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数字技术与供应链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厘清供应链数字化赋能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作用机制对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2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通过增加环境信息披露、缓解环境资源约束和提升环境治理水平的路径，显著促进了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且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市场竞争程度和媒体关注度较高、供应链集中度和高管绿色认知水平较低的样本中，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应用对环境责任履行的治理机制，也为进一步加快推行供应链数字化建设提供了实践证据。
【关键词】供应链数字化；环境责任履行；环境信息披露；环境资源约束；环境治理水平
【中图分类号】F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994（2025）01-0033-8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贵州数字经济赋能ESG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3GZYB31）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贵阳550025
一、引言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从而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说明，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国家重要战略之一。企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拥有“资源消耗者”和“环境治理者”的双重身份，如何让企业积极主动地承担环境责任成为监管者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焦点。现有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胡海川等，2023）、异质性环境规制（胡宗义等，2022）、外部压力（姜雨峰和田虹，2014）等外部宏观因素以及高管团队特征（孟晓华等，2012）、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张佩和吴昊旻，2022）、高管环保背景以及权力分布（李毅等，2023）等内部微观因素会影响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基于环境治理成本较高和理性经济人“自利”动机，部分企业对环境责任履行采取消极甚至逃避态度，这严重阻碍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因此，深入探究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驱动因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吴非等，2021），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不断深化带来了新的发展形态与模式（张树山等，2021；高岳林等，2023），如供应链数字化。相较于传统供应链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机会主义”治理难、供需不匹配导致的“长鞭效应”破解难和能力不均衡导致的“履责堵点”打通难等问题（肖红军等，2024），推行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是解决此类难题的有效举措。供应链数字化将现代数字技术应用于由供应商、企业与客户形成的链条，通过数字技术参与供应链流程管理、运营决策（刘海建等，2023a），提升上下游企业协同效率、资源整合能力、流程优化速度和信息共享程度，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李长英和王曼，2024）、企业绩效（刘海建等，2023a），创新企业融资方式（黄宏斌等，2023）。
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视角来推行数字化转型，即通过践行负责任的数字化来实现科技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从而实现数字技术助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格局的目标（Giovanni，2021）。与此同时，打造数字化可持续供应链成为增强供应链韧性和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举措之一。数字化可持续供应链能够实现链上企业间环境信息互通、绿色资源共享，建立“数字信任生态”等新业态模式，对企业环境治理产生积极效用，具体表现为：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绿色治理绩效、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及履行环境责任的意愿等。
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为响应政策号召，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并将“加快推进供应链数字化”列为此次试点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可能的贡献有：第一，相较于已有文献研究供应链数字化的绿色治理效应时落脚于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刘海建等，2023b；张梅等，2024）和企业环境绩效（柴正猛和赵雅淇，2024）的影响，本文则聚焦于供应链与数字化融合场景，深入探讨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意识和环境责任承担能力的影响，拓展了供应链数字化非经济效应的研究边界。现有研究主要从外部监督和内部特征两个方面来追溯影响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因素，本文则从打造数字化可持续供应链这个独特视角切入，探究其是否影响节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情况，进一步丰富了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二，本文基于信息增量效应、资源共享效应以及管理赋能效应三个方面，多角度地揭示了供应链数字化影响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作用机制，深化了对供应链数字化赋能企业环境治理的理解。第三，本文基于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两个维度分析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从链条、行业以及地区层面验证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为政府部门制定合理的供应链数字化政策以及监督企业自主履行环境责任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供应链数字化是运用先进数字平台和智能系统来促使线性垂直供应链进一步演变为网络化、动态化、虚实结合的供应链网络（陈剑和刘运辉，2021），其能够将供应商、节点企业与客户置于一个协同网络中，助力上下游企业互动协作（Queiroz等，2020）。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面临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而数字化可持续供应链聚焦于实现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绿色发展，其不仅仅强调供应链管理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关注社会和环境效益。数字化可持续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信息互联化和集成化，可提升节点企业环境信息的可视化水平，降低链上其他企业的环境信息搜寻成本和监督治理成本；且链上企业之间资源共享，可增加用于环境责任履行的资源；可持续供应链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发展，可提高企业管理层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治理能力，督促企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故本文从信息增量效应、资源共享效应和管理赋能效应三个方面深入探究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
（一）信息增量效应
信息增量效应即供应链上绿色信息披露的“量”和“质”提升。首先，推行供应链数字化跨越了“数字鸿沟”，能快速识别企业环境问题，为外部利益相关者关注环境问题创造了客观条件，也提升了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合法性压力。节点企业为树立自身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形象，通常会增强履行环境责任的意愿和动力（段瑞焜等，2023），体现为更加积极主动地披露环境信息、承担环境责任等。其次，供应链数字化推动供应链由线性到网络再到生态系统的转变，不但使企业管理者更易于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而且环境信息可视化可抑制管理者短视行为，进而减少只重视经济效益的投融资活动。最后，供应链数字化可显著提升节点企业绿色信息的透明度，既有利于链上其他企业直观感受到节点企业面临的潜在环境风险，并及时采取对应的风险防范化解措施，又有利于链上供应商和客户更加高效准确地获取、分析和使用环境责任相关信息，降低监督成本，促使利益相关者积极行使监督权。供应链节点企业无论是出于维护自身“负责任形象”的需要，还是忌惮“合作者监督”的威慑，通常都会相应采取积极履行环境责任、不断提高自身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等措施。
（二）资源共享效应
资源共享效应即供应链上用于履行环境责任的资源增加。传统供应链资源流动以“人际信任”为基础，具有天然风险大、不确定性因素多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链上主体的资源整合效率和资源集中化管理能力。而供应链数字化从根本上保证了链上企业对环保信息和绿色技术信息的即时共享，从而可提升节点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具体而言，一方面，基于“数字信任”建立的供应链可实现对资源投入、流向、使用等的全方位实时监控，企业之间的信任程度提升，从而能以较低的信号成本获取链上主体资源投入，带来外部资金的涌入（Chod等，2020）。供应链数字化提高了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可能性，当节点企业资源充足时，企业生产与经营风险降低，这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节点企业为了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与核心竞争力提升的目标，往往需要采取多种竞争手段来获取和整合支撑企业生存与发展所需的资源。积极履行环境责任、主动披露环境信息等都是博得投资者及合作企业好感、赢取与自身生存和发展相关的资源的有效方式。而数字技术能促进供应链高速运转，既可加快供应链资源有序调配，又可加速企业环境信息在链条上的送达和反馈，且对节点企业环境表现的评价更加聚焦于环境责任履行的“行”而非“言”（段瑞焜等，2023）以及环境信息披露的“质”而非“量”上，从而督促供应链节点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
（三）管理赋能效应
管理赋能效应即供应链节点企业管理层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治理水平提升。随着供应链对数字技术的引入，各类数字智能设备发挥着减少“信息孤岛”和削弱“牛鞭效应”的效用（Hofmann和Rüsch，2017）。由此导致海量数据信息涌入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中，这要求企业管理层能够通过对大量信息的挖掘和整合，甄别信息的真假，提升供应链的信息透明度、供需匹配精准度、发展能力均衡度，从而实现供应链管理的重要目标，即可持续。其一，可持续供应链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始终贯穿整个供应链，可以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刘海建等，2023b；彭迪云等，2023），并最大限度地整合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三重目标（王茂斌等，2024）。而供应链数字化的推行是实现供应链可持续目标的“助力剂”，供应链节点企业管理层秉承可持续理念去推行数字化转型，既能增强企业管理层的环境保护意识，从而降低环境负外部性，又能增进节点企业的绿色创新意愿、能力并提升创新效率，从而促使企业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增加社会正外部性。其二，供应链数字技术的全面应用可辅助节点企业管理层治理环境问题。数字化管理简化了环境治理对象，提高了管理层监督和治理环境问题的决策能力与决策质量，最终提升了企业的环境治理水平，从而企业会更加积极地面对环境预防与治理中的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供应链数字化能够促进企业环境责任履行。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3～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以其中的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数据来自华证ESG评级中环境分项E的得分，其余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①删去除制造业之外的所有样本；②剔除被标记为ST、∗ST的样本；③剔除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观测值；④剔除资不抵债的样本。在此基础上，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和99%的缩尾处理，最终获得19796个企业—年度样本观测值。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企业环境责任履行（CER）。本文采用华证ESG评级中环境分项E的得分来测度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情况，其范围为0～100分，得分越高，说明企业在环境方面履责情况越好。同时为确保结果的可靠性，在稳健性检验中以彭博等不同ESG评级机构得分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进行度量。
2.解释变量：供应链数字化（Treat×Post）。本文借鉴刘海建等（2023a）的研究，以试点企业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乘项（Treat×Post）来衡量供应链数字化。当企业为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企业时，则被归为处理组样本，Treat赋值为1；否则视为对照组样本，Treat赋值为0。根据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的开展时间，若样本的观测期在2018年及以后，Post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控制变量。为排除其他因素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参考刘海建等（2023a）、黄宏斌等（2023）的研究，设置以下控制变量：Size（企业规模）、Lev（资产负债率）、ROE（净资产收益率）、Fixed（固定资产占比）、Growth（营业收入增长率）、Board（董事会规模）、Indep（独立董事占比）、Dual（两职合一）、TobinQ（托宾Q值）、FirmAge（公司成立年限）、ATO（总资产周转率）。此外，本文还控制了企业（Id）和年度（Year）固定效应。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张树山等（2021）基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企业试点工作构建的外生冲击条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1），以估计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
CERit=α0+α1Treati×Postt+α2∑Controlsit+μi+νt+εit"（1）
其中，Controls为控制变量，i为企业，t为年份，μ代表企业固定效应，ν代表年度固定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环境责任履行（CER）的均值为61.001、标准差为7.314，说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环境责任履行水平总体偏低；最大值为80.150、最小值为45.690，说明不同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能力存在明显差异。供应链数字化（Treat×Post）的均值为0.008，说明数字技术在企业供应链流程、结构和管理等方面应用水平较低。其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研究大体一致。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供应链数字化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回归结果。列（1）只加入核心变量，没有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及控制企业和年度固定效应。列（2）在列（1）的基础上控制了企业和年度固定效应。列（3）加入了相关控制变量并控制了企业和年度固定效应。可以看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及控制企业和年度固定效应，供应链数字化（Treat×Post）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CER）的相关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较于非试点企业（对照组），试点企业（处理组）更倾向于积极主动地履行企业环境责任，即供应链数字化可以促进制造业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从而本文的假设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无偏的基本前提是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冲击前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即在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之前，制造业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情况不存在明显差别，而在试点工作开展之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情况表现出显著差异。为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以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年份2018年为基准年，对前4年和后3年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由于政策实施效果的滞后性，设置为滞后一期。图1展示了平行趋势检验的估计结果。由图1可知，在试点工作开展之前，供应链数字化的系数在95%置信区间不显著，说明在试点工作开展之前制造业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情况无明显差异，即通过平行趋势检验，本文结论得到支持。
2.安慰剂检验。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随机匹配的方式来进行安慰剂检验。做法为：从已有样本中随机生成处理组，并重复操作500次。为减少极端值的影响，将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取值做了对数化处理。图2为随机匹配后的回归系数t值的分布情况。图2表明，所有回归系数均分布在虚线左侧，分布态势集中于0附近。这说明制造业企业环境责任履行表现的提升确实是由供应链数字化引致的，非观测因素未对本文估计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3.排除小样本估计偏差的影响。本文处理组样本量较少，极有可能存在对照组与处理组样本自选择偏差问题，因此有必要检验本文结果是否受小样本估计偏差的影响。做法为：在处理组中选取32家企业，将其与对照组进行回归，该过程重复1000次获得1000个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图3展示了系数和P值的分布情况，估计系数集中于真实值（1.803）附近，P值情况说明大部分系数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本文结论并不受小样本估计偏差的影响，结论稳健。
4.排除同期政策干扰。为了排除绿色信贷政策、地区层面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等与数字化和环境有关政策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本文分别剔除上述政策试点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中列（1）和列（2）所示，供应链数字化（Treat×Post）的回归系数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无实质性差异，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5.更换变量度量方式。为了避免变量度量方式偏差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中列（3）和列（4）所示。将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替换为彭博ESG评级中E的得分后，供应链数字化（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实施后，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的提升。本文借鉴张佩和吴昊旻（2022）的做法，采用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测评体系中的环境责任评分度量企业环境责任履行（Environment）后，供应链数字化（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再次验证了本文结论。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1.信息增量效应：增加环境信息披露。供应链上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增加环境责任信息披露数量和提高其质量，有效缓解节点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节点企业的环境信息透明度。一是供应链数字化采用线上信息搜寻方式，可提升信息流动性和可见性，链上供应商和客户能充分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高效准确地提取节点企业环境治理信息，进而督促节点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二是供应链数字化可实现链上企业之间的环境信息共享，降低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供求协调成本（巫强和姚雨秀，2023）和链上企业环境责任履约的监督成本，抑制相关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外部环境监管的高压力和高昂的惩戒成本迫使节点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
2.资源共享效应：缓解环境资源约束。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以积极治污和绿色转型为主要举措，其在短时期内具有高投入、低回报的特征（李毅等，2023）。传统供应链活动顺利开展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均以大量资源投入为前提条件，而推行供应链数字化则为节点企业吸纳外部资源提供了可能性。第一，供应链数字化是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供应链，是以真实数据为依托建立关系网络，可提升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度，提高链上成员进行资本投入的可能性，为节点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创造条件。第二，供应链数字化是一项风险不确定性投资，需不断创新以保持竞争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可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提高外部融资的可得性，缓解节点企业融资约束，吸纳进来的资源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履行环境责任。
3.管理赋能效应：提升环境治理水平。管理层作为企业的环境治理主体，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高原等，2024）。一方面，供应链数字化的推进以持续的技术创新为基础，这就要求管理层不断学习数字技术知识和技能，在此过程中，管理层可以利用数字技术监测和管理环境风险，制定针对性的环境治理政策，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另一方面，适应数字化发展的管理层往往拥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风险控制能力与机会发现能力，这使其能更快速地捕捉到环境责任履行的重要性，增强承担环境责任的意识，从而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履行环境责任。
本文参考孔东民等（2021）的做法，采用环境管理披露、环境认证披露和环境信息披露载体等非货币化信息来度量环境信息披露（EIDQ）；借鉴鞠晓生等（2013）的做法，采用SA指数来度量环境资源约束（SA），该指数与环境资源约束程度负相关；参考曲昱晓（2023）的做法，采用对环保理念、环保目标、环保管理制度体系等九项指标综合评分的方法来度量环境治理水平（EPG），其得分越高，企业环境治理水平也越高。为了进行机制检验，构建以下模型（2）、（3）：
EIDQit/SAit/EPGit=α0+α1Treati×Postt+α2∑Controlsit+μi+υt+εit（2）
CERit=α0+α1Treati×Postt+α2EIDQit/SAit/EPGit+α3∑Controlsit+μi+υt+εit（3）
其中，EIDQ、SA和EPG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定义与模型（1）保持一致。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列（1）中供应链数字化（Treat×Post）与环境信息披露（EIDQ）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中环境信息披露（EIDQ）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CE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示供应链数字化能够通过增加环境信息披露，进而促进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列（3）中供应链数字化（Treat×Post）与环境资源约束（SA）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4）中环境资源约束（SA）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CE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从而支持了供应链数字化通过缓解环境资源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观点。列（5）中供应链数字化（Treat×Post）与环境治理水平（EPG）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6）中环境治理水平（EPG）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CE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供应链数字化提高了环境治理水平，进而促进了企业环境责任履行。
（二）异质性分析
1.外部环境——市场竞争程度和媒体关注度。外部环境对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企业想要保持领先地位和发展优势，需采取多种手段吸引政府补助资金帮扶和投资者投资流入，从而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HI）来表示市场竞争程度，以同行业同年度均值为标准将样本分为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组和较低组。一般而言，市场竞争程度越高，企业越会积极承担责任。分组回归结果如表6中列（1）和列（2）所示，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组，供应链数字化（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为2.26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供应链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
媒体作为企业外部监督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其关注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发挥监督约束效应（刘亦文等，2023）。媒体关注会增加舆论压力，企业为了维持自身的良好形象，一般会选择主动提高环境治理能力，具体体现为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环境责任。本文借鉴王福胜等（2022）的研究，采用各公司全年媒体报道数量加1后取自然对数的方法度量媒体关注度，以同行业同年度均值为标准将样本分为媒体关注度较高组和较低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6中列（3）和列（4）所示，在媒体关注度较高组，供应链数字化（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为1.498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供应链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在媒体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
2.内部治理——供应链集中度和高管绿色认知水平。供应链整合是企业进行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手段，供应链集中度是企业供应链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供应链越集中，说明企业的供应商或者客户数量越少，从而企业对供应链上下游的依赖程度越高，这会提升企业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信任程度，促进企业创新（李晓梅和黄巍，2024）。而供应链集中度较低时，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综合绩效表现较高。低水平的供应链集中度，说明链上企业面临较高的竞争度，为了应对市场变化，更需要积极履行环境责任来维持自身声誉。本文采用企业前五大供应商、客户采购销售比例之和的均值来度量供应链集中度，并以同行业同年度均值为标准将样本分为供应链集中度较高组和较低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7中列（1）和列（2）所示，在供应链集中度较低组，供应链数字化（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为1.97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供应链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在供应链集中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
企业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力量，积极履行环境责任成为其谋求可持续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之一，而企业是否践行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与高管的绿色认知水平相关。企业管理层对环保的认知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从而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本文借鉴李亚兵等（2023）的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对上市公司年报进行分析，从绿色竞争优势认知、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外部环境压力感知三个方面测度高管绿色认知水平，并以同行业同年度均值为标准将样本分为高管绿色认知水平较高组和较低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7中列（3）和列（4）所示，在高管绿色认知水平较低组，供应链数字化（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为2.84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供应链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在高管绿色认知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在高管绿色认知水平较高组，高管环保意识较强，从而无论是否推行供应链数字化，都不影响其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故供应链数字化的赋能效应无明显变化。
（三）溢出效应检验
1.链条溢出效应。供应链是核心企业与其上下游企业所形成的网链结构，链上企业之间不但信息传递和资源配置效率高，而且上下游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张涛和李雷，2024）。同时，也应关注到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对产业链供应链关联主体的溢出效应（王欣然和陶锋，2024），节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供应链形成收益共享机制，促使链上企业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节点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向下游客户精准传递环境信息，有利于下游客户积极主动地承担环境责任。如表8中列（1）所示，供应链数字化（Treat×Post）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供应链数字化对供应链下游客户环境责任履行（Chain_CER）具有促进作用，即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存在链条溢出效应。
2.行业溢出效应。同一行业内企业面临相同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信息环境（梅蓓蕾等，2021），导致同行业企业具有相同的动力和意愿去从事相似的活动。处于同一行业内的企业为了保持自身竞争优势或获取稀缺资源，会对同行业其他企业的行为十分关注。同行业企业之间存在“羊群效应”，即某企业的行为可以辐射到其他企业。本文试点企业进行的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该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具有促进作用，节点企业积极主动履行环境责任的信息可以有效传递至同行业其他企业，从而促进其他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如表8中列（2）所示，供应链数字化（Treat×Post）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直接佐证了企业供应链数字化对同行业其他企业环境责任履行（Peer_CER）具有促进作用，即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存在行业溢出效应。
3.地区溢出效应。企业所处地区是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环境因素，同一地区的不同企业之间可能存在潜在联系，例如具有相同的制度环境和相似的未来发展方向等，这直接导致企业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能够快速有效地传递信息，促使处于同一地区的企业保持步调一致性。如表8中列（3）所示，供应链数字化（Treat×Post）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供应链数字化对同地区其他企业环境责任履行（Area_CER）具有促进作用，即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溢出效应。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推进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既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需要，又是助推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抓手。本文借助2013～2022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以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供应链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结论证实，推行供应链数字化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主要通过增加环境信息披露、缓解环境资源约束和提升环境治理水平这三个渠道来实现，且助力效果因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化态势。同时，本文进一步验证了供应链数字化赋能作用的溢出效应。
（二）建议
第一，大力推进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进程，将数字技术全方位、全覆盖以及全流程地应用于供应链全链条。一方面，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建立的信息共享机制，会提升信息资源可视化，降低交流成本，创造透明化环境，为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提供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企业的天然自利性以及环境外部性导致企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的动机与意愿较弱，但供应链数字化构建的同一个数据网络会加大链上其他企业的监督力度，链上主体为了维护自身形象会选择主动参与环境治理活动，并积极承担环境责任。
第二，制定合理的供应链数字化政策和创造有利于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的内外部环境。一方面，建议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供应链建设，同时加大资金投入和提供实践指导，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帮扶，资源可得性提升将促使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另一方面，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加大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力度，为推动企业层面数字化转型和其所处供应链的数字化进程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夯实企业管理层的数字技术知识和提升管理层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一方面，数字技术可辅助管理层治理环境难题，简化治理对象，提高决策的有用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推行数字化管理可抑制管理层基于私有信息的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和工作惰性心态，督促管理层努力学习数字技术相关知识、提高治理水平，从而实现管理层能力与数字化可持续供应链业务活动开展相适配的目标，助力全面提升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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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许春玲"刘钰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