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2011 ～ 2021年沪深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促进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 机构投资者持股通过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促进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提升；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受2016年绿色金融政策的影响，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作用减弱。基于此， 建议提高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的参与度、 推动机构投资者关注企业的绿色创新、 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持股；可持续发展绩效；绿色创新；重污染企业
【中图分类号】F061.3" "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4-0994（2025）05-0048-7
一、 引言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其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五大核心要素表明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兼顾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发展， 还必须是绿色、 科学协调、 可持续的、 全面立体的发展。上市公司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盘， 推动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不仅是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还代表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方向。而且， 学者们也开始探讨企业如何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共生， 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其持股行为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关注。机构投资者不仅为企业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来源， 更在促进公司治理（胡亚峰等，2022）、 优化资源配置、 推动企业创新（韦施威等，2022）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随着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其持股偏好和策略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全晶晶（2022）认为， 持股偏好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促进作用也不同， 与压力敏感型的机构投资者相比， 压力抵制型的机构投资者更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绿色投资者持股对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王玮等，2024）。刘斯琴等（2024）研究发现， 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绿色偏好。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潜力和可持续性， 而非仅仅追求短期的投资收益。重污染企业因其生产活动的特殊性， 往往面临更为严峻的环保压力和社会责任挑战。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机构投资者持股重污染企业的行为及其背后的治理逻辑， 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 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
现有文献主要围绕企业战略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研究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从企业战略方面来看： 王博和康琦（2023）研究发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提升； 李瑞雪等（2019）基于双元创新视角， 发现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能够通过影响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和长期竞争优势来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王海花等（2023）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出发， 发现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提升。从外部环境方面来看： 张树山和谷城（2024）利用城市层面智慧物流水平数据匹配企业上市公司数据， 发现城市智慧物流水平越高， 越能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 从而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 也有学者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王欢等，2023）、 绿色信贷政策（陈立峰和郑健壮，2023）、 数字普惠金融（文学舟等，2024）等因素均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提升。
与现有研究相比，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探索： 一是将机构投资者持股、 绿色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置于同一研究框架， 并进一步探究绿色创新在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二是以往学者多基于全部上市公司进行研究， 虽然涵盖了广泛的行业背景， 但可能忽略了不同行业在绿色创新需求和能力上的差异。本文选择上市重污染企业作为研究样本， 增强了研究的针对性， 也为重污染行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更为具体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三是通过进一步探讨在发布绿色金融政策前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 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 优化政策工具提供借鉴。本研究基于机构投资者持股视角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理论研究， 为企业绿色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借鉴。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在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中， 存在三种主要假说： 有效监督假说、 无效监督假说和利益合谋假说。从“监督者”视角出发， 有学者研究指出： 机构投资者的股权持有行为不仅会促使其深度介入公司治理结构， 还会使其通过主动监督与管理参与有效促进公司治理机制优化与治理效率提升（李维安和李滨，2008）； 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时， 其更有动力和能力监督公司的经营行为， 从而减少公司欺诈行为的发生（侯晓辉和王腾宇，2024）。这是因为机构投资者的利益与公司的长期价值紧密相连， 其更倾向于通过监督公司行为来维护自身利益。从“旁观者”角度出发， Bena等（2017）认为， 短线型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领域的参与意愿与驱动力相对薄弱， 其投资行为显著倾向于追求短期财务回报的最大化， 而对企业的长期战略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则表现出相对较低的关注度与重视度。从“共谋者”视角出发， 机构投资者基于成本收益的权衡（王垒等，2020）， 可能会与管理层或控股股东形成利益联盟， 共同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是衡量企业长期稳定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 包括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解雪梅和朱琪玮，2021）。机构投资者通常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专业的投资团队， 在信息获取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通过深入研究选择具有增长潜力和良好治理结构的企业进行投资， 运用其丰富的信息和较强的信息分析能力， 能够为企业提供准确的市场、 行业和技术等方面的信息（杨兴全等，2021）， 帮助企业更好地把握市场机遇， 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财务绩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机构投资者能够参与企业的决策过程， 对管理层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 减少管理层可能存在的自利行为， 帮助管理层更好地把握市场机遇， 从而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机构投资者受制于社会道德和相关的法律法规， 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够有助于实现社会价值， 因此愿意让渡自身利益去督促企业处理好社会、 环境等问题（Petersen和Vredenburg，2009）。齐丽云等（2016）发现， 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改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评价， 从而提高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认同度。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 企业的长期繁荣与稳健发展根本上取决于其如何有效响应和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需求。机构投资者作为企业的股东， 是企业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之一。机构投资者持股不仅为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 而且通过参与企业的决策过程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关注企业的长期利益， 因此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具有持续增长潜力和良好治理结构的企业进行投资。这种投资选择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 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提升。
（二）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作用机制
绿色创新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提升竞争力的核心动力， 是企业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大局的必由之路。本文依据席龙胜和赵辉（2022）的观点， 将绿色创新划分为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两个维度， 考察不同绿色创新维度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
一般把以保护环境为目标的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统称为绿色技术创新（解雪梅和朱琪玮，2021）。绿色技术创新往往周期长、 资金投入和风险投入比较高（徐佳和崔静波，2020）， 导致企业在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时面临更高的融资需求和成本。机构投资者通过持有企业的股份， 为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甄红线和王谨乐，2016）， 从而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使得企业更有能力投资于绿色产品和绿色工艺的创新。创新技术通常能够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减少资源浪费， 从而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 绿色产品往往在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能够满足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需求， 进而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 提升企业销售业绩。绿色工艺创新通过引入环保理念和技术， 使得企业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节能减排。另外， 随着社会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政府对于环保产业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 企业通过绿色产品和绿色工艺的创新， 能够享受到政策上的优惠和扶持， 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 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通过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提升。
绿色管理创新是指企业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采用新的组织结构或管理体系， 优化生产和管理流程， 减少能源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 从而减少负面环境影响（席龙胜和赵辉，2022）、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进而带来更高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股东， 可以通过“用手投票”的方式积极参与企业的管理决策， 推动公司制定和执行绿色战略， 提高企业的绿色管理创新水平。基于资源基础理论， 企业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管理框架中， 有助于形成绿色管理氛围， 推动管理层制定长期战略规划， 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李井林等，2021）。在持股过程中， 机构投资者如果发现企业的绿色管理创新不足、 环境绩效较低， 就可能会选择出售其股票， 即“用脚投票”。这种行为会对企业股价产生负面影响， 迫使其管理层更重视绿色管理创新， 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b： 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通过推动企业绿色管理创新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提升。
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机构投资者持股、 绿色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研究框架。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选自2011 ～ 2021年沪深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的面板数据， 参照潘爱玲等（2019）的研究，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12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选取的重污染行业代码分别是B06、 B07、 B08、 B09、 C17、 C19、 C22、 C25、 C26、 C28、 C29、 C30、 C31、 C32、 D44。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如下处理： 剔除非正常经营（ST和∗ST）、 主要研究变量的数据缺失的样本， 并对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 最终得到符合分析标准的5567个样本观测值。环境绩效数据来源于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总评分， 其他数据均通过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万德（WIND）数据库计算获得。
（二） 变量的选取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可持续发展绩效（Sustainable）。参考席龙胜和赵辉（2022）的做法， 本文将可持续发展绩效划分为财务绩效（ROA）和环境绩效（ENV）两个维度。参照解学梅和朱琪玮（2021）的研究， 选取国泰安数据库中的总资产净利润率作为财务绩效的代理变量， 采用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总评分作为环境绩效的代理变量。基于以上两个维度， 运用熵权法测算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总得分。
2. 解释变量： 机构投资者持股（Invests）。参照杜剑等（2023）的研究， 本文运用保险公司、 信托、 QFII、 券商、 基金、 社保、 银行、 财务公司、 非金融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总和进行测算。
3. 控制变量。为了更准确地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 设置公司规模（Size）、 资产负债率（Lev）、 现金流比率（Cashflow）、 账面市值比（Bm）、 托宾Q（TobinQ）、 公司成立年限（Firmage）、 董事会人数（Board）、 两职合一（Lz）、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等控制变量。变量定义见表1。
（三） 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并分析机构投资者持股如何影响重污染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 本文构建模型如下：
Sustainablei，t=X1+X2Investsi，t+XnControlsi，t+year+
industry+∂i，t" （1）
其中， i和t分别代表第i个样本企业和其所处时间段， 变量的回归系数用Xn表示， Controls代表了表1中九个控制变量， ∂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同时控制了年份（year）和行业（industry）固定效应。
四、 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以看出， 样本期间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最小值为0.053， 最大值为0.978， 说明重污染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水平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0.899， 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差异较大， 可能由机构投资者的风险偏好、 投资策略、 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以及公司治理和业绩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所致。控制变量的分布特征与以往文献基本一致， 不存在异常极端值。
（二） 基准回归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第（1）列将可持续发展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 在对年份和行业双向固定后， Invests的系数为0.0854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 H1得到验证。第（2）、 （3）列分别将财务绩效（ROA）和环境绩效（ENV）作为被解释变量， 在控制年份和行业后， Invests的系数分别为0.0492和9.1314， 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 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 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提升， H1进一步得到验证。
（三） 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实现长期、 稳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表现出色的公司往往更容易获得机构投资者的青睐。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李华民等（2021）的做法， 采用样本公司所在省份的上市公司数量（SZSL）作为工具变量， 使用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之所以选取样本公司所在省份的上市公司数量作为工具变量， 是因为： 一方面， 上市公司的集群效应能够吸引机构投资者的关注， 满足了相关性的要求； 另一方面， 工具变量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系， 同时也满足了外生性的要求。工具变量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表4的结果显示， 解释变量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 H1仍然成立， 说明原模型的设定可靠。
2. Heckman两阶段检验。本文进一步采用Heckman两阶段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参考梁上坤（2018）的研究， 在第一阶段， 构建机构投资者高持股虚拟变量（Hold）， 若机构投资者持股超过中位数取1， 否则取0。以同行业、 同年度机构投资者持股均值（G-invests）作为工具变量， 对机构投资者高持股虚拟变量（Hold）进行probit回归， 计算得出逆米尔斯比率（IMR）。在第二阶段， 将逆米尔斯比率（IMR）代入模型（1）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5， 机构投资持股（Invests）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在纠正样本偏差后基准回归结果仍然成立。
3. 安慰剂检验。鉴于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促进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提升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 本文通过安慰剂检验来研究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受一些无法观测的随机因素影响。将机构投资者持股指标与现有样本重新匹配， 再次验证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为了提高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将上述抽样过程重复1000次， 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核密度曲线（kdensity）主要分布在回归系数为0的附近， 大多数系数的P值都大于0.1， 同时本文的基准回归系数0.0854在安慰剂检验结果中是明显的异常值。这表明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变化是由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不同引起的， 并不是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再次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
4. 替换解释变量。为了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参考梁上坤（2016）的研究， 使用机构投资者持股总数占总股数的比例（Insinvestor）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再次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6第（1）列， 机构投资者持股总数占总股数的比例（Insinvestor）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5. 滞后一期解释变量。为进一步解决机构投资者持股与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 以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一阶滞后项（L.invests）替换机构投资者持股（Invests）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第（2）列所示， L.invests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再次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五、 进一步分析
（一） 作用机制检验
结合前文理论分析， 下文将从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管理创新双重视角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作用机制。参考江艇（2022）的研究，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2）、 （3）如下：
Envrpati，t=Y1+Y2Investsi，t+YnControlsi，t+year+
industry+∂i，t" （2）
Gmii，t=Z1+Z2Investsi，t+ZnControlsi，t+year+
industry+∂i，t" （3）
其中： Envrpat表示绿色技术创新， 参考王鑫和王营（2021）、 徐佳和崔静波（2020）的做法， 用公司当年独立申请的绿色发明与绿色实用新型的数量之和加1取自然对数衡量。Gmi表示绿色管理创新， 参照席龙胜和赵辉（2022）的研究， 对绿色管理创新设计了五个指标， 以是否通过ISO14001认证、 是否通过ISO9001认证、 上市公司管理披露情况表中列示的环保管理制度体系、 环保教育与培训、 环保专项行动等的综合得分进行衡量。
表7中的结果显示， 机构投资者持股（Invests）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906、 0.1070， 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王博和康琦（2023）、 席龙胜和赵辉（2022）等证实了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管理创新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关系的基础上， 结合前述理论分析， 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通过提供资金支持、 引入绿色发展理念、 监督企业行为以及促进社会关注， 积极影响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 从而推动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H2a、 H2b得以证实。
（二） 产权异质性分析
为了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效果在不同产权企业间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对企业产权进行分组， 将样本公司分为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 并构造两个变量： 企业产权性质（SOE，当企业是国有企业时SOE=1，否则SOE=0）、 机构投资者持股和企业产权性质的交互项（Invests-SOE）。将构造的两个变量放入原方程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8第（1）列， Invests-
SOE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国有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更大。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 国有重污染企业的经营决策往往受到政府部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导致其在面对环保法规和政策时需要更加谨慎地权衡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与非国有重污染企业相比， 国有重污染企业在环保方面的行为更可能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以确保国家环保战略的实施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在此情形下， 环保法规的直接约束及环保政策的引导激励或许会直接引致国有重污染企业更重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绩效。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的资本提供者， 更为关注国有重污染企业的环保表现和政策执行情况， 因而其持股情况对国有重污染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更大。
（三） 绿色金融政策的调节效应检验
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简称“绿色金融政策”）， 明确了绿色金融的重要性， 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了清晰的政策信号和投资方向。基于此， 本文以2016年为时间节点， 构造政策虚拟变量（Policy，当样本处于2017 ～ 2021年时，Policy=1；当样本处于2011 ～ 2016年时，Policy=0）。同时， 加入机构投资者持股和政策的交互项（Invests-Policy）进行回归， 分析绿色金融政策的发布是否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和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回归结果见表8第（2）列， Invests-Policy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随着国家政策的推进，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作用减弱。这可能是因为机构投资者在绿色金融政策的引导下， 会更加重视重污染企业的环保和绿色创新能力， 而减少对那些环保表现不佳或缺乏绿色创新能力企业的投资。另外， 重污染企业也可能受到绿色金融政策的影响， 在没有机构投资者监督的情况下， 自觉承担环保责任。因此， 在绿色金融政策的影响下，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作用减弱。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年份和行业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以2011 ～ 2021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 探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 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促进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提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 机构投资者持股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调节效应检验发现， 受绿色金融政策的影响，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作用减弱。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提高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的参与度。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其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一方面， 可以鼓励机构投资者与管理层进行积极的沟通和交流， 通过定期举行业绩发布会、 股东大会等方式， 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与管理层直接沟通的机会， 建立良好的关系； 另一方面， 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加大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宣传力度， 提高机构投资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关注机构投资者， 以此来拓宽投资渠道、 增加投资收益。此外， 监管机构可加大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管力度， 以确保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合法、 合规。
第二， 推动机构投资者关注企业的绿色创新。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来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企业应当主动公开和宣传其绿色创新的成果和进展， 包括采用的环境友好型技术、 降低的碳排放量、 提高的资源利用效率等。这有助于机构投资者更深入地了解企业的绿色创新实践， 从而吸引其关注， 使其加大对企业的投资力度。机构投资者可以建立绿色投资评估体系， 对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 环保表现等进行量化评估， 以便更准确地识别出具有潜力的绿色创新项目。机构投资者也应该积极地与企业管理层进行沟通和交流， 通过行使监督权来参与公司治理， 共同推进企业的绿色创新和发展。
第三， 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对此， 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 推动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 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纳入企业战略目标， 明确绿色转型的方向和路径； 另一方面， 针对非国有企业， 政府可制定相关政策， 完善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激励机制， 鼓励其增加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项目的投资， 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环保绩效的监管力度， 推动企业建立健全环保管理体系和绿色创新机制。鉴于绿色金融政策对机构投资者行为的潜在影响， 政府可进一步细化相关政策措施， 明确绿色投资的标准以及激励与保障机制， 确保政策既能有效促进绿色创新， 又能避免对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战略的过度干预； 可以通过设立绿色投资基金、 提供税收减免或补贴、 建立绿色信用评价体系等方式， 引导机构投资者加大对绿色项目的投资力度， 从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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