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潘 艺 张金昌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中也指出“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表明国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我国企业明显存在污染环境、损害相关者利益的短期行为，该行为既降低了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利于长期发展，又破坏了生态环境，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随着ESG（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理念的提出和发展，企业逐渐从“利润第一”的商业化思维向“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化发展思维进行转变［1］。企业ESG 良好表现既可以增强企业竞争优势［2］、提升企业价值［3］，又能够维护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为企业积累社会资本［4］，还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然而，在我国ESG 体系尚未成熟，企业ESG 的实践大多数是政策推动，另外企业开展ESG 实践会占用其他生产性投资资金［5］，而ESG 实践的好处不能及时显现［1］，进而降低了企业开展ESG 实践的信心。

近些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中美贸易摩擦、福岛核事故等一系列事件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口红利的减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制造产业的外移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从数据统计来看，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从35.5665 增加到314.8923，增长了785%，其中，2000～2010年期间，年均不确定指数为67.4863，而2010～2022年期间，该指数上升为201.3485，由此可见，近12年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着增加①。当企业面临外部经济环境恶化时，容易出现客户流失、融资困难、业绩下滑等一系列不利于企业发展的情况［6］。那么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企业ESG 表现作用如何，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ESG 表现？相关的传导机制有哪些？目前，相关研究比较匮乏。本文利用2010～2022年A 股上市企业年报数据，基于企业成本的变化，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和传导机制，为我国企业增加ESG 实践信心、国家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助力企业ESG 实践，进一步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经验证据。

现有文献大多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短期发展的影响，本文通过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弥补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长期发展影响研究的不足；以企业成本为中介变量，检验了企业成本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ESG 表现之间的传导作用，通过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成本、企业ESG表现的研究模型，揭开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黑箱”；以企业现金流量表为基础，梳理并完善了企业成本体系，不仅丰富了企业成本的研究内容，更揭示了不同成本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ESG 表现之间的中介效应的差异性，为今后相关学者研究外部政策对企业影响是否存在“成本效应”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从多个方面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ESG表现的异质性影响，为不同企业面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开展差异化的ESG 实践提供了有力证据。

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任何企业无法回避的系统风险［7］，但其对企业影响效果并没有统一结论。部分学者持乐观态度：Oi（1961）［8］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给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规模，有利于企业的发展；Hartman（1972）［9］也支持了该观点；顾夏铭等（2018）［10］发现企业的研发活动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呈正相关关系，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越大，越能激励企业的研发活动，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也有部分学者持悲观态度：邢小强和仝允桓（2010）［11］认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预测未来经营现金流的难度，并增加其未来经营的风险；Julio 和Yook（2012）［12］认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抑制对创新和发展活动的投资，并不利于企业的发展；Gulen和Ion（2016）［13］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Bar－Ilan和Strange（1999）［14］持中立态度，认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作为衡量未来政策变化的变量，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良好的不确定性可以增加企业盈利的机会，帮助企业发展，而不良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投资损失，阻碍企业发展。

与本文研究有关的另一个研究内容是企业ESG 表现。ESG 是Environmental、Social 和Governance的缩写，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是一种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估标准，侧重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绩效，而非财务绩效［15］。ESG 概念的出现与全球蓬勃的环境运动和立法密切相关［16］。ESG 评价体系的建立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相关信息，ESG 的环境维度源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因此ESG 报告通常被命名为可持续发展报告［17］。许多学者发现，企业的ESG 表现良好可以提高其投资效率［18］、提高企业绩效［19］、提升企业价值［6］，有利于企业发展；但也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企业开展ESG 实践会降低其财务业绩［20］，这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21］。此外，部分学者还发现，企业的ESG 实践具有一定的外部性［22］，受到数字经济发展［23］、财政政策影响［24］、投资者关注程度［25］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

梳理上述文献后发现，相关研究结论有以下特点：（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有多面性，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在负面影响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现金流的稳定性和企业成本变化的影响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2）大多数文献关注经济政策对企业短期经营的影响，鲜有文献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长期发展的影响；（3）研究企业ESG 表现对企业产生直接后果的文献较多，而探究如何驱动企业ESG表现的文献较少。以上研究中的重点和局限性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任何不确定的核心都蕴藏着无限商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将创造新市场，为企业投资和发展提供机会，并对企业产生积极影响［26］。从宏观角度看，当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时，我国政府部门往往会干预市场，尤其是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政府会出台一系列稳定经济发展的调控政策，如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减税降费等。政府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可以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还可以提振市场信心，保障和促进企业发展［27］。从微观角度看，敢于冒险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体现。当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时，往往会激发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迅速识别并抓住市场投资机会［28］，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许多企业家迅速发现了各种商业机会，拓展了商业渠道，提高了企业业绩和利润，化危为机。企业稳定的经营活动为其ESG 实践提供了保障，有助于其获得良好的ESG 表现。此外，许多企业家的经营意识在长期经营后会从“短期势利”转向“长期发展”。他们发现，企业良好的ESG 表现对改善其公众形象、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期望、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良好的企业形象更有助于稳定企业发展［29］。尽管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是企业发展的机遇，但也存在重大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会使商业环境变得复杂和不可预测，限制企业管理者对政策预期的信心。同时，也会影响经营者对政策的时机、内容和影响的判断［12］，并可能造成经营者做出不利于企业发展的错误决策，使得企业出现业绩下降、运营风险加剧等问题。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也会对企业ESG 实践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降低了企业ESG表现。综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a：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促进企业ESG 实践，提升企业ESG 表现。

H1b：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抑制企业ESG 实践，降低企业ESG 表现。

从企业经营情况来看，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给企业带来竞争压力和市场风险。因此，企业在运营和决策中会显得更加谨慎，他们会通过一系列“降低成本”的方法来应对面临的压力和风险［28］。如在采购过程中，企业会降低原材料采购的单价，减少采购的种类和数量，以降低采购成本；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企业会准确计算各零部件的加工生产数量，提高原材料使用效率，降低不良品率，降低生产成本；在销售过程中，企业会减少商务招待、差旅、广告等不必要的支出，以降低销售成本。企业还将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电子商务平台，积极拓展线上业务，降低线下运营成本；在内部管理方面，企业将精简组织结构，减少人员数量，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从外部宏观环境来看，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政府部门将出台一系列帮助企业缓解风险、稳定经营的政策，如营改增政策、降低企业增值税税率政策，以及降低企业存贷款利率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可以降低企业的税收和融资成本，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企业各项成本的降低，对保证现金流稳定、增强经营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企业的稳定运营也有助于他们开展ESG 实践。然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也会加剧企业经营风险，尤其是对于经营模式单一、抗风险能力差的企业来说。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经营风险也将增加。当企业收入不稳定甚至下降时，如果企业不能及时实现降本增效，企业的各种成本水平就会迅速上升，影响企业资金链的稳定，不利于企业ESG 实践，进而抑制企业ESG 表现。综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a：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促使企业成本降低，有利于企业ESG 表现。

H2b：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不利于企业ESG 表现。

根据假设H1 的内容，设计研究模型（1）：

其中，ESG为企业ESG 表现，EPUD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ontrol是一系列控制变量，Ind为行业固定效应，Pro为地区固定效应，ε表示残差项，i表示企业，t表示年度。根据假设H2 的内容，参考江艇（2022）［30］中介效应研究方法，设计研究模型（2）：

其中，Cost为企业成本，其他变量同模型（1）。

本文各研究变量的测量如下：

（1）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ESG，用企业ESG 指数衡量。目前，研究中国企业ESG表现的第三方机构较少，从数据跨期长度、完整性和可得性的对比来看，华证的ESG 指数比较完整，并且数据跨期时间比较长，更适合本文研究。华证ESG 指数将企业ESG 表现分为从C 至AAA 9个等级，等级越高表现越好，因此本文将上述等级从低到高依次用数字1～9 表示。

（2）解释变量。本文解释变量为EPUD，用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衡量。目前，研究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团队主要是Baker 等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和Davis 等研究者组成的团队，前者是基于《南华早报》 制定的指数，后者是基于《人民日报》 和《光明日报》 制定的指数。本文采用Davis团队制定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EPUD）并除以100 后作为解释变量，并采用Baker 团队制定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EPUB）除以100 后作为替换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

（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学者研究方法，本文选用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独董比例（Indep）、董事会规模（Board）、两职合一（Dual）、审计意见（Aud）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企业年龄通过研究年份减去成立年份加1 来衡量；企业规模以固定资产总额的对数来衡量；独董比例以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来衡量；董事会规模以董事会人数来衡量；如果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则两职合一为1，否则为0；如果外部审计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则审计意见为1，否则为0。

（4）中介变量。基于研究假设H2，本文以企业成本Cost为中介变量，考察企业成本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ESG 表现之间的中介作用。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现金流量表中的数据能够充分反映企业的闭环经营，并且现金流量表数据与资产负债表之间存在相关性，现金流量表中的各个款项与银行等第三方机构也存在相应的资金关系，审计部门对此进行了核实和确认。因此，现金流量表数据比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更能准确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31］。基于现金流量表，本文选择中间消耗成本、人力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资本成本和其他成本的总和作为企业成本。考虑到内生性变化，采用上述成本与企业收入之比作为研究变量，具体公式如表1 所示。

表1 企业成本取值说明

本文研究的企业ESG 表现来自华证公司ESG数据库；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指数来自Davis团队公布的EPU 数据；其他数据来源于Wind 公司的上市企业数据库。考虑到2010年后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显着增加，以及华证ESG 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选择2010～2022年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如下：（1）排除ST、∗ST等经营不善的企业；（2）排除金融行业数据，以及ESG 不完整的企业数据；（3）排除变量不完整且成本小于0 的数据。通过Stata 软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缩尾处理，最终获得38368 个有效样本。

从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被解释变量ESG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7，表明样本企业的ESG 表现存在显着差异，中位数为4.0955，标准差为1.0966，表明变量ESG呈现正态分布，满足研究条件。解释变量EPUD最小值为0.9211，最大值为3.9038，表明2010～2022年期间，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最低为92.11，最高为390.38，说明过去12年间，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发生了显着变化。从其他变量的结果可以看出，极值之间的差异显着，表明样本选择的覆盖范围很广，能够反映宏观经济和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使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 列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在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前后，EPUD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企业ESG 表现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则企业ESG 表现越好，本文假设H1a 得到验证。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市场将呈现更多的投资机会，中国企业家将积极抓住这些机会，促进企业发展。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家会摒弃一些短期的功利行为，更加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企业开展ESG 实践。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也将促使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帮助企业稳定发展，有助于企业开展ESG 实践。

表3 基准回归

（1）内生性检验。为了减少变量的内生性对研究结论产生的偏误，本文使用工具变量（IV）进行内生检验。参考已有学者的研究方法，将解释变量滞后1 期作为工具变量，另外选择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研究。从表4 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来看，工具变量IV系数在1%水平上都显着为正，表明本次选择的工具变量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都有显着正向影响，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假设；从F 检验结果来看，所有的数值都超过临界值10，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问题。从表4 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来看，EPUD系数在1%水平上都显着为正，表明在考虑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能促进企业ESG表现的结论成立，本文假设H1a 通过了内生性检验。

表4 内生性检验

（2）其他稳健性检查。为了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以下检验：①替换被解释变量。将各年度、地区、行业企业ESG 表现均值（ESGA）作为替换被解释变量；②替换解释变量。使用Baker团队公布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EPUB）作为替换解释变量；③排除异常年份数据。排除了2015年股市巨大波动的年份和2020 ～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年份；④排除异常城市数据。排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 个具有特殊地位的直辖市数据；⑤变更标准误聚类层级检验。将聚类层级分别变更为行业、地区∗行业、个体企业。以上几种稳健性检验所得到的结果（表略）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支持了基准回归结论。

表5 列示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从列（1）显示，EPUD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负，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导致企业成本的降低，企业成本存在中介作用。Sobel 检验结果显示，P为0.0014，表明上述结论通过检验，本文假设H2a成立，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降低企业成本，进而促进企业ESG 表现。

表5 机制研究

从列（2）～（7）的回归结果和Sobel 检验结果来看，中间消耗成本、税费成本、资本成本、其他成本的中介效应显着，而人力成本和融资成本的中介效应不显着（P 大于0.0500），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降低了企业的中间消耗成本、税费成本，有助于企业ESG 表现，但也会使得资本成本和其他成本的增加，不利于企业ESG 表现。可能原因是，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政府部门会实施减税降费的政策措施来保障企业的稳定经营，企业也会通过降低产品采购成本来保障企业经营，上述成本的下降有助于企业ESG 表现；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也会导致企业资本成本、物流和租金等成本的增加，不利于企业开展ESG 表现。在企业成本构成中，中间消耗成本的占比远大于其他各项成本［31］，中间消耗成本的降低覆盖了其他成本的增加，最终表现为企业成本的下降，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降低了企业成本，促进了企业ESG 表现。

（1）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分析。本文将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公众企业分组为国有企业（Rig＝1），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企业分组为非国有企业（Rig＝0）。从所有制异质性分析结果来看（表略），国有企业的EPUD系数不显着，非国有企业的EPUD系数在1%水平上显着，并且交乘项（EPUD∗Rig）系数在5%水平上显着为负，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提升非国有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更加显着。可能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政府背景，主要承担国家的战略发展任务，对市场敏感性较低，大多数国有企业的ESG 实践存在政策驱动因素，积极性不高。相比之下，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更具市场意识，企业家们能及时、敏锐地意识到ESG 表现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会积极开展ESG 实践，对外树立良好的ESG 表现，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危机，助力企业发展。

（2）企业规模异质性分析。按照我国企业的规模，将大、中型企业归类于大规模企业（Size＝1），将小、微型企业归类于小规模企业（Size＝0）。从规模异质性回归结果来看（表略），大规模企业的EPUD系数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而小规模企业的EPUD系数不显着，交乘项（EPUD∗Size）系数显着为正，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规模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更显着。可能的原因是，企业开展ESG 实践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才的支持，大规模企业拥有更充足的资金和人才储备，这有助于它们开展ESG 实践，而小规模企业在资金和人才方面明显处于劣势，不利于企业开展ESG 实践。当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时，大规模企业会化危为机，而小规模企业往往因为商业模式单一、资金链不足等问题而影响运营，不得不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保障企业稳定经营中而忽略了企业ESG 实践。

（3）企业经营状况异质性分析。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结论，按照企业盈利情况，将企业利润大于等于0 元的企业分组为盈利企业（Ope＝1），企业利润小于0 元的企业分组为亏损企业（Ope＝0）。从分组回归结果来看（表略），盈利企业的EPUD系数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而亏损企业的EPUD系数不显着，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促进盈利企业的ESG 表现，而对亏损企业没有显着影响。交乘项（EPUD∗Ope）系数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也验证了上述结论。只有当企业盈利时，才能有充足的资金开展ESG 实践，而企业亏损时，企业往往无力发展ESG。

从上文的分析结果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促进了企业ESG 表现，但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ESG 的表现？本文引入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平方项，回归结果显示：一次项系数为0.1672，且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平方项系数为0.0299，且在1%水平上显着为负，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ESG 表现存在倒U 型关系。Utest 检验的结果显示：P 为0.0273，极值为2.7936，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低于279.36 时，企业ESG 表现会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而上升，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高于279.36时，企业ESG 表现会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而下降。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再分别将小于极值的数据和大于极值的数据进行分组回归。从结果对比来看（表略），中间消耗成本的系数都显着为负，表明在极值前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都能显着降低企业的中间消耗成本；而其他几项成本在极值前后有不同的变化。可能原因是：（1）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会降低产品的采购成本，一来可以抵消因经济政策不确定而可能带来的业绩和利润下滑的冲击，二来也希望通过降低产品的采购成本，然后再通过降价促销等方式，保障企业的业绩和利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潜在的风险越高，企业降低采购成本的意识就越强烈；（2）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并超过极值时，企业的经营状态呈现非常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状态，企业业绩和利润呈现下降趋势，企业会进一步考虑以降低成本方式来稳定企业运营，包括降薪减员、暂缓采购不必要的资产和设备等，在成本上就体现为人力成本和资本成本水平的下降；（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时，政府会出台减税降费和降低存贷利率的政策，来助力企业发展，但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并超过极值后，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会出现问题，业绩和利润都会下降，而国家减税降费和降低存贷利息的作用相对有限，降低的税费成本和融资成本无法完全抵消企业自身经营业绩下滑导致的利润下降，此时就表现为企业的税费成本和融资成本水平的上升；（4）在企业各项成本中，有些成本是变动成本，有些成本是固定成本，如房租、水电费等，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并超过极值后，企业业绩会出现下滑趋势，而企业固定成本并没有随之而减少，因此体现为其他成本占比显着上升。

由此可见，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市场的变化给企业发展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企业通过降低企业成本的途径促进了企业ESG 表现；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并超过极值后，企业经营不稳定性也会加剧，虽然企业仍可以通过降低采购成本、降薪减员等方式降低企业成本，但下降空间有限，而税费成本、融资成本和其他成本水平的上升，会挤压企业的利润和资金，不利于企业ESG 实践，进而降低企业的ESG 表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是促进了企业ESG表现，还是抑制了企业ESG 表现？本文利用2010 ～2022年上市企业年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促进企业ESG 表现，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企业成本的渠道影响企业ESG 的表现，从成本分类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降低企业中间消耗成本、税费成本，有助于企业ESG 表现，但也会增加企业资本成本和其他成本，抑制企业ESG 表现；（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非国有、大规模、盈利企业的ESG 表现，对国有、小规模、亏损企业的ESG 表现没有显着影响；（4）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ESG 表现存在倒U型关系，并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在极值前后对企业各项成本的影响有显着差异。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国家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和融资成本，助力企业开展ESG 实践。从本文研究结果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促进了企业ESG 表现，其中国家推出的减税降费政策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政策，都能显着降低企业的税费成本和融资成本水平，而机制研究结论发现，税费成本起到了中介作用，但融资成本的中介作用不显着。因此建议：国家继续出台相关减税降费的政策，并加大降低企业负债融资和权益融资费用的政策力度，进一步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水平，助力企业更好的开展ESG 实践，提升企业ESG 表现。

（2）国家重视产业链体系化建设，实现全覆盖的闭环管理。研究发现，当经济政策不确性加剧并超过极值后，市场的不确定和潜在风险随之上升，企业经营出现业绩下滑、成本水平上升，资金链不稳定等现象，对企业ESG 表现有抑制作用。主要原因是我国产业链还存在很多短板，不得不依靠国外技术的支持，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后，产业链的短板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性和企业恐慌心理，使得企业无法稳定经营，进而制约了企业ESG 发展。从全球经济发展进程来看，我国产业链短板的隐性风险逐步变成显性风险，并且风险爆发的概率也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建议：国家重视产业链的体系化建设，针对短板产业或欠缺产品，出台相关政策或扶持相关企业，尽快补齐短板；在布局上，以国有企业为核心，大力引进民间资本，以“国有＋民营”的方式，带动产业链整体发展，实现产业链全覆盖的闭环管理。

（3）企业应科学认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作用，积极开展ESG 实践。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提供企业更多的市场机会，企业可以通过降低成本的途径促进企业ESG 实践，并且企业良好的ESG 表现也有助于企业可持续性发展。随着中美贸易冲突的加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造成的影响是中国企业无法逃避和必须面临的现实，但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无需谈虎色变，尤其是小微企业，应科学认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机会，通过合理降低企业成本，保障企业稳定运营，并且积极开展ESG 实践，提升企业ESG 表现，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http：／／policyuncertainty.com／china＿ep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