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转型升级——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张翼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武汉 430073）

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光缆、移动通信、控制终端等服务于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这些设施是宽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投资力度大、建设周期长、应用范围广、公益性强的特点，在保证居民生产生活、企业经营和创新中发挥关键作用。为了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国务院于2013年颁布了 《关于印发 “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将宽带定位为战略性公共信息基础设施，标志着 “宽带中国”全面上升至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 “发展数字经济，建设网络强国，抢抓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促进实体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再次强调了 “宽带中国”战略的基础地位。那么 “宽带中国”战略对企业转型升级的效果如何？不同的外部营商环境和企业创新努力是否会带来异质性效果？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和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出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以期为信息基础设施助推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决策参考。

早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就开始探讨信息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Cronin等［1］、Yoo和 Kwak［2］、 Perkins 等［3］分别以美国、 韩国和南非为例，指出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均能刺激经济增长，且经济增长反过来拉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结论是否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Ding等［4］运用中国省级数据进行了检验，证实了信息基础设施与地区收入增长呈单向正相关关系，但对于双向正相关关系是否存在尚无定论。赵昕和茶洪旺［5］通过格兰杰检验指出，信息化与二三产业发展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郑世林等［6］认为应根据信息基础设施类别和时间差异进行具体分析，在通信发展初期，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对经济发展均产生了促进作用，然而2000年通信进入成熟期后，固定电话对经济发展的效果由正转负，移动电话的边际贡献趋减；Shiu和Lam［7］的证据进一步表明，只有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双向正相关关系才成立。这种现象源于城乡基础设施差距扩大和互联互通的不足，唯有解决这一问题，信息沟通的障碍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信息基础设施才能更高效地服务于经济 “双循环”［8］。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只关注信息基础设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倾向于探究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并从经营决策、资源配置、成本控制等角度，就信息基础设施的积极作用达成了共识。 Bharadwaj［9］和王永进等［10］的研究指出，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丰富了企业的信息化资源，既能帮助企业提高信息获取的准确性，又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和产能利用率，还能扩大企业产品的市场推广范围，促进技术向外扩散，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11，12］；Hardy［13］和 Leff［14］认为信息基础设施在受益层面具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能使网络覆盖区域内所有企业享受到要素流动的便利。为了证明外部性是否切实存在，李坤望等［15］以出口为例，构建了信息基础设施与信息化指标的交乘项，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和信息化密度的提高显着促进了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更有助于企业通过经营 “走出去”的方式加快转型升级进程；韩先锋等［16］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化提升使规模小、技术密度低、环保水平高和盈利能力弱的企业专利申请量增幅更明显，助推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目前文献从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角度分析了信息基础设施的影响，但存在以下不足：（1）关于结果测度，企业经营方面如果仅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来衡量［17］，则可能会 “以偏概全”，且单一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难以反映专利质量和应用价值；（2）机制分析集中于探究营业成本，少有学者讨论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善引致的代理成本［19］； （3）外部效应分析仅运用地理空间距离［20］，容易忽略企业上下游关系网的作用。本文基于 “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冲击，以产能利用率、成本利润率、资产收益率和专利技术价值为转型升级指标，既能克服单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局限，全面考察企业资产配置和成本控制情况，又能切实反映创新成果质量，破除 “唯数量”的观念；运用企业代理成本和企业间互动指标作为中介变量，从行为角度丰富了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以业务往来频繁的上下游企业为切入点来探究信息基础设施的外溢性和扩散性，对构建和维系企业间的信赖关系网具有积极意义。

1994年起，经过20余年基础设施更新换代，中国实现了由拨号上网到有线宽带、光纤入户及无线的飞跃。然而网络覆盖不全面、速度慢、掉线和中断等问题凸显。中消协报告显示，2010年互联网投诉量达20405件，约为2006年的2.81倍，其根源是信息基础设施供不应求。基于此，2011年3月国务院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就提出了宽带全面普及的目标。虽然 “宽带中国”战略暂未明确提出，但一些运营商在部分人流量大、住户密度高、在线办公需求强的地区先行部署了宽带提速和无线网络，从私人层面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信息基础设施保障。然而私人提供以效益为导向，存在选择性强、持续性弱的局限。为此，2012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说明宽带开始受到国家层面重视。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印发 “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部署了宽带发展目标和路径。2014年10月，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 《关于开展创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工作的通知》，确立了首批 “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群）。2015年10月和2016年7月两次新增后，试点城市（群）达120个，目的是让更多地区的企业享受到信息基础设施的便利。

本文从政策冲击前后企业效益变化的视角来构建理论模型。结合外部营商环境和企业创新努力两类影响企业收益的关键因素［21，22］，模型中首先探究 “宽带中国”战略未实施时的企业效益。假设企业创新努力中自身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企业为转型升级的消费和收益呈规模报酬相等，且企业效益的函数关系是单调、线性的，令企业效益为U，企业转型升级时的外部营商环境水平为E，企业自身创新努力程度为I，那么U是关于E和I的线性函数，记为：

由于外部营商环境和企业自身创新努力与企业转型升级呈正相关（即 ∂U／∂E＞0、 ∂U／∂I＞0），因此本文继续拓展式 （1），将E和I内生化。根据道格拉斯·诺斯理论，贫富程度最终由制度质量决定，因此制度性交易成本作为衡量企业为遵守政府规制付出的税费、融资、交易等代价的方法，能有效反映政府干预的效果。进一步，企业创新努力的主要表现是加大研发投入，因此本文设制度性交易成本为C、企业研发投入为R，则式 （1）转变为关于E（C）和I（R）的复合函数：

进一步，结合乘数理论，政府改善营商环境和企业提高创新努力属于投资行为，能对企业效益产生乘数效应，因此从企业效益U的角度出发，设a为企业转型升级的边际消费倾向，取值范围为［0，1），则融入乘数效应后，函数形式变为：

式 （3）中，ΔU／U随a的上升而提高。对a而言，制度性交易成本C不降反升（如企业非税负担加重、融资和交易费增加）会降低外部营商环境水平，进而阻碍企业效益提升，即：

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则有助于企业创新努力程度提升，进而对企业效益带来“红利”，即：

但式 （3）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认为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决策，忽略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也会影响研发投入［23］。因此，本文将式 （3）中的R也内生化，得到：

如果地方存在制度壁垒，则企业在加大研发投入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行政审批障碍、中间费用等负担，这部分支出的上升容易使企业做出背离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导向的选择，即：

显然，制度性交易成本阻碍了企业研发投入，进而扭曲了企业转型升级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企业效益产生了负面影响。若将C广义化，除制度性交易成本外，进一步考虑政策不完善导致的企业间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和监督成本，则企业转型升级的边际消费倾向将更容易受到抑制。因此，制度失灵对企业的不利影响亟需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来解决。

基于上述企业效益问题，本文考虑政府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时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研发投入对企业效益的变化。从战略性公共品的角度来看，信息基础设施具有排他性弱、竞争性强的特点，具有明显的拥挤性公共物品属性。政府在网络资源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推进 “宽带中国”战略后，更多企业的沟通、交易和经营方式将逐步发生改变，因此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研发投入将因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而发生变化。由于各地区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深度与实施年数呈正相关，因此设P为 “宽带中国”战略推进实施的年数，C是P的线性函数，则函数将由式 （6）转变为式 （8）：

“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重在畅通 “信息高速公路”，不仅能缓解企业日常访问互联网资源过程中的网络拥堵瓶颈，解决企业互联网资源“供不应求”的问题，还能突破信函和高铁在信息传递方面的物理局限，降低企业在创新努力和适应营商环境过程中耗费的时间、货币和心理成本，进而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因此C为P的减函数。进一步，企业能够将原先用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支出更多地用于研发投入，即R与C的关系呈反向变化。上述分析经过整理可得到：

观察式 （9）并结合式 （7）中偏导数的符号发现，随着 “宽带中国”战略的深入实施，企业负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趋于下降，进而减少了外部营商环境缺陷对企业转型升级边际消费倾向的扭曲；同时，制度性交易成本下降后，企业研发投入积极性的上升提高了企业转型升级的边际消费倾向。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能切实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基准模型。当公共政策的推行对特定行业或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显着影响时，便构成了准自然实验。“宽带中国”战略为国家战略，不以企业意志为转移，符合准自然实验的特征。由于 “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分批实施、逐步新增和推广，具有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的特征，因此本文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构建的模型如式 （10）所示：

式 （10）中，下标t表示时间，e表示企业个体。符号α为常数项，β为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对企业转型升级的系数；γ为控制变量系数；χ为时间固定效应，η为企业固定效应；ε为扰动项。

机制分析模型。为了验证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的内在机理，本文暂记机制变量为M，构建如式 （11）～（12）所示的中介效应模型。

式 （11）～（12） 中， ι、 σ为常数项， κ、 ω分别为中介效应模型中自变量的系数，λ、θ、ρ为控制变量系数，其余符号定义与式 （1）相同。

异质性分析模型。为了验证企业转型升级是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在式 （10）的基础上，构建了如式 （13）所示的三重差分模型：

根据三重差分模型原理，交乘项BB×H具有实际意义的前提是BB和H同时不为0，从而得出外部营商环境和企业创新努力差异下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对企业转型升级的边际效应。

因变量为企业转型升级（Up）。关于该指标的测度，孔伟杰［23］将企业跨产业、产权、治理结构、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转型，以及产品和制度升级作为衡量指标，但局限于特定地区制造业的调研数据，指标普适性存在局限。李后建［24］、赵剑波［25］和林勇等［26］的研究指出， 企业产能过剩程度、收益水平和创新质量与通信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且王文甫等［27］、 李晋等［28］和熊凯军［29］进一步验证了上述指标也与政府干预力度相关，这为明细指标的选取提供了支撑。近年来 《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容中多次指出提质增效和研发创新，说明上述指标更受国家层面的重视。本文结合数据可得性，参考李林木和汪冲［30］的方法，在经营方面设置了以下指标：（1）产能利用率（Up1），以固定资产周转率为代理变量，有利于直观分析厂房、设备等资产运用和管理能力；（2）收益能力，具体采用成本利润率（Up2）和资产收益率（Up3）来衡量，有利于反映企业每单位经营耗费和自有资本创收能力。在创新方面，企业创新成果产出数量增加不等同于创新质量的提升，故本文采用专利价值（Up4）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创新能力，以反映专利实际应用水平。

核心自变量为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BB）。本文将经营所在地位于 “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内的企业归为实验组，未在试点城市内的企业归为控制组。由于 “宽带中国”战略试点的公布时间都在2014～2016年下半年，且战略从公布到深入实施、企业从认同战略到调整决策存在滞后性，因此当企业i经营所在地从第t＋1年起受 “宽带中国”战略的影响，则BB指标赋值为1，反之为0；未在试点城市内的企业直接取0。

C为控制变量集合，具体包括企业和地区两个层面的控制变量。变量的具体定义详见表1。

宽带全面普及的目标于2011年提出，部分运营商先行响应提速号召，使宽带提速日益受到社会关注①，因此本文将数据起始时间定为2011年，数据区间为2011～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财务数据源于Wind和Choice数据库，研发投入和专利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需要指出的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中小非上市企业面临停工停产的生存困境，但本文使用的是上市企业数据，上市企业较非上市企业而言更具存量资产规模大、业务范围广、内部控制完善等优势，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抵御疫情带来的不利冲击。因此，2020年的数据仍可用于本文的研究。剔除因变量指标缺失的企业、长期亏损的ST、*ST、SST企业，去除极端值和异常值后，本文得到了1947家企业的18792条有效观测值。因只有部分企业披露了专利技术明细数据，故企业专利技术价值观测值为6471条。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②。

表1 主要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表2是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首先对 “互联网＋制造”企业进行分析③，列 （1）～（3）BB系数显示，“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内的 “互联网＋制造”企业产能利用率、成本利润率、资产收益率显着提升，说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 “互联网＋制造”企业调配闲置产能、降低生产销售成本，规避决策失灵带来的成本突增风险，但列 （4）显示专利价值提升效果不显着，可能的原因是 “互联网＋制造”企业在互联网应用层面专利申请过程中容易出现同质化问题。那么 “宽带中国”战略对所有企业转型升级的效果如何？对应的实证结果显示，“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内所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成本利润率、资产收益率、专利价值皆高于非试点城市企业，说明 “宽带中国”战略对企业转型升级的红利更具普惠性。假设得到了验证。

表2 基准回归

本文实施了以下4种稳健性检验：（1）反事实检验，借鉴Ferrara等［31］的方法，改变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时间，假设 “宽带中国”战略提前1～2年实施，若BB（pre）系数仍显着为正，则说明企业转型升级可能受其他政策干扰，而非 “宽带中国”战略深入实施所致；（2）排除全面 “营改增”影响，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之际恰逢全面 “营改增”推进期， “营改增”的减税效应通过刺激制造业生产率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来带动企业转型升级［32，33］，因此为了减轻全面 “营改增”对实证结果有效性的干扰，本文借助范子英和彭飞［34］的方法，进一步控制了增值税和营业税税负变量；（3）工具变量两阶段检验，“宽带中国”战略试点的非随机性对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减轻遗漏变量干扰提出了要求，地势起伏度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难度直接相关，道路通达性会影响设施施工材料、设备和人员的运输效率，但上述两项指标与因变量指标无直接关联，因此本文构建了地势起伏度与道路通达性的交乘项，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4）替换转型升级指标，将因变量替换为销售毛利率、总资产报酬率、每股收益和非专利价值进行再度量。通过上述稳健性检验可以证明，基准回归结果是可靠的。

降低代理成本（M1）。企业代理成本主要包括因供需双方、管理层与股东之间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额外负担，其中经营费用包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是企业代理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35］。一般来讲，销售费用率越低，企业营销系统组织运作的效率就越高，越有利于提升利润；管理费用率越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越高。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不仅有利于减少企业内外营销信息障碍，还能助力企业将信息化营销管理应用于对生产成本等的控制，降低每单位生产的管理费用。基于此，本文采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来衡量企业代理成本，得到了表3关于代理成本的实证结果，从列 （1）结果中发现，BB对应的系数显着为负，表明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降低了企业代理成本。

促进良性互动（M2）。从创新知识交换的角度来看，“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有助于企业在信息充分交流的基础上相互汲取成功经验，加强在设计、测试、建造等方面的深层次合作，有利于自身淘汰落后产能，盘活闲置资产，获取创新所需的各类要素，进而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关于企业间互动指标，本文从股吧和投资者互动平台爬取了企业问答帖子和词条文本数据，剔除无效问答后，计算出企业回答投资者、客户疑问次数的自然对数，构建了企业互动指标，值越大，表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互动越频繁，越有助于及时掌握市场需求，做出符合实际的生产和创新决策。表3列 （2）的结果表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后，企业与投资者良性互动的积极性显着上升。

表3 机制分析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 “点”（如基站、服务器）、“线”（如网络电缆和光缆）的有机结合，构建了互联网覆盖的 “面”，这种信息交流的“红利”不仅使企业自身受益，还能使与本企业业务往来频繁的上下游企业同时受益，因此企业受益面具有溢出效应。本文通过巨潮资讯、新浪财经、企业官网渠道，运用Python软件爬取了上市企业交易文本信息，识别出与本企业发生交易行为的上下游企业名称，接着从Wind、CSMAR和iFind数据库搜集这些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成本利润率、资产收益率和专利价值，完成匹配后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发现，无论上下游企业是否在异地，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对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都呈现积极效果，证明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的影响存在外溢性⑤。

外部营商环境差异。优良的外部营商环境能为企业带来创新资源（如专业设备、人才、产业集聚和分工）、创新绩效、创新服务等 “红利”，这些 “红利”是企业转型升级所需的要素。本文从市场环境和政府 “放管服”角度构建外部营商环境指标。关于市场环境，本文从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搜集了各城市创新创业指数，该数据具有按年动态评分、全面覆盖大中小微企业、强调创新创业市场识别机制等优点，并通过量化得分来直观反映城市创新实力。具体而言，为了减少历史经济规模的影响，本文以滞后1期城市人均创新指数（H1）为总指标；为了衡量创业者和风险投资者对营商环境的乐观度，本文选取滞后1期新建企业进入（H2）、风险和私募投资数（H3）得分为明细指标。进一步，为了探究市场竞争的影响，本文搜集了市场份额在所属行业中排前50名的企业，通过各行业滞后1期赫芬达尔指数的倒数来反映行业竞争度（H4），值越高，表明垄断程度越低。完成度量后，本文构建了交乘项（BB×PCI、BB×H1～4）。 关于 “放管服”， 行政审批改革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减少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因此本文从CAAD数据库搜集了企业经营所在地行政审批单位改革（H5）时间，将完成改革的地级市设为1，反之为0，构建了交乘项（BB×H5），进行实证分析。表4列 （1）～（4）各交乘项的系数显示，在优良的外部营商环境中，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进一步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资产收益率、成本利润率和专利价值；如果企业经营所在地完成了行政审批单位改革，则企业转型升级效果会更加显着，表明政府致力于营商环境改善是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保障。

表4 外部营商环境异质性分析

企业创新努力差异。企业创新努力的提升离不开研发资金和人才投入。研发支出不同时点的边际收益难以预知，一旦资金链断裂，研发活动将中断，因此资金稳定是企业持续创新的必要条件；企业创新过程受市场波动、决策失灵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若企业能及时披露风险信息和应对策略，则有利于化解外界质疑；同时，绿色研发既是培育合作伙伴关系的关键，也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本文从研发投入、风险和环保控制角度来衡量企业创新努力指标。为了考察历史研发强度的影响，本文首先根据企业滞后1期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H6）比重，以及滞后1期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H7）比重， 构建了交乘项（BB×H6～7）。接着，本文从企业报表和公开事项文本中识别并搜集了研发风险披露（H8）信息，将当年披露研发风险的企业赋值为1，反之为0；进一步，如果企业公开了研发风险应对策略（H9），则H9赋值为1，反之为0，据此构建交乘项BB×H8～9。最后，为了考察企业研发中对废旧耗材的处置是否同样重视环保，本文基于CCSR数据库中企业环境优势八项指标⑥，对环保行为进行赋分，只要企业采取了八项行为之一，则赋1分，累计分值越高，表明企业环保措施越多。赋分后，本文构建了研发环保控制指标（H10）和交乘项（BB×H10）， 进行实证分析。表5的结果显示，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过程中，若企业能在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披露研发风险和应对策略，重视绿色研发，则企业产能利用率、资产收益率、成本利润率和专利价值会进一步提升。

表5 企业创新努力异质性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加快了企业转型升级进程。机制分析发现，“宽带中国”战略实施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促进企业间良性互动来助推企业转型升级，且与试点城市内企业业务往来频繁的上下游企业也能受益。异质性分析表明，如果企业经营所在地营商环境优良，企业自身重视创新努力，则 “宽带中国”战略对企业的激励效果更为明显。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持续扩大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范围。目前未在 “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内的企业仍难以切实享受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转型升级的 “红利”，因此国家应高度重视对边远欠发达城市和农村宽带网络建设的扶持。地方应结合地形、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历史情况，因地制宜地明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减少网络资源供需错配，从而缩小城市间和城乡间信息基础设施差距，使更多城市宽带用户规模、普及水平和网络接入能力得到质的提升，进而提高要素流动效率，缩小不同地区企业转型升级差距。

（2）拓宽互联网信息交流应用。国家应借助“宽带中国”战略契机，在现有证交所平台和投资互动平台的基础上，对企业互动的碎片信息进行聚合，并按投资者和客户关注频率设立 “热搜”和统一留言板块，构建综合性、数字化的企业互动平台，从而持续增进各方互信，进一步降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代理成本，为企业间的良性互动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对合同交易和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进一步完善企业责任分担细则，从而明确企业各方明细义务，为企业各类纠纷提供完备的解决机制，促进企业强化契约意识，切实维系交易方信赖关系网，实现稳步、协同转型升级。

（3）支持和引导企业高质量创新。国家和地方除了加大对企业转型升级的扶持力度外，更应加快改善营商环境，如为新建企业简化审批流程、完善公平招投标细则，为所有企业搭建投融资服务和监督平台，从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提高资金、技术、人才要素流动的透明度，激励企业改善经营、持续创新。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应及时披露风险，向投资者和客户阐释影响研发成功率的因素，切实保障投资者知情权，并切实加强研发项目管理，减少信息不对称对投资者和企业自身的双重损失。企业还应重视研发过程的绿色化，使自身的转型升级带动社会福利的提升。

注释：

①百度指数（PC）显示，2010年 “宽带提速”关键词全年平均值为197，2011年上升至385。指数越大，社会关注度越高。

②限于篇幅，未列出全部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③ “互联网＋制造”企业，主要包括主营5G设备、工业机器人、大数据服务器、智能电网等行业的企业。“宽带中国”战略易使“互联网＋制造”企业直接受益，因此本文首先对其展开分析。

④限于篇幅，未列出全部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⑤限于篇幅，未列出全部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⑥CCSR企业环境优势指标：是否研发对环境有益的产品；是否采取减少 “三废”、使用可再生能源和循环经济、节约能源、绿色办公措施；环境管理系统是否通过ISO-14001认证；是否受到环境表彰或其他正面评价；是否有上述指标未涉及的其他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