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黄河流域 经济增长压力 生态保护 高质量发展 耦合协调 倒U型 技术创新 产业结构升级
引言
黄河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与经济地带，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安全大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沿河流域广大地区却长期面临着经济发展滞后与生态承载力脆弱等困难与挑战。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部署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并指出二者要同步推进。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战略任务。因此，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推进，是黄河流域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也是其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理念的必然选择。
目标责任制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虽然目前政府的绩效考核日趋多元化，但GDP仍是最易测度且最重要的指标。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基于行政约束、政治或经济激励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目标进行设定，在发挥超前引领作用的同时，也给当地带来了相应的增长压力。那么，对于黄河流域而言，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耦合协调是否会产生影响？其作用形式、内在机制与异质性表现是什么？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利用2006～2022年黄河流域九省区9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展开研究。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1）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相关研究。一部分学者将生态安全或绿色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子维度进行探究，但在“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目标下，生态保护本身也应该作为一种“目标”，与经济发展形成共生关系。基于此认识，学者们针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展开了水平测度、交互相应、时空格局以及补偿机制等多维度的分析。在影响因素方面，一部分学者系统探讨了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驱动机制，发现其是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和产业发展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少部分学者聚焦于影响因素，发现经济集聚对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具有“倒U型”影响，且绿色科技创新是其重要支撑；（2）经济增长压力影响效应的相关研究。现有研究论证了经济增长压力对地区创新水平具有“倒U型”影响，对基础设施数量及质量分别存在正向线性和“倒U型”效应，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或约束会损害经济发展质量、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加剧资源错配、抑制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化、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研发创新，阻碍城市绿色发展。
综上所述，相关研究已颇为丰富，但在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背景下，尚未有学者从政府目标引领这一视角人手，对经济增长压力的影响效应进行探究。因此，本文基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选取6项二级指标以及21项三级指标，以测度并揭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聚焦于经济增长压力视角探究其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影响，并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两方面揭示其内在机制，进而基于城市类型和区位两大维度考察其异质性表现，本文不仅有利于弥补现有理论研究的不足，也能够为黄河流域城市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和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政府年初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将形成不同程度的增长压力，并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产生不同影响。具体来看，当政府依据当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合理提高经济增长目标，使得增长压力适度提升日寸，（1）有利于实现财政资金和土地等资源要素的科学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2）政府对于企业的进入、生产经营等行为将保持合理的环境规制，且不至于对环境治理投资造成挤出，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3）政府将有余力对医疗、教育等民生项目进行财政投资，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经济发展的共享性。综合来看，这种渐进式的经济增长目标有助于统筹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民生福利，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推进。
相反，在“晋升锦标赛”以及“标尺竞争”机制作用下，地方官员往往对经济增长目标进行较高幅度加码并由此形成过高的增长压力。在这种情况下，（1）政府会主动加强基础设施以及国有企业方面的投资，甚至采取直接干预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的方式实现增长，进而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和经济效率损失，降低经济发展质量；（2）过高的增长压力会诱发多种短期行为，如政府将通过放松环境规制和降低土地出让价格等手段实现招商引资，从而造成更多低效率制造企业的进入，甚至出现“污染天堂”和过度“工业化”等问题，加剧环境污染；（3）经济增长压力变大将引致对医疗和教育等民生项目方面的逐底竞争，从而弱化经济增长的共享性。综合来看，这种激进发展的战略导向以牺牲环境和民生福利为代价，超越了现有经济发展条件，最终使得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降低。综上，本文提出：
理论假说H1：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具有“倒U型”影响。
就内在机制而言：
（1）经济增长压力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具体来看，经济增长压力与地区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压力适度提升时，不仅地方政府会积极出台各种政策，引导资源配置到更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等领域，企业也会由于相关政策的引导以及自身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加强研发活动，提高创新绩效。相反，一旦压力过大或约束过强，由于创新成果转化具有滞后性且创新绩效难以衡量，不仅地方财政偏向实施基础设施建设等短期行为，减少创新要素供给，企业也会受到来自政府的干预以及自身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期影响，削减研发支出，抑制创新活动。进一步，技术创新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以及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技术创新通过加速生产环节对先进技术的应用、加强废物的二次利用与妥善处理，不仅可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且有利于降低污染物排放以及防范其他环境风险；另外，作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技术创新有助于加快增长方式从资源消耗型向创新驱动型演进，推动传统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化、技术化方向转变，最终使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2）经济增长压力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具体来看，当经济增长压力适度提升时，政府倾向于通过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强生产性服务业所需的创新要素供给、引导信贷资源配置到新兴产业领域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服务业占比的提升与结构的升级。而一旦压力过大或约束过强，政府将不得不采取减少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加强地方保护主义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并依靠那些短期收益较快的工业企业来兑现目标承诺，从而使得以工业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滞缓，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可见，经济增长压力对产业结构升级同样具有“倒U型”影响。进一步，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服务业的发展使得经济增长摆脱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依赖，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代表的产业发展对于提升污染物处理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具有明显影响：另外，产业结构升级对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有着显着的正向效应。综上，本文提出：
理论假说H2：经济增长压力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产生影响。
2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2.1模型构建
为验证黄河流域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模型进行检验：
2.2变量描述
（1）被解释变量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指数（HQ）。①本文基于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分别从环境保护状况、资源利用效率和减污降碳压力3个方面选取9项指标刻画生态保护水平；从经济发展程度、社会运行状态和民生改善情况3个维度选取12项指标衡量高质量发展水平，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②运用极差法对各三级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和数量级上的差异，继而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以及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测算模型为：
③选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黄河流域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公式为：
（2）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压力（Press）。现有诸多文献利用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本年度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与上一年实际GDP增速的比值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当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与前三年GDP实际增长率平均值的比值度量经济增长压力，以减弱某些年份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造成的影响。该比值越高，代表经济增长压力越大，反之压力越小。此外，若经济增长目标之前出现“左右”等修饰词，本文取其具体数值，出现区间类表述则取其均值。
（3）控制变量
参考张学良等、孙久文等、生延超和周垚的研究，选取如下控制变量：金融发展（Fin）：利用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测算：对外开放（Open）：利用FDI与GDP的比值测算；环境规制（Er）：利用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词频比重度量；政府竞争（Gover）：利用财政收入与GDP的比值表征；基础设施：利用人均铺装道路面积体现。
（4）数据说明
基于城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采用2006～2022年黄河流域九省区9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展开研究。其中，经济增长目标和环境规制数据来自各城市政府工作报告，其余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等，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充完善。为了消除个别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借鉴王贤彬等的做法，对经济增长压力指标作1%和99%分位数上的缩尾处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3实证结果与分析
3.1特征事实
图1结果显示，2006～2022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处于波动上升状态，从2006年的0.352上升到2022年的0.465，提升幅度达32.102%。耦合度指数明显高于耦合协调度以及综合协调指数，说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依赖程度较强，但综合协调水平较低且提升进展缓慢。此外，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水平变动较为平缓，而高质量发展水平则在相对比较明显的波动中向上提升，且生态保护水平始终领先于高质量发展水平。
进一步，参考孙久文等的研究，本文根据耦合协调度D的不同取值将其划分为5个等级（表3）。结合图1可知，2006～2022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有所提高，总体从轻度失调发展到一般协调，但其距离良好协调以及优质协调尚任重道远。以上特征事实也体现出继续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必要性，而目标管理作为政府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经济增长压力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成为了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
3.2基准回归
表4汇报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本文首先呈现了经济增长压力的一次项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影响，列（2）结果表明，在纳入控制变量后，经济增长压力对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其系数通过了5%的显着性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加入经济增长压力的平方项，列（4）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压力的一次项与其平方项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分别显着为正和显着为负。U-test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13，在5%水平上通过了“倒U型”关系检验，拐点（Press=1.412）位于经济增长压力的取值范围[0.606，2.426]内。同时，结果中下限斜率（LowerBound Slope）为正，上限斜率（Upper Bound Slope）为负，表现为先增长后下降的形态。以上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存在显着的“倒U型”影响，即增长压力的适度增长会提升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而压力过大则会出现相反效果，理论假说H1得到验证。此外，“倒U型”曲线的拐点出现在经济增长压力为1.412时，意味着经济增长目标不高出前三年实际GDP增长率均值的0.412倍时，经济增长压力的提升会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而一旦越过此拐点则会产生抑制作用。
3.3稳健性检验
（1）改变解释变量衡量方式。为避免变量设定方式差异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使用“当年经济增长目标／去年GDP增长率”替换模型（1）中的经济增长压力变量进行检验；（2）缩短研究年限。为排除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将涉及到相关数据的年份予以剔除，最终选取2010～2019年数据进行检验；（3）剔除省会城市样本。一般而言，省会城市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和经济地位，往往更容易获得各项资源，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更为重视，因此，将省会城市剔除后进行检验；（4）克服内生性。为了缓解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问题导致的内生性，参考王贤彬等的做法，计算出本省域内其他城市经济增长压力的均值及其平方项，继而将其作为本地经济增长压力及其平方项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其合理性在于：（1）在以GDP考核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下，为了在与同级官员的竞争中胜出，同省域内“兄弟”政府之间往往会产生经济增长目标上的相互追赶效应，符合相关性要求；（2）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压力并不会对本地的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状况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外生性要求。由表5结果可知，不论采用哪种方式，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倒U型”影响均显着，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3.4内在机制检验
理论假说2指出，经济增长压力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产生影响。其中，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效应已在理论分析部分作了充分阐述。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两大机制，同日寸克服中介效应模型存在的内生性偏误问题，本文依据江艇提供的思路，构建如下模型进行检验：
其中，M为内在机制变量，包括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分别使用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中的创新指数以及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衡量。表6结果显示，在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两大机制方面，不论是否纳入控制变量，经济增长压力的一次项系数以及二次项系数均至少在1%的水平上显着，且均通过了U-test检验，拐点均落在经济增长压力取值范围内。表明经济增长压力的适度提升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一旦越过拐点则会带来相反效果。综上，理论假说H2得到验证。
4异质性检验
4.1城市类型异质性
黄河流域内资源型城市众多，且与非资源型城市发展差异较大。为此，本文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将样本划分为资源型城市（44个）与非资源型城市（55个）进行检验。
表7列（1）、（2）结果显示，在资源型城市中，经济增长压力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分别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和显着为负，且通过了U-test检验，拐点（1.416）处在经济增长压力取值范围内。而在非资源型城市，上述系数则均不显着。表明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倒U型”影响只在资源型城市存在。究其原因，资源型城市肩负着经济转型的重要使命，经济增长压力的适度提升会激发其发展潜力与内在动力，有利于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另外，资源型城市也面临着资源诅咒等问题，一旦增长压力过大，极易采取加大资源开采力度等“立竿见影”的方式完成既定目标，从而对经济质量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降低耦合协调水平。而非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完成既定目标的方式也比较多样，因而经济增长压力的影响不显着。
4.2地理区位异质性
黄河流域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可以根据区位的不同分为上、中、下游。本文参考任保平等的划分，将宁夏、甘肃、青海和四川归属为上游地区，山西、陕西和内蒙古归属为中游地区，河南和山东归属为下游地区。一般来讲，中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态环境也更为脆弱，下游地区则相对较发达。因此，本文将样本归为中上游城市与下游城市两部分进行检验。
表7列（3）、（4）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压力一次项及其平方项的系数在下游地区均不显着，而在中上游地区分别显着为正和显着为负，并通过了U-test检验，拐点（1.465）位于经济增长压力取值范围内，表明中上游地区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具有显着的“倒U型”影响。究其原因，中上游地区因其较弱的经济实力和脆弱的生态本底，对经济增长压力的变化较为敏感，在压力较低时，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能够得到较好的协调。但当压力超过一定阈值，则可能引起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等问题，降低耦合协调水平。而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产业体系完善且环保意识更强，在此背景下，经济增长压力的影响效应也不明显。
5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6～2022年黄河流域9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影响。结果显示：2006～2022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处于波动上升状态，总体从轻度失调发展到一般协调。基准回归表明，黄河流域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具有“倒U型”影响，且这一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内在机制检验发现，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上述“倒U型”影响发挥的两条内在机制。异质性检验表明，黄河流域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倒U型”影响仅显着存在于资源型城市和中上游城市。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科学合理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有效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应进一步淡化GDP在官员考核中的重要性，同时，将生态保护绩效等指标列为考核的重要方面，以此改变官员晋升理念，鼓励政府按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要求科学制定经济增长目标，使得经济增长压力维持在合理区间，在激发地区发展潜力的同时，防止过高压力给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2）继续支持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重要路径，政府应加大对科研机构、企业以及重点产业的支持力度，提供资金、政策和人才等全方面的支持，鼓励创新研发和技术转化，引导产业向技术密集、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升级，继而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3）因地制宜，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对于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和处于中上游的城市，应在合理设定经济增长目标、避免压力过大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禀赋及发展优势，从延伸产业链、开发新业态等方面努力探索新的增长点。而其他城市则应进一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完善目标管理体系，强化与周边地区的协作交流，共同推动黄河流域整体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