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奇
《启蒙辩证法》一书详细地分析了自启蒙以来人们所处的一般生存困境，对启蒙带来的技术理性至上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深层的文化批判，它揭露出以往被认为是解放与自由的启蒙和理性不是真正的解放与自由，相反它最终走向了与之对立的一面。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人与自然成为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人的主体性高度膨胀，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人一方面奴役自然，另一方面也在奴役着人自身，最终导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启蒙返回神话，启蒙带来的理性最终变成了单向度的技术理性。
着眼于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西方工业文明所包含的技术理性和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文化批判，使普照在启蒙之光下的人们认识到“被理性启蒙的世界不是一个人性得到真正发展，自由得到全面实现的世界，而是一个普遍异化的世界。”①
一、启蒙对技术理性的呼唤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诺首先对启蒙与神话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指出启蒙源于神话，而神话则是西方文化的渊源。维柯认为，神话最初是历史的真实表达，霍克海默、阿多诺也正是在神话的历史叙事中找到了“以统治权的建立”为标志的启蒙理性的确立，换言之，神话是理性的产物。当人们将众神与元素区分开、众神由元素本身变为元素的管理者时，世界已由混沌不分的状态转向了秩序井然。也就是说，神话就是人试图给世界以秩序，通过神来表达自身的感情意愿；启蒙则是通过理性来树立起人的主体性。
启蒙最初的目的是使人摆脱迷魅，战胜对自然的恐惧，用理性唤醒人的主体性，从而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可以说，近代以来的世界是理性支配下的世界，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看来，启蒙用形式逻辑对世界加以衡量与计算，使整个世界统一于抽象的理性同一性。启蒙自身就存在着否定自身的内在逻辑，抽象的理性同一性将理性精神推至极点，理性由此获得了上帝的属性，人类由对神的崇拜转向了对理性的崇拜。被理性引领着的启蒙高度弘扬人的主体性，使人与自然相分离，自然成为了被征服和占有的对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然而人对自然的统治却并未使人变为自然的主人，结果恰恰相反，技术理性使人与自然发生异化。一方面，人单方面地征服自然，使得自然生态环境愈加恶化，造成了自然对人的报复和惩罚，人与自然的关系遭到破坏；另一方面，技术理性导致物对人的奴役，人类迷醉于对物质的追求中，被自己的无法满足的欲望和大机器所支配，从而迷失了自我、丧失了思考的能力。由此，自然和人皆成为了被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所奴役的对象。
综上所述，启蒙最初是为了粉碎神话，然而启蒙在确立人的主体性的过程中又吸收了神话的因素，进入了新的理性神话之中。理性代替神成为了世界秩序的缔造者与管理者，理性成为了衡量一切的尺度，世界在理性的魔尺下被量化、数字化了。这一魔尺用以衡量世界的工具就是数学逻辑和科学理性，近代以来，由于实验科学的进步，数学逻辑和科学理性所弘扬的科学方法成为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唯一方法。而科学方法正如霍克海默、阿多诺所述：“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他才能制造万物。”②科学家要想熟悉万物，并试图找出隐藏在万物中的一般原理与规律时，就必须层层推进直达研究对象内部，进而获得万物的本质属性和一般规律。然而这个接近本质的过程却使主体与客体渐行渐远，因为这个过程就是破坏甚至毁灭客体的过程。
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看来，启蒙之所以重返神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启蒙理性被抽象的理性同一性所支配，抽象的理性同一性使启蒙理性最终异化为技术理性。技术理性要求将一切合理化、统一化、标准化，将整个世界纳入可计算的范畴，高扬人的主体价值，进而把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思维方式推至顶峰，技术理性终于成为了新时代的“上帝”。
二、理性的异化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人类破除迷魅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确证自我的过程，随着人类主体性的确立，理性被技术理性取代，人与自然走向了对立面。自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以来，人类加强了对自然的探索，理性成为了人们用以统治自然的工具。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的真正的本质就在于欲将知识与统治人和自然的权力相等同。“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②人类在启蒙之光的指引下开始改造自然，企图让自然匍匐在人类的脚下，然而在人类肆无忌惮地破坏之下，生态环境迅速恶化、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灾害频发，自然已经走向了人类的对立面。
技术理性在导致人与自然对立的同时，也带来了人自身的物化，技术理性不仅是人类进行统治的工具，也是人类被统治的工具。
一方面，启蒙理性最初想要实现的人的自由与解放非但没有得以实现，反而更加禁锢了人的自觉意识，人类成为了迷失自我的“机器”，人及人的活动变得标准化、合理化、同一化。在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支配下，启蒙以后的世界是一个“合理化”了的世界，而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个“合理化世界”的典型代表。资本主义对合理化的追求使人们统一于同一的标准之下，理性成为了统治人、控制人的异化力量，这时理性变成了统治人的技术理性，技术理性使人们陷入理性的神话中而忘却了自身，只剩下一副冰冷的躯壳。也就是说，理性变成技术理性之后所造成的直接恶果，便是使原本自由自觉的人失去自我主体的意识、丧失反抗精神，人成了技术理性的同一化的产品。霍克海默、阿多诺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是由于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多数人丧失了具有反抗精神的自我意识以及精神上的麻木，才会被少数的资产阶级所统治与奴役。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技术理性与个人发展之间产生了这样一个悖论，即当独立的个人想要实现自我发展时就需要发展技术理性，而技术理性愈是得到发展，就会愈发得到限制个体意识发展的力量，人的自我意识便被不断削弱。③于是理性成了统治人的工具，人则变成受理技术性操控的机器，技术理性要求用数理逻辑和数学计算的形式衡量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而处于这种形式下的人们则不会对本质问题进行深入地探究，人的自我意识也在无时无刻地计算下日益弱化。
另一方面，技术理性统治下的人类不仅自我意识日益弱化，其能力也在逐渐弱化。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生产被分解成了若干独立的部门，受理性同一性支配的人们成为了社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人的思维与实践皆受到技术理性的奴役，人成了“原子化”的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能力更多地是为了服务更高效、合理的组织与管理机制，换言之，这时人的行为只服从于其所在链条的支配，人们不再做其想做，而只做其该做，个人的能力随着思想的枯竭而逐步弱化。从表面上看，被奴役的人们实现了个人的主体化，然而实际上他们从未摆脱奴役着他们的技术理性的无形之手，看似通往康庄大道的合理化的理性才是阻碍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最大渊蔽。对合理化的追求使人们沉迷于科学技术，迷失了自我的人们看不到幸福背后的深渊。
技术理性带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步成为了代替神话的意识形态，从而倒向了非理性。自近代启蒙以来，技术无论在内容抑或形式上都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以及文化内涵，技术不再是中性的手段与方法，而是体现着特定价值取向的载体。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思想由霍克海默首次提出，日后在哈贝马斯那里得到完善。技术理性更多地是通过政治、伦理和文化控制人的精神世界，进而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也就是说技术理性成为了意识形态，成为了人们普遍认同且社会普遍遵循的文化模式。诚如《启蒙辩证法》所书的那般，此时的大众文化已然同符合契，“例如西方的、电影院常客了如指掌的那些东西的标准化，是扩散技术的理性化，而不是严格地指哪种生产过程。与艺术品中的技术不同，文化工业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扩散的技术，机械复制的技术”②。生活在社会系统中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文化工业所生产出的文化产品，在大众传媒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只需动动手指便可浏览成百上千条信息，就连原本超越现实、批判现实的艺术创作也堕落为粉饰现实、服务现实的工具。小说、影视的创作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获取更多利益而千篇一律。高度发达的技术理性不仅摧毁着外在的自然，同时也在破坏着人自身的力量，人的一切都在逻辑规则中运行，人的主体思维的过程称为了工具化、技术化的机器运转的过程，这样机器取代了人，思维也没有了意义。“所以说启蒙理性作为工具理性实际上是以非理性而告终”。④追求合理化的理性不仅促进了工业和社会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人的主体地位，使人成为了自然的统治者。理性的异化一方面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人本身的物化，技术理性终于走向了非理性。
三、文化工业——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满足大众的文化需要、滋润精神沃土的文化形式，其本身便有着意识形态特征。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拥有着交换价值的商品才能够在市场上流通，文化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流通于市场中的大众文化实际上已经变质为具有反文化性质的文化商品。文化创作完全受理性同一性的支配、服从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本应蕴含于文化作品的超越性和创造性也已不在，文化沦为工业化的产品，即文化工业。
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工业使大众文化向意识形态领域倒退从而使文化倒向非文化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开辟了大众文化批判的思路。随着启蒙带来的理性精神日益深入人心、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以及科技等领域正笼罩在技术理性的无形大手之下。其中，资本和技术走向联合，这个新的“盟军”以种种技术手段渗透入文化领域，大批量地复制与传播文化产品，这样就诞生了工业化的文化生产体系，即文化工业。《启蒙辩证法》中并未给文化工业以明确解释，但其大意如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大众传媒等手段对民众的意识形态加以控制，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获取利润的手段。
换言之，由于理性异化为技术理性，资本主义的文化领域也成为被技术理性奴役的工具，文化受到技术理性的渗透，最终沦为以利益遵循为导向、受标准化与齐一化支配的大规模生产与复制文化产品的商品文化。启蒙理性筹划并计算着文化商品的生产、传播及其后果，符合技术理性要求而生产出来的文化商品整齐划一，进一步渗透在文化商品的使用者——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普遍遵循和社会运行的内在机制，逐渐消除人们自觉思维的能力，使大众文化成为控制人们的意识形态工具。这时，本应蕴含着人类主体性及主体精神的文化创造堕落为被动生产文化商品的商品化的文化生产。文化工业生产出的大众文化具有控制人的意识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就是说，人们所选择与接受的文化实际上都是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符合标准化、合理化的要求，缺乏主体性的文化商品，因而技术理性带来的文化工业使得大众文化和人相异化，人们被隐藏在大众文化背后的文化模式支配。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断言，文化工业的根本目的并非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修养与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而是和其他生产部门相同，最终目的是使资本增值、获取利润。也就是说，文化工业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反文化。因而，商业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利润是他们的生命，消费者即是商品拜物教的信徒。⑤
霍克海默、阿多诺将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伸展至文化消费领域，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开辟了道路。他们试图呼唤文化创作的主体精神，打破技术理性的桎梏，启发人的心智，真正实现启蒙的最初归旨——人的全面自由与解放。
注释:
①衣俊卿.20 世纪的文化批判[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局，2003
②[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着.洪佩，郁蔺月峰译.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③郭倩.《启蒙辩证法》中的批判理论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8
④王凤才.批判与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⑤包桂芹.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研究[D].吉林大学，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