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显著特征，促进了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联通，深刻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变化。本文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详细回顾和分析了百年来中国对外国际贸易的关键节点，深入分析了中国从被动卷入全球体系下的对外贸易到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融入国际贸易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从被动落后到主动领跑的艰辛与辉煌，并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国际贸易所表现出的中国智慧及中国方案，指出中国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仅供参考。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国际贸易；改革开放；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
中图分类号：F742；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2（b）--04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显著特征，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联互通，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经济全球化可追溯到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当时西欧各国为了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资源，开辟了通往亚洲和美洲的新航路，标志着世界市场雏形初现。此后，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国际贸易也随之发展变化。近百年以来，中国的国际贸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领跑的转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本文对近百年以来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力求从宏观上理解不同时期的中国国际贸易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并深刻领悟新时代中国国际贸易所表现出的中国智慧及中国方案。
1 清朝早中期：闭关锁国下的对外贸易限制
1.1 贸易口岸限制
清康熙年间朝廷曾开辟了广州、宁波、舟山、厦门四个港口对外通商，但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下旨“口岸定于广东，洋船只准在广东收泊贸易。”其他三个口岸关闭，形成了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的局面，一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广州十三行在对外贸易中都占据着垄断地位，缴纳的税款占清朝税收总额的40%，其他地区的对外贸易被严格限制或禁止，一切买卖必须经由行商进行，外商的行动亦受行商约束和管理，极大限制了贸易的自由度和灵活度。
1.2 贸易商品限制
清政府闭关锁国，针对贸易商品的种类实施了严格限制措施。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明确“禁商贩米出洋”； 到了1759年进一步规定，“沿海各省出洋商船，炮械军器概行禁止携带”；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实施“禁丝绸贩卖出洋”的措施；此外，清政府还对其他商品如火药、大黄、书籍等进行了限制。在这一时期，主要出口商品包括茶叶、丝绸、瓷器等，而进口商品则多为奢侈品和工艺品，受限的商品贸易阻碍了正常的贸易交流。
1.3 对外贸易不均及落后
受限于“一口通商”，清朝与外国的贸易高度集中在广州一地，限制了其他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虽然贸易额远超明朝万历年间（1572—1620年），但实际外贸发展严重不均。例如在明朝时期，多个沿海城市如宁波、泉州等都有较为活跃的对外贸易，但是在清朝“一口通商”时期，这些沿海城市的对外贸易几乎停滞。同时期正值西欧各国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其对外贸易规模和贸易范围迅速扩大。与清朝各种限制不同，西欧几乎所有沿海地区都积极投身贸易，且贸易商品多样化，囊括原材料、工业制品、奢侈品等方面。从这些角度来看，即使贸易额上似乎有所发展，但实际上清朝该时期对外贸易是倒退的。
2 晚清时期：被迫通商贸易
2.1 对外贸易的半殖民地性
晚清时期，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据《江宁条约》规定，清政府于1843年首次开放广州、福州等五个沿海城市为通商口岸。这意味着“一口通商”的结束，清朝被迫与西方国家进行通商贸易。此后根据《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规定又设立汉口、南京、台湾、天津等十余个通商口岸。列强以通商口岸、租界为据点，以“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为护符，肆意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形成旧中国半殖民地性对外贸易。其具体的表现是违禁贸易的合法化及商品走私严重、洋行及买办操纵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经营权，以及贸易急速增长和长期巨额入超，晚清的对外贸易已经丧失大部分自主权。
2.2 贸易逆差严重
清朝的贸易逆差要追溯到道光十年（1830年），此时鸦片大量输入，中国开始丧失贸易优势，导致贸易逆差的产生。晚清被迫开关后，随着列强对华的进一步掠夺，贸易逆差加剧。1861年，仅潮海关一关，进口贸易总价就达到4659329元，出口贸易总价达到2214655元，贸易逆差达到2444674元。晚清严重的贸易逆差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对晚清国内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
2.3 贸易种类增多
晚清时期，除传统商品茶叶和丝绸之外，其他商品的贸易规模有所增加。在出口商品方面，由于日本纺织工业的发展，棉花出口激增。此外，豆饼和其他植物及其制品（如花生和花生仁等）的出口量也有所增加。在进口商品方面，农矿产品和消费资料的进口量增大，进口商品种类增加。以上海口岸海关统计为例，19世纪70年代进口商品种类为180多种，甲午战争后猛增至580多种，而到1911年则达到850多种。
3 改革开放后：国际贸易的推进及发展
3.1 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体制改革
3.1.1 探索阶段（1979—1987年）
这一阶段，在外贸领域，中国开始对由政府主导的单一指令性计划体制进行改革，改变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制度，探索完善工业贸易、技术贸易、农业贸易相结合的多元化外贸途径，积极鼓励走出去的出口贸易政策和导向。这一阶段的外贸改革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促进了外贸发展。
3.1.2 整体推进阶段（1988—1990年）
整体推进阶段，中国对外贸易进一步放权，给予外贸企业更多自主权，对外贸易领域全面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举措全面调动了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业扩大对外贸易，主动走出去，积极扩大出口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企业活力得到大大提高，促使企业不断完善内部经营、管理机制，中国对外贸易得以快速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特点，外贸领域实行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仍然具有过渡性特点，只是改革初期为了促进外贸发展所采取的有益探索和尝试。
3.1.3 攻坚阶段（1991—1993年）
中国对外贸易在此阶段取消政府财政补贴，进出口贸易自负盈亏，形成政策统一、平等竞争、自负盈亏的制度。攻坚阶段外贸体制安排使中国外贸体制逐步与国际贸易规则相适应，大大促进了中国国际贸易和国际交流的快速发展。
3.1.4 继续深化阶段（1994年—至今）
1994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中国进一步推进外贸体制改革，在统一政策引导下，放开外贸企业自主经营权，在进出口贸易中实行公平竞争、自负盈亏，推行代理制。具体改革举措包括有：完善外贸宏观调控体系，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国有外贸企业等。这一阶段的改革提高了中国对外贸易自由度，促进了外贸的长足发展。
3.2 改革开放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特点
3.2.1 贸易规模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实现了对外贸易的“奇迹式的增长”。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统计，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206亿美元，占全球贸易仅为0.8%左右，居世界第29位；201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46228亿美元，增长了223倍，占全球份额为11.75%，平均年增长率达14.5%。中国贸易增长率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率，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份额不断增加，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外贸大国，成为拉动国际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
3.2.2 贸易结构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口主要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主要以工业原料和设备为主。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出口结构逐渐转向以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进口开始更多地关注资源能源产品和高端设备。这表明，中国的出口商品附加值有所增加，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国的进口商品更加关注国内的消费需求，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国际贸易的成就，凸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
3.2.3 贸易伙伴变化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贸易伙伴从依赖美欧日到逐渐实现国际市场多元化。如今，中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体量最大、增速最快，特别是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中国与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出口体量较小，但近年来也呈现出缓慢上涨趋势。贸易伙伴的多元化有利于降低中国外贸风险，增强经济韧性，进而提高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力，从而占据有利位置，利用时代红利促进自身经济发展。
4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际贸易战略选择：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4.1 从国际贸易规则的适应者过渡到积极参与者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十年（2001—2010年）主要是适应与被动接受规则。这一阶段的中国开始适应世贸组织的贸易规则要求，并依据其制定或修改本国的国际贸易规则。在2010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例如，中国参与制定了《贸易便利化协定》《信息技术协定》等贸易规则，为经济全球化下的贸易全球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4.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效果显著
4.2.1 “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沿线65个国家（地区），分为海陆两线，跨越亚洲、非洲、欧洲三大洲。“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发展动能，促进了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增长。随着建设项目的推进，“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国际经济走廊应运而生，促进了中国与南亚、中亚的互联互通，更是通过经济、能源领域的合作把北非、海湾国家等紧密联合在一起。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地区）的贸易进出口额逐年递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地区）近年来经济发展状况整体较好，尤其是亚太地区，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增幅居世界前列，“一带一路”倡议已普遍成为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
4.2.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始建设后，中国与东盟贸易额逐年上升，自2020年起东盟已连续3年与中国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尚不足5000亿元，同年11月《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后，双边贸易额上升势头强劲，分别于2002年、2011年和2022年突破1万亿元、2万亿元和6万亿元大关。
同时，中国与东盟的投资合作也自2009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签署后，迎来发展上升期。截至2023年7月末，中国-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超过3800亿美元，极大促进了资本的跨境流动。由此可见，CAFTA的建设加强了双方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实现了中国与东盟的互利共赢。
5 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国际贸易领跑的设想与前瞻
5.1 新时期新形势是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新时期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新形势，“世界经济再次来到十字路口。”“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于深度调整期，既有复苏迹象，也面临基础不稳、动力不足、速度不均的问题。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远未解决，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突出。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放缓，外部风险和挑战增加。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成长，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面对世界经济形势带来的新挑战，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在努力寻求新的增长动力。”
5.2 新时期新形势下推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持续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世界各国应当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在实现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承担起国际责任，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回望中国国际贸易从落后到领跑的百年历程，揭示出在未来的经济全球化中，中国完全有能力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自身成长为全球贸易大国的同时成为促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向贸易强国发展的道路上仍然面临着市场壁垒、局部结构失衡、转型期成本、大数据影响等问题，如何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促进中国国际贸易的良性发展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5.2.1 尊重经济规律，增强中国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产业全球分工和资源全球合理配置都需要健康、开放、完善的国际市场，只有遵循市场规律，才能推动经济发展。要顺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须充分利用和协调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降低过度依赖外部资源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通过政府职能转换，逐步放宽外贸市场管控，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进一步做好外贸市场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实施多方位“走出去”的对外贸易战略，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国际投资和国际跨国并购，鼓励民营企业转变生产和经营方式，不断创新，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促进国际贸易中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质量和效益的提升。
5.2.2 坚持对外开放，尽可能降低制度成本
制度的合理变迁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新时期中国外贸转型发展要尽可能降低制度成本。习近平总书方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明确建议，为我们更好地进行国际贸易提供了根本遵循。第一，进一步开放市场。不断扩大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面开放。未来中国将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同时进一步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第二，进一步扩大进口。在进口方面降低进口贸易关税水平，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大幅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创建更加有利于进口贸易的制度安排。第三，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我们将于明年1月1日实施新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增强民事司法保护和刑事保护力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第四，全面实施平等待遇。除列入政府负面清单准入限制的企业和资本以外，取消其他不必要的外资准入限制。对于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外资企业，在税收和司法保障方面一视同仁，建立公平、合理、科学的外资企业申诉制度，大力引进外资，为中国国际贸易和高质量对外开放打下良好基础。
5.2.3 广交天下朋友，提高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能力
2013年我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着眼于大陆，旨在加强与欧亚大陆的联系，同年十月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着眼于海洋，重在强调中国与东盟、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这两个伟大构想均立足于中国周边，可以看到，我们的对外关系是以周边友好国家为基础向外拓展的全方面对外开放，我们倡导的国际贸易全球化也必然是开放、友好、公平、平等、互利共赢的全球化。为此建议：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决策，继续强化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动构建，通过政策对话和努力，加速中国自贸区战略的实施，为贸易的平稳增长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自由贸易网络空间和制度保障；在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活动中，提升议价力、话语权，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转变，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断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重，通过提升人民币的国际信誉，逐步加速人民币成为国际流通货币和国际信用良好的储备货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中国在亚洲区域价值链中的角色和地位，打破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从被动融入主动作为，创新发展路径，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
5.2.4 加快创新步伐，健全内生性发展机制
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对外贸易依赖数量和规模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当前国际形势和现实条件，外贸发展必须与国际国内贸易环境与条件相适应，不断提高国际贸易质量，适度追求发展速度是中国国际贸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加快创新步伐、建立健全内生性发展机制是推动发展的关键。构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技术基础，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加快改善贸易结构问题，淘汰落后产能，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提升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形成新的贸易增长点；加强区域贸易发展平衡，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投入等方式促进中西部国际贸易发展，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贸易格局，促进中国国际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纵深发展；根据《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十四五”数字经济规划》等战略规划的方向指引，完善数字贸易分类体系和数字贸易测度机制，优化数字贸易的政策环境，推动企业数字升级要素转型，走出中国的数字贸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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