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与路径探索

known 发布于 2025-07-16 阅读(496)

胡志远 刘琛君 周梓萱 李德宁

摘 要:《“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优先行动,为促进共同富裕背景下全面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建设与发展明确了重点方向。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是我国近年来经济领域的发展重点,本文以2021年调研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与临沂市兰山区的截面数据为样本,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二值 Logit 模型对阳谷县和兰山区两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发现硬件设备、网络覆盖、个人金融知识储备等措施对当下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促进作用,并结合调研实情为县域提出了“三联、二扶、一护”的“3+2+1”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以期实现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精准对接。

关键词: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因素;二值Logit模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本文索引:胡志远,刘琛君,周梓萱,等.[J].中国商论,2023(12):-112.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3)06(b)--04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优先行动,为全面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建设与发展明确了重点方向。县域普惠金融的发展使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不断提高,但仍存在服务供给成本高、风险控制不稳定、供需对接不畅通等问题。因此,针对当前存在的堵点痛点,应积极调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

总的来说,选定的国家和国际数字金融普惠探索是在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或省和市作为一个整体的样本中进行的。目前大多数关于县域金融普惠的研究都是在国家层面或跨省层面进行对比的,很少有文献主要关注贫困城市。本文将聊城市阳谷县与临沂市兰山区进行比较分析,分析两地各维度之间的差异,旨在探索出一条适用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道路,同时为脱贫后时代的县域发展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2 两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2.1 两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度

2016年12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批准,阳谷县成为山东省3个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县之一。在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2020年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化评价结果的通报》中,阳谷县是聊城市唯一上榜全省“高质量发展进步县”的县市区,并荣登2020年度全省“高质量发展进步县”榜首。但仍存在以下问题:(一)各机构间运用科技手段不均衡。在服务场景搭建、聚焦小微、乡村振兴、供应链等领域,各金融机构运用科技手段或联合其他职能部门实现线上服务的进展不一;部分金融机构在科技赋能乡村振兴方面存在框架空、实际操作性不强的情况,想法虽好但实际效果和意义不大。(二)金融系统县级分支机构科技化能力有限。大型商业银行一般情况下是执行上级行的政策,在科技赋能金融服务方面,自身缺乏专业人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现象;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虽有专业人才但仍然需要和第三方合作创新,打造符合自身实际的系统,无论在人力还是财力上损耗较大;城商行基本按照分行的思路开展工作,在服务创新上能够拓展思路,但在系统研发方面同其他金融存在同样的问题。

而山东省临沂市具有诸多农业优势产业。2020年9月,临沂市获批“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2021年3月,CAFI研究团队深入费县、临沭县等基层开展调研。调研结果显示,临沂市在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方面具有良好基础,包括紧密围绕精准扶贫的地方金融生态,以及多元化的金融教育措施。

山东聊城市阳谷县和临沂市兰山区都地处山东,相似之处较多。

本文为探究聊城市阳谷县与临沂市兰山区两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共发放问卷422份,回收400份,有效问卷312份,以此为基础开展实证分析所取得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本文以2021年调研聊城市阳谷县与临沂市兰山区的截面数据为样本,共适当选取数字普惠金融的6个指标,如表1所示。

2.2 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Eviews软件得出阳谷县和兰山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如表2所示。

3 二值Logit对两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兰山区发展较好,因此运用兰山区数据将互联网投资和互联网借贷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将硬件设备、网络覆盖、互联网消费、金融知识、个人特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以下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的二值Logit模型。具体指标的选取、意义与赋值如表3所示。

模型1

L(inv)=α++equ+net+con+know+age+pro+ξ

模型2

L(cre)=α++equ+net+con+know+age+pro+ξ

表4是模型1、2的回归结果。

由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知,硬件设备(equ)、互联网消费(con)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金融知识(know)、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pro)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网络覆盖(net)和年龄(age)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为正。结果表明,硬件设备、网络覆盖、互联网消费、年龄、个人金融知识储备、消费者权益保护对互联网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即硬件设备普及率越高、网络覆盖越广、互联网消费越多、个人金融知识储备越丰富、消费者权益保护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互联网投资的发展;相对于年龄较小者,年龄越大者越多地使用互联网理财服务。

由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pro)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互联网消费(con)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为正,结果表明,硬件设备、网络覆盖、互联网消费、年龄、个人金融知识储备、消费者权益保护对互联网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即硬件设备普及率、网络覆盖率、互联网消费率、个人财务的知识储备率、消费者权益保护可以提高互联网投资占总投资的比率;相对于年龄较小者,年龄越大者越多地使用互联网理财服务。

4 结语

根据县域目前发展中存在的不足,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基于金融科技视角的“三联、二扶、一护”的“3+2+1”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4.1 三联

“三联”指的是市、县、银行三级联动。市、县、银行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主体,解决的是“谁来服务”的问题。市政府和县政府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基于市智慧金融服务平台,继续挖掘现有数据的价值,加快各方数据整合利用;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应联合发挥作用,积极与保险公司合作。集聚各方合力,探索出一条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参与,多部门配合协调的金融服务体系。

各级政府应继续延续和扩大对“帮助农户”的金融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更好地将金融活水流向村庄和微型企业。同时完善各级政府金融风险补偿机制,发挥税收资金杠杆作用,探讨扩大农业贷款和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范围。此外,要加快整合数据,尽早实现跨机构互联互通。在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的支持下,应邀请一流大数据技术服务企业(机构)商谈接洽优秀场景落地方案,助力县市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联合发挥作用,增强线上线下联动。线下渠道主要依靠城市销售点、自助银行、农业服务点等,为有限地区的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线上可以使用移动银行应用程序、小型程序等在线渠道。从根本来说,利用数字技术随时随地为农民提供便捷、智能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此外,通过信用担保保险提高贷款的可信度,为没有抵押贷款的小微企业提供便利解决方案。

4.2 二扶

“二扶”指的是扶小、扶农。这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即回答的是“为谁服务”的问题。

小微企业要提高小微企业贷款能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普惠式的普通担保、自主保证产品基础上,推动信保基金不断深入本土市场,政府应推出助企类、惠农类、政策类等多元化产品,不断扩大基金担保范围。后期可以国、省、市共建的方式,开展信保基金扩容。此外,可以深耕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进而拓宽到应收账款、股权、排污权、专利权、承包土地经营权等各类权利质押融资,在小微企业缺乏抵押物情况下,通过多渠道采集小微企业信息,将权益资产、荣誉资产等纳入信用评价。

对农民而言,要加强对农民权利的保护。通过“金融夜校”平台和“金融管家”服务团队,促进城市企业、农民和学生校园的金融普惠,特别是加强贫困农民的基础金融教育。有必要将包容性金融教育与农村居民的培训结合起来,加强与专业发展相适应的操作技能培训,特别是在数字包容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有必要加强对居民数字使用能力的培训,扩大技术产品的使用,以实现金融的同步和产业更新。另外,有必要将金融教育与农村居民的培训相结合,加强以专业发展为重点的操作技能培训,特别是在数字包容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有必要加强对居民数字使用能力的培训,扩大技术产品的使用,以实现同步的金融和产业更新。“宣传绩效”指标也可以纳入对特定地区减贫绩效的评估,基层政党组织在市级和村级的作用可以充分发挥。同时,包容性知识学习可以包括在专业证书评估、职称评估等过程中,以提高个人学习的主动性。

4.3 一护——对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进行防护

“一护”是对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进行防护。这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政府应加强立法监督,协调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利用技术化手段进行监管,努力完善责任追究机制,护航数字普惠金融行稳致远。

加强顶层设计、发展包容性企业、改革包容性机构是监管包容性金融的重要举措。《金融普惠法》的出台促进了专业化,将使每个参与者明确责任领域和相关能力,并实现金融体系的规范和有效发展。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建议,中国普惠金融的律法颁布要尽快,这是通过立法建立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适合金融包容性的发展,促进金融包容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此建议受到中央金融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加快立法进程,全国范围内普惠金融发展良好的市政当局,研究发展的共性和监管需求,为监管扎根提供更多理由。此外,在明确农村地区房屋和农具有关的财产交易的程序和规则方面,还应推动引入一项规范条款,以证明农村财产交易的合理性。

目前,各监管机构(部门)在监管个人财务数据风险的过程中,极易出现权力交叉和规避的情况。因此,建议今后,为了加强对金融数据风险的监管,监管当局之间应保持统一和协调。如有必要,可以设立专门的金融数据风险监管机构。

金融数据风险监管是一项需要先进技术支持的系统工程。由于技术上的限制,在监管金融数据风险方面,之前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因此,在未来金融数据风险监管过程中,应加强技术创新,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提高金融数据风险监管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经济学(季刊),2020,19(4):1401-1418

董翀,冯兴元.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供求对接问题[J].农村经济,2022(3):49-59.

夏梁省,聂艳明.普惠金融服务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地方实践[J].未来与发展,2022,46(2):54-59+40.

林升.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研究:以龙岩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为例[J].福建金融,2020(12):53-57.

陈凌翔.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建设经验及启示[J].中国市场,2022(29):63-65.

李虹含,刘璐,沙娅.我国贫困县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研究:以河南省兰考县为例[J].新疆财经,2020(5):15-27.

陈骄达.地方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实施路径研究:以长沙银行为例[J].商展经济,2022(16):64-66.

傅巧灵,李媛媛,赵睿.数字普惠金融推进脱贫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逻辑、问题与建议[J].宏观经济研究,2022(6):49-56.

标签:  金融 

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