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新创企业 颠覆性创新 跨界搜索 非正式搜索 知识搜索 知识重构 数字技术应用 赋能作用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１０Ｘ．２０２４．０９．００９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３.１； Ｆ２７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引言
颠覆性创新， 是指企业通过提供一组异于主流市场的产品或服务特征组合， 以满足低端市场或新市场需求， 起初产品在主流市场关注的产品性能上可能表现较差， 但随着其性能提升能够逐渐满足主流市场需求， 最终取代主流产品或服务的过程［１，２］ 。颠覆性创新能够为新创企业实现技术赶超创造机会。新创企业通过瞄准低端市场或新市场进行颠覆性创新， 能够有效克服自身的“新弱性”，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实现弯道超车。
现有研究主要从组织外部环境、组织内部特征和组织与外部互动三方面讨论影响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因素。其中， 组织外部环境因素主要体现在技术、市场等环境动态性［３］ ； 组织内部因素包括组织双元能力［４］ 、知识资产［５］ 与合作伙伴关系［６］ ；在组织与外部互动方面， 现有研究强调了组织跨界搜索对颠覆性创新的重要作用［７］ ， 并且重点关注了跨界搜索的深度和广度对跨界搜索的影响［８］ 。此外， 现有研究从知识搜索的不同维度进行深入研究， 包括搜索范围、内容、搜索目标等［９－１１］ ， 揭示了跨界搜索在促进产品创新、渐进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知识经济时代， 创新的核心在于知识要素的获取与重构［７］ 。跨界搜索作为新创企业获取外部知识、打破行业壁垒的重要手段， 在颠覆性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跨界搜索，新创企业能够跨越传统行业的界限， 获取不同领域的知识和资源， 进而实现知识体系的融合与创新。尽管现有一些研究尝试综合搜索范围、知识类型以及知识应用情境等多个维度进行跨界搜索的划分［１２］ ， 但由于跨界搜索活动的复杂性和多维性， 在跨界搜索的交叉维度对创新的影响方面仍尚存不足。考虑到颠覆性创新通常需要融合多种技术并实现跨领域应用， 这些技术可能来自于不同的领域和行业， 而市场本身也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 从技术和市场两个维度进行跨界搜索， 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颠覆性创新所需的技术和市场环境， 进而发现潜在的创新机会， 推动技术的跨领域应用， 并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同时，新创企业中有部分企业规模小、资源短缺， 它们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员工的私下交流等非正式的方式来获取知识。因此， 将知识类型划分与非正式搜索方式相结合， 研究跨界搜索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 为企业创新实践提供精确和有效的指导。
知识管理理论指出整合、共享和传播知识对企业创新至关重要。新创企业在重视知识搜索的同时， 需注重新知识与原有知识的融合， 通过知识重构实现价值最大化［１１］ 。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数字技术为企业带来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其特点使得企业获取海量信息， 提升跨界搜索效率与准确性［１３］，同时打破僵化思维和固定知识框架， 促进知识体系重构， 为新创企业的颠覆性创新提供有力支持［１４］ 。
综上所述， 本文基于组织搜索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 结合搜索知识类型与非正式搜索方式， 深入分析不同维度跨界搜索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机制； 引入知识重构作为中介， 探讨其在跨界搜索与颠覆性创新之间的作用， 揭示知识管理在创新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并进一步探究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下， 跨界搜索对知识重构的影响所发生的变化， 旨在为跨界搜索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研究形成补充， 并为新创企业开展颠覆性创新过程中有效开展跨界搜索活动提供理论指导。
１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１非正式跨界搜索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
颠覆性创新的本质是由知识引导的价值体系重构。新创企业内部知识资源相对有限， 单纯依赖内部知识难以支撑其实现颠覆性创新［７］ 。组织搜索理论指出， 跨界搜索是企业获取丰富异质性知识的重要途径［１５］ 。因此， 新创企业跨越组织边界获取外部知识对于颠覆性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依照不同知识类型和非正式搜索方式两个维度， 将跨界搜索分为技术知识非正式跨界搜索和市场知识非正式跨界搜索［９］ 。在技术知识非正式跨界搜索方面， 新创企业注重从供应商、高校、研究所等外部实体中， 以非正式的会谈、交流、参加展览等方式， 获取产品设计、生产工艺等多样化的技术知识［１６，１７］ ， 有利于打破企业对行业已有技术路径的依赖， 促进新旧技术的相互融合以及技术的跨领域运用， 扩大了技术知识组合的多样性， 有利于创造出更简单、更便捷和更高性价比的产品， 进而在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１８］ 。同时， 市场知识非正式跨界搜索强调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与对话， 通过市场调研、消费者反馈以及与其他企业或组织的非正式交流， 获取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求信息［１７，１９］ 。市场知识非正式搜索有利于企业获得市场动态， 快速寻找到主流市场的边缘地带或空白地带， 发现新创企业的“生存空间” 和颠覆性创新的机会［２０］ 。此外， 通过市场调研和消费者对现有产品的反馈， 简化产品功能满足价格敏感型消费者， 或挖掘潜在需求开辟新市场［２１］ 。综上， 提出假设：
Ｈ１ａ： 技术知识非正式搜索正向促进颠覆性创新；
Ｈ１ｂ： 市场知识非正式搜索正向促进颠覆性创新。
１.２知识重构的中介作用
跨界搜索作为获取异质性知识的有效途径， 丰富了新创企业资源的多样性， 为企业颠覆性创新提供更多选择。然而， 企业通过跨界搜索获得的知识并不能直接叠加、应用， 而是需要通过知识重构对知识要素进行编码、重组和利用， 创新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２２］，以促进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知识重构是一个动态的知识交互过程， 可以使无序的知识元转化成有序的价值链， 从而实现新创企业跨界搜索与颠覆性创新之间的有效联结。总的来说， 跨界搜索丰富了企业知识存量， 知识重构则促进了企业知识增值， 放大企业知识要素价值［２３，２４］，增加颠覆性创新的成功率。因此， 知识重构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１） 知识重构的特点是对内外部技术和市场知识进行比较分析， 帮助企业辨别新信息的价值、吸收新知识， 从而打破原有知识体系的限制， 为新创企业开展颠覆性创新活动带来新的理解和思路， 更好地把握颠覆性创新的机会；（２） 知识重构创造新知识， 改进原有知识体系， 优化产品性能， 满足低端消费需求或开发出新颖功能的产品来吸引新消费者， 以实现颠覆性创新［２３］ 。通过对内外部知识的持续吸收、整合和创新内外部知识， 企业可以不断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２５］ 。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ａ： 知识重构在技术知识非正式搜索与颠覆性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Ｈ２ｂ： 知识重构在市场知识非正式搜索与颠覆性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１.３数字技术应用的调节作用
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下， 数字化是新创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２６］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技术和市场知识的重构过程产生了诸多方面的影响。从技术知识非正式搜索的角度来看， 数字技术的开放性和关联性特点使得跨界所获取的知识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 如通过在线论坛、专业社区、开源平台等， 企业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到全球范围内的技术知识和创新资源， 也为企业与全球专家、同行进行实时交流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还能够实现海量知识的收集、存储和计算， 筛选出与自身业务和发展战略高度契合的知识［２７］ ， 提高了搜索效率和知识体系的重构效率［２８］ 。
从市场知识非正式搜索的角度分析， 传统的市场调研多采用观察法、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这些方法不仅成本高昂， 而且难以捕捉市场的实时变化。然而，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出现， 企业可以实时跟踪和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社交媒体的讨论内容等， 从而获取到更为准确和及时的市场信息， 不仅有助于企业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 还能发现市场的潜在机会和威胁［２９］ 。因此， 数字技术不仅提高了市场知识非正式搜索的效率和准确性， 还使得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市场动态， 为知识重构提供有力的市场支撑。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ａ：数字技术应用正向调节技术知识非正式搜索与知识重构的关系；
Ｈ３ｂ：数字技术应用正向调节市场知识非正式搜索与知识重构的关系。
２研究设计
２.１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调查问卷方式收集相关数据， 采取实地调查和网上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向成立不超过１０年的新创企业发放问卷， 主要依托研究团队社交网络、高校ＭＢＡ／ＥＭＢＡ学员及专业数据收集公司收集数据。共回收６７６ 份问卷， 经筛选后得到５１９份有效问卷， 回收率达７６.７８％。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调查企业覆盖广泛， 具有代表性， 适合实证分析。
２.２变量与测量
本文中每个题项均采用Ｌｉｋｅｒｔ 七级量表进行测量， 其中１ 表示“非常不同意”， ７ 表示“非常同意”。跨界搜索借鉴Ｓｉｄｈｕ （２００７）［３０］ 、张文红等（２０１４）［３１］ 提出的成熟量表。参考阮爱军和陈劲（２０１５）［１７］ 的研究， 将搜索的知识类型与非正式搜索方式进行整合， 共有９ 个题项， 如我们善于与同行业企业、供应商、高校或科研机构进行非正式的沟通与交流并寻求技术知识，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０.８８６。根据Ｇｏｖｉｎｄａｒａｊａｎ 和Ｋｏｐａｌｌｅ （２０１１）［３２］ 、Ｌｉｎ 等（２０１５）［３３］ 提出的颠覆性创新测量题项，形成８ 个题项， 如我们开发的颠覆性产品， 主要以潜在顾客为目标，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０.９３９。选取知识重构作为中介变量， 知识重构既可以表现为打破原有知识体系创造出新知识， 也可以是新旧知识间建立新联系， 借鉴姜贺［３４］ 的量表， 共有４ 个题项， 如我们能够识别外部企业的发展潜力和有价值知识资源，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０.８６９。数字技术应用作为调节变量， 其测量参考了Ｅｌｌｅｒ等（２０２０）［３５］ 、丁倩倩（２０２３）［３６］ 的研究， 共有７ 个题项， 如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得到管理者、技术人员等相关人员和充足资源的支持，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系数为０.９３０。此外， 选取企业年龄、规模、所属行业领域、经营性质及员工职务作为控制变量。企业年龄反映了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成熟度， 而规模则影响企业的灵活性和资源获取能力。行业领域和经营性质决定了企业的业务特点和市场环境，从而影响其搜索策略和创新方向。员工职务则代表了员工在企业中的角色和职责， 对知识的获取、传递和创新过程有重要影响。通过控制这些变量，旨在更准确地评估非正式搜索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 消除其他潜在因素的影响。
２.３同源方差检验
本文运用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法对收回的问卷进行同源方差检验。分析结果显示， 第一个未旋转因子最多只能解释总方差的３８.７６２％，低于４０％的临界标准， 不存在严重的同源性偏差问题。
２.４信度与效度检验
运用ＳＰＳＳ ２７.０、ＡＭＯＳ 28.0软件， 对各变量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各变量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均高于０.７， ＣＲ 均高于０.８， 各维度量表及题项均呈现出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量表的设计合理， 具有可信度。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０.７， ＡＶＥ 均大于０.５，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聚合效度。同时ＡＶＥ 的平方根均显着大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此外， 通过ＣＦＡ 检验结构效度和区分效度， 结果如表２ 所示， 五因子模型与实际数据拟合度更高， χ２ ／ ｄｆ＝２.０３３＜３，ＲＭＳＥＡ＝０.０４５＜０.０５， ＣＦＩ ＝ ０.９６４ ＞０. ９，ＴＬＩ ＝０.９６１＞０.９。
３结果与分析
３.１相关性分析
表３ 给出了各个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以及他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及其显着性水平。技术知识非正式搜索（ＴＫＩＳ）、市场知识非正式搜索（ＭＫＩＳ）、颠覆性创新（ＤＩ）、知识重构（ＫＲ）、数字技术应用（ＤＴＡ）的相关系数均低于０.５０，且均达到Ｐ＜０.００１的显着性水平， 为假设提供初步支持。同时通过计算得出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值， 结果显示，所有方差膨胀因子中最大的为２.６３６， 均低于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临界值１０，降低了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
３.２回归分析和假设检验
（１） 主效应检验
跨界搜索到颠覆性创新的直接路径，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方法构建多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两者间直接关系的检验结果见表４。模型１ 结果表明， 技术知识非正式搜索（ＴＫＩＳ）、市场知识非正式搜索（ＭＫＩＳ）对颠覆性创新均有显着正向影响（β ＝ ０.３３２， ｐ＜０.００１； β ＝ ０. ２６８， ｐ＜０.０１）。因此， 假设Ｈ１ａ、Ｈ１ｂ 成立。
（２） 中介效应检验
依据Ｂａｒｏｎ 和Ｋｅｎｎｙ 的建议， 运用层级回归的方法检验知识重构对跨界搜索与企业颠覆性创新关系的中介作用。表４ 模型２ 表明跨界搜索两个维度对知识重构有显着作用（β ＝０.２７４， ｐ＜０.００１；β ＝０.２６５， ｐ＜０.０１）。模型１ 已经验证了跨界搜索对颠覆性创新有显着正向影响， 当引入中介变量知识重构（ＫＲ）后， 由模型３ 可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下降（由０.３３２ 降为０.２７２； 由０.２６８ 降为０.２１１）， 说明知识重构在跨界搜索与颠覆性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Ｈ２ａ、Ｈ２ｂ 成立。
此外， 根据ＳＰ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程序进一步检验知识重构中介效应的显着性。表５ 结果显示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下， 技术知识非正式搜索通过知识重构影响颠覆性创新的间接效应为０.１０４， ９５％置信区间为［0.0 070，０.１４２］； 市场知识非正式搜索通过知识重构影响颠覆性创新的间接效应为０.１０９，９５％置信区间为［０.０７３，０.１４９］， 均不包括０，说明知识重构在跨界搜索两个维度和颠覆性创新间均发挥中介效应， 进一步验证了假设Ｈ２ａ、Ｈ２ｂ 成立。
（３） 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数字技术应用在跨界搜索与知识重构之间的调节效应， 首先对各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并以此形成交互项构建模型４ 至模型７，见表４。结果显示跨界搜索两个维度和数字技术应用的交互项对知识重构（β ＝０.２７２， ｐ＜０.００１；β ＝０.１６２，ｐ＜０.００１） 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 假设Ｈ３ａ、Ｈ３ｂ 成立。
为了更为直观的体现调节作用， 本文以数字技术应用的均值分别加上和减去１ 个标准差来绘制调节效应图。由图１ 直观看出， 当数字技术应用程度越高， 技术知识非正式搜索和市场知识非正式搜索对知识重构的促进作用越强， 进一步验证了数字技术应用的调节作用， 其中第一幅图中两条线的斜率方向相反， 可能原因是当企业初步应用数字技术时， 尚未建立起一个成熟的数字生态系统， 未能将数字技术融入其日常的知识获取和处理过程中， 数字技术可能成为知识重构的障碍。但随着技术的成熟和企业的适应， 数字技术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获取外部知识， 显着提升知识重构的质量和效率， 成为推动新创企业创新的重要力量。
４结论与启示
４.１研究结论
通过分析与论证， 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１） 技术知识非正式搜索和市场知识非正式搜索均对新创企业的颠覆性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交流学习、参加展览等非正式搜索方式具有广泛性、低成本等特征， 能够帮助新创企业更广泛地获取行业动态信息， 进行颠覆性创新， 对跨界搜索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研究形成补充； （２） 知识重构在跨界搜索与颠覆性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跨界搜索丰富了企业知识存量， 而知识重构通过整合和优化使知识增值［３７］ ， 促进颠覆性创新； （３） 数字技术应用在跨界搜索与知识重构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应用数字技术不仅扩大了技术和市场知识搜索的范围， 还保证了知识体系的重构效率和质量， 促进了隐性知识的显性化， 丰富了知识体系， 优化搜索与重构过程［３８］ ， 这对数字技术赋能场景相关研究形成补充。
４.２管理启示
本文得出的启示有：（１）多种搜索方式组合应用。新创企业应积极制定开放策略， 跨越组织边界搜索技术和市场知识， 灵活选用多种搜索方式， 并利用大型科技企业的支持、建立完善的知识管理体系、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强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以及关注行业动态和技术发展趋势等方式推动颠覆性创新进程； （２） 重视企业内外部知识的管理。有效管理和利用企业内外部知识资源是成功的关键。企业应配备专业团队分析外部知识， 纳入知识库； 邀请外部专家进行内部培训或讲座， 促进知识交流； 建立知识共享平台和学习资源库， 促进员工获取和吸收新知识。
４.３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 虽然避免了同源方差问题， 但受限于截面数据， 仅反映了特定时点的状况， 未来研究可探索纵向数据的应用，结合二手数据和文本挖掘等方法， 揭示长期动态关系； 在中介变量选择上， 本文以知识重构为中介， 但未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未来可考虑加入其他中介或调节变量， 如动态能力或环境动态性， 以完善概念模型； 对不同行业、不同产权性质的新创企业做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探究不同新创企业的跨界搜索组合策略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机制； 不同类型的数字技术的特点和功能存在差异， 如大数据在数据分析方面有优势， 云计算在资源管理方面突出， 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思考” 和“决策”等， 进一步研究不同数字技术在跨界搜索与知识重构过程中发挥差异性作用， 有助于企业更好的理解和运用数字技术， 开展颠覆性创新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