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媒介化社会，治理结构、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都呈现出新的特点，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升级，地市媒体在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和重要。本文把研究视角架构在市域社会治理下，以地市媒体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市域社会治理中媒体角色的基础上，提出了地市媒体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融合策略。本文认为，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手段、平台和对象，地市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是对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将自身纳入市域社会治理体系中，通过打造区域融媒体平台、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融合地域文化、强化基层民众的情感认同和推动信息资源整合、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等三种策略，成为为市域用户传播信息、提供服务的桥梁和连接省级媒体、县级融媒体的纽带。
关键词
市域社会治理 地市媒体 融合
从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1]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2]，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3]这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我们党对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以及治理能力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也充分说明在媒介化社会，治理结构、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都呈现出新的特点，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升级，地市媒体在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和重要。
一、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媒体角色
市域社会治理是指城市区域内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民众等多元主体，在特定制度安排的基础上，以共同参与的方式对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服务提供和政策实施进行合作、协商，从而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在城市区域内相调和的动态过程[4]。“动态”意味着市域主体和治理模式的变动性。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在改变市域个体传播方式和互动模式的同时，重塑了传统社会的交往结构和社会关系，使治理主体间的联系与协同变得更加紧密。在这过程中，政府从单纯的“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和“监管者”，更加注重社会的协同治理。治理模式由以往的直线单向变为双向互动，从线下单一管理转向线上线下融合。市域治理中的治理主体呈现出多元、复杂、边界模糊和政策制定网络化的鲜明特征[5]。而作为信息的传播载体、权力的公共领域和观点的舆论场，媒体在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往往承担三种角色：治理手段、治理平台和治理对象。
相较于基层社会，地市级的行政资源增加，执法和司法能力增强，政府、社会组织等更加完备，这就使得市域信息的集约化、动态化和权威化特征凸显出来。为了及时向社会传播信息，增强与公众信息互动和引导舆情，地市媒体成为整个城市的信息处理中枢和管理系统。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各大城市的地市融媒中心，通过整合、制作和传播信息与市民及时沟通，缓和大众的恐慌情绪，在特殊时期发挥了重要的治理手段的作用。随着平台媒体的崛起，媒体形态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截至2023年6月底，我国基于手机平台的APP数量多达260万款[6]，包括即时通信、搜索引擎、新闻信息、社交应用、网络购物、旅游出行等各个方面，几乎可以满足人们工作生活学习的所有需求，平台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技术座驾”和规则范式，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社交习惯。在这样的传播生态下，社会的组织、动员和治理往往通过网络平台实现系统性和结构性转变，平台的“赋权”功能使每个个体都可以享受与企业、政府、媒体相同的传播机会和权利，平台媒体以强大的影响力建构出一种新型传播权力关系。而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平台虽然稀释了传统社会中的权力资源，对社会治理是一种挑战，但是它也可以成为党和政府组织动员的重要资源和渠道[7]。在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当下，以媒体深度融合为契机，将地市媒体打造成为承担市域治理功能的全媒体平台，从而增强其社会治理的能力。
市域社会不仅是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等各类资源要素的汇集地，也是社会矛盾风险的集聚地。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指出，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中，需要重点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要最大限度将矛盾吸附在市域、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确保市域成为重大风险终结地[8]。市域社会治理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属性特征，作为勾连顶层治理与基层治理的“中转站”，市域社会成为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的关键层级[9]。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还利用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行使着公共领域的使命，这就使得媒体成为多元观点的“舆论场”。市级媒体在市场利益驱动、行业自律缺乏、法律监管缺失等情况下，难免会出现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言论，从而成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对象。
二、地市媒体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融合策略
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变革既为市域社会治理提供了全新的途径，也为民众获取政务信息、协同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市域社会治理加快了地市媒体融合的步伐。在国家四级媒体融合体系中，地市媒体融合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连通中央级媒体和省级媒体这个“主动脉”和县级融媒体“神经末梢”的支动脉。“疫情防控中出现的救援物资被阻拦、民众诉求被忽视、主流观点被曲解等上下情不通畅问题，往往就梗阻在地市一级。相比中央级媒体，资源有限的地市级媒体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往往反应迟缓，这就导致市域社会治理的延时效应，从而影响治理成效。只有让政策下沉得更直接，让百姓意见上传得更快捷，打通上下管道才能有效防范社会矛盾风险”，这也是地市媒体要加快融合步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10]。地市媒体应该以市域社会治理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一）打造区域融媒体平台，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媒体融合要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地市媒体的深度融合理念应逐渐从“媒体主线”向“平台化思维”转变。“媒体主线”的思路侧重于“媒体+”，是在机构和机制层面上，基于信息传播属性探索媒体转型，强调各种媒体机构的叠加和媒体终端产品的丰富，使地市媒体融合成为“集成媒体的新机构”。而“平台化思维”是指运用互联网技术打造开放式平台和智慧治理平台，通过构建基层用户关系网络，突破地市媒体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外部障碍和内生困境，在这过程中，整合资源创新应用，推动市民协调治理，从而更好地引导和服务民众[11]。由此可见，地市媒体融合的最终目标不是“集成式”的“媒体+”，而是“服务式”的“平台+”，建成为全员参与市域社会治理“提供全面服务”的“治国理政的新平台”。
作为市域社会网络关系的“接合点”，地市媒体应该大力推动“平台+政务服务”向街道、县域和乡村延伸覆盖，通过资源共享、内容创新、渠道开发和深度融合，为市民打造一个“媒体+服务+政务+商务+咨询+监督”的开放式综合服务平台。在实施过程中，既要做好平台的“信息传播”职责，包括政务资讯发布、新闻信息采集、民生话题设置、舆情风险的防范化解等，也要发挥平台的“服务”功能，聚焦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行政审批、举报求助、网上办事、生活缴费、招聘求职”等需求，完善创新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使市域民众通过平台“一键触达”，轻松获取所需的信息、数据和资源，无间隙地表达多元利益诉求，实现“走进一扇门，办好所有事”，真正做到公共资源的透明化、公开化和共享化。地市媒体打造的区域融媒体平台不仅可以在纵向上勾连中央、省级、县域媒体，还能够横向连接政府、社会、企业和公众，在推动市域社会多元主体协商治理的过程中，既发挥了政策方针的上传下达作用，也保证了平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传播。正如沙垚所说，当基层民众广泛参与市域社会治理成为一种新常态，并构建一种多元化、数字化、共享化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党和人民、政府和群众、意识形态与日常实践的有机勾连[12]。
（二）融合地域文化，强化基层民众的情感认同
媒介与文化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在文化转化为物质的过程中，媒介起着关键性功能作用。抽象的精神文化或情感体验只有通过有形的实体凝聚、呈现与表达，在分离的个体间传递一致的文化体验，才能建构一种基于媒介的公共性、集体性的文化认同[13]。而认同也与一方地域紧密相关，同一地理空间、同一历史源流、同一集体记忆所造就的文化共感，使地域民众的文化地理体验尤其强烈[14]。媒介地理学把媒介与地域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媒介和地方，二者呈现出融合态势。一方面，媒介向“地方”转化。新媒介已然变成一个可具身感知、可互动实践的场域，更加注重对地方价值的挖掘与尊重；另一方面，地方的媒介化转向愈发明显。媒介对人的认知和体验的影响促使地方积极主动地思考如何运用媒介实现高度的仿真与还原，例如，一些城市相继推出的“云旅游”、虚拟博物馆沉浸式体验、实体空间线上打卡等活动，媒介在重塑地方的同时，“媒介即地方”正成为现实[15]。
在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地市媒体以“中介物”和“协调者”的角色介入各类社会组织、机构、治理主体之间，通过整合资源、传播信息、引导舆情、设置议程等方式，运用先进的数字化媒介技术不断嵌入地方和日常生活实践，使其本身融合为市域空间和地方网络中的一部分，进而带来新“地方感”。这就需要地市媒体在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以本土文化为精神内核，立足地方，整合挖掘区域文化资源，利用信息技术打造一批内容多元、形式新颖的沉浸式、交互式文化IP，着力塑造区域特色文化品牌。而利用方言激活地方文化共感是融合地方文化的关键举措。方言是表征认同情感的最小文化载体，它能够让文化个体瞬间回归现场，产生文化的共鸣感受。新冠疫情期间，某些区域媒体上的“土味喊话”动员能力和效果明显。比如“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今天到处串门，明天肺炎上门”“草莓蓝莓蔓越莓，戴好口罩听到没”“黄瓜南瓜大冬瓜，防疫到位顶呱呱”等。这种“土味喊话”来自民间，根植乡土，以一种口语化、通俗化的方式解构了自上而下的话语权威，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文化再造与传播，延续了乡土文化的生命力，也更好地发挥了联系和动员基层民众的效果。
当文化成为一种治理的手段，其所承载的社会信任与情感价值则会不断强化，在这过程中，地市媒体的内容生产应该融合本地特色与乡土文化，以“亲地方性”与“易接近性”的方式对主流价值观和宏大话语进行解构再传播，不断提升基层民众的归属感、存在感和幸福感，激发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自我能动性，在强化基层民众情感认同的基础上，市域社会治理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推动信息资源整合，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
在治理层级中，市域社会治理以“中继身份”介于国家治理和县域治理之间，是宏观信息传导，微观信息接入的重要中转站[16]。但是市域层级的信息资源整合和处理能力既不如国家的强力而有效，也不如县域的灵活和多样。由于受到权限职责、管理理念、技术水平、信息安全等因素的影响，还无法实现信息资源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及时传播和共享，这就导致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和舆情风险时，各组织机构与社会的联动协同效果将大打折扣。因此，推动信息资源共享整合、优化信息处理方式和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就成为当前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方面。
首先，在信息传播层面，要打破信息流动壁垒，建立传播反馈渠道，实现信息资源的快速、有效、深度整合。对于像通知类、政策类、会务类等一般信息，在各个部门层级之间进行快速处理和传播，既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也提高了信息的使用效率。突发公共事件、舆情事件的不可预见性、冲突性和潜在风险使这一类事件的负面影响往往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这就需要各治理主体依据各部门、层级、区域之间的不同权责，根据事件特性快速组建信息沟通平台。为了抢占舆情传播的时间制高点，地市融媒体平台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受限于传统治理理念、治理层级的约束，并且根据事件发生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调试。
其次，在信息融合层面，要塑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传播生态，协同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普通民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基层治理离不开社会主体的协同参与，必须广泛吸纳普通民众参与决策制定、治理、反馈等环节和流程，最大限度地确保各阶层、职业、领域的民众权益能够得到充分保障。一般而言，公共组织规模越大就越难实现民众的直接参与，而基层和社区作为最贴近人民群众的本地空间，被认为是“参与式治理”合适的出发点。这就需要地市媒体在做好线上“直播问政”的同时，及时把信息触角延伸到街边巷角、农贸市场、生活超市等实体空间，倾听民意、反映民生、回馈民众，使“家事”和“国事”在地市融媒体平台上有机融合。
最后，在信息引导层面，要利用智慧化治理手段，传播好主流声音。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赋能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使社会治理逐渐向“技术转场”，技术所催生的智慧化治理成为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的重要手段。与县域相比，市域社会是智慧化治理有效实施的合适场域，它不仅为智慧化治理提供了必需的技术、资本、人才等资源，地市级政府还具备基层政府欠缺的较强的资源整合应用能力。地市媒体应该以建立智慧化治理平台为抓手，逐步落实“与不同层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系统对接、数据共享和平台共建等数据一体化管理体制相适应”的治理现代化要求，充分发挥智能技术研判风险、辅助决策、创新服务等作用。同时，在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进程中，地市媒体应强化价值引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优质内容传播主流声音、壮大主流舆论阵地。以“紧扣地方发展和用户需求”为内核，充分挖掘具有区域特色的本土信息，通过“小切口”反映“大时代”，使基层的声音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17]。地市媒体也要善于运用智能化、可视化的信息技术，做好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传播和解读工作，通过塑造可感、可亲、可爱的党员形象，弘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普通民众在认可和认同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积极上进，以“春风化雨”的形式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
结语
地市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是对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将自身纳入市域社会治理体系中，通过打造区域融媒体平台、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融合地域文化、强化基层民众的情感认同和推动信息资源整合、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等三种策略，成为为市域用户传播信息、提供服务的桥梁和连接省级媒体、县级融媒体的纽带。
地市媒体融合不仅是一场媒体变革、行业变革，更是一场思维变革、理念变革。在“万物皆媒”“媒融万物”的当下，传播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闻无时不在、资讯无处不在、观点无所不在”的信息生态。对于地市媒体融合来说，这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一方面要主动拥抱和运用新技术，汇聚整合各类媒体数据及党政部门信息，以“服务”理念满足用户的需求，成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要加速建立现代化融合传播机制，积极嵌入市域社会治理过程。在中央、省、市、县四级国家治理体系中，地市媒体建立的区域融媒体平台通过接入社会综合治理、电子政务、智慧城市、社区建设等领域城市信息化数据业务，主动担负“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社会信息枢纽”的时代职责，实现从“新闻宣传者”到“信息服务者”再到“基层治理者”的角色转化，真正做到对社会综合治理数据资源的可管可控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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