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网红打卡地”作为地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结合体，本质上是一个空间，但现有研究普遍忽视其空间伦理问题。本文从“网红打卡地”的核心特质空间性出发，以空间正义作为研究视角，考量网红打卡地空间生产、分配、消费过程中的伦理失范现象。探讨其背后存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人与媒介技术之间复杂多变的伦理关系，以此来观照人类社会的发展，实现建构“好生活”和“好世界”的伦理情怀与诉求。
关键词
网红打卡地 空间正义 伦理失范 空间生产
一、问题提出：网红打卡地的空间正义
“网红打卡地”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起关注，从而吸引人们观光打卡的物理地点，是物理空间与媒介技术的产物[1]。作为互联网文化的产物，网红打卡地消费已成为一种备受追捧的时尚潮流，在拉动社会公众消费、扩大景点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城市形象宣传和经济发展[2][3]、建构青年群体的数字地方感和想象[4][5]、重拾媒介地方感[6][7]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网红打卡地的符号消费也带来了诸如参与者迷失于网红景观中[8]、自我主体性被解构[9]、个体批判性意识丧失[10]、旅行意义被消解[11]、景区虚假宣传消耗公众信任[12]、超前消费和跟风消费不良之风滋长[13]、野生景点打卡游客丧失生命[14]、无序打卡破坏自然生态环境[15]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空间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一个历史性的集合体[16]。网红和打卡的相遇，促成网红打卡地这一兼具地理空间和网络空间性质的空间诞生。
一方面，网红打卡地需要公众实地前往地理空间中，借助身体在场进行参与观察。打卡地可以分为建筑类、人物类、交通类、美食类等，基本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各个环节，上述实体地点不外乎都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各种利益代言人的角逐场，城市空间中存在严峻的空间资源和利益的竞相攫取现象[17]。因此，网红打卡地地理空间中天然存在空间正义问题。
另一方面，网红打卡地还需要参与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以文字、照片、视频等形式发布自己的旅行记录，同时点赞、分享、安利该打卡地，营造一个参与者共同建构的网络空间。网络空间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节点间的连接和并存秩序，它跟地理空间一样，都为人们的共时性互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只不过一个是以面对面的形式，而另一个是以“脱域”的形式[18]。网络空间本质上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社会空间借助网络技术进行的有机延展。因此，网红打卡地网络空间也必然包含着空间正义问题。
简言之，作为一个在线下具有实在景点，在线上引起广泛讨论的空间，网红打卡地自诞生起便具有空间属性，且在这个具有双重属性的空间中难免存在着一系列伦理失范现象。显然，从空间正义视角出发规制无序扩张的网红打卡地空间已势在必行。
二、方法指导：作为一种批判视角的空间正义
“正义”作为罗尔斯正义观的重要内容，既是一种具体的伦理规范，又是一种伦理德性[19]，是一个经典伦理话题。但在西方社会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传统伦理学虽意识到时间与伦理维度的重要关系，却无人关注与之相关的空间问题[20]。直到20世纪末发生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空间转向”，围绕着城市公共空间私人化、空间隔离和贫民窟等资源空间分配不公问题，地理学家和都市研究者展开了广泛探讨[21]，提出了空间正义概念。哈维在“过程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空间正义不仅应关注到分配过程，更应注意到生产过程中的非正义[22]。
目前国内较认可的空间正义概念是指在空间生产和资源配置中要保证公民权益的社会公平和公正，包括空间资源和产品的生产、占有、利用、交换、消费的正义[23]。空间正义共有两种研究进度，一方面，将空间正义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发掘、梳理和构建出空间正义的概念范畴、理论话语与思想意蕴；另一方面，将空间正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通过空间正义视角来批判和剖析当代世界中的各种空间问题[24]。包括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正义优化框架[25]、农村地区非空间正义现象[26]、城乡社会平衡发展[27]、绿色城市建设[28]、民族地区共同富裕[29]、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转型[30]、城市公租房空间优化[31]、场景传播的伦理失范[32]、元宇宙空间政治结构优化[33]等物理或网络空间的正义问题。
网络打卡地的生成建构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政府、资本、公众、技术等主体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对网红打卡地的分析讨论势必要考虑到多主体间的利益生产、分配、消费的公平正义等伦理问题。
而空间正义的价值理念正好契合了后现代消费主义背景下，人们对网红打卡地物理空间资源公平生产分配，以及社交媒体环境下网络空间信息健康有序传播的伦理诉求。因此，本文采纳第二种研究路径，引入空间正义视角，从空间伦理视域审视网红打卡地空间在生产机制、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中的非正义现象。
三、网红打卡地的空间生产正义
（一）建构的地理空间：主体合谋的视觉景观
作为一种被“建构”的景观，网红打卡地从一出现便是有选择的产物，只有那些拥有拍照潜力的、完美契合游客自我展示需求的地点才有可能被选为网红打卡地。
一方面，一些天然具备打卡属性的地点成为市场的不二之选。这些地点往往分布于市中心，靠近城市经济中心，具有天然吸引力；另一方面，政府为了促进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商铺店主为了赚取更高营业额，纷纷依照INS风、复古风、潮流风等标准化样式对景点、店铺改造升级。借助或天然或人工的方式，塑造出一个个完美的网红打卡地景观。不断筛选的过程中，一些小众景点因为地理位置分布偏僻、周边配套设施不完备，或是风格过于单调乏味而被管理者和商家所抛弃，成为城市空间中隐蔽的角落，“可见性”无法得到保障甚至发展成为更加“不可见”的空间，原有的些许流量也被异军突起的网红打卡地无情剥夺。正如学者Zasina，J（扎西纳）对用户在Instagram平台上所发布的城市影像进行内容分析后所发现的，用户所上传的图片有一种积极倾向，尽可能避免拍摄那些被忽视的建筑和公共空间，生成一个“精心策划”的媒介城市空间[34]。这种被精心选择的景点是基于利益考量的结果，而上述网红景点不平衡的扩张态势也加剧了物理空间中景点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二）裹挟的网络空间：无偿生产的数字用户
网红打卡地的生产是一个“媒介再现——具身接触——行动反馈”[35]的生产与再生产相结合的循环过程。在线上反馈环节，消费者依照内化于心的规则发布图文视频完成打卡。这种参与式分享影响了公众对于某个地区的看法和认知想象，并在这种空间意象的影响下前往打卡地，实现了空间的再生产——既为景点带来热度和游客，又为平台创造内容和流量。
一方面，在人人平等的互联网环境之下，公众看似自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点赞自己的打卡体验，完成网红打卡地的景观呈现。但公众的自发分享实际上是被资本和商家所建构的传播，看似自由选择的网红打卡点是被框定的地点，这本质上是对公众选择权的侵蚀和空间压迫。
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看似平等，促进被动受众到积极用户的转变，但对互联网平台来说，实际上是将受众从单一的消费者变成了消费与生产者相统一的产消者。社会公众对于打卡内容的无偿生产使其纳入资本的生产体系，日常闲暇时间被侵占，成为推动资本增值的免费劳动力[36]。在抖音平台上，以网红打卡地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发现不少标题带有“特种兵式旅行”文案的UGC（用户原创内容）短视频，比如“特种兵旅行之极限12小时拍遍长沙网红打卡地”“大学生挑战24小时用广州地铁6号线刷爆朋友圈，广州流水账打卡点来啦”“打工人旅游特种兵之24小时极限游泉州！泉州古城太好玩了下次还来”等。内容上不外乎都是公众在前往某网红城市自发打卡当地着名景点后，剪辑的流水账视频，所提及的基本都是自带流量的景点，并无创新之处。但不容置疑的是，这些自带“安利”属性的短视频又再次为上述强势景点的线上传播助力，为景区和平台生产不间断的流量。
四、网红打卡地的空间分配正义
（一）空间差异的破坏：景点内容多样性丧失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正义在分配机制中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权利：一个是城市权利，强调城市公民在空间生产中的民主治理权；另一个是差异权利，强调城市公民的差异性在空间中受到尊重和保护的权利[37]。引申到网红打卡地空间，即保护景点与用户打卡内容多样化与差异化的权力，但在实际运作中，景点和公众打卡内容的无差别化与标准化却随处可见。
一方面，网红景点大多是建构出的人为制造的景观，景点往往具有一致性。甚至某一地区的爆款可以被复制，以实现资本快速扩张空间，占据市场份额的需求。在“小红书”上红极一时的仿日景点“小镰仓”“小京都”“小奈良”便是代表。以“小镰仓”为例，镰仓本是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一个沿海城市，因存在着一条连接藤泽站和镰仓站的古色古香的火车而成为铁路爱好者的着名观赏点，此外，动画《灌篮高手》曾在此取景又为其增添了人气，成为日本着名景点。“小镰仓”的火爆也延续到了国内，出现了“鹤山小镰仓”“惠州小镰仓”“苏州小镰仓”“广佛小镰仓”等遍布全国、建筑风格相近，从图片上看甚至难以区分的“小镰仓”们。而与其快速复制相伴而来的是景点的标准化，这种标准形态破坏了各地区原有地理景观的有机性，消磨了景点在原初状态下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另一方面，网红景点的打卡内容被一系列准则所框架化，拥有一套标准的规则和流程。例如，抖音平台上发布的对西安永兴坊的打卡视频，其内容无外乎都是打卡者一饮而尽“摔碗酒”，再将其摔碎，配乐都是《西安》《西安人的歌》等民谣歌曲，视频的转场、滤镜、音乐均千篇一律。这种对热点符号的粗暴戏拟与拼贴不仅容易导致城市形象类短视频的简单化，迫使意义在场结束[38]，而且视频内容的参数化也削弱了创作者的权力，使用户原本充满异质性的生活实践淹没在集体景观建构的浪潮之中[39]，这种不计后果的空间分配是对空间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巨大冲击。
（二）空间价值的剥夺：数据空间享有权缺失
哈维指出，空间权利应该是一种共享的权利，应该避免公共创造出来的空间价值被个人独占的问题[40]。但在网红打卡地的空间资源分配过程中，公众生产的价值被资本和权力机构无情剥夺。
基于网红打卡地的双重属性，社会公众无意识地生产着一个根植物理空间却又与网络空间里应外合的数据空间，这使他们面临数据异化的风险。首先，物理空间的身体在场打卡泄露了其位置信息，而在网络空间的分享行为又无意识传达出公众的经济、职业、生活状态等私人化信息，这一非正义的数据空间带有隐私泄露风险。
其次，这些泄露的地理位置信息借助于算法的精准推荐，锁定到潜在客户群体，又为平台和店铺生成不间断的消费者和数据流量。以笔者自身经验为例，在对广州市北京路某店铺打卡之际，相关店铺通过物质奖励的方式（参与活动者可以获得一束花）鼓励打卡者标注出自身地理位置。通过这种定位发布，店铺得以扩大知名度，平台也借机通过定位为打卡者推荐附近景点的相关内容，或将打卡者发布的图文推荐给附近人群，实现店铺和平台的共赢。
最后，对政府部门和社交平台来说，通过对景区游客出行数据和网络上打卡文案的大数据规范化处理分析，既可以为景区后续发展规划提供指导，又能使社交平台基于个体分享信息生成巨大的数据库。但上述数据空间却被政府或社交平台所享有，并不为社会公众开放。公众对自己参与生产的——剩余价值空间——数据空间不具备占有和享用权。
五、网红打卡地的空间消费正义
（一）隐蔽性歧视建构身份区隔
网红打卡地看似对于所有公众开放，具有一种实地空间的全民可进入性（每个公民都可以实地前往景点打卡）和网络空间的全民可参与性（每位网民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分享打卡）。但事实上，由于个体经济消费水平的差异、互联网接入权力和圈子无形门槛的存在，对弱势群体和外来者的排斥歧视从线下到线上始终存在。
一方面，网红打卡地存在于现实世界，是无差别开放的。但从设计开始，打卡地地理空间所针对的就是拥有较高消费水平、空闲时间充裕、追求高颜值精致生活的人群；另一方面，网红打卡地依存于社交媒体，本源上具备圈层化属性。在网红打卡地的社交媒体空间中，形成了一个以共同的打卡经历、共通的打卡体验、共识的打卡情感所建构的虚拟社区，参与者借助于打卡获得了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又吸引着源源不断的社会公众走进这个社区。人们操作着同样的打卡规则顺利进入圈层，为了避免异质化，在群体中隐藏自己对于景区的真实见解，在回声室和沉默螺旋效应影响下，打卡地的排外性得以塑成。
（二）义务性展演解构旅行意义
在消费社会，空间的消费不仅在于消费空间、产品与服务的使用价值，更在于消费空间、产品与服务的场景、符号或意义[41]。一方面，网红打卡地消费是一种自我展演。对参与者来说，来到网红打卡地消费，不纯粹是一次缓解生活压力的旅行，而是一种标识自我身份的方式。通过在前台的精心演出，塑造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赚取一定的社交货币，获得潜在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网红打卡地消费是一种公式化消费。游客为了依附大众，在打卡过程中按照程序化的既定路线、拍照手法，将自我框定在公式化、标准化、流程化的打卡中。在打卡后的再生产环节，再通过滤镜、精心裁切等后期处理手段，将人们的视觉、嗅觉、触觉等多种感官调动起来，在社交媒体上再生产出一个完美的网红打卡地空间。
在“小红书”上各种主打“精致生活”的咖啡馆便是代表。各具特色的“网红咖啡馆”吸引着无数化着精致妆容的女生们前往，模仿着同样的姿势拍摄出同质化的照片，再将其发布到社交平台上，生成公式化的打卡图文，赢得不少人点赞，正所谓“拍照一小时，发图1分钟”，似乎打卡只是为了一张照片。简言之，在对网红打卡地的符号消费过程中，旅行的意义被无情消解，人们为了表演而旅行，为了拍照而旅行……渐渐成为网红打卡地空间中一个标准的流水线工人，从“媒介漫游者”走向漫游的“消逝”，旅行成为一种以即时满足、空间征服和阶层身份确认为特征的媒介展演[42]，旅行所带来的身心放松的愉悦感则退居其次。
此外，作为一种全新的网红经济，网红打卡地凭借其别出心裁的打卡设置，吸引公众前往景点实地体验并产生巨大的流量池，为景区经济发展助力。但网红内容往往碎片化、浅层化、快速化，缺乏深度且没有形成系列，更无营养可言。一方面，在社会公众朝着被制造出的意境、被建构起的形象、被赋予的意义呼啸而上的过程中，部分具有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打卡地的深层故事鲜有人提及，只剩下浮于表面的符号化和程式化的拍照点。另一方面，当公众为了浅薄的快感而沉迷于一些缺乏内涵、低俗媚俗的不良网红景点之中，当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愈演愈烈，那些文化底蕴深厚的景点又将何去何从？
广州市北京路文化街区是一条集文化、娱乐、商业为一体的时尚街区，也是商务部评定的粤港澳大湾区唯一一条全国示范步行街。2023年9月29日至10月3日，北京路步行街总客流260万人次，总营业额3.64亿元，毫无疑问，北京路已成为广州的重要打卡地标[43]。但在“小红书”用户发布的北京路打卡图文中，更多的是针对北京路美食、商铺，并未深入其历史背景。实际上，北京路还是广州古城传统中轴线所在，拥有着近千年的历史，其周围汇集着秦番禺城遗址、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明大佛寺、广州起义纪念馆等10多个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古迹，被誉为“广府文化源地、千年商都核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在其网红化的过程中，背后所蕴含的深厚内涵被游客所忽视，只剩下流于表面的繁华。
质言之，在社会公众对于网红打卡地的娱乐狂欢中，网红打卡地的本质变得虚无，甚至在众生喧嚣中和网红符号渲染下悄然退场[44]。
结语
空间既是生产的场所，也是生产的工具和目的，更是消费的途径和果实[45]。网红打卡地空间既具有现实空间的地理性、物质性、实在性，又具有网络空间的流动性、构想性、虚拟性，在其生产、分配、消费过程中，各种关系的交织催生了大量的空间非正义性问题。本文从空间正义批判视角出发，考察了网红打卡地空间中的伦理失范现象。
但指出现有网红打卡地空间的非正义伦理现状并非本文的讨论终点，作为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空间产物，网红打卡地的存在自有其意义，其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拉动公众消费等层面的积极价值也不能忽视。对于网红打卡地空间失范现象的讨论更是为了探讨其背后存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人与媒介技术之间复杂多变的伦理关系，以此来观照人类社会的发展，实现建构“好生活”和“好世界”的伦理情怀与诉求。正如学者所期望的，我们是要借空间伦理的出场，来呼唤一种充满张力和现实关怀的研究意识，透过诸多现存的空间化问题，来深切剖析和反思其背后的人类世界的伦理症候，还原空间本有的温度、人情与德行，以之来瞻望人类更为美好的生活的可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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