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数字化补助 新质生产力 研发投入 固定资产投资 数字经济 上市公司 数字赋能数字化转型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培育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战略。新质生产力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优化组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它不仅体现为先进技术的应用，更强调数字化、智能化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方式、组织模式和价值创造的根本变革。然而，企业在构建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面临着技术创新、资源整合和组织变革等多重挑战，涉及复杂的商业模式创新，这往往超出了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边界。特别是，数字化转型作为构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要求企业在短期内投人大量资金进行技术升级和流程再造，同时还需要培养和吸引高素质人才、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等。这可能导致企业投资不足，影响整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进程。
在新质生产力的复杂性和数字化转型的挑战面前，企业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单靠自身力量往往难以实现突破。在此背景下，政府支持成为解决难题的关键动力，其中，数字化补助作为一类新型的政策工具应运而生。数字化补助是指政府为促进企业应用数字化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而提供的专项资金支持，用于购买数字化设备和软件、培训人员、开展研发等与企业数字化相关的活动。它已成为政府补助的一个重要子类，专门用于支持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建设和数字化科研等方面的投入。区别于传统政府补助，数字化补助具有明显“数字赋能”的特征，表现为：（1）目标明确性，直接针对企业的数字化发展需求；（2）技术关联性，与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创新紧密相连，涵盖与此相关的软硬件购置和数字化人才队伍培养等多个方面；（3）战略性，与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高度一致。据统计，2020年以来，我国各省（区、市）陆续出台各类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如多个省（区、市）提出了“上云用数赋智”、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等行动计划。2022年8月，工信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开展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的通知》①，要求使用中央财政分三批打造4000～6000家“小灯塔”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样本等。这些数字化补助的政策目的在于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能力，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有望增强企业应对新质生产力挑战的能力，加速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建设进程。
然而，当前学术界对数字化补助如何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尚缺乏系统性研究，使得几个关键性的学术问题有待深入分析：（1）数字化补助与传统政府补助在目标、形式和作用机制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现已有文献研究关于传统政府补助对企业出口、创新、薪酬安排等绩效指标的影响，而数字化补助的独特性质可能导致其影响路径和效果与传统补助有所不同。具体而言，数字化补助是一种政策驱动的复合型战略资源：既是企业内部数字资源和能力的增强手段，体现在资金、技术指导、人才培训和平台资源等多元化支持下企业数字创新与运营能力的显着提升：还是外部信号传递的载体，彰显了政府对企业数字化能力的认可，传递出企业数字创新潜力和行业领先地位的信息。这些不同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说明有必要重新审视并解释数字化补助的影响效应；（2）新质生产力是内涵丰富的学术概念，其形成和发展机制涉及复杂的资源整合和能力构建过程。在这一背景下，数字化补助通过何种途径和机制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补助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3）企业对数字化补助的响应和利用可能因其自身特征，如产权性质以及内部控制质量而异，有必要挖掘出这些因素影响的理论规律。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数字化补助是政策驱动下对企业的支持，表现为国家数字化战略在企业层面的具体实践。由此，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和信号理论探讨数字化补助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在资源基础观视角下，数字化补助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源支持，可直接增强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和创新潜力，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构建。同时，信号理论提供了理解数字化补助外部影响的视角，即获得补助可能被视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潜力的积极信号，有助于吸引更多外部资源支持。为深化对数字化补助影响机制和效用的理解，本文进一步考察研发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潜在机制效应，探讨了产权性质和内部控制质量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聚焦数字化补助这一新兴政策工具，扩展了政府补助研究的范畴，为验证数字经济时代政府支持政策的效果提供新的实证证据。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传统政府补助如税收优惠、技术开发补贴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而本文创新性地提出数字化补助这一理论概念，将其作为一个独特分类，探讨数字化补助的独特作用机制，丰富了政府补助的研究。特别的是，本文通过对已披露的政府补助文件进行文本挖掘，构建数字化补助指标，有利于后续深化这一细分方向的理论研究。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和信号理论，从内部数字资源与能力以及外部市场数字信号两个视角，探索数字化补助对新质生产力作用机制。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政策效果的传导机制提供新的理论认知，还拓展了新质生产力影响因素的文献。本文有助于辅助政策制定者更科学而合理地设计和实施数字化补助政策，也为企业更有效地利用数字化补助资源提供实践指导。
1文献综述
1.1政府补助与企业绩效
政府补助作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现有研究主要从资源补充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两个方面探讨政府补助的作用机制。从资源补充的角度来看，政府补助可以缓解企业的资金约束，促进企业投资和创新。张杰等（2015）发现，政府补贴能够提高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章元等（2018）的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具有显着促进作用。而从信号传递的角度来看，政府补助可以向市场传递企业质量信息，影响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于蔚等（2012）发现，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反映出政府补助具有积极的信号效应。
尽管已有研究为理解政府补助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发现，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大多数研究将政府补助视为同质化的政策工具，忽视了不同类型补助可能产生的差异化效果；（2）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针对数字化转型的专项补助日益增多，对企业长期战略发展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相关研究仍然匮乏。因此，本文聚焦数字化补助这一新兴政策工具，有望为政府补助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1.2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已成为近期研究的热点。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了两者的联系：（1）数字化转型被视为驱动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核心力量。周文和许凌云（2023）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分析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强调数字技术创新在提升生产效率和创造新价值方面的关键作用。这与肖土盛等（2022）对数字化转型的定义高度一致，即利用数字技术重塑业务模式、运营流程和客户体验；（2）数字化转型的特征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高度吻合。洪银兴和王坤沂（2024）研究了产业链和供应链数字化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指出数字化协同对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这反映了新质生产力不仅依赖于单个企业的数字化能力，还受到整个产业生态系统数字化水平的影响；（3）数字化转型的成果直接体现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数字科技推动的新业态，是新质生产力重要的产业维度。这反映了数字化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重要性。赵宸宇等（2021）基于中国企业的研究也证实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影响，这可以视为新质生产力提升的一个重要表现。
综上可见，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而数字化补助的意图在于帮助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障碍，形成更有利于数字化转型的条件，最终将加速企业内部新质生产力形成。然而，目前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挖掘其内在的理论机制和影响效应。因此，本文探讨数字化补助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为理解政府如何有效促进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角。这一研究方向既延续了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关系的研究脉络，又拓展了政策支持在这一过程中作用的理论认识。
2研究假设
2.1数字化补助与企业新质生产力
本文认为，数字化补助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角度出发，数字化补助作为一种关键的外部资源，通过增强企业的数字化能力来提高创新潜力和决策质量，进而提升企业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竞争力。（1）数字化补助提供专项资金用于企业数字资产建设，为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打下坚实的条件基础。企业可用数字化补助增加以下数字资产，包括数字硬件基础设施（如高性能服务器、5G网络设备、物联网传感器）、软件系统（如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大数据分析工具）、智能制造设备（如工业机器人、智能生产线）等。这些数字化资产的增加能够显着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优化生产流程。更重要的是，这些数字资产的综合应用能够提升企业敏捷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推动业务模式创新和价值链重构，有效促进数字化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必要的数字化生产要素；（2）数字化补助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的数字化人力资源水平，尤其是培养具有科学决策能力的企业家型人力资本，从而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决策能力。数字化补助促进了企业的信息获取和决策体系的优化，使高管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基于更全面、及时的数据和分析，有效整合数字资源和传统资源，做出更智能、更科学的战略决策。数字化补助可用于提升员工的数字化技能，引入先进的协作平台和工具以加强组织内部的数字化协同，并建立数字化知识管理系统来推动知识共享和创新，从而生产超额价值。数字化补助通过培养这种具有科学决策能力的企业家型人力资本，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决策保障，从而加速企业构建新质生产力的进程。
从信号理论的角度出发，数字化补助通过传递企业数字化能力和政府对其数字化转型建设认可的双重信号，增强外界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信心，从而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数字化补助作为一种具有明确指向性的政府补助，代表了政府对企业在数字化领域中潜力和成就的认可，为企业在数字化相关项目的声誉提供了有力背书。官方的支持能较为准确地让外界判断出企业信息质量较高，这种正面的质量信号，可以增强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竞争力，促使企业持续追求卓越品质和不断完善机制，推动企业构建新质生产力；（2）数字化补助作为一种专门针对企业数字化活动的外部信号，可降低企业融资过程的信息不对称。由于数字化补助通常伴随着严格的申请条件和审核程序，而企业获得数字化补助的消息将传递给市场参与者，表明其数字化项目具备一定资质，这将增加投资者、客户和合作伙伴与企业合作的意愿。同时，上述积极的市场反应将促进员工创新的积极性，从而提升企业价值，支持其构建新质生产力。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H1：
H1：数字化补助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呈正相关关系。
2.2数字化补助、研发投入与企业新质生产力
（1）数字化补助为企业提供了专项资金，使其能够更加专注和持续地投人数字化研发活动，这种持续的投入对于形成企业的数字化创新能力至关重要。研发投入的增加使企业能够建立更加专业和先进的数字化研发平台，如专门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或数字孪生技术中心，这些高度专业化的研发设施能够显着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研发效率。同时，持续的研发投入还能促进企业形成独特的数字化研发文化和创新生态系统，鼓励跨学科合作和开放式创新，这对于在数字经济时代保持创新活力至关重要。此外，研发投入的增加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整合和应用外部的数字化知识和技术，通过强大的吸收能力，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将最新的数字技术转化为自身的竞争优势；（2）持续的研发投入使企业能够在数字化领域形成专利组合和技术储备，这些无形资产不仅直接贡献于企业的创新产出，还能为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长期发展提供战略保障。由此可见，数字化补助通过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为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保持长期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更深层次上推动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H2：
H2：数字化补助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
2.3数字化补助、固定资产投资与企业新质生产力
数字化补助作为市场上的一种信号，有利于缓解企业投资上的信息不对称。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而融资约束是经济波动的核心原因之一。在金融市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政府提供数字化补助的企业产品会被投资者视为优质产品，具备成长潜力，从而缓解融资约束，增加投资，企业将有更多资源用于固定资产的购置。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有助于引进先进设备，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物质条件，进而发展基于数字化产品的增值服务来提高固定资产在创新活动中的使用效率，促进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H3：
H3：数字化补助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
3研究设计
3.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企业样本；（2）剔除ST、*ST、PT企业样本；（3）对全部连续性变量按照上下1%水平进行缩尾处理，本文得出观测值34334个。本文所使用的区域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相关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
3.2变量定义
3.2.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新质生产力（Npro），本文基于生产力二要素理论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包括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两个要素，再从4个维度进一步构建：（1）劳动力中的活劳动要素，衡量指标为创新研发人员占比、高学历人员占比、研发人员薪酬占比；（2）劳动力中的物化劳动（劳动对象）要素，衡量指标为固定资产占比、制造费用占比；（3）生产工具中的硬科技要素，衡量指标为研发直接投入占比、折旧摊销占比、租赁费用占比以及无形资产占比；（4）生产工具中的软科技要素，衡量指标为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倒数。本文利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形成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评估体系。
3.2.2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补助金额（Ds）。目前数据库内对“数字化补助”没有统一的披露样式，因此本文参考张瑞琛等（2023）对数字化转型的定义，整理出与数字化补助相关的关键词条，并对数据进行手工爬取，确定了数字化补助的文本分析方式。
第一步，归纳整理2010～2022年份A股上市公司政府补助文件中的补助情况。参考已有研究整理出数字化补助的关键词条，运用Python，设置关键字列表（受篇幅所限，表略）。
第二步，对收集的政府补助文件进行关键词匹配。若该份文档有提及到如上的关键词，则认为企业可能在此年度内收到数字化补助：再通过人工核对检查，定义数字化补助虚拟变量（Ds_dummy）。若核查结果认为企业确收到数字化补助，则取值为1，否则为0。
第三步，人工阅读政府补助文件，加总相关数字化补助金额，得到数字化补助金额（Ds）。
3.2.3控制变量
参考张慧智和李犀尧（2024）的研究，本文的控制变量如下：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托宾Q值（TobinQ）、存货占比（Inv）、无形资产密度（Inta）、净资产收益率（Roe）、董事会规模（Board）、独董占比（Indep）、股权集中度（Top）、企业年龄（Age）、现金持有（Cash）。具体变量阐述见表1。
3.3模型设计
为了实证检验数字化补助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构建模型（1）：
4实证结果与分析
4.1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数字化补助金额（Ds）的均值为0.3174，标准差为2.0961．表明不同企业获取的数字化补助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企业新质生产力（Npro）的均值为4.3347，最小值为2.4619，最大值为14.0029，说明我国企业新质生产力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4.2回归分析
主回归结果见表3。列（1）中，Ds的系数为0.0550，在1%水平上显着；列（2）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以及行业、年份固定效应，Ds的系数为0.0257，仍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列（3）中，Ds_dummy的系数为0.7624，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列（4）在列（3）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以及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列（4）中，Ds_dummy的系数为0.3441，仍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这说明数字化补助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综上，数字化补助有助于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构建，假设H1得到验证。
4.3机制分析
在前文中，本文已针对数字化补助与企业新质生产力间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检验。本部分内容将基于前文理论分析，分析数字化补助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机制。
（1）研发投入
为了检验假设H2，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参考张瑞琛（2023）的研究，构建模型（2）和（3）。其中，中介变量为研发投入（RD），其余变量同模型（1）。
回归结果见表4。列（1）、（2）中，Ds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列（3）中，RD和Ds的系数均显着为正，且Ds的系数较基准回归有所降低，这表明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显着。企业获得数字化补助有助于获得更多创新工具和资源，降本增效，从而助力提高新质生产力。假设H2得到验证。
（2）固定资产投资
为检验假设H3，本文参考夏芸等（2023）的研究，构建模型（4）和（5）。其中，中介变量为固定资产投资（Invest），其余变量同模型（1）。
回归结果见表5。列（1）、（2）中，Ds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列（3）中，Invest和Ds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说明企业获得数字化补助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固定资产融资能力，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企业购买先进设备、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发展企业新质生产力。可见，数字化补助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假设H3得到验证。
4.4稳健性检验
（1）倾向得分匹配（PSM）
借鉴章元等（2018）、张瑞琛等（2023）的研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的方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再重新回归。本文采用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采用最近邻1：1匹配方式。回归结果见表6，本文主要结论依然稳健可靠。
（2）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为缓解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参考张瑞琛等（2023）的研究，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对模型（1）重新回归，得到结果见表7。其中，Ds和Ds_dum-my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这说明在控制了企业个体差异的影响之后，本文主要研究结论保持稳健。
（3）工具变量
本文参考Sun等（2024）的研究，使用区域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与区域GDP的比值（Fiscal）作为工具变量。财政科学技术支出通常由政府或相关机构提供，与数字化补助高度相关，并不会直接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要求。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8。其中，列（1）为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Fiscal的系数显着为正。列（2）为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Ds的系数显着为正，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仍成立。
（4）重新度量解释变量
本文更改数字化补助的度量方法，即Ds1=数字化补助／营业总收入，Ds2=数字化补助／资产总计，Ds3=数字化补助增长率。回归结果见表9。其中，Ds1、Ds2、Ds3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4.5异质性检验
（1）产权性质
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获取和利用数字化补助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将影响企业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效果和创新能力。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较大，使其受制于信贷歧视、融资约束问题。数字化补助能够有效缓解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资金投资不足的困境，从而有效促进非国有企业创新，进而构建新质生产力。
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按照企业产权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10列（1）、（2）。其中，Ds的系数在非国有企业中显着为正，在国有企业中不显着。可见，数字化补助与新质生产力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
（2）内控质量
在政府运用政策干预经济运行的背景下，企业做出最优投资决策需要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缺陷可能导致信息沟通机制的失灵、政府补助实际用途的异化，最终与发展目标脱轨。数字化补助的资金需要被有效利用，而内控质量更高的企业通常拥有较为透明、科学的决策机制，能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并有效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企业锚定战略目标，进而提高新质生产力。
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按照企业内部控制指数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内控质量高和低的企业，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10列（3）、（4）。其中，Ds的系数在内控质量高的企业中显着为正；在内控质量低的企业中不显着。可见，数字化补助与新质生产力的正相关关系在内控质量高的企业中更明显。
5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0～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1）数字化补助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研究表明，数字化补助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这表明数字化补助可视为企业资源，优化企业投资；（3）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补助与新质生产力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内控较好的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研究丰富了对政府补助的认识，为进一步探讨数字时代下企业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了重要启示。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及意义，可以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1）鉴于数字化补助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建议政府部门应加大数字化补助的投入，特别是在促进企业创新和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通过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和政策激励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企业构建新质生产力。
（2）考虑到非国有企业在获得数字化补助后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效果更为显着，建议政策制定者对非国有企业给予更大的支持力度，以促进非国有企业的数字化建设和发展。
（3）良好的内部控制系统是企业有效利用数字化补助的条件。企业应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通过优化管理流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