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发展数字贸易是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关键构成部分。西部地区肩负着向西开放的历史使命，借助数字技术提升西北地区贸易绩效，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选取2013—2022年中国西北地区省级面板数据，运用PCA主成分分析法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测算，并通过超效率SBM模型得出出口贸易绩效得分，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分析，西北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出口贸易绩效之间的关系。在基准回归分析后，本文发现西北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对促进出口贸易绩效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这一结论经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与原结果一致。因此，强化西北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为数字贸易搭建坚实的发展平台，将有助于促进出口贸易绩效的提升，加快我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步伐。
关键词：数字基础设施；出口贸易绩效；中国西北地区；数字贸易；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742；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3（b）--04
1 引言
西北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2%，人口约为全国人口的7.3%，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战略前沿，更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稳定全局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2024年4月召开的推动西部大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再一次强调，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对外贸易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目前，西北地区已经建设了2个自贸试验区、13个综合保税区，中欧班列开行数量正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西北地区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当前，世界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技术持续发展，催生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即数字经济。而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对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然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贸易结构单一、出口商品附加值小、贸易效率低等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由此可见，研究数字基础设施与西北地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实现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升级，对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通过深入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机制，可以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选择路径。
本文参考王琦（2023）的研究方法，以我国西北地区五个省份为例，对其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与出口贸易表现之间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构建了三条中介路径，用来验证西北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能够间接影响出口贸易绩效，以期明确西北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与对外出口贸易之间的实际作用关系。
2 文献回顾
本文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分析，现有国内外学者已涉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定义和作用等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又被称为信息基础设施（Limão，2020），它是传统信息基础设施通过创新、扩展等生成机制演进而来（Osmundsen，2022）。新型基础设施，通过加快数据流动，连接不同的产业链，使市场规模与应用场景不断扩大（陈雨露，2023），是具有系统性、质的“代际飞跃”特征的软硬件设施网络（潘教峰，2020）。数字基础设施除包含传统基础设施的实用性特征外，还兼备了数字技术的技术溢出能力（周记顺，2022）。网络基础设施、新技术以及算力算法都是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李明，2021）。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基础（万晓榆，2023），对于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王海，2023）、企业数字化转型（Musacchio等，2015）具有重要作用。
对于出口贸易绩效，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测算方法。有学者从财务绩效（程凯，2022）和战略绩效（王思语，2023）两个维度度量出口贸易绩效。企业出口绩效包含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出口数量、出口规模和出口强度（Akshatha等，2024）。另有部分学者构建指标数据来测量出口绩效，如通过虚拟水视角，基于3E标准构建鄱阳湖流域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绩效评价体系，并运用AHP方法从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三个维度进行事后评价（赵亮，2020）；或以出口销售额、出口利润率和出口增长率等指标构建出口绩效衡量方式，通过设计问卷测量出口贸易绩效（李波等，2022）。
本文从两个角度对数字基础设施与出口贸易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一是从理论机制来进行。大多数研究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对货物贸易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王琦，2023）。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产业，其作用于出口贸易的功能是数字营销，这可极大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Elia，2021）。另外，以“智慧城市”为代表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极大促进出口规模的扩大，并通过降低成本、促进资源有效配置、驱动技术创新等方式，助力出口规模的增长（周记顺等，2022）。也有学者尝试分析数字技术的消极作用，如增大收入差距，造成数字鸿沟等问题（Xiangmin Li，2022）；还有一类是通过实证分析来研究数字基础设施与贸易绩效的关系。如，对世界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一般商品贸易额（Dewan，2024）与出口质量（张春媛，2024）之间影响进行分析；或者从印度（Canh，2023）、新加坡与奥地利（MoerthTeo，2021）等不同国家的角度来分析以互联网为主的数字基础设施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因为数字基础设施指标选取的不同、进出口国收入水平以及产品复杂性不同，研究结果会有一定差异性。对创新水平（温可仪2023）、经济增长水平（章秀琴等，2022）、技术扩散环节（官华平，2023）、要素流动渠道（钞小静，2020）和成本节约效应（冯正强，2021）等不同的中介效应分析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可以大力推动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张以及出口的技术复杂性的增加；当以新型基础设施相关企业上市值（赵涛，2020）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衡量指标，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对我国货物贸易结构的影响时发现，互联网对加工程度不同产品的进出口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对资本品出口和消费品进口的影响最大，初级产品出口和中间产品进口的影响最小，这与我国产业结构不平衡的现状相适应。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技术的应用平台，它处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依托大数据、5G网络、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使商品贸易打破原有的限制。相比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以其较低的边际成本优势，通过降低出口成本、缩短出口时间、降低进入门槛和满足个性化出口需求等方式，对出口贸易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极大拓展了国家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宽度与深度，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贸易流动，从而使国家之间的贸易条件更为便利，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技术在行业内外的广泛运用，产生了许多新的商业模式。例如，跨境电商等，数字技术在相关的产业上具有明显的引领作用，能带动产业升级。此外，数字基础设施的巨大作用能使贸易结构得到很好的优化，并且提高贸易的效率和便利度。借助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更快地获得市场信息，扩大销售渠道，降低交易成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贸易的可持续能力。如，通过智能物流系统，可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促进绿色贸易的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贸易更具包容性。利用数字技术，使中小型企业及边远地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实现贸易的普惠共享。数字基础设施可以推动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与装备升级，提高产品品质，以及出口贸易水平，有利于推动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的转变。数字基础设施不但可以促进整个出口贸易环节的数字化转型，而且可以推动贸易主体进一步向数字化方向的转变。数字基础设施可以推动贸易主体进一步向数字化方向转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数字基础设施对出口贸易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4 研究设计
4.1 数据来源
本文参考相关文献，为保证数据的时序性，以2013—2022年西北地区五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本文的主要变量包括被出口贸易绩效、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相关控制变量以及中介变量。出口贸易绩效相关原始数据来源于西北地区各省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研网与海关总署；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相关原始数据来源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西北地区各省统计年鉴与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控制变量原始数据来源于西北地区各省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中介变量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对于缺失变量，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4.1.1 被解释变量
出口贸易绩效（ETP）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反映了西北地区通过投入一定的生产要素而得到体现在出口贸易规模、结构等方面的产出。
4.1.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CODI）为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将从数字基础设施传统和新型两个角度来描述。传统数字基础设施指标包括长途自动交换机容量、局用电话交换机容量、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长途光缆线路长度、移动电话用户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包括域名数、网站数、网页数、移动互联网上网人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4.1.3 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文献，设计八个控制变量：一是交通基础设施Tran，二是人力资本Human，三是外资水平Invest，四是政府支持Fin，五是资源丰裕程度Reso，六是工业发展质量Entre，七是城镇化水平Urban，八是地区经济水平Lngdp。
4.2 计量模型
本文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以下基准回归模型，分析数字基础设施与出口贸易绩效之间的关系：
ETPit=α0+α1CODIit+αcControlit+δt+γi+μit（1）
式（1）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ETPit为被解释变量出口贸易绩效，CODIit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基础设施水平，Controlit为控制变量集合，α0为常数项，α1、αc表示估计系数，主要观测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α1的值，其他变量为时间固定效应δt、个体固定效应γi、随机干扰项μit。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基准回归结果
表1为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基准回归结果。根据表1列（1）可以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出口贸易绩效在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时显著为正；列（2）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这时仍然显著为正，验证研究假设1。
5.2 稳健性检验
5.2.1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验证基准回归的稳健性，以出口贸易额与就业人员数的比值度量人均出口贸易额替换原被解释变量作为出口贸易绩效进行基准回归，表1列（3）为回归后的结果，回归估计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基本验证了数字基础设施对出口贸易绩效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5.2.2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通过替换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测算方法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的稳健性，用熵权法替换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权重，并赋权得到新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进行基准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的回归估计系数验证原结果，见表1（4），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5.2.3 处理内生性问题
本文可能存在着数字基础设施与出口贸易绩效互为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此，将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滞后一期生成新变量L.CODI，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结果如表1列（5）所示，L.CODI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6 异质性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2年和2013—2022年的样本进行异质性对比分析。表1（6）的结果显示，2003—2012年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这是由于在这一时期内，国家发展的重点是工业，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并不完善，能发挥的作用较小。表1（7）所示，2013—2022年，数字基础设施对于出口贸易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原因可能是近年来社会越来越意识到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使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更大，数字基础设施对出口贸易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7 结论与启示
7.1 结论
西北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在提升出口贸易绩效方面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如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等方法后，结论仍成立。此外，本文从时间层面分析数字基础设施作用于出口贸易绩效的差异。在时间上，本文发现2003—2012年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还不足以发挥作用，以推动出口贸易绩效的发展，而2013—2022年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对于促进出口贸易绩效具有重要作用。
7.2 建议
第一，营造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推动西北地区数字化转型，需要鼓励企业引入先进的数字技术和应用，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建立健全的人才激励体系，吸引和留住高端数字经济人才，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挖掘数字技术在出口贸易中的应用场景，如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等，提升出口贸易的效率及便捷性。
第二，夯实数字基础设施。近年来，虽然西北地区的数字技术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着不足。因此，加快布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对出口贸易绩效的发展非常重要。
第三，加强政府政策引领作用。政府政策对西北地区贸易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加强对贸易数字化的引导，能够有效推动西北地区贸易高速发展。政府出台促进贸易数字化发展的政策，会向市场发送积极的发展信号，鼓励出口企业向数字化方向努力，从而提升西北地区对外贸易的整体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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