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刚 李润琴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蚌埠 233030）
引言近年来，我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发展迅猛。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依旧强劲，规模达到了50.2 万亿元，占GDP 比重高达41.5%。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数字经济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给予高度认可，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已成为新发展阶段下推进我国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经济以其在民生、环境、经济等领域所展现的新特征赋能地区高质量发展，优化城乡资源配置，这与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不谋而合。而新型城镇化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具有多维概念的综合体系，以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空间以及生态5 个维度的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那么，数字经济是否会提升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数字经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制为何？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为解答上述疑问，本文梳理相关文献，基于发展现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数字经济的新型城镇化效应。
本文与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和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等三支文献相关。（1）研究数字经济影响效应的文献较为丰富，主要聚焦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等方面。数字经济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 个层面出发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微观层面，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减少生产和运营成本；在中观层面，变革传统组织模式和产业结构，促进新兴产业组织发展；在宏观层面，优化资源配置的手段和方式，改善资源错配［1］。此外，依托数字技术的数字经济可以减少经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2］，助力绿色发展，使城市变得更加宜业宜居，这与新型城镇化中生态城镇化的要求相契合。谢云飞［3］实证检验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发现数字经济凭借降低碳排放量和改善能源结构两大机制驱动区域碳排放强度下降；（2）关于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方面，现有文献相对较少。新型城镇化逐步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引导，政府治理能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持，但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4］。同时，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应该通过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改善人力资本水平［5］。特别地，产城互动是城镇化的重要抓手、创新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应充分发挥产城融合和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作用［6］；（3）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文献较少，主要从非农就业、经济、公共资源以及生态4 个角度间接提供了一些证据。杨瑞等［7］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驱动城镇的创新动力，优化新型城镇发展格局；宣烨和彭婕［8］认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实现生态城镇化。在非农就业方面，数字经济依据劳动力技能引导农村高、低技能劳动力分别流向契合的非农行业，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的社会分工，有效提升非农就业水平，推动人口城镇化［9］；在经济方面，不少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助推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10］；在公共资源方面，数字经济具有优化城市文化、交通和医疗三方面的资源配置的功能，从社会城镇化角度助推城镇发展［11］；在生态方面，前文已表明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可以助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城镇化的研究较少，且仅局限于线性研究，忽视了非线性关系研究；同时，对数字经济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新型城镇化以及针对机制变量检验的实证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将数字经济引入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中，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评估数字经济的城镇化效应；从碳减排视角研究数字经济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机制作用，探究其学术和现实价值；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分析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为促进新型城镇化合理建设和有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1 研究假设1.1 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影响人口城镇化是限制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也是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数字经济可以提高地区的宜居性和创新创业活力，从而提升地区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此外，数字经济能改善就业结构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其对高学历、从事技术型岗位以及从事高技术行业流动人口吸引力更大。非农就业是人口城镇化的关键，数字经济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互联网的发展拓宽了农村居民学习的渠道，进一步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加农村创新创业机会［12］。在经济城镇化方面，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与改善旧有产业组织模式促进城镇的经济发展［13］，通过降低投融资门槛激发区域创新创业活力，进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在空间城镇化方面，数字经济有助于地区建设实现更为合理的规划，其对地区交通空间、居住空间及配套服务空间均具有重大影响。在社会城镇化方面，数字经济以其数字化的特征为社会各界提供便捷化、普惠化、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共享经济、智能软件以及大数据平台等都使服务更加便捷高效。在生态城镇化方面，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能够降低污染率和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传统落后产能的更新换代，从而提升生态环境承载能力［14］。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
H1：整体而言，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着正向影响。
1.2 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间接影响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1）数字经济能够缓解企业资金问题。技术创新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数字金融特有的普惠性可以解决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问题；得益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企业既能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降低研发成本［15］，又能基于大数据的群体信息有针对性地进行创新，从而降低成本；（2）数字经济有助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互联网不仅可以直接改善创新效率，而且能通过加速人力资本积累、金融发展和产业升级等路径间接提升创新效率［16］；（3）创新活动与现实需求的匹配效率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有所提高，即数字经济有助于降低创新风险［17］。而技术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作用也是显着存在的。新一代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提高了城市治理和服务水平［18］，更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的宜居性和基础设施配套的完善性，有助于人口流入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对人口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产生正向影响；同时，技术创新通过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和优化要素配置方式［19］，实现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双提升，并进一步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最终促进非农产业就业、提高生产增加值，从而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低碳发展。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碳减排提供了新路径，数字经济通过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实现降碳效应［3］。（1）数字化的应用赋予基础设施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等特性，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进而实现“双碳”目标［20］；（2）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的两条路径——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实现碳排放量减少［3］，产业数字化有效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数字产业化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两条路径并行推动碳排放水平下降；（3）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使碳排放水平下降。碳排放减少对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也有推动效应。碳排放的减少有利于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改善人居环境和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实现生态、人口和经济3 个维度的城镇化。（1）碳减排会推动地区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3个系统的绿色转型，使区域变得更为环保、清洁高效和绿色宜居［21］，建设生态城镇；（2）碳排放的减少有效改善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人居环境，提升农村劳动流动人口的就业意向和留居意愿，对人口城镇化产生影响；（3）碳减排与低碳技术、低碳产业不可分割，低碳技术具有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功能，大力发展低碳产业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方向跃迁，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新型城镇化。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a、H2b：
H2a：数字经济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推进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
H2b：数字经济通过减少碳排放量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图1 数字经济促进新型城镇化的机制
2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2.1 模型构建立足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赋能效应，具体模型如下：
式（1）中，nurit、digit、controlit、εit分别代表第i个省（区、市）在t时期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控制变量集和随机误差项，δi与μ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
进一步地，为了考察技术创新和碳减排在数字经济促进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中的机制作用，本文借鉴江艇（2022）［22］的“两步法”构建计量模型，第一步，做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基准回归；第二步，做数字经济对机制变量的回归；如果第二步回归的核心解释变量显着，则结合已有文献进行理论分析验证该传导路径。模型如下：
其中，innoit和carit为衡量技术创新和碳排放量的机制变量。在α1为正且通过显着性检验的前提下，如果式（2）或式（3）中，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显着为正，则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或碳减排来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2.2 变量测度与说明（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新型城镇化水平（nur）。本文借鉴杨瑞等（2023）［7］的做法，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5 个维度出发，选取15 个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本文借鉴柏培文和张云［23］、于良春和宫园园［24］的测度方法，从数字基础、数字应用和数字服务3 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在标准化后采用熵值法对各项指标进行计算。
（3）中介变量。本文的中介变量为技术创新（inno）和碳排放强度（car）。参考蒋为等［25］的研究，采用各省（区、市）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指标，即各省（区、市）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单位为十万项。借鉴杜立民［26］的方法，核算各省（区、市）能源消费和水泥生产排放的CO2总量，以此表示各省（区、市）碳排放强度，单位为亿吨。
（4）控制变量。为减少遗漏变量偏差，本文选取表3 所示的4 个变量为控制变量。
2.3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本文以我国30 个省（区、市）（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不包含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样本区间设定为2013 ～2022年，得到300 个省（区、市）年度样本观测值，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信息产业年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指数报告及CNRDS 数据库。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表3 为描述性统计结果。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均值为2.300，标准差为1.012，说明不同省（区、市）之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差异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均值为0.164，标准差为0.125，说明省（区、市）间的数字技术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
3 实证结果分析3.1 基准回归分析本文逐步添加控制变量进行基准回归，结果见表4。在列（1）中，仅控制了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着为正。在列（2）～（5）中，依次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积极赋能效应，且主要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假设H1得到证明。在列（5）中，外商直接投资和居民消费均在1%的水平下显着为正，表明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外资引进越多、居民消费越高，越有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政府干预的估计系数为正数但并不显着，表明地方政府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强化；金融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显着为负，说明现有的金融发展水平阻碍了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可能的原因是大量资金“脱实向虚”及资本配置效率低下，使金融发展产生抑制效应。
3.2 地区异质性（1）新型城镇化水平异质性。鉴于不同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存在差距，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也可能存在差异。故依据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中位数将总样本划分为高低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实证检验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是否因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表5 列（1）、（2）分别汇报高、低两组的回归结果，高、低两组的数字经济估计系数分别为0.894 和3.086，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下显着，系数数值和显着性水平都有所提高，这说明高、低两组都能从数字经济发展中受益，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但低组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究其原因，新型城镇化较低的地区其新型城镇建设可能处于起步阶段，一经数字经济的驱动或赋能，其推动效果可能更佳。
（2）区域异质性。考虑到不同区域在经济状况、资源禀赋特征和数字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可能存在异质性。为此，根据地理分区将总样本划分为东、中和西部3 组，检验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表5 列（3）～（5）为检验结果。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分别为1.852、4.510、1.358，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着，说明无论是东、西还是中部，数字经济都能赋能新型城镇化建设。具体来看，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按中、东、西部依次递减，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数字经济的新型城镇化激励效应会出现中部最大、东部次之、西部最小的现象。原因可能为：①相较于中、西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时间更早、发展水平更高，数字经济的红利已经提前释放；②西部在产业基础、数字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均滞后于东、中部地区，数字技术应用和创新水平相对滞后，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积极赋能效应无法充分发挥。③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运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后发优势较为明显，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远大于东部和中部。
3.3 机制检验表6 列（1）、（2）为技术创新的机制检验结果。在列（1）中，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显着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改善技术创新的基础发展环境，促进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在列（2）中，本文进一步考虑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的时滞作用，将数字经济滞后1 期进行回归，估计系数下降但仍在1%的水平下显着，即考虑时滞后，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仍存在积赋效应。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组织模式变革的促进作用，均能显着的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即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传导机制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假设H2a 得证。
列（3）、（4）为碳排放的机制检验结果，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着为负，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碳减排这一传导机制助推低碳发展。在列（4）中，也考虑了数字经济时滞作用，回归结果依旧显着。碳减排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人居环境及提升流动人口留居意愿等助推新型城镇化进程。即碳减排是数字经济助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主要路径。假设H2b 得证。
3.4 稳健性检验（1）工具变量法。为了避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结果出现偏差，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①构建交互项。参考赵涛等［27］的研究，采用1984年各省（区、市）固定电话数量与滞后1 期的全国互联网用户数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因为历史上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对后期数字经济的发展影响较大，满足相关性要求，且固定电话数量是历史数据，与新型城镇化无直接联系，具有外生性；②滞后1 期的数字经济。借鉴李亚波和崔洁［28］的研究，选择滞后1 期的数字经济作为工具变量。滞后1 期的数字经济与当期数字经济密切相关，即该工具变量与数字经济存在相关性；滞后1 期的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无直接影响，且与扰动项和其他控制变量无关，具有外生性。表7 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的回归结果，两个工具变量都满足与数字经济正相关的要求，同时均不存在弱识别问题。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数字经济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 的可靠性。
（2）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8 所示。①控制遗漏变量。引入人均受教育年限和环境规制程度，上述变量能够反映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和地方政府对生态的重视度，与新型城镇化水平息息相关；②剔除直辖市。考虑到直辖市在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及行政权限等方面与其他省（区、市）存在较大差异，会对本文的实证结果造成干扰，因此，剔除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和重庆市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③缩尾处理。为了避免极端值对本文的回归结果造成偏误，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的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以上3 种检验结果均显示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显着为正，表明基准回归具有稳健性。
4 产业结构的门槛效应分析结合上文可以发现，产业结构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数字经济具有改造传统产业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可以改善资源配置、提高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29］，助力新型城镇化。但已有研究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可能会经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不协调，以及城镇化发展失衡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可能使得过度城镇化或滞后城镇化现象出现，导致城市“贫民窟”和农村“空心化”等问题越发严重，阻碍新型城镇化的发展［30］。基于此，本文借鉴Hansen［31］的方法，建立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限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非线性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γ是待估门限值，I（·）为示性函数，根据检验结果可推广至多重门槛模型。indit为产业结构水平，借鉴蔡海亚和徐盈之［32］的研究，采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表9 展示了门槛效应显着性检验结果。产业结构未通过双重门槛检验，但在单一门槛检验中，门槛值为2.590 且通过了1%的显着性检验，说明产业结构在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以此为基础，本文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设定单一门槛回归模型，表10 为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产业结构水平的不同而呈现阶段性特征。当产业结构低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当产业结构高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阻碍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拓展城镇产业发展空间，不仅有助于人口向城镇转移，还能提高非农产业生产值和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数字经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基础发展的条件。但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应与新型城镇化的进程相一致。产业结构升级往往伴随着就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25］，目前我国技能型劳动者与高智力劳动者相对较少，过快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会导致结构性失业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进而阻碍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此外，产业结构高度的优化升级可能会导致“鲍莫尔成本病”现象，对城镇化产生抑制效应。
表1 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
表2 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表5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表6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表7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表8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表9 门槛效应显着性检验结果
表10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5 结论与政策建议5.1 研究结论为探究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本文从技术创新和碳减排视角阐释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的理论机制，并基于我国2013 ～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异质性分析、“两步法”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可以赋能新型城镇化建设，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减少碳排放量是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有效渠道；（3）数字经济的城镇化效应存在异质性，新型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和我国中部地区具有更大的“数字红利”；（4）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存在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非线性影响，呈现出先正后负的阶段性特征。
5.2 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有如下政策启示：（1）因地制宜，制定灵活的数字经济战略。东部和中部地区继续发挥数字经济比较优势并争取获得更大的边际收益，使数字经济驱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果更显着。同时，加大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弥合数字鸿沟；（2）适度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使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效果更佳。通过多种融资渠道的综合运用，实现投融资体系的多元化，为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进一步完善数字建设，从而推动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加强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3）支持关键技术研发创新，鼓励数字经济与碳减排的深度融合。重视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加大科技资金投入，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在“双碳”目标下，将能源革命与数字技术相结合，优化能源结构，减少碳排放量；（4）协调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产城融合发展。通过引进技术和培养人才扶持高科技产业，充分利用新型工业化激发地区发展活力，提升城镇化中地区经济的吸引能力；以推动地区服务业发展为着力点，提高区域人力资源结构与服务业的匹配度，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提升城镇化中地区就业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