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羽中 张诗含 张晓萍 宦锦瑶
1（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 学院），杭州 310018）2（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北京 100872）
引 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发展的巨大比较优势和可以有效利用的重大战略资源［1］。过去40 年，受益于高度开放的全球市场，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实现了技术追赶和绩效提升。但在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化红利枯竭、逆全球化思潮涌起，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面临更严峻的来源国劣势［2］，制约了中国企业全球战略资产获取，凸显了国际跳板战略的天花板效应，加深了价值链低端锁定问题。与之同时，中国已经形成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也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拥有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因此，外向型制造企业有必要将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而且发挥国内市场优势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3］。那么，面对基于母国市场的机会窗口，哪些外向型制造企业愿意卷入母国市场参与双循环建设？ 又有哪些因素促使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开拓母国市场？
已有研究强调了逆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市场外向型制造企业利用母国市场实现功能升级的重要意义［4］。但对于长期卷入国际市场的外向型制造企业，由于“惯性” 和“惰性” 而难以脱嵌于国际市场。根据企业行为理论，企业在评价实际绩效时通常设定一个令人满意的期望水平作为参考，企业实际绩效与期望水平之间的差距（本文主要关注绩效期望落差）会影响企业对现有策略或管理的调整［5］。随着期望落差的扩大，企业为解决困境和规避损失，实施战略调整的倾向越强烈［6］。少量基于企业行为理论研究期望差距与跨国企业行为的文献也未能形成一致的结论。Lin［7］以中国台湾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表明，期望落差与企业国际化速度呈正相关关系； Xie 等［8］以中国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发现期望差距与企业国际化成长呈U 型关系； 宋铁波等［9］的研究则发现期望落差与企业国际化速度呈倒U 型关系。可见，企业行为理论为跨国企业的战略行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现有关于绩效差距与跨国企业行为的研究局限在探讨绩效差距与企业国际化速度上，尚未关注到跨国公司的另一种行为，即逆向国际化行为。聚焦于本文研究场景，当企业实际绩效与期望水平存在差距时，外向型制造企业有可能通过调整市场结构进行响应，最终使具有不同期望差距的企业表现出不同的国际市场卷入行为和母国市场卷入行为。
以上分析表明，逆全球化背景下，逆向国际化成为跨国企业的重要行为之一。企业行为理论的前期研究，将绩效差距视为影响跨国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忽视了期望差距如何影响跨国企业的逆向国际化行为，同时也缺乏情境因素的考虑，如对母国情境因素调节作用的考察。已有研究强调了国际市场劣势与母国市场优势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国际化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也从理论和案例层面分析了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行为的驱动因素［10］，但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那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期望差距与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 又受制于哪些情境因素？ 针对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的离散现象，本文以期望差距为切入点，构建了一个绩效期望落差作用于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的理论框架，认为绩效期望落差能够影响其母国市场卷入行为，并采用2009～2020 年中国上市公司中336 家外向型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推动母国市场跳板战略研究的深入。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1 期望差距与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母国市场卷入是指利用母国市场优势，在母国市场获得更高收入的行为，集中表现为母国价值链延伸［1］、母国市场拓展［11］和内向国际化［4］3类行动策略。本文把外向型制造企业的母国市场卷入界定为母国市场跳板的战略转型。企业行为理论认为，当绩效未达到期望水平时会驱使企业开展“问题搜寻” 来改善绩效状况［5］。“问题搜寻” 可能是企业针对当前状况的战术调整，也可能是企业战略的重新选择。那么，结合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这一特殊群体以及逆全球化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场景，期望落差如何影响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的行为，或者说，期望落差与母国市场卷入行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本文认为，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未达到期望水平时，期望落差与母国市场卷入呈U 型关系。
资源基础理论指出，企业国际化行为需要资源支撑。因此，是否具备足够的资源是解释期望差距下外向型企业行为的一个关键因素。企业实际绩效与期望水平之间的差距代表了企业在资源配置和管理机制上存在的问题［9，12］。当期望落差比较小时，外向型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并未受到实质性损害，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依然在可控范围之内，此时企业面临的资源压力和市场压力都不大，依然有充足的资源拓展国际市场。因此，以国际市场为主导的外向型制造企业依然会表现出比较强烈的国际市场卷入行为。
但是，随着期望落差扩大，越过某个门槛时，企业面临巨大亏损，决策者心理压力增加，巨大的期望落差甚至威胁到外向型制造企业的生存。现有研究表明，当面临生存危机时，企业会加强资源保护，减少在海外市场的资源投入，进而规避风险［13］； 换言之，当外向型制造企业的期望落差越过某个门槛值时，企业会降低国际市场卷入程度转而卷入母国市场，以期通过开拓母国市场获取潜在收益。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可以获得以下潜在优势： （1） 母国创新资源要素优势。双循环背景下，母国市场中集聚了各类高端资源要素，包括母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特别是消费升级所形成的中高端市场优势，大国内需效应所盘活的人才“蓄水池” 优势［14］，以及虹吸全球跨国公司进入所形成的全球战略资产集聚优势； （2） 母国合法性优势。相对国际市场的“客场劣势”，母国市场为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打造了“主场合法性氛围优势”。特别是随着中国“创新强国” 政策的推进，母国市场营造了推动中国企业发展的来自政府、专业机构和社会的合法性优势［15］。因此，在面临较大的期望落差时，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会降低国际市场卷入程度并强化母国市场卷入程度。
综上可知，在期望落差范围内，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行为将随期望落差的扩大呈现出先下降而后上升的U 型关系。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1：
H1： 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期望落差与母国市场卷入呈显着的U 型关系。
1.2 市场潜力的调节效应母国市场潜力是母国在市场规模和市场结构方面的潜力和优势［1］。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效破除了阻碍要素畅通流动的隐形市场壁垒，盘活了生产要素资源，形成了母国规模优势和多层次市场结构优势，成为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的吸引力。本文认为，母国市场潜力为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会强化期望落差下企业母国市场卷入的U 型关系。
在全球经济疲软和海外需求减弱的背景下，母国市场规模优势能够带来巨大市场需求，为外向型制造企业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从而强化了期望落差下企业的母国市场卷入行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可以实现内部循环，更容易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能够保持产业链的丰富性，也确保了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潜力巨大的母国市场还能够有效缓解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因市场结构性调整而带来的成本和风险； 另外，多层次市场结构优势为期望落差更大的外向型制造企业在母国市场发展提供了不同场景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多层次市场所带来的不同结构需求能够强化期望落差下企业的母国市场卷入行为。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消费者需求逐渐向个性化、定制化转变，大批量、同质化产品难以满足国内不同层次的需求，这就为外向型制造企业提供了不同消费需求的市场空间，外向型制造企业得以凭借在国际市场习得的技术以及多元化的商品，更精准的嵌入母国多层次市场，有效地驱动期望落差下企业母国市场卷入行为。综上，本文提出假设H2：
H2： 母国市场潜力强化了期望落差与母国市场卷入之间的U 型关系。
1.3 制度距离的调节效应传统研究认为，组织间的制度差异越大，知识转移成本越高，知识利用效率越低，从而削弱外向型制造企业的母国市场卷入行为。但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的逻辑，差异化的制度场域压力恰好为组织战略转型提供了机会［17］。因此，本文认为，制度距离为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基于母国市场的制度创业提供绝佳机会，从而强化了期望落差与企业母国市场卷入之间的U 型关系。
东道国与母国的二元复杂制度环境对于企业而言，不只是约束，更是制度创业的机会［18］。逆全球化时代，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面临更严峻的合法性劣势［2］，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母国市场为其打造了基于“主场” 的合法性氛围优势，有助于外向型制造企业通过对内和对外的制度创业实现内部合法性建设和外部合法性升级，以推动自身在母国市场的多方资源获取。因此，外向型制造企业在期望落差较大时调整市场结构，若在两国制度差异较大的情况下，企业会更倾向于卷入母国市场； 同时，差异化的制度环境能够为外向型制造企业提供适宜生长的土壤，有利于企业将国际市场习得的知识和技术去粗取精，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在制度距离更大的母国市场，企业不仅具备自身携带成熟市场的制度优势，还可以利用新兴市场的比较优势和市场潜力［17］，从而为卷入母国市场的外向型制造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当外向型制造企业出现严重绩效下滑时，在更大的制度差异下，其会选择进入母国市场寻找机会。即国家间制度距离越大，期望落差对企业母国市场卷入的影响越强。综上，本文提出假设H3：
H3： 制度距离强化了期望落差与母国市场卷入之间的U 型关系。
1.4 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得到政府保护和支持，往往成为企业在既有制度安排下获取强势地位的重要制度资本［20］。当企业出现绩效下滑，面临生存困境时，掌握稀缺资源的政府会加大对企业的保护［21］，尤其是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因此，本文认为，政治关联会强化期望落差与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之间的关系。
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为企业提供有关母国市场政策等方面的信息，使企业及时了解政府的政策导向和优惠政策［22］，从而有效的降低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强化外向型制造企业在母国市场的合法性地位，降低经营失败的风险。因此，政治关联企业绩效落差比较大时，更有可能寻求政府帮助，甚至听从政府安排。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也希望外向型制造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进而促使了外向型制造企业的母国市场卷入行为。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发展速度是各级政府的关键考核指标，这使得政治关联具有较强的属地性，政府对企业的资源支持主要局限在政治关联的辖区，离开辖区会提升经营风险，这无形中会影响外向型制造企业的母国市场行为，尤其是出现绩效下滑等经营困境时，外向型制造企业会倾向于通过母国市场卷入的方式获取发展的关键资源。而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外向型制造企业利用自身在国际市场经营经验、知识和信息协助（参与）政府制定和完善双循环的相关政策［23］。因此，政治关联程度更高的企业，期望落差对母国市场卷入的影响越强。综上，本文提出假设H4：
H4： 政治关联强化了期望落差与母国市场卷入之间的U 型关系。
图1 研究模型
2 研究设计2.1 样本选取现有研究普遍将国外业务收入占总业务收入50%以上［24－27］定义为外向型企业。因此，本文以2009～2020 年国外业务收入占总业务收入比重超过50%的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剔除ST、*ST 类、2017 年后上市的企业以及关键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后，获得336 家外向型上市公司总计2316 条观测值，然后将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和99%分位数缩尾处理。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2.2 变量说明（1） 被解释变量： 母国市场卷入。母国市场卷入作为衡量外向型制造企业开拓母国市场程度的重要维度，是母国跳板战略的重要载体，表示企业将业务范围从国际市场回归母国市场的结果。本文基于国际化程度的衡量方法［28］并参考符天蓝和杨春（2018）［25］的研究，以母国业务收入占总业务收入的比重衡量母国市场卷入程度。
（2） 解释变量： 绩效期望落差（GAP）。
目前常用做法是同时使用行业比较和历史比较方法度量期望差距以增强科学性与解释力。借鉴连燕玲等（2014）［6］的测量方法，本文在主效应阶段使用行业比较法，在稳健性检验阶段使用历史比较法。
（3） 调节变量
母国市场潜力（HMP）。采用行业层面的数据，以行业可持续增长率表示，指标越大，代表该行业内在增长能力越强，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政治关联（POL）。参考董婉怡和吴传琦（2021）［29］的研究，若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曾经或当前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则区县级及以下取值为1、市级取值为2、省级取值为3、国家级取值为4，无政治关联取值为0。
制度距离（DIS）。制度距离通常反映两个国家或地区在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本文制度距离特指外向型制造企业与拥有海外子公司的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差异。详细计算过程可参考董婉怡和吴传琦（2021）［29］的研究。
（4） 控制变量： 参考崔登峰和邵伟（2018）［30］、马鸿佳等（2016）［31］、张晓涛等（2017）［32］的研究，选取盈利能力、母国政府支持、市场引力、成长性、董事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外贸增速等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具体取值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和说明
2.3 模型设定为了检验绩效期望落差与母国市场卷入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式（1） 所示的面板数据模型。其中，i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α表示产出弹性，controlsit表示所有控制变量，λi代表企业层面固定效应，vt代表年份层面的时间固定效应，μit表示残差项。模型构建如下：
为了检验假设H2、H3 和H4 的调节效应，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ADJ为调节变量，包括母国市场潜力（HMP）、政治关联（POL）和制度距离（DIS），其他变量同式（1）。若式（2） 中调节变量与GAP2两者的交互项系数显着，则调节效应成立。
3 实证分析3.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为了解具体变量的数值特征，本文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如表2 所示。可以发现，绩效期望落差与母国市场卷入在10%的水平上显着正相关，且模型重要解释变量之间均存在显着相关性，相关系数均低于经典文献中0.7 的多重共线性阈值［33］，表明用这些变量解释是可行的。本文同时对变量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均值为1.21，最大值为1.42（符合均值小于5，最大值小于10），排除了多重共线性的干扰。
表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3.2 基准回归分析表3 报告了研究假设的回归结果。对于模型采用面板随机效应还是面板固定效应，本文对模型进行Hausman 检验，Hausman 检验的结果显示应当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并且拟合优度更好，因此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方法。模型1 分析了只加入个体层面控制变量并控制了时间效应时，核心解释变量对母国市场卷入的影响； 模型2 分析了只加入宏观层面控制变量并控制了时间效应时绩效期望落差对母国市场卷入的影响； 模型3展示了同时加入个体层面和宏观层面控制变量时的回归结果； 模型4 展示了在模型3 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时间效应后的结果； 模型1～模型4 的结果均显示绩效期望落差的二次项对母国市场卷入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验证了研究假设H1。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3.3 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为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主要通过以下4 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1） 更换核心变量。用企业的历史业绩预期差距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2） 采用面板混合效应模型检验。并同时控制时点效应、个体效应和聚类稳健标准误； （3）采用PCSE 模型检验； （4） 调整样本。参照对天生国际化企业的定义［34，35］，在现有样本基础上，以2009 年为基期，将连续3 年及以上外贸收入占比都在50%以上的企业定义为外向型制造企业作为新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对于内生性问题，Bond指出，系统GMM 方法优于差分GMM［36］，所以本文采用系统GMM 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以上结果均与研究假设保持一致，详细结果不再展示。
3.4 调节效应检验表4 检验了市场潜力、制度距离与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其中，模型5 报告了市场潜力对绩效期望落差与母国市场卷入的调节效应，由实证结果可知，市场潜力与绩效期望落差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为13.05，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着为正，说明市场潜力正向调节绩效期望落差与母国市场卷入之间的U 型关系，假设H2 得到验证。模型6报告了制度距离对绩效期望落差与母国市场卷入的调节效应，由实证结果可知，制度距离与绩效期望落差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为6.46，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着为正，说明制度距离正向调节绩效期望落差与母国市场卷入之间的U 型关系，从而验证了假设H3。模型7 报告了政治关联对绩效期望落差与母国市场卷入的调节效应，由实证结果可知，政治关联与绩效期望落差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为1.75，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着为正，说明政治关联正向调节绩效期望落差与母国市场卷入之间的U 型关系，从而验证了假设H4。
表4 调节效应检验
4 异质性分析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理论认为，母国竞争压力是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母国垄断程度越高，企业会逃离母国市场以寻求海外发展，加大国际市场卷入程度［37］。考虑到母国不同行业的垄断程度可能影响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行为，本部分将对比行业的高垄断程度和低垄断程度不同情境下，绩效期望落差对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的影响。参考张亚斌等（2019）［35］的研究，本文采用行业勒纳指数衡量母国行业的垄断程度，指标数值越大，垄断程度越高； 借鉴蔡晓春和刘雨萱（2023）［36］的平均值分类法，以是否大于平均值将样本划分为高垄断组和低垄断组，并分别在两组子样本下对主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 模型8 和模型9 所示。结果表明，在低垄断组，绩效期望落差的二次项系数显着为正，而高垄断组绩效期望落差的二次项系数不显着，即只有母国行业垄断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外向型制造企业在面临绩效期望落差增大时才会卷入国内市场。
表5 异质性分析
交易成本理论指出，纵向一体化能够节省交易费用，降低企业风险［38］。对于以国际市场为重心的外向型制造企业而言，在市场转向过程中必然面临供应链上下游的调整，而纵向一体化可以最大限度降低针对新客户和供应商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考虑到企业一体化程度可能影响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行为，本部分将对比企业的高一体化程度和低一体化程度不同情境下，绩效期望落差对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的影响。参考袁淳等（2021）［39］的研究，本文采用修正的价值增值法衡量企业一体化程度，指标数值越大，一体化程度越高； 同样借鉴蔡晓春和刘雨萱（2023）［36］的平均值分类法，以是否大于平均值将样本划分为高一体化组和低一体化组，并分别在两组子样本下对主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 模型10 和模型11 所示。结果表明，在高一体化组，绩效期望落差的二次项系数显着为正，而低一体化组绩效期望落差的二次项系数不显着，即只有外向型制造企业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外向型企业在面临绩效期望落差增大时才会卷入国内市场。
5 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聚焦期望差距与母国市场卷入之间的关系，利用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期望差距对母国市场卷入的影响机理，得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结论： （1） 期望落差与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期望落差较小的情形中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程度很弱，但期望落差较大的情形中外向型制造企业则会提高母国市场卷入程度，即存在一个阈值使得期望落差与企业母国市场卷入之间呈U 型关系； （2） 期望落差与企业母国市场卷入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国家间制度距离、母国市场发展潜力以及企业政治关联的调节，这三者通过强化决策者母国市场卷入行为的意愿、提高企业母国市场卷入的资源优势，最终显着强化了期望落差与母国市场卷入之间的U 型关系； （3） 在母国行业垄断程度更低、外向型制造企业一体化程度更高的情况下，期望落差与企业母国市场卷入之间的U 型关系更加显着。
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中国政府要持续深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营造国内市场的优势资源基础和合法性氛围是吸引外向型企业回归发展的核心策略。扩展内需，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是中国应对逆全球化、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举措； 进一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多重要素壁垒释放国内市场潜力； 打破行业垄断，形成行业间有效、有序发展格局，全方位提升中国市场吸引力； （2）外向型制造企业而要充分重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母国市场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机遇。在国际化进程中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要抢抓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红利，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优势。但卷入母国市场时，企业应意识到自身的有限理性以及行为过程中的“满意策略”，以使行为更加符合外向型制造企业的实际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