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提高重污染企业ＥＳＧ 表现是实现我国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来源。从本质上讲，ＥＳＧ 能有效衡量企业绿色转型的程度， 绿色税制改革会降低企业成本， 进而促使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本文基于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年沪深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 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权益资本成本和债权融资成本， 进而提升重污染企业的ＥＳＧ 表现。进一步分析表明， 绿色税制改革对重污染企业ＥＳＧ 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高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地区法治环境好的企业中更为突出； 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通过提升企业ＥＳＧ 水平进而提高企业绩效， 降低其短债长用与破产风险。这些结果表明， 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成本， 助推重污染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本文拓展了绿色税制改革政策效应的相关研究， 并从企业成本视角为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 绿色税制改革 ＥＳＧ 高质量发展 税收负担 债务融资成本 权益资本成本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１０Ｘ．２０２４．０６．００７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２； Ｆ２７５. ２ 〔文献标识码〕Ａ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明确提出经济社会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 是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社会、环境、治理表现（ＥＳＧ）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非财务指标， 能够从微观层面有效衡量企业的绿色转型程度。而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有效完善绿色税收体系， 是实现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 厘清绿色税制改革如何影响企业的ＥＳＧ 表现， 对于完善和优化绿色税收制度， 助推重污染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 排污费等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在我国取得了良好的治污成效， 但由于不合理征收标准以及执法问题的存在， 致使重污染企业遭受严重的税负与罚款， 严重影响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与经营绩效［１］ 。我国绿色政策改革的初衷在于保护并改善生态环境， 促使企业绿色转型，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 我国出台了《环境保护税法》， 并于２０１８ 年正式施行。绿色税制改革将传统的排污费改为环境保护税， 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 并根据不同的污染物种类与排放量设定不同的税基与税率， 以激励重污染企业主动进行转型升级。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环保税法实施后， 单位ＧＤＰ 产值造成的污染当量数从２０１８ 年的１ １６ 下降到２０２０ 年的０ ８６， 带来了明显的节能减排效应①。
现有文献侧重于从宏观经济层面与企业微观层面探讨绿色税制改革的政策效应。对于宏观经济层面， 绿色税制改革能够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四重红利， 为经济发展带来效益［２－５］ 。对于企业微观层面， 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降低审计费用， 提升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６－８］ 。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环境绩效、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 但是其具体机制仍然是绿色税制改革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增加研发投入与环保投资， 进而影响其环境绩效［９－１１］与ＥＳＧ 表现［１２，１３］ 。综上所述， 相关学者已经关注到了绿色税制改革会促使企业绿色创新、提升环境绩效， 进而提升ＥＳＧ 表现， 但鲜有学者从成本端关注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而作为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 绿色税制改革的目的在于改善重污染企业长期面临的严重税负及罚款，利用基于市场机制的灵活税收手段引导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因此， 有必要基于企业成本的视角来分析绿色税制改革的政策效果。
企业管理层从事经营决策时会对治污成本与排污成本进行权衡， 在以往命令型环境规制下， 当治污成本大于所需缴纳的排污费时， 企业会做出缴纳排污费并且继续排污的决策， 因此过去重污染企业额外承担了大量的排污成本， 也无法有效进行绿色转型。在绿色税制改革实行后， 单一、固定的排污费制度改为有弹性的多级税收制度， 以税收优惠、税收返还等形式鼓励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１４］ 。污染排放程度较高的企业将承受较高的税率， 超过过去固定的排污费， 这一情况下， 绿色税制改革增加了重污染企业的税收负担和排污成本［２］ ； 而污染程度较低的重污染企业能够享受较排污费更为优惠的税率， 从而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由于多级税率的存在， 企业为了进一步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 有动力持续从事绿色活动， 提高其ＥＳＧ 表现。此外， 《环境保护税法》从法律层面监管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 具有强制性， 同时各地方政府对税收标准具有可控性， 因此， 重污染企业在绿色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绿色转型活动能够享受额外的隐形福利［８］ 。实行绿色转型的重污染企业由于政府支持机制和隐性担保通过信号传递机制向银行传达积极信号， 可能降低银行的债券融资成本［１５］ ； 进行绿色转型的重污染企业能够强化资本市场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预期， 给投资者传达积极的绿色投资信号， 抬升公司股价，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１６］ 。由此， 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并获得额外声誉、政商关系改善等隐性福利， 故企业有动力从事绿色转型活动来获取上述隐性福利， 从而提升其ＥＳＧ 表现。
本文研究发现， 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权益资本成本和债权融资成本，进而提升重污染企业的ＥＳＧ 表现。且这一效应在融资约束高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地区法治环境好的企业中更为突出。此外， 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通过提升企业ＥＳＧ 水平进而提高企业绩效， 降低其短债长用与破产风险。这些结果表明， 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成本， 助推重污染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本文从企业成本的角度研究了绿色税制改革与企业ＥＳＧ 表现的关系， 并详细探讨了其具体机制。具体而言， 从企业税收成本和融资成本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并将融资成本进一步分成债权融资成本与权益资本成本两类， 分别探讨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ＥＳＧ 的影响， 从而补充了绿色税制改革政策效应的相关研究； 从融资约束、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法治环境的角度， 分别解释了不同情况下重污染企业面临税制改革时， 经理人基于企业成本会做出何种决策， 为不同异质性下的政策效应提供解决思路； 分析了绿色税制改革影响企业ＥＳＧ 表现后的经济后果， 绿色税制改革通过影响企业的ＥＳＧ 表现， 进而能够降低企业的短债长用与破产风险， 提升企业绩效。本文的发现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绿色税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对未来绿色政策的改革具有启示作用。
１ 研究假设
由波特假说可知， 适当的环境管制将刺激技术革新［１７］ ， 而属于市场型环境规制的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顺应波特假说， 以实现“创新弥补”［８］ 。绿色税制改革通过税收手段激励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和资源消耗： 企业为了获得税收优惠， 会将更多资金投入到环保项目和绿色技术的研发上， 并减少污染排放， 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绩效［７，８］ ； 当行业内其他竞争对手企业得到环保处罚或获得优惠补贴和奖励时， 会受到其他企业的关注和模仿， 而竞争对手之间亦会存在举报等行为， 从而形成良好的监督效应， 促进企业绿色转型［１６］ ； 另外， 绿色税制改革给重污染企业带来监管效应， 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指引方向： 绿色税制较排污费制法律层级更高， 具有强制性， 从而推动企业更加严格地遵守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法规和标准［１８］ 。企业为了符合新的税收政策， 会加大在环保、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投入， 以降低可能的合规风险［１９］ ； 政府也会通过高频率的突击检查等方式给企业造成更强的环境合法压力， 迫使企业维持其良好的环境绩效表现［２０］ ； 为了更好地适应绿色税制改革， 企业可能会调整其公司治理结构， 加强环境和社会责任方面的监管与决策参与， 并优化其运营模式， 以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２１］ ， 从而提升企业ＥＳＧ 表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 绿色税制改革有利于提高企业ＥＳＧ表现。
企业管理层从事经营决策时会对治污成本与排污成本进行权衡， 在以往命令型环境规制下， 当治污成本大于所需缴纳的排污费时， 企业会做出缴纳排污费并且继续排污的决策， 因此过去重污染企业额外承担了大量的排污成本， 也无法有效进行绿色转型。绿色税制改革可能会提升重污染企业的税收负担。绿色税制改革由单一的、固定的排污费制度变为多层次的、有弹性的税收制度，污染排放程度较高的企业将承受较高的税率， 超过过去固定的排污费。当排污的成本压力大于治污成本时， 较大的压力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这一情况下， 绿色税制改革可能会增加重污染企业的税收负担和排污成本［２］ ， 提高企业环境税费的成本压力， 致使企业放弃部分ＥＳＧ 投入。此外，从税收负担的区域差异来看， 由于不同地域的政府对征税标准具有可控性， 部分发达地区或重污染行业集中的地区， 环保税的征收可能会更加严格［２２］ ， 从而增加这些地区企业的税收负担， 导致企业难以有充足的资金从事ＥＳＧ 活动。
另外， 绿色税制改革可能会降低重污染企业的税收负担。采用“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 的正向激励机制征税， 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产生激励效应。绿色税制改革较排污费制度由一档优惠政策转为两档优惠政策， 对于采用环保技术和生产方式的企业， 以及投资于环保设备、技术和材料等的企业进行税收减免和税收抵免政策， 提高了环境税费的经济激励， 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 激励重污染企业着眼于长期利益， 由被动减排转向主动减排， 增强了企业环境治污的积极性［８］ ； 污染程度较低的重污染企业能够享受较排污费更为优惠的税率， 同时政府会对符合一定环保标准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返还， 并提供低利率的环保项目贷款， 减轻其税收负担［１４］ 。企业为了进一步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 有动力持续从事绿色活动， 进而提升企业的ＥＳＧ 表现。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ａ： 绿色税制改革增加了重污染企业税收负担， 进而降低企业的ＥＳＧ 表现。
假设２ｂ： 绿色税制改革降低了重污染企业税收负担， 进而提升企业的ＥＳＧ 表现。
绿色税制改革可能对融资成本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绿色税制改革可能会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 原因在于， 绿色税制改革可能带来政策不确定性， 致使流动性风险增加， 致使投资者持观望态度而不敢轻易投资， 从而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２３］ ， 导致重污染企业进一步放弃部分ＥＳＧ的投入； 由于绿色税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可能增加企业税收负担， 对企业现金流和财务状况造成压力［２］ ， 反映在企业披露的财务信息中， 导致投资者对企业的未来缺乏信心， 亦会进一步增加企业融资成本， 导致重污染企业缺乏从事绿色活动的动力， 从而降低其ＥＳＧ 表现。
另外， 部分学者认为绿色税制改革可能会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原因在于， 《环境保护税法》从法律层面监管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 具有强制性， 同时各地方政府对税收标准具有可控性， 因此， 重污染企业在绿色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绿色转型活动能够享受额外的隐性福利［８］ 。政策风向是影响投资者和银行贷款的重要信号， 实行绿色转型的重污染企业由于政府支持机制和隐性担保通过信号传递机制向银行传达积极信号， 引导资本流向绿色转型企业， 银行更有意愿向重污染企业提供低利率的贷款， 从而影响企业的债券融资成本［１５］ 。重污染企业为了享受政策优惠， 获得低成本的融资， 有动力进行碳减排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并提升企业的ＥＳＧ 表现。此外， 绿色税制改革作为政府坚定绿色发展的导向型政策， 进行绿色转型的重污染企业能够强化资本市场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预期， 满足政策标准的重污染企业预期未来能够得到政府的税收优惠， 给投资者传达积极的绿色投资信号， 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溢价， 从而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权益融资， 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１６］ 。重污染企业为了持续获得较低成本的融资，有动力提升并且维持较高的ＥＳＧ 表现。由此， 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并获得额外的声誉、政商关系改善等隐性福利， 因此企业有动力从事绿色转型活动来获取上述隐性福利， 从而提升其ＥＳＧ 表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ａ： 绿色税制改革增加了重污染企业的融资成本， 进而降低企业的ＥＳＧ 表现。
假设３ｂ： 绿色税制改革降低了重污染企业的融资成本， 进而提升企业的ＥＳＧ 表现。
２ 模型、变量及数据
２. １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年沪深Ａ 股公司样本，剔除了金融业及ＳＴ、ＰＴ 的样本， 并对连续变量进行前后１％的缩尾， 最终得到６０６６ 个样本观测值。其中， 企业财务数据源于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商道融绿ＥＳＧ 评级来源于Ｗｉｎｄ 数据库。已有研究环保税与企业ＥＳＧ 时采用的是彭博与华证的ＥＳＧ指数［１２，１３］ ， 由于不同机构的ＥＳＧ 评级存在分歧，若不同机构的ＥＳＧ 评级均能得出一致的结论， 则说明绿色税制改革确实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ＥＳＧ表现， 故本文采用商道融绿ＥＳＧ 指数进行分析。同时， 由于商道融绿的缺失值更多， 样本量更少，便于验证是否存在选择偏误影响研究结论。此外，本文使用Ｗｉｎｄ ＥＳＧ 进行稳健性分析。具体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限于篇幅， 留存备索。
２. ２ 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检验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
ＥＳＧｉｔ ＝β０ ＋β１ＧＴＲｉｔ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ｙｅａｒ＋εｉｔ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ＥＳＧｉｔ ，解释变量为ＧＴＲｉ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为控制变量， 并控制了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ｔ为残差项。若本文假设成立， 则ＧＴＲｉｔ的系数应该显着为正。
被解释变量ＥＳＧ。本文采用商道融绿ＥＳＧ 指数作为ＥＳＧ 的代理变量， 采用Ｗｉｎｄ ＥＳＧ 进行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ＧＴＲ。本文研究绿色税制改革（ＧＴＲ）对企业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 其中２０１８ 年１ 月１ 日《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是绿色税制改革的主要成果。本文将ＧＴＲ 设定为重污染企业且年份在２０１８年及之后的取值为１， 否则为０。
机制变量。分别包括企业税收负担变量与企业融资成本变量。企业税收负担变量包括： （１）企业税收负担（ＴＢ）， 由（企业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 ／ 营业收入表示； （２） 企业税收负担（Ａｄｊ ＿ＴＢ）， 由行业均值调整的税收负担表示。企业融资成本变量包括： （１） 企业债券融资成本（ＤＣ）： 参考范小云等（２０１７）［２４］ 的研究， 由（财务费用明细利息支出＋财务费用明细手续费＋财务费用明细其他） ／ 负债合计表示； （２） 企业权益资本成本（ＥＣ）： 参考毛新述等（２０１２）［２５］ 的研究， 采用ＯＪ 模型估计资本成本。
控制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ｓ。本文借鉴雷雷等（２０２３）［２６］的研究， 对可能影响ＥＳＧ 表现的企业特征变量进行控制。具体包括盈利能力（ＲＯＥ）、公司规模（Ｓｉｚｅ）、杠杆率（Ｌｅｖ）、营收增长率（Ｇｒｏｗｔｈ）、固定资产比率（ＦｉｘＲａｔｉｏ）、公司上市年限（Ａｇｅ）、是否亏损（Ｌｏｓｓ）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Ｔｏｐ１）。具体变量定义如表１ 所示。
３ 实证结果及分析
３. １ 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检验假设１， 对方程（１） 进行回归分析，基准回归结果如表２ 所示。在加入控制变量与否的情况下， ＧＴＲ 的系数均显着为正， 表明绿色税制改革这一政策的实施能够显着提高企业ＥＳＧ 表现。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 公司规模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ＥＳＧ 表现正相关， 这一结果与雷雷等（２０２３）［２６］ 、王禹等（２０２２）［１２］ 研究一致，进而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总之， 表２ 结果表明， 在排除了企业层面的相关影响后， 绿色税制改革提升企业ＥＳＧ 表现的结果依旧显着存在，验证了假设１。
３. ２ 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１） 平行趋势检验； （２） ＰＳＭ： 将ＲＯＥ、Ｓｉｚｅ 和Ｌｅｖ 作为协变量， 使用１∶３ 近邻匹配进行Ｌｏｇｉｔ 回归， 并根据匹配后的样本对方程（１） 重新估计； （３） Ｈｅｃｋ⁃ｍａｎ： 本文参考雷雷等（２０２３）［２６］ 的研究， 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对控制变量的一阶滞后进行Ｈｅｃｋｍａｎ 的第一阶段回归， 并预测评级机构是否披露企业的ＥＳＧ评级（有企业ＥＳＧ 值为１， 否则为０）， 进而计算其逆米尔斯比率（ＩＭＲ）来纠正基准回归中潜在样本自选择偏误； （４） 替换变量： 采用Ｗｉｎｄ ＥＳＧ替换原有被解释变量， 重新估计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 （５） 高维固定：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省（区、市）固定效应，省（区、市）－年份固定效应和省（区、市）－行业固定效应； （６） 安慰剂检验。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１ 所示， 其余稳健性检验结果限于篇幅， 留存备索。
３. ３ 机制检验
本文从成本视角分析绿色税制改革如何影响企业ＥＳＧ 表现， 探究绿色税制改革是否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成本进而提升其ＥＳＧ 表现。考虑到传统的两步法中介模型具有较强的内生性， 可能影响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参考王彦慧和傅仁辉（２０２２）［２７］的研究， 引入２ＳＬＳ 的思想进行机制检验， 具体模型如下：
Ｍｉｔ ＝β０ ＋β１ＧＴＲｉｔ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ｙｅａｒ＋εｉｔ（２）
ＥＳＧｉｔ ＝β０ ＋β１Ｍ＿Ｐｉｔ ＋β２Ｍ＿ＮｏｎＰｉｔ ＋β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ｙｅａｒ＋εｉｔ （３）
其中， Ｍｉｔ 表示传导机制变量， 式（２） 表示机制的第一阶段， 首先由ＧＴＲ 对机制变量Ｍ 进行回归， 进而得到机制变量Ｍ 的拟合值Ｍ＿Ｐ， 然后将Ｍ 与Ｍ＿Ｐ 相减并命名为Ｍ＿ＮｏｎＰ。其中Ｍ＿Ｐ表示机制变量Ｍ 中由ＧＴＲ 所解释的那一部分， Ｍ＿ＮｏｎＰ 表示机制变量Ｍ 中不由ＧＴＲ 解释的其他部分， 若Ｍ＿ＮｏｎＰ 显着， 则说明用原始的机制变量Ｍ 进行传统的中介分析是有偏误的。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判断式（１） 中ＧＴＲ 的系数的显着性与方向， 判断ＧＴＲ 对Ｍ 的影响如何。然后将Ｍ＿Ｐ和Ｍ＿ＮｏｎＰ 与ＥＳＧ 进行回归， 若Ｍ＿Ｐ 显着则说明绿色税制改革通过影响机制变量Ｍ 进而影响了企业ＥＳＧ 表现。结合方程（２） 中ＧＴＲ 的系数与方程（３） 中Ｍ＿Ｐ 的系数， 则可以判断ＧＴＲ 影响ＥＳＧ 的具体机制。
（１） 税收负担机制
由表３ 列（１） 可知， 绿色税制改革可以显着减轻企业税收负担（ＴＢ）。表３ 列（２） 中， ＧＴＲ 与ＴＢ＿Ｐ 的系数均显着为负， 说明企业税收负担提升会降低企业的ＥＳＧ 表现。综合列（１） 与列（２），绿色税制改革可以通过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进而提升企业ＥＳＧ， 验证了假设２ｂ。同样地， 用行业均值调整后的企业税收负担（Ａｄｊ＿ＴＢ）作为稳健性检验重新回归， 得到的结果在表３ 列（３）、（４） 进行汇报。ＧＴＲ 与Ａｄｊ＿ＴＢ＿Ｐ 的系数均显着为负， 即绿色税制改革能显着降低企业税收负担， 并进一步提升企业ＥＳＧ 表现， 进一步验证了假设２ｂ。
（２） 融资成本机制
本文分别从债务融资成本和权益融资成本两个方面分别衡量企业的债权融资成本与股权融资成本， 并使用前文定义好的债务融资成本（ＤＣ）和权益资本成本（ＥＣ）作为机制变量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４ 所示。列（１） 中， ＧＴＲ 的系数显着为负， 说明绿色税制改革显着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列（２） 中， ＤＣ＿Ｐ 的系数显着为负， 说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会降低企业的ＥＳＧ 表现。因此， 绿色税制改革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进而提高企业ＥＳＧ 表现， 验证了假设３ｂ。由列（３）、（４） 可知， ＧＴＲ 与ＥＣ＿Ｐ 的系数显着为负， 说明绿色税制改革可以通过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进而提高企业ＥＳＧ 表现， 进一步验证了假设３ｂ。
３. ４ 异质性分析
（１） 企业融资约束的异质性
本文使用ＳＡ 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 大于中位数取值为１， 否则为０。当企业具有较高的融资约束时， 该企业更难以在银行借到贷款， 而绿色税制改革所带来的税收优惠与融资成本的降低，能够使得企业获得更多资金， 企业更倾向于从事ＥＳＧ 活动以获取资金， 故理论上绿色税制改革在融资约束大的企业中的政策效果可能会更好。具体检验结果如表５ 所示， 结果表明绿色税制改革在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中， 对企业ＥＳＧ 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强。
（２） 企业产权性质的异质性
国有企业通常能够凭借自身所享有的国家信誉， 从多个渠道获得较低利率的融资， 而非国有企业通常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和经营成本压力。故在非国有企业中， 绿色税制改革所带来的企业成本下降的幅度可能更大， 从而更好的激励企业从事绿色活动， 提升企业ＥＳＧ 的表现。故理论上，绿色税制改革可能在非国有企业的政策效果会更好。具体回归结果如表５ 列（２） 所示， 结果表明绿色税制改革对非国有企业ＥＳＧ 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３） 地区法治环境的异质性
在法治水平更高、法律环境更好的地区， 政策的执行效率往往会更高。而当政府缺乏公信力，法治环境较差时， 民众对新出台的政策缺乏信任，从而导致政策效果较差。因此， 本文认为绿色税制改革在法治环境较好的地区， 提高企业ＥＳＧ 表现的幅度更大。本文参考代昀昊等（２０２３）［２８］ 的研究，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 这一指标衡量地区法治环境。大于年度中位数则取值为１， 否则取值为０。回归结果见表５ 列（３）， 绿色税制改革在法治环境差和好的地区均能促进企业ＥＳＧ表现的提升， 且绿色税制改革在法治环境更好的地区对企业ＥＳＧ 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３. ５ 后果分析
（１） 短债长用
已有研究表明， 企业的ＥＳＧ 水平提升能够有效降低短债长用程度［２９］ ， 那么绿色税制改革能否通过提升企业的ＥＳＧ 水平进而缓解企业融资错配现象， 降低短债长用程度？ 本文参考李增福和陈嘉滢（２０２３）［２９］ 的研究， 分别用短期负债比（短期负债／ 总负债） 与短期资产比（短期资产／ 总资产）之差（ＳＤＬＡ）和短期负债／ 总资产（ＳＬＥＶ）对短债长用进行衡量。与上文机制回归方程相同， 首先用方程（１） 拟合出ＥＳＧ＿Ｐ 与ＥＳＧ＿ＮｏｎＰ， 再通过方程（２） 和（３） 分析绿色税制改革通过影响企业ＥＳＧ 表现进而对企业短债长用会造成何等影响， 结果如表６ 所示， 列（１） 和列（２） 中ＥＳＧ＿Ｐ 的回归系数显着为负， 说明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ＥＳＧ 表现， 进而降低企业短债长用水平。
（２） 企业绩效与破产风险
上述分析表明， 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降低企业成本， 提升企业ＥＳＧ 表现， 缓解企业的投融资错配问题， 那么企业的绩效能否因为这一逻辑链条而提高， 企业的破产风险会不会因此降低？ 本文采用总资产回报率（ＲＯＡ）度量企业绩效， 用Ｚｓｃｏｒｅ度量企业破产风险， 其回归方程与上文分析短债长用一致。表６ 列（３） 展示了绿色税制改革影响企业ＥＳＧ 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经济后果，表６ 列（４） 展示了绿色税制改革影响企业ＥＳＧ进而影响企业破产风险的经济后果。ＥＳＧ＿Ｐ 的回归系数均显着为负， 整体来看， 绿色税制改革通过提升企业ＥＳＧ 表现， 进而增加了企业绩效， 降低了企业破产风险。
４ 结论与建议
为了回答绿色税制改革是否影响企业ＥＳＧ 表现这一问题， 本文从企业成本视角出发， 将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年沪深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实证检验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ＥＳＧ 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 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权益资本成本和债权融资成本， 进而提升重污染企业的ＥＳＧ 表现， 且这一现象在融资约束高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地区法治环境好的企业中更为突出。此外， 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通过提升企业ＥＳＧ 水平进而提高企业绩效， 降低其短债长用与破产风险。因此， 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成本， 助推重污染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本文拓展了绿色税制改革政策效应的相关研究，并从企业成本视角为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文从近年来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出发， 通过企业成本的视角， 对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ＥＳＧ表现的作用途径、异质性特征以及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 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１） 持续深化绿色税制改革。企业在面临成本权衡时， 执行绿色税制改革所带来的成本下降高于企业的治污成本， 故企业有意愿从事绿色转型活动， 进而提升其ＥＳＧ 表现。此外， 绿色税制改革作为导向型政策， 具有政府支持机制和隐性担保作用， 倒逼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因此， 政府有必要继续深化绿色税制改革， 降低重污染企业的治污成本， 完善其激励机制， 确保重污染企业有动力从事长期的绿色转型活动； （２） 绿色税制改革与资本市场有效联动。绿色税制改革不仅能够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 还能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重污染企业执行绿色税制改革政策时， 能够给银行和投资者传递出积极的绿色信号， 从而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 进而提高企业的绿色转型动力。因此， 政府应该利用好资本市场的融资改善作用，完善绿色融资机制与监督机制， 保障绿色税制改革能与资本市场形成有效联动； （３） 优化地区法制环境。本文研究表明， 地区法治环境较好的地区， 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ＥＳＧ 表现的提升作用越强。良好的法治环境表示当地的政府具有较高的公信力， 能够切实保障绿色税制改革的有效执行，从而强化其绿色信号作用。因此， 政府应该持续优化地区的法制环境， 切实推进企业降本增效， 进而实现重污染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注释：
①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ｔａｘ．ｇｏｖ．ｃｎ／ ｃｈｉｎａｔａｘ／ ｎ８１０２１９／ ｎ８１０７８０／ｃ５１７２１７８／ 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
参考文献
［１］ 苏冬蔚， 连莉莉． 绿色信贷是否影响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 ［Ｊ］．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８， （１２）： １２３～１３７．
［２］ 刘亦文， 邓楠． 环境保护税是否有效释放了四重红利效应？［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２３， ３３ （１０）： ３５～４６．
［３］ 朱军， 张敬亭， 李建强． 中国绿色税制改革的经济效应与碳减排效应［Ｊ］．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２０２３， ４３ （１１）： ３０～４１．
［４］ 詹蕾， 郭平， 颜建军． 环境税政策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Ｊ］． 经济地理， ２０２２， ４２ （５）：１１４～１２４．
［５］ 黄纪强， 祁毓． 环境税能否倒逼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基于环境“费改税” 的准自然实验［Ｊ］． 产业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２）： １～１３．
［６］ 于连超， 耿弘基， 王雷， 等． 绿色税制改革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机制研究———来自《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证据［Ｊ］． 审计研究， ２０２３， （４）： １３９～１４９．
［７］ 王佩， 黄珊， 杨智婕， 等．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Ｊ］． 税务研究， ２０２２， （１１）： ６６～７３．
［８］ 刘金科， 肖翊阳． 中国环境保护税与绿色创新： 杠杆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Ｊ］． 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 ５７ （１）： ７２～８８．
［９］ 钟晓敏， 楼蕾， 鲁建坤． 中国环境保护税法与企业环境责任表现： 政策效果与作用条件［Ｊ］． 经济学家， ２０２３， （８）： １０７～１１６．
［１０］ 于连超， 耿弘基， 毕茜． 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Ｊ］． 管理学报， ２０２３， ２０ （６）： ９１６～９２４．
［１１］ 周泽将， 汪顺， 张悦． 税制绿色化的微观政策效应———基于企业环保新闻文本情绪数据的检验［ Ｊ］．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３， （７）： １０３～１２１．
［１２］ 王禹， 王浩宇， 薛爽． 税制绿色化与企业ＥＳＧ 表现———基于《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 Ｊ］． 财经研究， ２０２２，４８ （９）： ４７～６２．
［１３］ 王佩， 杨淑程， 黄珊．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的影响研究———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Ｊ］． 税务研究， ２０２１， （１１）： ５０～５６．
［１４］ 郭杰， 王宇澄， 曾博涵． 国家产业政策、地方政府行为与实际税率———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 Ｊ］．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９，（４）： ５６～７４．
［１５］ 刘若鸿， 黄玖立． 地方产业政策与债券融资成本［Ｊ］．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２３， （６）： １１８～１３６．
［１６］ 陈艳莹， 于千惠， 刘经珂． 绿色产业政策能与资本市场有效“联动” 吗———来自绿色工厂评定的证据［Ｊ］．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２２， （１２）： ８９～１０７．
［１７］ Ｐｏｒｔｅｒ Ｍ Ｅ， Ｌｉｎｄｅ Ｃ．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１９９５， ９ （４）： ９７～１１８．
［１８］ 邓伟． 环境保护税税额地方确定权的实施现状与制度完善［Ｊ］． 税务研究， ２０２２， （６）： ３３～３９．
［１９］ 王性玉， 赵辉． 环境保护税改革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Ｊ］． 科研管理， ２０２３， ４４ （８）： １３９～１５１．
［２０］ 孟祥慧， 李军林． 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与企业ＥＳＧ 表现： 一个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Ｊ］． 改革， ２０２３， （８）： １２４～１３９．
［２１］ 高萍． 环境保护税实施情况分析及完善建议［ Ｊ］． 税务研究， ２０１９， （１）： ２１～２４．
［２２］ 刘晔， 张训常． 环境保护税的减排效应及区域差异性分析———基于我国排污费调整的实证研究［Ｊ］． 税务研究， ２０１８， （２）：４１～４７．
［２３］ 李增福， 陈俊杰， 连玉君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短债长用［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２２， ３８ （１）： ７７～８９， １４３， ９０～１０１．
［２４］ 范小云， 方才， 何青． 谁在推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兼对政府融资的“资产组合效应” 的检验［Ｊ］．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７，３８ （１）： ５１～６５．
［２５］ 毛新述， 叶康涛， 张頔． 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测度与评价———基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检验［Ｊ］． 会计研究， ２０１２，（１１）： １２～２２， ９４．
［２６］ 雷雷， 张大永， 姬强． 共同机构持股与企业ＥＳＧ 表现［ Ｊ］．经济研究， ２０２３， ５８ （４）： １３３～１５１．
［２７］ 王彦慧， 傅仁辉． 债券市场开放能提高信息披露稳健性吗［Ｊ］． 会计研究， ２０２２， （６）： ４３～５５．
［２８］ 代昀昊， 童心楚， 王砾， 等． 法治强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Ｊ］． 金融研究， ２０２３， （２）： １１５～１３３．
［２９］ 李增福， 陈嘉滢． 企业ＥＳＧ 表现与短债长用［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２３， ４０ （１２）： １５２～１７１．
（责任编辑： 张舒逸）
基金项目： 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 绿色金融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及响应” （ 项目编号： ＹＪＳＪＪ２３－Ｂ２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注册制推行对Ａ 股主要定价因子的影响研究” （项目编号： ２１ＢＪＹ２６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