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杰 刘 清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都 610000）
引 言当前我国经济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处在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变的攻关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产业结构调整”，“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可见，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已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工作重心。
近年来随着我国“一带一路” 倡议高水平推进，中欧班列以通道建设带动产业体系建设，以开放包容式发展促进双循环畅通，为助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关键动力。截至2022 年底，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超6.5 万列，货值累计近3000亿美元； 班列运输产品种类从初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拓展，货物品类实现多样化发展①； 中欧班列跨境电商专列、“班列＋超市” 等新型服务业态呈现，带动了制造、商贸、金融等产业联动发展，推动了产业链和价值链向中高端聚集②。中欧班列运行对当地产业结构优化成效凸显，现实要求需要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而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中欧班列运行的影响效应更多被理解为外贸增长效应与经济增长效应，其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并未得到充分关注。鉴于此，厘清中欧班列运行与我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关系及其作用传导机制，有助于客观评估交通设施建设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也为“一带一路” 深化互联互通合作提供参考决策依据。
1 文献回顾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 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和中欧班列运行的经济效应。
（1） 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相关研究。该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以高铁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如黎绍凯等［1］基于资源配置视角论证了高铁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正效应影响。罗能生等［2］发现连通高铁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生态化影响显着，却对合理化影响不显着。孙伟增等［3］提出高铁主要通过城市间的分工效应、趋同效应和学习效应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 中欧班列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该部分研究多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中欧班列运行对贸易开放、经济增长、创新提升等方面的效应影响。如张祥建等［4］、龚勤林等［5］从国际贸易视角验证了中欧班列对我国进出口贸易、贸易开放度均存在显着影响； 韦东明和顾乃华［6］、张建清和龚恩泽［7］从经济增长视角发现中欧班列能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雄元和卜落凡［8］、韦东明和顾乃华［9］则从区域创新视角发现创新要素以中欧班列为载体实现交流互通，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而聚焦于产业结构优化视角的研究很少，仅李佳等［10］发现中欧班列能够对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显着影响效应。
尽管已有文献验证了以高铁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影响，但探讨中欧班列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的研究仍较为匮乏。另外，产业结构优化的衡量指标维度也存在局限，现有大部分研究仅从单一化维度或高度化、合理化双维度衡量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而忽略产业结构生态化这一现实要求内涵。此外，关于中欧班列的经济效应研究也较少考虑空间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展开分析，部分采用空间传统计量模型，但大部分也仅考虑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的因素，而较少从行政距离角度考察其溢出效应。
基于此，本文以中欧班列为切入点，在充分考虑空间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内涵更丰富的产业结构优化衡量指标，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生态化三维度指标，科学评估了中欧班列与我国现阶段碳达峰约束背景下产业转型实际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关系； 同时进一步基于地理距离、行政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分析中欧班列对产业结构三维度优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中欧班列具备降低市场分割度、放大区域产业协同效应的基础作用，丰富了中欧班列在行政区划空间、地理距离空间范围的产业结构优化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2.1 外贸驱动机制中欧班列的诞生创造了一种海陆贯通的新型国际贸易，克服了内陆参与度低、货运周期长等制约因素，贸易潜能得到充分挖掘，国际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扩大将促进产业专业化分工，进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 另外，按照新贸易理论的观点，国际市场的扩大会刺激具备出口比较优势的产业加速资本积累，为产业转型提供基础动力［11］。中欧班列的商品及服务主要面向欧洲发达国家③以及部分中亚、西亚、东南亚国家④，欧洲发达国家对商品及服务高附加值的选择偏好，会通过需求端反作用于产业结构优化。具体表现为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与之匹配，促使贸易结构先行优化调整，实现产品供需有效对接，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12］。而部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非发达国家与我国相比产业发展相对滞后，随着贸易开放进程加快将加速我国产业梯度转移，化解更多落后产能，释放优质产能推动我国产业链向前端移动。班列运行能显着推动站点区域国际贸易分工便利化、自由化，进而加剧出口市场竞争，在竞争激励效应下驱使我国与国外拥有先进技术、设备与管理的高技术产业开展“逆梯度”投资合作，助力产业结构优化［13］。
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1： 中欧班列运行通过外贸驱动机制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
2.2 要素驱动机制在空间经济学中，运输成本对要素的空间流动分布至关重要［14］。中欧班列运行兼具时效短、价格低等运输优势，极大程度上缩减了运输成本，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基本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以及核心要素（技术）跨区域流动聚集的重要推力［15］。
具体来说，从劳动力要素驱动看，中欧班列的站点开通有效推动站点城市形成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加速劳动力要素流入与聚集，提升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带动产业结构优化。从资本要素驱动看，随着中欧班列的高质量推进，站点区域产业经营环境与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吸引大量资本向站点区域聚集，同时在政府补贴、班列优惠政策的良性引导下，金融资本流向班列开通区域，能够较大程度弥补产业转型优化所需的资金缺口，实现资本要素的合理利用［10］。从技术要素驱动看，中欧班列及以其发展延伸的多式联运交通促进了技术要素跨省域跨市域的互动、融合，并在各区域间存在的学习效应、竞争效应作用下，放大创新效应，促进创新水平的整体提升，为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强大动力［3］； 另外，技术要素随着班列运行在国家之间流动形成溢出效应，强化了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流入趋势，提升我国站点区域创新产出水平，引领区域产业结构优化［16］。
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2： 中欧班列运行通过要素驱动机制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
图1 是中欧班列运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效应机理图。
图1 中欧班列运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效应机理图
3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3.1 策略识别与模型构造由于不同时间开通运行中欧班列恰好构成一个良好的“准自然实验”，本文采取多期双重差分法（DID）进行检验，构建模型如下：
在模型（1） 中，被解释变量Upindus是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分别构建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生态化三维指标测度；Treat是个体虚拟变量，若i城市运行班列赋值为1，否则为0；Time是时间虚拟变量，考虑政策效果滞后性，若i城市开始运行班列的时间在上半年，则将当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1，若i城市运行班列的时间在下半年，则滞后1 年在运行后一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1，其余为0；Treat×Time是核心解释变量；Control是控制变量；δ、φ、ε分别是城市个体、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3.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3.2.1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关于产业结构优化（Upindus）的衡量指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ISA）参考干春晖等［17］的研究，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二产业增加值之和的比值衡量； 产业合理化指标（ISR）采用泰尔指数衡量； 产业结构生态化指标（ISE）借鉴杨丽君和邵军［18］的研究思路，选定单位GDP 能耗、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以及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4 类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赋予权重，并通过标准化处理测算出产业结构生态化综合指数。
（2） 核心解释变量
Treat×Time是核心解释变量，按照i城市t年是否开始运行班列来赋值，若i城市已运行多条班列线路，以其第一条线路运行年份作为城市班列开始运行年份。其系数β衡量的是中欧班列运行前后对站点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净效应。
（3） 控制变量
借鉴余泳泽和潘妍［19］的研究，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 城市经济发展状况（Ed）采用对数化城市GDP 表示； 城镇化水平（Urban）采用城市建设用地占辖区面积比值衡量； 对外开放水平（Fdi）采用实际外资利用额占GDP 比值衡量； 信息化水平（Inform）采用城市邮电业务总量占GDP 比值衡量；基础设施建设（Infra）采用对数化年末实有道路面积表示。
表1 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生态化指标计算方法
3.2.2 数据处理与说明
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是2006～2021 年278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EPS 数据库； 中欧班列开通数据来自中国一带一路网； 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 由于部分地级市并未统计能源消费总量数据，故借鉴李晟婷等［20］的做法采用地级市电力消费总量代替； 部分缺失数据利用移动平均法填补。表2 为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4 实证结果及分析4.1 基准回归结果基于双向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法检验中欧班列运行对沿线区域产业结构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表3 的列（1）、（2） 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结果，列（3）、（4） 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结果，列（5）、（6） 是产业结构生态化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其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着为正，说明中欧班列运行对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生态化均具有显着正效应，证实了班列开行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积极作用。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4.2 稳健性检验4.2.1 平行趋势检验
为验证实验组和控制组在班列运行前是否存在相同的时间变化趋势，采用事件研究法的思路，分别绘制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生态化的平行趋势检验图，结果如图2 所示。从图2 中可以明显看出在政策时点前各期回归系数均不显着异于0，表明产业结构的3 个指标均通过平行趋势检验，DID 估计结果有效。
图2 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生态化平行趋势检验图
4.2.2 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避免遗漏的不可观测变量影响基准回归结果，采取间接安慰剂检验法，即通过随机模拟班列运行城市和时间，再基于基准模型作回归。图3 分别是关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生态化随机模拟1000 次的虚假系数分布图，竖直虚线是真实系数值，水平虚线是P ＝0.1 的显着性水平。从图3 中可知，产业结构三维指标的虚假回归系数均服从正态分布，均值大部分在0 附近，绝大多数回归结果位于显着性水平（0.1）以上，虚假回归系数不显着，安慰剂检验通过。
图3 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生态化安慰剂检验（1000 次回归模拟）
4.2.3 内生性处理
（1）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本文采用PSM－DID 法缓解因选择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其结果见表4 列（1）～（3），可以发现关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生态化系数均显着为正，进一步论证了中欧班列运行对沿线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证明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2） 工具变量法
考虑Treat存在内生性干扰，进一步利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借鉴景国文［21］的做法，选取古代陆上丝绸之路途径省域单元地级市（IV）作为工具变量⑤。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见表4 列（4）～（7），列（4） 展示的估计系数显着为正，且F 值大于临界值，证实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列（5）～（7） 的回归估计系数均显着为正，说明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中欧班列运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生态化依旧有显着促进作用。
4.2.4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
鉴于高铁运行以及“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均会影响当地产业结构优化状况，采取在模型（1）中同时加入高铁开通虚拟变量（HSR）、“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虚拟变量（BRI）进行检验。从表4列（8）～（10） 可以发现，ISA、ISR、ISE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仍然显着为正，表明班列运行可促进沿线站点城市产业结构优化。
4.3 异质性检验4.3.1 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本文经济发展水平指标采取城市人均GDP 衡量，按照各城市人均GDP 中位数两等分分别进行检验，其结果如表5 的列（1）～（6） 所示。从表5列（1）、（2） 可知，班列运行均能促进高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但相较于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对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产业高级化促进效应更大。究其原因可能是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产业基础处于产业结构低水平状态，中欧班列对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边际效用更容易显现。而从表5 列（3）～（6）可知，中欧班列运行仅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生态化维度显着，对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生态化影响不显着。可能的原因是，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产业发展更倾向于追求低能耗清洁化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班列开行加速了当地环保生产、高效节能等清洁技术的引入，提升了能源利用效率，促进了产业可持续绿色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生态化趋势更凸显。
表5 异质性检验结果
4.3.2 人力资本水平异质性
人力资本水平异质性采取城市每万人大学生数指标衡量，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处理方式，将其划分为低人力资本水平城市组、高人力资本水平城市组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 的列（7）～（12） 所示，可以看出不管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生态化，低人力资本水平城市系数均不显着，而高人力资本水平城市系数均显着为正。这意味着，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较强的支持作用，能够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转型优化进程。
5 作用机制甄别本文将基于上述机制理论分析，借鉴王巧等［22］的思路，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Channel＿v代表渠道变量，具体包括外贸驱动（Open）、要素驱动（Labor、Finance、Tech）；Treat×Time×Channel表示班列虚拟变量与渠道变量的交乘项； 外贸驱动（Open）采用对数化地级市货物进出口总额衡量、要素驱动中的劳动力要素（Labor）采用地级市单位从业人数占地区常住总人口比重衡量、资本要素（Finance）采用地级市所有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占GDP 比重衡量、技术要素（Tech）采用地级市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总数衡量；所有渠道变量均进行1%缩尾处理。若β1、β2系数均显着为正，则表明该渠道变量是中欧班列运行促进当地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路径。
表6 汇报了作用机制检验的结果，其中列（1）～（4） 是外贸驱动机制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Treat×Time系数和Treat×Time×Open系数显着为正，这意味着班列运行明显促进了外贸增长，通过极大地激发和创造新的国际市场需求，促进我国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生态化进程。列（5）～（16） 是要素驱动机制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ISA、ISR、ISE的β1、β2回归结果的交互项系数均显着为正，说明中欧班列运行通过有效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3 类要素优化配置，进而影响产业发展的要素环境和市场条件，助力实现产业结构优化。
表6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6 空间溢出效应探究为进一步探究中欧班列引致的产业结构优化空间溢出效应，以及比较地理邻域、行政邻域产业结构优化空间溢出效应差异，本文主要采用SDMDID 模型进行检验，具体步骤如下。
6.1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地理距离矩阵（W1）设定借鉴张学良［23］的相关研究，选用反距离权重矩阵，以地级市经纬度距离的倒数构建； 行政距离矩阵（W2）的设定借鉴郑金铃［24］的相关研究，基于邻接矩阵进行修正，将属于相同省（区、市）的城市赋值为1，属于不同省（区、市）的城市赋值为0，主对角线系数为0，构建行政距离权重矩阵。
6.2 空间自相关检验本文基于已构建的W1和W2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如表7 所示，可知在W1、W2条件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生态化的Morans I 绝大部分均显着为正，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正向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可进行空间计量分析。
6.3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检验为进一步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本文进行了相关空间计量模型设定的检验，结果如表8 所示，可知在W1、W2条件下ISA、ISR、ISE的LM 检验结果均显着，且LR检验结果也均显着，表明空间杜宾模型（SDM）不可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自回归模型（SLM）。Hausman 检验结果也显着，说明采用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SDM）最合适。
6.4 基于SDM 模型空间溢出效应检验表9 报告了基于W1、W2的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结果，其中直接效应反映的是班列运行对站点城市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大小，间接效应反映的是班列运行对站点城市邻域产业结构优化空间溢出效应大小。从表9 可以看出，在W1、W2条件下，直接效应结果显示班列运行均显着促进已开通城市的ISA、ISR、ISE水平，这一结果与前文DID方法结果一致。
表9 基于SDM 模型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结果
同时，从表9 列（1）、（2） 和列（5）、（6）间接效应结果发现，ISA、ISE的间接效应显着为负，即产业结构高级化、生态化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原因可能是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存在，中欧班列的开行会打破原有区域产业结构的平衡状态，促使高端化资源要素和高附加值产业向站点城市聚集，同时部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从站点城市向地理邻域、行政邻域转移，二者共同使得站点城市产业向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邻域城市产业向工业制造业过渡转型，从而表现为暂时阻碍了邻域产业结构高级化、生态化发展。关于ISR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可以从表9 的列（3）、（4） 看出，其在W1、W2条件下间接效应均显着为正，表明ISR存在显着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说明中欧班列对邻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已存在明显的扩散效应，能够通过发挥中心辐射效应加速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从而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
同时进一步对比W1、W2矩阵的间接效应发现，W1矩阵相较于W2矩阵的间接效应更大，说明相较于同省（区、市）城市，中欧班列引致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对本地区地理距离邻近城市具有更强的空间溢出作用。这意味着，中欧班列运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破地区市场壁垒，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区域产业协同进程。
7 结论与对策建议本文在反事实理论框架下基于2006 ～2021 年地级市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三维指标，采用多期DID、SDID法检验了中欧班列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 中欧班列运行对站点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生态化存在显着正效应，且主要通过外贸驱动和要素驱动传导助力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生态化进程； 异质性分析发现，中欧班列运行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效应大小受其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差异的影响； 拓展性分析发现，中欧班列运行对地理邻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行政邻域； 目前中欧班列引致的产业结构优化空间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促进邻域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邻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生态化。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 优化拓展以中欧班列为主干的多式交通运输网络。我国应充分考虑各区域经济、自然等差异性特征，优化中欧班列沿线枢纽节点布局，打造中欧班列核心站点经济增长极，加快形成高效集散体系提高班列综合运输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依托中欧班列为主干构建多式联运交通网络，注重班列与港口、机场、公路以及产业园区连接线的衔接建设。同时加快完善双边多边贸易规则，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区、邻近省域产业合作区建设，同步更新覆盖配套基础网络设施，为多式国际联运交通网络提供设施建设支撑。
（2） 深化对外开放改革，引导要素在更大范畴实现优化配置。加强与沿线“一带一路” 国家（地区）多层次宽邻域的产业协同，促进国际创新、资本要素向国内流通聚集，驱动我国产业结构向更高水平发展； 加大班列补贴便利化政策和金融优惠政策力度，引导高端化产业和新兴产业向站点区域集群发展，保障国内资本、劳动力、技术创新要素的深度挖掘，提升各站点区域要素资源的边际产出效率，把区域间要素边际生产率的落差转化为产业结构优化创造的巨大空间。
（3） 把握班列开通运行契机，升级完善产业链，为双循环新格局形成提供产业支撑。各城市借助中欧班列贸易运输通道，调整自身结构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加快制定符合本区域对接“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区）优势互补产业的区域产业规划。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应借助互联互通的运输网络，承接高经济水平区域的产业转移，提高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及人力资本密集的城市应充分利用创新资源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服务性产业，加速推进更高品质的产业间和产业内互补协同，为双循环新格局提供有力产业支撑。
注释：
①来源： http：/ /qx.tynews.com.cn/system/2023/03/21/030582008.shtml。
②来源： 《中欧班列发展报告2021》 文件。
③截止2022 年底，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25 个国家208 个城市（http：/ /www.china－railway.com.cn/xwzx/mtjj/xhs/xinhuanet/202301/t20230104＿125012.html）。
④截止2022 年底，中欧班列通达区域已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尼泊尔、越南等中亚、西亚、东南亚国家（https：/ /www.yidaiyilu.gov.cn/numlistpc.htm）。
⑤古丝绸之路途径省域包括： 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