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后发追赶 技术追赶 市场追赶 数字化转型 动态能力 制造业企业 中介效应 异质性
引言
技术创新和战略管理领域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是企业如何保持领导地位、如何超越领先企业、如何减少与领先企业之间的差距。在此背景下，“追赶”一词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其是指后发企业在市场份额和技术能力方面不断缩小与领先企业的差距。长期以来，追赶领域的研究重点一直是后来者是否、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成为领先者。回顾现有研究，企业后发追赶受制度环境、产业环境以及市场需求等外部因素影响。反观内部因素，资源基础观认为技术累积和知识基础是企业后发追赶的基础条件。从战略管理的视角来看，战略架构和合作网络影响了生产要素的引进、转移与生产，对于如何协调内外部资源意义重大。此外，企业还需培育创新、吸收等能力运用于后发追赶。
与此同时，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全面普及，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架构，是企业创新和价值活动的重要基础。现有研究聚焦于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具体表现在对企业绩效、创新水平和技术能力上的促进作用。同时，数字技术深刻影响了市场需求和技术范式，为企业后发追赶提供了机会窗口，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后发追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然而，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探讨企业后发追赶的相关研究仍然较为缺乏。此外，现有研究将技术追赶与企业追赶行为相等价，忽视了市场追赶在企业追赶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同时，现有研究对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追赶之间中介机制的探讨较为不足。因此，本文旨在探究以下研究问题：（1）数字化转型是否影响企业的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2）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后发追赶的机制是什么？（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后发追赶的影响是否受产权性质和产业技术水平所影响？
1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理论基础
动态能力理论是指企业在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结合、组织和重组内部和外部资源的能力，被用于解释企业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数字技术能帮助组织整合和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流程和结构，是发展动态能力的关键机制和催化剂。协同追赶理论认为，追赶行为需要同时关注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技术追赶旨在缩小领先企业和后发企业之间在工艺流程和技术水平上的差距，而市场追赶体现在与领先企业在市场份额上差距的减小。在追赶过程中，过度重视技术创新可能会陷入“市场真空”和技术追赶的盲区：而过度关注市场追赶容易导致产品和服务产生“路径依赖”。动态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协调多个战略决策，有助于企业抓住范式转变的机会窗口。此外，从互补资产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具有“分散化”和“去边界化”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追赶过程中的资源约束。综上所述，动态能力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后发企业在数字化背景下的追赶行为。
1.2研究假设
1.2.1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后发追赶
后发企业实现成功追赶的表现在于，缩小与领先企业在技术和市场份额方面的差距。在技术追赶方面，数字化转型扩大了技术追赶的知识来源。企业的核心技术往往具有缄默性和复杂性，考虑到行业和地域限制，领先企业可能在较长时间内都是后发企业技术引进的唯一来源。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模糊了企业之间传统固有的边界，提高了信息流通处理能力，降低了合作搜寻成本，企业可以从全球获取更前沿的技术资源，这为跨越技术壁垒提供了有效途径。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还提高了技术追赶的效率。数字技术通过整合知识、方法和程序，取代了以往独立、顺序进行的零散式技术研发策略。换而言之，跨企业、行业和地区的研发和设计资源得到了有效的整合，可以同时开展多线程的研发活动，提升研发效率。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了技术追赶的成本。在研发范式上，数字技术已从单一应用发展为综合应用，融人制造研发和设计环节，使研发工具、主体、流程和运作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数字孪生技术可被用于运行模拟和研究性能等研发环节，从而进一步降低了信息成本、监督成本、搜寻成本、验证成本等交易成本，便于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其他研发活动中。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追赶有积极影响。
在市场追赶方面，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调整市场战略、提升产品价值和实现精准营销。领先企业往往通过制定技术标准，构建市场壁垒，从而限制后发企业进入市场。然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可以借助数字平台跨业务和跨行业的创新形式，不断匹配客户需求，调整市场战略，精细化目标市场，进而打破市场壁垒。此外，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提升产品价值，将智能化管理覆盖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等全流程，调整各环节的资源分配，监控产品质量；同时，数字技术降低了企业和客户的沟通壁垒，为个性化服务提供基础，提高消费者的幸福感和参与感。如Uber等共享出行平台通过利用移动互联网和基于位置的服务，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的消费体验。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b：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追赶有积极影响。
数字化转型影响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遵循不同逻辑，可能产生不同的作用。相较于技术追赶，数字技术对于市场追赶的提升作用可能更强。就技术追赶而言，需要更为夯实的数字技术作为保障，但目前大多数企业缺乏完善的数字研发体系，如工业应用程序、智能工业控制软件、流程分析仿真和优化系统等。这意味着企业需要额外投入资源用于建设数字研发体系，面临更高的风险。此外，虽然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技术追赶拓宽了知识的获取来源，但还需要将引进知识和现有技术进行适配，技术追赶仍然伴随着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反观市场追赶，数字技术能够及时搜集和记录消费者时刻产生的客观行为，如消费、浏览、订阅和搜索等，帮助企业进行筛选和分析，刻画出用户画像，为市场追赶提供导向。现有的数字技术已能轻松实现自动搜集、筛选与分析，且获取的信息客观性较强，企业不需要额外投入资源，便可开展市场追赶活动。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c：数字化转型对市场追赶的影响大于技术追赶。
1.2.2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动态能力是企业获取、整合内外部资源的能力，更能驱动企业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获取竞争优势。动态能力由吸收能力、协调能力和创新能力组成，在吸收能力方面，数字技术帮助企业进行高效的外部学习与知识挖掘，扩大企业知识来源，帮助企业进行知识筛选与解构，实现了内在认知和外在环境的互动学习：在协调能力方面，借助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企业实时监控生产经营活动，快速优化布局，实现人力、物力、时间的有效配置，高效的规划内外部资源；在创新能力方面，数字研发平台链接供应链上下游资源，帮助企业激发创造性思维，提高创新效率。
动态能力不仅帮助企业把握市场和技术变革带来的机会窗口，还能提供资源和能力支持。吸收能力提高了企业利用外部信息的能力，将知识和技术转化为员工更容易理解的形式，应用于研发、生产和营销等环节，提高制造业企业的追赶效率。协调能力决定了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过程中企业内外部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企业能否实现成功追赶不仅取决于产品的新颖性，还取决产品与市场的适配性，而这一过程往往需要营销和研发等各环节的协调。创新能力是基于现有资源架构和知识体系，进一步整合新获资源，进而产生能创造市场价值的内生性新知识所需要的能力，是后发企业逐步克服对外部资源和环境的依赖、实现追赶的必要条件。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追赶之间起中介作用。
H2b：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市场追赶之间起中介作用。
基于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的理论框架构建如图1所示。
2研究设计
2.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研究周期选择2012～2022年。技术追赶和动态能力以及所有控制变量均来自CSMAR数据库。市场追赶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数据来源于企业年报文本的关键词搜索。数据筛选主要按照如下两个步骤：（1）根据中国证监会201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进行筛选。选择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制造业正与数字技术快速融合，影响了产业的资源基础和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制造业的后发追赶也将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分布方式，这对我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2）借鉴以往研究的做法，对相关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剔除ST和ST企业，对连续变量进行双侧1%缩尾处理。最终得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包含18820个观测值。
2.2变量测度
（1）因变量
技术追赶往往难以直接测量，本文将通过企业在不同年份与技术前沿的差距来反映技术追赶的程度。借鉴Aghion等的研究，技术追赶用企业与所处行业领先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表示：企业在第t年的技术追赶程度，企业所在主要行业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最大值。TC越大，企业与行业领先水平的技术差距就越小，技术追赶程度越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将采用LP法。此外，本文以全球上市企业数据作为行业技术前沿进行稳健性检验，数据来源于全球上市公司分析数据库（BVD-OSIRIS），借鉴马亮等的研究采用企业营业收入的对数来衡量产出，采用企业固定资产净额的对数来衡量资本投资，采用企业员工人数的对数来衡量劳动力投入，采用原材料投入的对数来衡量中间投入。
（2）自变量
对数字化转型的测量参考了吴非等的研究，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应用的细分在年报中出现的频率来测量数字化转型程度。将各细分领域在报告中出现的次数相加，取对数作为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在稳健性检验中，将数字化转型变量替换为年度财务报告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mp;A）部分提取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频率。
（3）中介变量
根据杨林等的研究，动态能力包括3个维度：吸收能力、协调能力和创新能力。研发投入金额用于表征企业吸收能力：协调能力用总资产周转率来测量；企业每年被授予的发明专利数量，用来测量组织的创新能力。在3个维度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法得出企业动态能力指标。
（4）控制变量
参照马亮等的研究，本文考虑了上市年限、所有权类型、独立董事比例、双职合一、董事会规模和资产负债率、现金流等因素对企业后发追赶的影响，还考虑了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
2.3模型设定
本文建立了以下基准回归模型，以检验上述假设：
3实证结果分析
3.1基准回归
数字化转型为本文的自变量，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为因变量。表2列（1）、（2）为数字化转型对技术追赶（TC）的影响结果，列（3）、
（4）为数字化转型对市场追赶（ MC）的影响结果。列（2）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在1%的显着水平上促进企业技术追赶（a=0.0065；plt;0.01），从而验证了假设Hla成立。这一结果与现有研究，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技术追赶的结论是一致的。列（4）的回归结果同样表明，数字化转型将促进企业的市场追赶（B=0.0100；plt;0.01），从而验证了假设H1b成立。进一步地，为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追赶与市场追赶的差异，本文借鉴解学梅和朱琪玮的研究，对回归系数进行消除量纲和数量级差异的处理①。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追赶的促进效应（a=0.0868），小于对市场追赶的促进效应（B=0.1052），说明相较于技术追赶，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市场追赶的提升作用更强，H1c成立。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研发和智能制造等技术应用于技术追赶活动中需要成熟的数字技术作为基础，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增加了额外的风险，而机器学习、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市场分析的应用中已趋于成熟，能够获取较为客观的市场信息，为市场追赶提供依据。
3.2稳健性检验
3.2.1工具变量法
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后发追赶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造成了模型存在偏误，影响实证结果。本文借鉴赵涛等的思路，采用1984年各城市的历史邮政通信数据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历史邮政通信数据满足了工具变量相关性和排他性的要求。具体而言，利用1984年各城市邮局数（Post）与同一地区其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均值（ADT）之间的交互项，生成面板工具变量记为“Post*ADT”。表3列（1-1）和（2-1）具体展示了基于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在考虑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数字化转型对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仍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证实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此外，LM统计量在1%的水平上显着，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超过了Stock Yogo临界值（16.380），证实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3.2.2倾向得分匹配法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以避免样本选择偏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1）借鉴范合君等的研究，根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将企业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按照数字化转型的中位值将企业分为高程度组和低程度组，如果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高，则编码为1，设为实验组，反之则编码为0，设为对照组；（2）将编码后的虚拟变量作为分组变量，利用Logit回归计算倾向得分值；（3）选择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3种方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并对匹配得到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表3列（1-2）～（1-4）和（2-2）～（2-4）详细展示了PSM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H1a和H1b仍然成立。
3.2.3其他稳健性检验
在对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讨论后，本文进一步采取以下稳健性检验：（1）替换因变量。以国内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行业前沿可能存在领先性不足的疑虑。为此本文以全球顶尖企业作为领先前沿，计算得出技术追赶的替换变量（TCi），以检验基础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3列（1-5）显示了替换后的技术追赶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在1%水平上促进企业技术追赶；（2）替换自变量。将数字化转型变量替换为年度财务报告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mp;A）部分提取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频率（DTi）。替换后的数字化转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列（1-6）和（2-5）所示，DTi在1%的显着水平上促进企业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3）采用高阶联合固定效应法，对“时间×行业”进行控制检验。表3列（1-7）和（2-6）报告了控制高阶联合固定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数字化转型仍在1%的显着水平上正向影响企业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
3.3机制检验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表4列（1）、（2）展示了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追赶之间中介作用的检验结果。列（1）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着提升了企业的动态能力。列（2）中同时包含了数字化转型和动态能力，表明数字化转型和动态能力均显着正向影响技术追赶，说明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和技术追赶中发挥着中介作用，证实了研究假设H2a。列（3）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和动态能力均显着正向影响市场追赶，表明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和市场追赶中发挥中介作用，证实了研究假设H2b。此外，本文进一步采用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来检验中介效应的稳健性。Sobel检验（z=2.407，2.4076;
plt;0. 01）和Bootstrap检验（置信区间不包含0）都支持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显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企业会采用数字技术来增强其动态能力，使企业能够把握市场和技术变革带来的机遇，实现后发追赶。
3.4异质性分析
（1）产权异质性
由于市场定位、资源基础和发展目标的不同，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SOE）和非国有企业（Non-SOE）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如表5列（1）、（2）所示，数字化转型对技术追赶影响的回归系数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中皆显着为正。此外，列（3）、（4）所示，数字化转型对市场追赶影响的回归系数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中皆显着为正。在消除量纲和数量级差异后②，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的促进作用比非国有企业更强（USOE=0.1239gt;=0.0741=0.0661 gt;=0.0621）。可能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需要肩负更多社会责任，响应政府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号召，在人力资本结构、生产规模、资源获取、创新发展等方面具有更显着的优势，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产业技术水平异质性
行业技术特征不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的影响作用可能不同。本文按照申银万国证券的行业划分方法进行划分，将所处电子、国防军工、计算机、通信、医药、生物等行业的企业划分为高技术产业（Tech），其余划分为非高技术行业（Non-Tech）。列（5）、（6）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技术追赶影响的回归系数在高技术和非高技术产业样本组中皆显着为正。此外，列（7）、（8）所示，数字化转型对市场追赶影响的回归系数在高技术产业和非高技术样本组中显着为正。在消除量纲和数量级差异后，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产业企业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的促进作用比非技术产业企业更强高技术产业身处价值链的上游，关键核心技术往往被先发企业限制，无法获得超额利润。相较于非高技术产业企业而言，高技术企业对于技术追赶的需求更加迫切。此外，高技术产业企业拥有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和行业积累等方面的优势，能够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保障。
4结论与启示
4.1研究结论
基于协同追赶和动态能力理论，本文构建了数字化转型与后发追赶之间的关系模型，利用2012～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此外，相较于技术追赶，数字化转型对市场追赶的提升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是后发企业实现跨越式追赶的关键，且囿于资源有限性，企业应当选择与其核心业务匹配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以开展对领先企业的追赶活动；（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动态能力的途径来促进企业后发追赶。这表明后发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组织内部的动态能力，进而转化为技术或市场优势并最终促进后发企业成功实现技术和市场协同追赶；（3）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技术产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产业企业追赶的促进作用更强。
4.2理论贡献
（1）为数字化转型和后发追赶研究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以往追赶研究缺乏以比较视角进行分析，忽视了领先企业与后发企业之间的差距，不利于把握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本文以国内外前沿企业为追赶目标，创造了一个动态的技术和市场差距指标，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追赶有积极影响。本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经济活动以及企业后发追赶的影响因素。
（2）丰富了协同追赶理论的研究情境。技术追赶是后发企业成为行业领导者的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行业领先不仅在于技术，还在于市场。以往研究忽视了追赶行为与技术追赶的差异，笼统的将企业追赶等价于技术追赶，忽略了市场追赶在追赶行为中所扮演的关键作用，在理论上忽视数字化转型对市场追赶的影响将与实践背离。本文的结果表明，相较于技术追赶，数字化转型对市场追赶的作用更强。这一发现拓展了协同追赶理论的研究情境，有助于重新审视数字化转型价值创造的多重逻辑。
（3）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影响后发追赶的机制研究。以往研究将制度环境和企业家精神视为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追赶的重要路径。然而，现有研究忽视了从战略管理的角度来思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后发追赶的影响机制。在追赶过程中，企业需要更好的处理战略协调问题，以把握范式转变的机会窗口。因此，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本文发现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和企业追赶之间起中介作用，解构了数字技术背景下后发企业追赶的机制。
4.3实践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加速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充分利用数字生产要素。企业需要构建数字发展战略，将数字技术根植于生产、研发、物流、销售和售后等各个流程，基于各环节产生的数据进行科学决策，助力企业实现后发追赶。此外，企业需要灵活应用数字技术调整市场追赶和技术追赶战略。对于资源基础有限的企业，需明确数字技术的应用途径，可以优先从基础扎实、潜在价值高的市场追赶环节切入，再逐步扩大数字化在研发与生产环节的覆盖范围；（2）为提高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后发追赶中的有效性，企业管理者应关注动态能力提升，将数字技术作为辅助工具，聚焦于企业吸收、协调和创新能力的培养；（3）政府部门应差异化帮助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应避免采用无差别的补贴方案，应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发展。出台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专项资金保障计划，宣传企业成功的应用案例，总结发展典型模式，提升企业发展信心，鼓励企业“看样学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