于“十四五”规划和现代化强国目标，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旋律下［１１］，中国式现代化需将现代化形态嵌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人口等全领域和各方面以此实现全面现代化。因此，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为鲜明指引，纵观现有文献并结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本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统计维度为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军事现代化、人口现代化。
１.３中国式现代化具体评价指标的选择
评价指标的选择主要围绕统计维度展开，每一个统计维度下设若干相关的具体评价指标。本文根据汪青松和陈莉（２０２０）［７］、任保平和张倩（２０２２）［８］、贾晓芬和张宏莉（２０２２）［９］的研究，从中国式现代化的７个统计维度出发，初步构建了包含２９个二级指标、９８个三级指标在内的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限于篇幅原因，该指标体系表留存备索）。
２实证分析
２.１数据来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政治、生活等各领域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根据数据发布状况和指标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择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全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人口、军事等维度作为基础，对中国式现代化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各项评价指标所用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等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力资本报告》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生态环境部网站公开发布的统计资料等，其中缺失数据用插补法补充完整，部分指标数据根据以上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２.２ＬＡＳＳＯ筛选变量法
ＬＡＳＳＯ算法由Ｔｉｂｓｈｉｒａｎｉ（１９９６）提出，其基本原理是通过惩罚方法对初始普通线性回归模型中显着性水平低的回归系数进行缩减，从而达到模型降维的功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１２］，因此本文将宏观上最能体现和衡量经济物质发展程度的ＧＤＰ作为因变量代入ＬＡＳＳＯ算法之中。同时，考虑到ＬＡＳＳＯ算法对惩罚因子ａｌｐｈａ取值的敏感性，在尝试多次不同值下的ａｌｐｈａ后最终选取ａｌｐｈａ＝５∗１０－６作为正则化系数进行ＬＡＳＳＯ回归，通过其可视化显示可知回归结果最终保留了２６个二级指标变量、７８个三级指标变量，整理后如表１所示。
２.３基于熵权－ＴＯＰＳＩＳ的中国式现代化评价
２.３.１模型介绍与建模过程
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法由熵值法与ＴＯＰＳＩＳ法有机结合而成，能最大程度发挥彼此的优势。“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可以避免主观赋权的随意性，基本原理是利用各指标熵值所包含的信息来确定权重，熵值越大，包含的信息量越少，权重越小，反之则越大”［１３］。ＴＯＰＳＩＳ法是一种有限方案多属性决策方法，又称优劣解距离法［１４］，通过借助多属性问题的正理想解（最优值）与负理想解（最差值）对评价对象进行排序［１５］，由Ｈｗａｎｇ和Ｙｏｏｎ提出。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法则是首先借助熵值法确定多指标权重，从而避免指标赋权过程中的主观性，然后使用逼近理想解技术确定评价对象的优劣排序［１６］，具有几何意义直观、信息损失少以及运算灵活等优点。其建模步骤如下：
假设有ｍ个被评价主体，ｎ个具体评价指标，ｘｉｊ是第ｉ个被评价主体中第ｊ个指标的原始数据，则原始评价指标矩阵Ｘ为：
贴近度表明评价指标接近最优水平的程度，取值范围为［０，１］。
２.3.２各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通过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法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结果见表２。由表２可知，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人口、政治、军事的权重分别为１９９％、６８４％、２８１９％、２８０５％、１７４％、１３４５％、２６５％。经济、文化、生态、政治的高权重体现出我国对于经济全面发展、文化强国目标、生态环境改善、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这也是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各方面注意力投入的客观反映。在二级指标中，污染控制（Ｉ４２）、文化传播（Ｉ３４）、经济发展（Ｉ１１）、人民民主（Ｉ６２）、创新能力（Ｉ１２）、民生保障（Ｉ２３）、文化生产（Ｉ３３）、产业发展（Ｉ３１）、公共服务（Ｉ２２）、资源合理利用（Ｉ４１）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前十因素）。
２.３.３中国式现代化总指数与各级指数
基于上述中国式现代化评价体系和各指标权重，计算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中国式现代化总指数（Ｉ）及７个一级指标指数（Ｉ１～Ｉ７），结果见图１。总的来看，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中国式现代化总指数整体呈现波浪式的快速上升趋势，表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了大踏步发展。具体来看：经济现代化指数（Ｉ１）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呈“倒Ｕ型”，历经２０２０年小幅下降后在２０２１年实现快速反弹，与总指数的变化趋势相近，进一步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社会现代化指数（Ｉ２）在２０１７年迅速上升后基本保持总体平稳上升趋势，但起始指数较低且总指数仍处于低位，表明我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仍有不小阻碍，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契合。文化现代化指数（Ｉ３）于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在总体上升的过程中伴随着小幅波动，其中２０１４年是个较大峰值，之后在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实现快速增长。这与我国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亦即文化自信的真实写照。生态现代化指数（Ｉ４）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逐年上升并在之后年份基本保持同一高位，表明我国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位置，是对“两山论”和“双碳”目标的忠实践行。政治现代化指数（Ｉ６）在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保持基本平稳的同时有小幅上升，于２０２１年快速上升后开始走低。这不仅彰显了政治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光辉成就［１７］，同时也反映出在推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人口现代化指数（Ｉ５）和军事现代化指数（Ｉ７）近１２年长期处于低位，基本保持相对稳定且均有小幅上升，其中军事现代化指数整体略高于人口现代化指数。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不会走“强国必霸”的现代化老路，而且在老龄化背景下更加凸显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所提出的“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二级评价指标指数如表３所示，通过二级指标指数的变化可以更好窥探一级指标指数变化的主要原因。其中，经济发展（Ｉ１１）在２０２０年前后的大幅变化是导致经济现代化波动的主要原因。受当时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因素影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２０２０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且整体变化趋势波动较大，而失业率与之前年份相比也处于最高值。民生保障（Ｉ２３）在２０１７年的大幅变化是社会现代化产生波动的主要原因。“五险”参保人数整体逐年走高，其中２０１７年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在“五险”之中增加最多、变化最大。导致文化现代化波动的二级指标主要是文化传播（Ｉ３４）。人均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经历大幅增长后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落回低位，伴随着对“文化自信”的强调，我国人均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在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逐步回升，并于２０２２年实现井喷式增长。生态现代化在经历上升期后基本保持高位运行，与污染控制（Ｉ４２）的有效实施密不可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延续一贯力度，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着。导致人口现代化长期处于低位的主要原因在于生育数量（Ｉ５１）不稳定。这些年生育率出现了大幅波动，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呈现波浪式变化趋势，但从２０１７年开始生育率逐年快速走低。导致政治现代化在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整体上呈小幅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在于相抵效应。党的领导（Ｉ６１）和政治认可度（Ｉ６４）整体上均呈大幅上升趋势，但依法治国（Ｉ６３）整体上呈大幅下降趋势且人民民主（Ｉ６２）的变化趋势波动巨大（其中村居委会选举及投票人数仍不稳定，农村居民参与民主生活情况有待提高），使其抵消了党的领导和政治认可度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导致政治现代化整体上仅呈小幅上升趋势。其中，村居委会选举数、投票人数、政治法律图书出版种数在２０２１年迅速增多并在２０２２年后又快速降低，使得政治现代化的变化趋势在２０２１年出现一个峰值。导致军事现代化呈现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在于军事建设（Ｉ７１），尤其是近几年军事建设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中国式现代化在保证国内军事建设的同时也注重对外和平发展（波动上升），军事现代化是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的必然要求。
３结论与启示
３.１相关结论
通过已有研究所构建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初始评价指标体系只是理论层面的推演，哪些指标合适仍是未知数。机器学习中的ＬＡＳＳＯ筛选变量法可以在繁杂变量里筛选出对估计目标变量意义更大的特征，既而实现特征筛选的过程（保留对因变量影响更大的指标，剔除对因变量无关或影响较小的指标），凭借这种压缩变量上的显着优势从而能够达到合理指标选择的目的。鉴于此，本文通过ＬＡＳＳＯ筛选变量法剔除无关或相关性较小指标继而选择更能表征中国式现代化程度的指标，构建出中国式现代化最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法对指标的权重和指数进行分项和综合评价，得出以下主要结论：（１）７个一级指标的权重从高到底依次是文化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人口现代化；（２）众多二级指标中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前十因素依次是污染控制、文化传播、经济发展、人民民主、创新能力、民生保障、文化生产、产业发展、公共服务、资源合理利用；（３）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呈现“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波浪式发展态势，整体上属于快速发展阶段且发展势头比较强劲；（４）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对社会现代化、人口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的重视程度整体逐年提升且波动趋势较小；（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文化传播、生育数量、依法治国等主要因素的制约。
３.２相关启示
（１）统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各领域协同发展。与资本逻辑主导的西式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本逻辑主导的全面的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人口、军事等各领域协同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面对社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人口现代化比重相对较小的现状，要在相应领域下足功夫、花大力气，稳步提高社会、军事、人口的现代化成效，否则就会出现畸形的现代化图景；（２）积极发挥中国式现代化“前十因素”的“火车头”作用。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前十因素”揭示了推进现代化的重心和动力所在，成为牵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牛鼻子。因此，要妥善处理这些因素彼此间的联系，善于利用这些因素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强劲势头，同时通过科技赋能不断提高这些因素的现代化水平和质量；（３）有效补齐中国式现代化迈向高位的制约短板。“中国式现代化要以推动公有制为主体的物质生产为根本动力”［１８］，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断提高文化传播能力。加大宣传力度促使人口高质量发展深入人心，通过教育、医疗、就业等手段保障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国策落到实处。毫不动摇树立法治权威，使公众自觉认法、识法、守法、敬法、畏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