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地市级主流媒体作为“中央—省—市—县”四级传播架构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整个融媒体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连接作用。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地市级媒体融合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与梳理后，发现既有研究无论是应然式解读还是实然式探索，对这一议题都给予了一定的关注。研究内容主要聚焦在地市级媒体融合的背景意义、功能定位、路径构建、发展现状、运营机制、效应发挥等层面。这一议题未来应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结论等方面做进一步拓展，以期能推动地市级媒体融合研究成果与传媒实践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地市级媒体 媒体融合 媒体转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这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对全媒体传播体系建构和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高度重视。与中央、省级媒体“头部崛起”和县级融媒体“尾部翘起”的局面相比，地市级媒体发展仍处于较为薄弱的态势，不断面临着上压下挤的竞争格局，呈现出“腰部塌陷”的断层式发展[1]。与此对应的是地市级媒体融合研究的“不温不火”，相较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研究自2018年以来的井喷式发展，国内研究者对于地市级这一层级媒体融合实践的学术观照是不够的。当然，对于地市级媒体融合这样一个在实践中仍在摸索的前沿议题来说，现有研究也给出了一定的关注，对地市级媒体融合的背景意义、功能定位、路径构建、发展现状、运营机制、效应发挥等内容进行了聚焦，或侧重应然式解读，或侧重实然式分析，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通过对我国地市级媒体融合有关研究的回顾和梳理，以期能给地市级媒体融合实践提供一个系统反思的机会，从而推动地市级媒体融合知识生产与传媒实践的良性互动。
一、国内外媒体融合研究简要述评
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完善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地市级媒体在中央、省、市和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四级融合发展布局中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向上连接中央与省，向下联通区县，它的融合成效至关重要。地市级媒体能否全面建成新型主流媒体并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对此及时有针对性地开展有关研究非常必要。
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对“地市级媒体融合”这一议题进行研究前，有必要对“媒体融合”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及其内涵获得充分理解。媒体融合这一概念源于西方，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渗透下，传媒实践中涌现出来一系列新变化、新趋势，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探讨。1978年，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做出了“三圈交融说”的预言，他认为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这三个行业正呈现出不可抵挡的融合之势[2]。1983年，伊西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其着作《自由的科技》中首次给媒体融合定性，即“媒体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定义被认为是媒体融合概念的最初形态[3]。随后大批西方学者对“媒体融合”这一议题展开了多面向和多视角的研究探讨。李奇·高登（Rich Gordon）依据传播语境的差异，进一步将“媒体融合”的概念延伸为所有权、策略性、结构性、信息采集、新闻表达等五个具体形态的融合。他认为媒体融合应该具有更丰富的内涵，而不只是媒体形态和媒体业务方面的融合[4]。伴随着西方媒体融合研究逐渐走向成熟，这一领域研究视角日益多元化，例如以詹妮特·斯泰格（Janet Staiger）和萨宾·哈克（Sabine Hake）为代表的媒介史视角，以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为旗帜人物的文化研究视角，以蒂姆·德维尔（Tim Dwyer）和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 Bruhn Jensen）领衔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等[5]。总之，尽管社会语境不一，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媒体融合研究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的媒体融合实践提供了一定程度的镜鉴。
国内媒体融合研究相对较晚。1999年崔保国就指出了“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媒介变革，变革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媒介的大融合与大裂变”[6]。2005年被称为媒体融合概念的引入之年，蔡雯明确提出媒体融合是在数字、网络和电子通讯等高新技术的支持下，各种产业组织受经济利益以及社会需求等因素的驱使而进行协作、并购与整合等方式，最终实现不同媒介形态在内容、传播渠道以及媒介终端上进行整合的进程[7]。随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扩散和普及，媒体融合逐渐成为信息产业政策制定者、媒体从业者和新闻传播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重大议题，并呈现出政策话语、实践话语和学术话语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格局。纵观近20年的国内媒体融合研究成果，有研究者总结出相关研究基本上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种视角是将媒体融合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语境，或立足于传媒业本身从产业链、媒介生态学等视角强调媒体融合对传媒产业生态环境的改变，或跳出传媒业从宏观层面论述媒体融合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另一种视角是将媒体融合视为一种具体的产业发展目标，或从规范性层面分析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或从经验性层面分析媒体融合的微观实践[8]。对于近20年来的国内媒体融合研究历史沿革，有研究者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指出其趋势是以技术为起点、以媒介化为进路、以结构化为未来方向。我国的媒体融合研究在与社会的交织中逐层深入，研究路径发生了转变。但在理论深度、历史进程和全球视野的研究上仍有较大欠缺[9]。总体来看，国内媒体融合研究蓬勃发展，近年来一些有着清晰问题意识、明确理论视角和规范研究方法的研究不断为这一研究领域注入新的活力。
纵观国内外研究对于媒体融合概念的理解与定义，以及媒体融合研究范式的变革，我们不难看出受社会语境、研究取向、研究层次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研究者对于媒体融合的表述及理解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为地市级媒体融合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启示。当下，国内一些研究者开始将研究重点从宏观的媒体融合转移到更为具体的地市级媒体融合上来。本文将回顾截止到2023年12月国内发表的代表性文献，在探讨地市级媒体融合研究的基本面向以及有价值的结论的同时，也对未来研究作出展望。
二、地市级媒体融合研究中的应然式解读
地市级媒体融合研究中的应然式解读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融合背景的剖析：双重挤压、紧迫特殊
地市级媒体融合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为什么在融媒体建设过程中地市级媒体这一环如此重要？黄楚新从宏观角度指出，推动地市级媒体融合深度发展是地市级媒体事业发展的关键一步，更是促使我国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重要选择[10]。胡正荣认为地市级媒体融合是打造四级融合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他做了一个比喻，如果中央级媒体相当于媒体系统的中枢，那么省级媒体就是主动脉，地市级媒体就是支动脉，而县级融媒体中心则是覆盖全身的神经末梢。梗阻往往首先出现在神经末梢，然后出现在支脉上[11]。除了神经末梢微循环，支动脉的畅通对于机体运转尤为重要。因此，在四级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架构下，地市级主流媒体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特殊性。谢新洲和杜燕对此做出了专门分析，他们认为紧迫性主要体现在地市级媒体融合发展起步晚、问题多、得到的关注少，特殊性则在于地市级媒体承上启下，且各自面临的市情不同，需要根据各地实际，提供符合地市级媒体融合发展特色的实施方案[12]。从微观层面来看，关琮严认为地市区域内县级媒体的条块式发展，融合实践中“省对县”的垂直对接模式，地市级媒体的二元分立式融合造成地市级媒体的“空心化”困局[13]，这些都使得地市级媒体融合这一议题变得愈发重要。谭天则强调比起县级融媒体建设，地市级媒体的融合与转型难度更大，一方面包袱重，县级一般没有报纸，广电比较弱小，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新图；另一方面，地市级媒体融合上无统一部署，下无成功模式。因此，地市级媒体合并与转型将是一场媒体融合的攻坚战，也是一场关乎媒体命运的决战[14]。纵观以上研究，研究者试图厘清地市级媒体融合发展现实背景和意义使命，这对于我们在后续研究中更好地反思地市级媒体融合过程中所存在的发展困境，并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和对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及指导作用。
（二）融合定位的阐释：承上启下、聚焦本土
地市级媒体融合必须在一定的目标指向下开展建设，这样才能避免无方向的瞎蒙瞎撞。遗憾的是，许多地市级媒体在面对着这前所未有的传播变局中，找不到自身的融合定位，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地市级主流媒体应扮演什么角色，发挥怎样的功能？对此，谢新洲与石林提出从纵向上来看，地市级媒体应发挥地域接近性的特殊优势，对县域媒体的发展起到相应的管理和指导作用，从而减轻上一级单位的管理负担，同时也可以补县级融媒体的不足，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传播矩阵。而从横向上来看，地市级媒体可以推动资源合理整合，内部多主体应加强合作、明确新媒体管理机构，通过与本地自媒体、兄弟市县媒体、教研机构、第三方技术方的合作，形成传播合力[15]。丁和根和孔令博文则认为地市级媒体应建成区域信息传播的第一门户、舆论生态的中流砥柱、政务和生活服务的综合平台[16]。张英培和胡正荣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将继续朝着中心化、区域化的方向前进，如果说省级融媒体是省域的传媒航母和流通中介，那么市级媒体应搭智慧城市建设东风，作为区域化的传播节点存在，服务于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17]。以上研究共性之处在于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地市级融媒体应扮演向上连接中央和省级融媒体、向下沟通县级融媒体的中间纽带作用，真正做到聚焦本土、连接地方、服务群众，发挥其区域传播枢纽的功能。
（三）融合路径的构建：报台合并、因地制宜
位处承上启下关键一环的地市级融媒体却面临“头尾挤压”的窘境，如何实现“腰部突围”成为了其纵深发展的紧迫课题。实现地市级报业和广电业合并整合发展，是许多研究者给出的解决方案。一些研究者还进一步对地市级媒体“报业+广电”融合进行了类型区分，认为存在跨媒体融合和跨界融合两种模式；和前者相比，后者的融合还包括了其他文化类企业，如出版发行、教育培训、会展服务、文化产业园区管理、文化产业投资与孵化等[18]，这样可以更大程度提高媒体间的资源利用率。在赵淑萍和吴昊看来，体制机制、技术应用、科学管理是地市级媒体融合发展的三大动能，应透过“一把手工程”的推动与顶层设计的实施、新技术认知应用与系统平台的合理建构、科学管理的方法与人的动能激发等方面，推动我国地市级媒体融合不断向前发展[19]。在组织架构层面，丛蓉和王晴川提出地市级媒体应建立有弹性的海绵媒体组织架构，充分发挥海绵媒体“吸、蓄、净、释”的功能特性，并指出类产品经理运营岗位的设置，是海绵媒体的关键[20]，如此或能为地市级媒体深度融合提供有效路径。在产品运营层面，宋建武和乔羽强调应以产品创新为体制机制改革创造条件，推动存量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组织协同和价值创造，增强用人机制的灵活性，为推进地市级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找到新的突破口[21]。以上研究指出现有地市级媒体融合实践大多是“报业+广电”经验模式，并构建了未来地市级媒体融合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对各地市级媒体来说，需因地制宜地开展有关探索。
三、地市级媒体融合研究中的实然式探索
地市级媒体融合研究中的实然式探索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融合现状的勾勒：难中求进、区域盘活
当前，我国地市级媒体在融合转型方面呈现出怎样的整体发展状况，展现出怎样的一番融合图景，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一些研究者聚焦全国性或区域性地市级融媒体展开相关研究。杨驰原等人通过对全国220余家地市级媒体的实证调查，发现“移动优先”已经成为地市级媒体融合发展的基本共识，基于互联网的信息生产与发布能力已基本形成，地市级媒体基于不同业务资源形成的运营模式多元，但也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此外在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方面，服务功能种类与效能不断扩展和提升，正在积极探索建立本地化信息沟通渠道[22]。谢新洲和石林基于四市媒体融合发展的实地调研，总结出当前地市级融媒体发展的三个现实困境，即“空心化”明显、传播效果有限，“分散型”发展、改革缺乏合力，“铁饭碗”犹存、量变多于质变[23]。黄楚新等人对江苏、浙江、安徽和福建四个省49家地市级党报的媒体融合实践展开调研，发现其在媒体融合进程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定位不清晰、融合水平参差不齐、技术落后、体制机制滞后等方面[24]。郭海威等人在调研中发现西北五省区33家地市级党报虽然目前在全国地市级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相对比较薄弱，但其探索“广电+报业”跨界融合的意识比较靠前[25]。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把视野聚焦在特定地域，针对特定地市媒体融合实践展开个案研究，如辽宁锦州融媒体、浙江绍兴新闻传媒中心、广东中山广播电视台等，并形成了一些经验总结。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下地市级媒体融合实践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仍在艰难探索中，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共性问题，一些个案成功经验能否推广到更广泛范围，也有待验证。
（二）融合机制的提炼：总体谋划、优化布局
不同于大多数经验性研究仅仅是对地市级媒体融合发展现状进行笼统的现象表述，一些研究者开始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查和个案研究，力求对地市级媒体融合发展实践逻辑以及机制展开探讨，以期能为更多地市级融媒体实践提供借鉴参考。赵瑜等人基于对全国12个省40个地市级媒体共计1623位员工的问卷调查，发现员工从事的媒体内容类型、渠道类型和跨媒体平台工作状态显着影响个体融媒技术采纳程度。同时，媒体从业者的技术采纳水平显着提升其自我感知的创新绩效，且该关系受到了技术领导力的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的现实启示就是技术采纳和技术领导力应是地市级媒体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也应成为其战略谋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6]。吴志远和李扬在分析J省4家地市级媒体机构发展状况时，提出地市级媒体融合需走出技术上的“被动调适”，做到从观念上转向新的“场域博弈”的概念，并认为可通过制度架构的流动扁平、观念理念的守正多元、话语体系的自由开放、政治传播的主流权威、效果盈利的聚拢串联5个维度的共同驱动，重塑地市级主流媒体的核心向心力[27]。李沁在调研宁（南京）镇（镇江）扬（扬州）三家地市级电视台的小区域合作、流程优化、平台再造的运作模式时，发现如此整合可以实现媒介资源、生产要素的有效融合，从而带来新的媒介生态和社会性结构，并认为新媒体的无边界性是把双刃剑，虽然竞争可以无边界，但合作也可以无边界[28]，这一研究有助于媒体从业者正确认识新媒体技术的冲击。以上研究深入地市级传媒一线实践中，极大地展现出地市级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实践逻辑和运行机制，也为地市级融媒体实践提供了参照。
（三）融合效应的挖掘：延伸触角、拓宽影响
对于地市级媒体融合这一议题，大多数经验研究致力于通过多方面梳理地市级融媒体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并寻求相应的解决措施，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地市级媒体这个中心概念上。而个别研究者则开始跳脱从媒体的角度来看媒体，聚焦地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在社会层面引发的关联效应。张龙、曹晔阳在对西藏自治区7个地市融媒体平台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后指出，民族地区通过数字赋能建立起内容、技术、资本的有机循环，使融媒体平台成为推进意识形态反分裂斗争的抓手、联系群众的信息与政策传播渠道以及民族文化展演和凝心聚力的阵地，增强了舆论引导的实效性；同时，融媒体平台借由数字赋能和舆论引导，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传播及文化展演形成互通机制，共同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9]。这一研究将地市级融媒体平台建设放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进行研究和探讨，关注地市级媒体融合对社会治理、文化建设、国家认同等方面的作用，更具全局视野。遗憾的是，在强烈的应用研究导向下，大多数地市级媒体融合研究仍然是“就传播谈传播”，此类“从传播看社会”的相关研究较少，未来有着较大的可开拓空间。
四、地市级媒体融合研究的未来展望
针对地市级媒体融合研究过程中的有关现状，未来可从研究内容、研究视角与研究结论等方面去进行进一步拓展。
（一）进一步拓宽研究内容的丰富性
从研究内容层面来看，研究者一般会选取某一具体的地市级媒体作为个案，展开地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的路径、内容、特色和困境等层面的讨论，虽贡献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没有将其与外部诸如地市级融媒体与社会治理、城市形象提升、区域一体化、文化认同、政府公信力等联系起来。因此，今后相关研究可以有意识地朝着丰富化和具有拓展性的研究内容进行发掘，不断拓展地市级融媒体研究的更多可能面向。
（二）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的多元性
从研究视角层面来看，更多的研究是站在从业者角度对所在地市级媒体所作所为进行梳理，运用规范的研究方法的论文相对较少，也相对缺乏地域的普遍连接性和学理层面的阐述深度。如果仅仅把地市级媒体融合局限于行业发展这一固定、单一的角度去解读，那么它更为深刻的含义与内涵就变得容易被忽略。因此，需要自觉地将相关经验现象放入到更加多元化和开阔性的理论视角里来加以讨论，才能为地市级媒体融合研究注入更多活力。
（三）进一步拓深研究结论的针对性
从研究结论来看，绝大数为描述性研究，而解释性研究较少，并且大多研究是站在宏观视角上做宽泛的政策解读，抑或是从应然层面做一般化的现象描述和对策建议，仅仅站在媒体的角度去看媒体，得出的结论就显得不够深入。因此，我们应强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推动地市级媒体的相关研究结论走向理论化和指导性，为后续实践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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