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企业规模 市场竞争 数字化 边际效应 熊彼特假说 异质性 倒U型 交互作用
引言
新兴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持续创新，不断引领产业新变革，塑造新兴经济市场，已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2021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5.3万亿美元，而我国对应规模为7.1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与美国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我国超过80%的企业仅在关键业务环节应用数字化技术，并未实现企业内外全要素、全过程的互联互通，企业数字化发展整体上仍处于转型探索期和初级发展阶段。企业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依托载体和重要推动者，其数字化发展过程中的不愿转和转型不深入等问题成为制约数字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因此，以企业为切人点探究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有利于完善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制定针对性产业政策，进一步深化数实融合。
当前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1）定性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容维度以及数字技术赋能路径；（2）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多数研究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效率和市场价值的提高：（3）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其中，驱动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以地区数字经济、建设智慧城市和金融发展水平等为代表的外部环境及以企业领导者教育经历、教育背景和社会网络等为代表的内部控制因素。不难看出，学界对企业数字转型的驱动因素关注相对有限，且主要聚焦于国家宏观政策和企业微观治理层面，鲜有从产业组织视角来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企业规模、市场竞争与创新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产业组织领域的研究重点，且对熊彼特假说的争论在学界持续了数十年，仍未达成共识。数字化转型作为广泛意义的创新，具有高渗透性、强融合性特点，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对数字化转型产生何种影响，仍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企业规模是否仍然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决定性因素？市场竞争是否会促进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需求？这些问题引发了本文对熊彼特假说的再考察，以探讨企业规模、市场竞争与数字化转型的复杂关系。
因此，本文基于熊彼特假说，以2011～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研究企业规模、市场竞争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理论研究，现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政策或企业微观因素，中观产业维度的研究较少。本文基于产业组织视角研究企业规模、市场竞争与数字化转型的复杂关系，扩展了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研究视角：本文还扩展了熊彼特假说在数字化时代的应用，为创新驱动理论在数字化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实证支持。本文实证检验熊彼特假说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新特征，并对新特征进行解释：本文结论有助于从实践维度更全面地理解企业规模、市场竞争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参考。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企业规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熊彼特假说指出，大企业由于在规模经济、风险分担和融资渠道等方面拥有相对优势，因此比小企业有更强的创新能力。然而，在经验性研究中，基于区域和行业差异，学界对于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未达成共识。
与传统技术创新相比，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前期资金投入高、后期不确定性风险强、边际成本低且与人力资本结合紧密的特点，这使得大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拥有显着优势。（1）企业数字化转型依赖丰富的数据资源以及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大企业凭借市场份额和业务广泛性，拥有丰富的数据储备和技术研发优势，更易推动客户数据分析以及智能化工具的研发，从而为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端数字人才的匮乏，导致中小企业缺乏数字化转型的主动意识和技术能力。大企业则能发挥资金优势，以优渥的待遇吸引高素质数字人才，进行数字技术研发与创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更为充足的支持。此外，大企业拥有更强烈的转型动机，这是因为大企业不仅可以充分借助自身品牌效应和市场势力，向外部投资者和银行等金融机构传递“企业发展良好”、“市场优势明显”等积极信号，而且会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更为精准的市场分析、客户洞察以及业务优化，提升效率与市场竞争力。然而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由于组织结构刚性、沟通协调难度增加、人才挑战以及成本风险增加等多面的因素，企业规模促进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可能会逐渐减弱甚至转变为阻碍。
另外，数字化转型具有强知识溢出、同群效应与“长尾效应”特性，推动了平台企业等数字技术服务生态圈的形成，为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契机。（1）数字化转型依赖的数字技术通常具有非排他性、传播成本低的特点，表现出较强的知识溢出效应，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资源可得边界，使得中小企业资金、人力资本等资源的限制得以缓解，更容易获取和应用现有数字创新成果，依托成熟的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改造；（2）数据要素的高流动性与可持续性特点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数据基础。中小企业可以建立长期数据积累，利用行业内外数据支持数字化实践，逐步改善和优化数字化应用。此外，以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相应平台的建设和数字技术服务生态圈的形成，显着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第三方技术服务规模和质量，从而缓解了中小企业的不会转、不敢转、转型难的困境。上述因素为大量处于“长尾”部分的中小企业降低了转型门槛，使它们有可能突破资源与能力束缚，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的上述特点使得企业规模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两者更有可能呈现非线性关系，而非“熊彼特假说”所提出的正向关系。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规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
1.2市场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不仅企业规模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市场竞争程度也会影响企业的决策与行为。市场竞争具有评估性，为企业提供了市场势力和市场竞争力等信息，进而为是否追加创新投入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技术创新行为，也会受市场竞争信号影响。当市场竞争程度处于企业可接受范围内时，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企业为保持市场份额，会不断增加数字技术的研究及数字工具的应用，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市场需求洞察力，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对用户进行“画像”来获知消费者个性需求及潜在市场，获取异质性资源以生产差异化产品，开辟新市场，从而保持市场竞争优势；同时，也能助推企业实现数字化管理，增强企业经营数据分析能力以实现企业内部管理的现代化管控。此外，市场竞争的加剧会倒逼企业开展数字化活动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压缩新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周期，来缓解竞争加剧导致的产品利润空间压缩。因此，面临的市场竞争越大，企业越有可能主动选择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技术创新和经营增长。
然而，市场竞争强度并非越强越好。（1）当市场竞争强度达到某一水平后，企业决策者由于自身风险承担能力的限制，不愿承担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不确定与风险，可能减少数字化变革等风险行为的关注，更倾向于将资源用于应对市场竞争以维持企业生存，导致决策行为相对保守，从而降低了数字化转型的意愿；（2）市场竞争达到某一阀值后，企业风险增加的同时，转型等创新活动获取的边际收益价值不断降低，此时企业可能更加关注短期的业绩表现与利润，选择减少数字化转型等需长期投入的创新活动；（3）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投入周期长、风险高等特征，意味着数字化转型资金更多依赖于企业自身资本的投入，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企业收入及其内源融资能力的负面影响会更为显着，导致企业资源的有限性更加凸显．从而进一步制约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观意愿和投入。
综上所述，市场竞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市场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非线性关系，适度的市场竞争有助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程度过高可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抑制作用。
2研究设计
2.1样本与数据
考虑到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以及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对原始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ST等异常状态的样本；（2）剔除保险、金融服务业公司；（3）剔除关键数据缺失、数据明显异常的样本；（4）为尽可能避免极端值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
数据来源可分为以下3个方面：企业规模、市场竞争以及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来自上市公司年报；地区层面控制变量来自于省级统计年鉴。
2.2指标选取与变量测度
（1）被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本文参考吴非等的测度方法，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界定“数字化”关键词，结合文本分析与数据挖掘技术，从企业年报中获取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频数。考虑到关键词频数的“右偏”分布特征，使用加1后的对数值（Digit）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指标，并用年报中关键词频数占年报总频数的比重（Digit_new）作为另一衡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2）解释变量。企业规模（Size），本文按照目前通用的做法，采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作为企业规模的代理变量。市场竞争程度（Com），多数企业的经营范围涉及多个行业，行业集中度指标存在一定误差，并不能真实反映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相比之下，销售费用占比不会随着企业经营范围变化而发生较大变化，能够更精确反应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因此本文参考聂辉华等的方法，采用企业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Com）作为市场竞争程度的衡量指标，值越大，表明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越严峻，市场竞争越激烈；反之，竞争压力较小。
（3）控制变量。本文从企业、行业以及地区3个层面选取可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企业层面：企业年龄（Age）。以数据观测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间的差值度量。企业发展能力（Growth）。以营业收入年增长率作为企业发展能力的代理变量，营业收入增长率越高，企业经济效益越好，越有能力进行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盈利能力（Roa）。以企业当年净利润占总资产的比重来度量，企业盈利能力强说明企业财务状况好，有利于进行内部融资，抗风险冲击能力更强，从而数字化转型主观意愿也会更强烈。托宾Q值（TobinQ）。采用企业市值与总资产的比值来度量，可以反映企业的投资支出意愿。此外，市场需求规模的增加会显着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行业营业收入（Need）作为市场需求的代理变量。最后，毛宁等研究指出，基础设施水平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本文测度了省级层面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Base），具体方法如下：参考赵涛等的做法，从省级统计年鉴中选取光缆长度、移动电话基站数、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宽带接人端口数、互联网上网人数5个指标，并运用跨期熵值法进行降维，计算得出省级数字基础设施水平（Base）的综合得分。
2.3模型构建
为检验企业规模、市场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借鉴孔令文等[28]的方法，本文构建基准模型如下：
3实证分析
3.1描述性统计
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均值为1.272，最大值为6.306，最小值为0.000，表明样本期内仍有企业未进行数字化转型，且目前数字化转型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发展不均衡。市场竞争的均值为0.076，最大值为0.480，而最小值接近0，说明不同企业在产品销售层面的销售投入存在明显差异，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和竞争压力存在显着差异。控制变量中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标准差较大，表明不同省（区、市）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差距明显。
3.2基础回归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
（1）企业规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显着的非线性关系。列（1）仅考虑企业规模的影响，发现企业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162，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着，说明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企业数字化程度也渐渐增强，据此初步确定企业规模可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为进一步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速度是否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即二者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列（2）在模型中引入企业规模的二次项，结果表明二次项回归系数在1%置信水平下显着为负，一次项符号和显着性均无明显变化。添加控制变量后，列（5）的系数符号及显着性无明显变化，且样本数据均落于拐点左侧，由此验证了假设H1，即企业规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
（2）市场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为非线性关系，呈“倒U型”特征。列（3）、（4）实证结果表明，市场竞争一次项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1%置信水平下显着。即随着企业市场竞争压力增加，企业倾向于应用数字技术优化内部管理结构来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同时企业可以发挥数据要素的市场分析预测功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开拓新市场，从而提升市场竞争力。添加控制变量后，列（5）中市场竞争二次曲线形态上呈“倒U型”，且拐点为0.244，位于样本数据范围内。这意味着当企业的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24.4%，此时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适度，数字化转型意愿达到最高。市场竞争程度并非越高越好，在达到拐点前，适度的竞争能够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而当市场表现为过度竞争时，企业会较少关注数字化转型等高风险活动，倾向于配置更多资源用于企业短期生存，数字化转型意愿受到抑制，假设H2得以证实。
3.3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健性，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1）调整时间窗口。为排除外部特殊市场环境变化可能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将研究窗期调整为2011～2019年，回归结果见列（1），基准结论依旧成立。
（2）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频总和占年报词语总数的比重作为新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衡量指标（Digit_new），重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本文所关注的解释变量符号与显着性均未发生明显改变，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3）更换回归模型。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左侧临界值为0的特点，借鉴聂辉华等的做法，采用Tobit模型对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列（3）结果表明解释变量系数符号和显着性均与基础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证实了基准结论的可靠性。
（4）内生性检验。企业规模、市场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解释变量滞后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①参考孔令文等的做法，将企业规模（Size）以及市场竞争（Com）及对应的二次项均滞后一期作为新的解释变量，对原模型重新回归，结果如列（4）所示；②选取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见列（5）。可以看出，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企业规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依旧存在非线性关系，同时市场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仍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佐证了基准结果，说明本文研究结论是可靠稳健的。
4异质性分析
（1）产权异质性检验。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规模、市场竞争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本文根据控股股东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并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列（1）和列（2）所示。
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企业规模的一次项系数均显着为正，且国有企业组回归系数明显小于非国有企业组。这意味着对于所有企业，企业规模均会显着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差别在于：①企业规模较小时，企业规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要明显强于国有企业组：②企业规模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为线性正向影响，而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显着的非线性影响。这表明，国有企业规模的增加会持续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系数不会随着企业规模扩张而减弱。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非国有企业具有灵活性和创新性，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更能够快速适应市场变化和技术进步，因此在数字化转型的早期阶段，非国有企业可能更能实践数字化转型，而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面临资金和技术投入的瓶颈，加之组织庞大带来的挑战，导致数字转型程度停止甚至下降。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压力较小，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较丰富的资源储备，同时往往受到政府政策的指导和支撑，从而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拥有较高的起点和连续的投入，最终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深化与扩展。
（2）行业异质性检验。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企业在生产技术、组织管理模式、数字化内容和途径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企业规模、市场竞争等因素对企业数字转型的影响可能存在行业异质性。为研究制造业企业与非制造业企业间的差异，参考鲁桐和党印的方法，按照行业属性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制造企业与非制造企业两组样本。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列（3）、（4）所示。
回归结果表明，企业规模的一次项回归系数均显着为正，其中制造企业系数为0.176，非制造企业系数为1.159，即企业规模均显着正向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相较于制造企业，企业规模对非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更明显。此外，非制造企业组企业规模的二次项系数显着为负，即企业规模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递减。这可能是由于非制造企业更多在组织管理模式方面进行数字化变革，转型难度低，易操作，在规模扩张中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迅速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企业规模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着：而一旦数字化转型达到一定程度，在一定的规模范围内不再需要进行较大变动，企业规模对非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开始递减。
5交互效应检验
相关研究认为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交互作用，为进一步明确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本文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引入了企业规模与市场竞争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5列（1）。其中，企业规模与市场竞争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0.264，且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即企业规模与市场竞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负向交互影响。在企业规模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既定时，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既定时，更大的企业规模会阻碍数字化转型进程。
本文进一步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行业层面考察交互效应的普适性，结果见表5列（2）～（5）。（1）数字基础设施异质性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与市场竞争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125和-0.218，但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地区不显着，表明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区域，市场竞争加剧会削弱企业规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效应，而在基础设施较差的区域不存在这一事实；（2）行业层面异质性表明企业规模与市场竞争的交互项符号均为负，但在非技术密集型企业中并不显着，意味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会显着阻碍企业规模扩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6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规模、市场竞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企业规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企业规模扩张可以显着促进数字化转型，且边际效应递减；（2）市场竞争与企业数字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适度的市场竞争有助于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和水平，而过度的市场竞争则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3）企业规模与市场竞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负向的交互影响，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会削弱企业规模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既定时，企业规模的扩大则会阻碍数字化转型进程。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应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并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由于企业规模扩大有利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结论，表明应鼓励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发挥规模优势，吸引数字人才和转型资金，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深化金融业改革，推动数字金融发展，特别关注解决“没钱转”的问题，着力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融资困境：另外，行业异质性表明非国有企业与非制造业企业的规模扩张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具有边际递减的特征。因此，应加强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转型过程中注重保持灵活性，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同时，非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应选择适合其规模和需求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加强与其他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交流，通过云计算、小程序等灵活的数字化工具降低转型成本与风险，推动拐点右移。
（2）营造开放、公平、充分、适度的市场竞争环境，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市场竞争压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并非简单线性关系，因此，①培育竞争性市场，通过打破地区垄断、行业垄断和行政性垄断，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②完善优胜劣汰机制，保持市场良性竞争。通过梳理、取消不合理的税收、补贴、贷款等优惠政策，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淘汰依靠优惠政策生存的低效率企业，提高竞争效率：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进一步确立中小企业地位，保护中小企业获得公平的融资和发展机会。
（3）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奠定良好基础。结论表明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应强化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政府可通过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计算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多渠道推动数字平台及数字技术服务生态圈建设，助力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信息沟通成本等数字化转型成本，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良好契机。通过成功经验加快城市数字设施建设，提升转型技术服务能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加大数字化转型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