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重要举措。科技城不仅是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集聚之地， 也是各类生产要素的集中之地。我国科技城建设始于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以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为代表的科技园区构成了科技城的雏形； ２００１ 年， 中国（绵阳）科技城建立，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了科技城时代， 合肥、深圳、广州、成都、西安、苏州等地陆续跟进；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９ 年， 我国建设了北京、天津、杭州、武汉四大未来科技城和上海、合肥、北京、深圳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城［１］ 。２０１６ 年至今， 科技城迎来爆发式增长， 从赛迪顾问发布的２０２３ 年科技百强榜单可以看出， 众多非中心城市甚至中小城市纷纷布局科技城。本文将这一阶段建设的科技城定义为新兴科技城。与老牌科技城相比， 新兴科技城在创新策源能力、产业基础、资金人才丰裕度方面相对薄弱是不争的事实， 这就更寄望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产生１＋１＋１＋１＞４ 的协同效应， 如此才能在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一、科技城“四链”融合是复杂系统问题
“四链” 融合的根本在于“四链” 之间的协同效应， 这是复杂系统的涌现特性［１］ 。科技城“四链” 融合生态系统以壮大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目标， 与传统产业相比显示出更为明显的复杂系统特征［２］ ， 已在中外科技城发展实践中得以验证。
第一， 系统由大量要素构成且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四链” 中的每一链都由各种类型的主体构成， 彼此存在合作共享、矛盾冲突等利益联系。创新链上有政府、企业、高校、协会； 产业链上有供应商、企业、客户、战略同盟； 资金链上有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境外资本、风投机构； 人才链上有科学家、企业家、管理者、科技服务人员。技术作用于市场往往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过程， 每一过程有多环节链程。成员之间不是单纯的发出信息与被动接收信息的关系， 而是在互动的过程中产生新信息， 比如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价值共创。同时由于不完备信息和有限理性的限制， 异质性要素在链条上和链条之间以短程的形式互动， 对局域信息做出反应。例如， 研究所往往对接成果转化机构， 却很难与最终消费者直接关联。
第二， 系统要素之间的作用往往是非线性和非平衡态的。在科创产业体系中， 大量投入未必有等比例产出， 也并非随着时间流均匀产出， 突变与分岔并不少见， 小原因可能会导致大结果。人工智能技术始于图灵测试， 经过几十年缓慢发展后却在近十年迎来产业爆发。华为的５Ｇ 技术开发过程中， 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天才数学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 由于正反馈的存在， 主流经济学中的边际报酬递减效应在科创体系中经常失灵。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间， 硅谷创业公司产值增长约为１５０％， 而该地区非创新行业的产值增幅不足４０％①。
第三， 系统的自组织性， 自组织源于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科创产业系统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刚性结构， 而是通过自组织自发的去改变内部结构， 以更好的适应技术、政策等环境变迁，这就使系统具有了环境适应能力。谷歌的ＯＫＲ（目标与关键结果）核心项目管理框架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 产品经理、设计师、市场人员、律师等不同专业背景人员组建跨职能团队进行合作。
第四， 复杂系统具有历史性， 随时间演化， 而且过去的行为会对现在产生影响。初期的技术选择和产业规划会影响科技城后续的技术和产业轨迹。三亚南繁科技城的建立立足于以袁隆平为代表的育种专家几十年打造的产学研平台， 硅谷电子技术－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的技术路径也体现了演化的路径依赖。
二、新兴科技城“四链”融合发展困境
“四链” 融合要求科技引领产业链现代化， 资金和人才为产业链现代化提供要素支撑， “政、产、学、研、金、服、用” 各环节和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服务机构等主体高效协同［３］ 。新兴科技城的发展困境主要表现为“四链” 之间各环节和各主体之间的脱节。
首先， 产业链滞后于创新链， 高校、科研院所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缺乏协同。新兴科技城产生的背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 为满足国家重大需求而生， 是政府科技布局的产物。伴随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科学装置等科研资源的落成和使用， 新兴科技城会迎来一波科技成果的爆发， 但因为产业的滞后， 会产生科技成果转化不足的问题。以沪、琼两地做对比， ２０２３ 年上海技术成交额为４８５０. ２１ 亿元， 占ＧＤＰ 比例为１０. ２７％。同期海南技术成交额为５３. ３ 亿元， 占ＧＤＰ 比例为０. ７％②， 无论绝对值还是相对值均远落后于上海这类成熟科技城。这意味着丰富的科技成果缺乏配套产业的承接。
其次， 资金链滞后于产业链， 过度依赖于政府财政投入， 缺乏专业资本市场尤其是耐心资本的支撑。产业变革的缓慢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资金来源的单一化， 多元化来源可以解决资金数量缺乏的问题， 专业化资本市场也具备体系化的技术孵化路径， 这已在硅谷、上海等成熟科技城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证明。新兴科技城由于金融体系发展的滞后， 投资主体以政府财政和国有银行为主。２０２１ 年海南海洋研究与实验发展（Ｒ＆Ｄ）总支出为７３３２０ 万元， 企业资金支出为１６２５ 万元①， 占比仅为２. ２１％， 政府资金占比为９０."５％， 政府投资比例远高于全国沿海省域平均水平。
最后， 人才链滞后于资金链， 尤其缺乏专业的科技服务人员。新兴科技城在发展初期， 由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纷纷入驻， 会短期内扎堆大量科研人员， 但前期负责科研辅助、后期负责成果转化的专业人员配比严重不足。早在经合组织２００７年的研究中就指出， 每１０ 个科研人员配备科研辅助岗位人员中位数为５. ９， 美国为１０. ６， 我国仅为０. ６３②， 科研辅助往往只能由科学家兼任。与成熟科技城相比， 技术转化人才同样缺乏。２０２３年底， 上海专门从事技术转移人员数量为１６１５人， 其中博士２７５ 人， 青岛在册技术经纪人已达１８５４ 人， 同期包括三亚南繁科技城、三亚深海科技城、文昌航天科技城、海口美安科技城在内的海南全省拥有专业化技术经纪人３８６ 人。
三、新兴科技城“ 四链” 融合发展困境原因
摆脱发展困境， 必须要在认识上走出误区， 既然“四链” 融合是复杂系统问题， 就要以复杂系统理论视角分析困境成因。根源上， 系统内众多主体习惯于简单系统的线性思维方式， 通过简单复制过去的经验形成因果关系并预测未来， 忽视了系统的整体性和复杂性。这也是新兴科技城困于某种低效率运行状态却找不到有效对策的主因，具体表现为如下四点。
第一， 根深蒂固的单中心思维模式， 科技城在规划、资金甚至运营上长期依赖于政府投入和指导， 导致迟迟未形成市场为主体的盈利模式。赛迪顾问《科技城百强榜（２０２２）》显示， 百强科技城８１％由政府主导， ６％为政企合作模式［１］ 。对于短期内无法形成有效盈利模式的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 这一点无可厚非。欧盟知识与创新联合体、美国未来产业研究所， 同样充分发挥了政府的引导和驱动作用。但是， 政府在完成应用基础研究的策源功能之后， 系统的中心应转移至产业， 以此激发产业技术应用创新活力。倘若无法完成这一中心转换， 那么科技城很可能在经历最初的大张旗鼓的政府投资后， 即使产生了大量的科技成果， 却仍会陷入后续增长乏力的困境。２０２２ 年海南全省专利授权数为１３１４８ 件， 规模以上企业专利数仅为１５６７ 件， 占比１１. ９％， 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为３７. ８ 亿元③， 企业未能在技术创新和市场效益上取得预期的成绩。
第二， 重视系统内部成员的“强连接”， 忽视系统内部成员的“弱连接”， 导致科技服务业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传统产业的产业链程较短， 产品标准化程度较高， 产业体系的构建通常以“强连接” 为主， 譬如频繁交易的供应商和重要客户，融资对象以银行为主， 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并不密切。科技城的创新型产业大多处于成长期甚至萌芽期， 不确定性较大， 从原始创新到商业模式形成需要较长的链程， 依靠相对固定的交易对象容易形成一个封闭系统， 从而失去进化能力。科技服务业涵盖了技术的商业化概念验证、商业化思维导入、制度化金融支撑、体系化技能培训等众多领域。在技术转化的过程中， 任意环节出现断裂都可能导致转化的失败。即使在成熟的科学城， 科技服务业的重要性也未得到充分认识。被誉为中国科技服务业第一股的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曾被质疑其科创属性， 上市过程一波三折， 直到２０２０ 年３ 月科技服务业被纳入科创板行业范围才完成上市。大多新兴科技城热衷于引入知名企业和大企业， 却忽视了多数以小微企业形式存在的科技服务型企业。
第三， 系统内成员依赖指令式信息， 忽视系统自组织功能涌现的信息， 导致了组织僵化， 缺乏创新性和灵活性。自组织是复杂系统的一种能力，它使得系统可以自发改变其内部结构， 以更好的适应环境。指令式信息多来自政府等权威部门， 通过指令式信息可以准确认识科技创新的“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的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０ 年９月１１ 日北京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 提出了科技事业发展的“四个面向”， 另外三个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如何才能准确全面的锚定“四个面向”， 那就需要系统主体拥有更加丰富的信息来源渠道， 尤其不能忽视自组织涌现出来的信息， 许多伟大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均来源于此。２０２４ 年诺贝尔科学类奖项中人工智能技术与物理、化学、生物学科的结合， 生物制药公司基因泰克源于投资家ＢｏｂＳｗａｎｓｏｎ 和科学家Ｈｅｒｂ Ｂｏｙｅｒ 圣佛朗西斯科街区酒吧的一次长谈， 都证明了自组织信息的重要性。
第四， 一些新兴科技城的发展存在封闭性，未体现复杂系统的开放性特征， 导致了资金、人才等配套要素的稀缺。开放性的系统更利于能量的输入和转换， 这也是系统能够维持和进化的必要条件。可是， 由于科创产业的涉密性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 一些新兴科技城“四链” 系统存在“加拉帕戈斯效应” 的风险［１］ ， 具体表现为科技城在技术研发、企业引进、要素集聚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内向型” 经济模式。以海南为例， ２０２１年海洋研究与实验发展（Ｒ＆Ｄ）总支出中国外资金支出占比仅为０. １７％。２０２２ 年， 全省国外引进技术合同数１２ 项， 合同金额０. ５９ 亿美元。２０２３ 年，崖州湾科技城外商投资企业（含港、澳、台）数量占全部注册企业数量的１％左右。
四、新兴科技城“四链”融合发展对策
复杂系统不主张“整体是个体的简单加总”，拒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的还原论式的对策建议， 所以要从整体的角度给出新兴科技城如何走出“四链” 融合发展困境的建议。根源上， 系统内成员要充分认识到科技城建设是不同于以往城市化过程中的“新区”、“新城” 建设的模式。新技术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产业中的广泛渗透， 使科技城“四链” 融合过程表现出更明显的复杂系统特征［２］ 。无论是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产业模式升级过程中的非线性， 还是要素集聚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四链” 互动过程中的突变与分岔， 都给系统内外的治理者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尽管如此， 复杂系统并不等于“混沌”， 它是可以被分析的， 也有自己的规律性， 已在物理、生物、语言等科学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根据理论原理， 结合中外科技城发展经验， 可以给科技城“四链” 融合系统的良性发展提供方向性建议。
首先， 根据科技城和科创产业发展周期，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改变系统中心。无中心性系统缺乏鲁棒性， 容易在变迁过程中失去本应有的战略价值。单一固定中心易导致组织僵化， 缺乏适应性。复杂网络变迁的过程中， 成员的节点度（与节点关联的成员的数量）是判定网络中心的重要依据， 节点度往往伴随产业发展阶段变化。根据产业生命周期调整的分布式中心是一种相对合理的建议。产业的萌芽期， 以政府为中心， 为前沿技术提供孵化器， 承担创新风险。产业的成长期， 中心应逐渐向有领导力的大企业和有潜力的创新企业转移， 政府主体向市场主体过渡， 同时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产业的成熟期， 倘若科技服务业在系统中积累了大量连接， 也可以承担系统中心的职责， 形成分布式中心型系统。产业的衰退期，涉及到市场萎缩带来的经济震荡， 政府要充分发挥压舱石功能。
然后， 从知识密度视角判定“四链” 系统的复杂性， 为自组织过程中涌现的信息的筛选和应用提供工具。涌现的信息具有不可预测性， 但可以确定的是信息量越丰富、信息异质程度越大， 系统内相互作用产生的信息也会越有价值。知识经济领域， 关于知识密集程度的测度已经形成了系统化且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 再配合风险理论，也为判定科技城系统的复杂度提供了工具。对于复杂度高的系统， 要尽量营造成员之间自由交流的平台， 激发创新效应。同时， 复杂度的测度同样可以为衡量交易费用提供方法， 合理的进行组织设计， 减少因资产专用性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
最后， 以制度型开放为要求， 升级政府治理能力， 打造开放型科技城， 虹吸优质要素， 加速“四链” 融合。政府主导科技城建设， 在启动创、产、城结合的良性路径依赖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一是要因地制宜进行技术选择， 不能盲目追求雷同的热门科技， 避免陷入无序竞争。技术的选择同样要结合本地的产业基础和要素禀赋， 如三亚南繁科技城背靠发达的热带种业， 打通了一条“检测前端、田间服务、实验室管理、成果转化、经营创收” 为一体的南繁全产业链。二是打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和服务型政府， 营造科技城信誉。真正能够吸引高端要素集聚的力量， 不仅是优惠性政策， 更是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平等意识和服务能力。勇于承担创新风险， 与民资、外资共享创投利益， 不与民争利， 心为民所想， 打造学习型组织增加服务的专业性。三是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等高标准规则， 在金融服务、数据流动、环境保护方面积极对接国际标准， 以开放促进科技城深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