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4-910X.2025.05.016 [中图分类号]F27；F224.3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据世界银行报告，全球超过2/3的国家正计划通过碳市场机制履行《巴黎协定》减排承诺①中国于2021年7月启动了全球最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交易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信息披露透明度②，尤其是能源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这对提升碳市场的公平性和效率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实践中碳信息披露不真实现象日益凸显，对市场健康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如2021年鄂尔多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因操纵数据降低排放量，成为全国首例碳排放数据造假企业③。同年10月，生态环境部发布通知，强调碳排放数据质量是碳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④。2023年壳牌在中国的水稻种植碳补偿项目因碳信息披露不透明，导致产生数百万毫无价值的碳信用额。由此可见，如何兼顾碳排放收益和碳信息披露合规性，既是能源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政府规制的重要内容。
为解决上述现实问题，应考虑影响能源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因素。（1）能源技术类型直接关系到碳减排效率，并在碳交易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采用新能源技术的能源企业可获取较多碳排放权，并通过出售多余配额获取收益，而采用传统能源技术则获得较少配额，这直接影响其收益水平；（2）能源企业碳信息披露模式对政府监管构成挑战。一些能源企业选择透明真实的碳信息披露，而有的能源企业选择欺骗性披露，导致信息不对称下的监管困难；（3）不同类型能源企业在碳排放治理方面表现出显着差异。高效率能源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和履责意识，能结合内外部管理开展碳排放治理活动。而低效率能源企业由于自身资源和能力，主要依靠内部管理以开展碳排放治理活动。综上，如何对不同类型能源企业实现有效监管，特别是探索其碳信息披露模式选择的内在机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研究碳排放交易的内在机制与影响机理；陆敏和方习年[2]分析了碳配额的初始分配方式对能源企业碳排放的影响。而Zhang和 
指出，中国碳排放交易政策在促进碳密集企业清洁投资方面的效果有限。 Xu 等4通过多区域环境动态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2）探讨能源技术在碳减排过程中所起的作用；Zheng等[5]强调了绿色能源技术投资的重要性。Jahanger等[为理解技术进步在碳减排中的作用提供了全面的视角。这些研究强调了技术创新是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关键；（3）作为碳减排相关信息获取途径之一，部分学者分析了碳信息披露对企业的影响。Zhou等[7]分析了环境信息披露对融资效率的影响。Liu和 Cheng[8]探究了电力行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Yan等[9探讨了碳信息披露对制造业企业价值的影响。上述研究表明，作为碳减排信息传递的一个环节，碳信息披露既是能源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体现，也是影响企业经营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
文献梳理表明，碳排放交易、能源技术创新和碳信息披露三者之间存在密切互动关系。碳交易政策激励企业采用新能源技术，技术进步反过来影响碳市场运行效率，而碳信息披露则连接能源企业减排行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对政府监管评估和企业决策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单一方面，缺乏系统性分析，尤其是忽略了碳信息披露真实性的挑战。一些企业通过“操纵”排放数据获取额外碳配额。这种现象不仅扭曲了市场信号，也削弱碳交易政策的整体效果。因此，如何识别和评估能源企业真实碳排放治理水平，确保碳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是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与上述文献不同，本文构建了信号博弈模型，刻画了不对称信息下能源企业碳信息披露的行为选择，分析了不同类型能源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针对低效率能源企业的欺骗性碳信息披露，本文探讨了其内在机理，拓展了碳信息披露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为优化政府监管策略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洞见。此外，如何实现政府最优监管策略，以及政府与能源企业之间的“利益协调”，是本文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问题描述与模型假设
1. 1 问题描述
能源高效率利用的关键在于能源转型升级[\"0]清洁能源或绿色能源有利于能源企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同时促进环境保护[11]。相比之下，传统能源不仅阻碍能源企业转型，还制约产业结构优化，不利于环境保护③。因此，能源类型选择不仅影响能源企业碳减排能力，还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碳排放配额获取与政府规制策略，能源企业可分为高效率和低效率两种类型[12，13]。高效率能源企业采用合规的碳信息披露机制，充分利用新能源技术，履行社会责任，注重企业声誉，并依靠第三方力量进行碳减排活动[14]。而低效率能源企业倾向于采用传统能源技术，且不依靠第三方力量。即使在政府核查中出现欺骗行为，这类企业虽不会有终止运营的风险，但会造成声誉损失[15]
保护环境和推进能源技术更新是政府规制的重要内容。然而，碳信息披露过程中的欺骗行为会产生“涟漪效应”？，阻碍能源企业碳减排和能源市场高效交易，还可能导致不公平竞争。因此，必须加强监管[16]。政府通过观察能源企业“行动”作为“信号”判断其合规状况，并选择核查或不核查策略[17]。另外，政府会对采用新技术的高效率能源企业给予补贴[18]，而不对采用传统能源技术的低效率能源企业提供补贴，以促进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19]
1.2 模型假设
假设1：博弈参与方是能源企业和政府[20]。在现实中，能源企业多具有一定市场支配地位，有义务披露碳排放的合规信息。然而，不同类型能源企业有不同的碳信息披露动机。高效率能源企业能充分利用新能源技术，披露符合规范的碳信息；而低效率能源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新能源技术，在信息披露中存在欺骗行为。但在实际应用时可考虑其他市场因素的潜在影响。
假设2：博弈的信息状态是不完全的，即能源企业有关于其“能源技术效率”的私有信息，其他信息为共同知识[21]。这反映了政府常处在不对称信息环境，特别是考虑能源企业可能存在的欺骗行为时[22]。该假设突出了信息不对称这一关键特征，为分析监管策略提供了基础。
假设3：政府虽在评估能源企业运营合规状况时缺乏足够信息，但可观察能源企业的“信号”获得信息，进而选择最优规制策略，这就完成了信息披露过程[23]。“信号”是指能源企业采用新能源或传统能源技术。为突出研究重心，暂不考虑事前承诺的信息披露[24]。该假设突出信号的关键作用，同时认识到实际信息披露可能涉及多维度的信号。
假设4：信号是内生给定的、有成本的、可验证的[25]。为聚焦研究重点，暂不考虑能源企业采用能源技术时涉及的道德风险[26]，以及空谈博弈[27]该假设明确了信号特性，同时认识到能源技术选择可能涉及更复杂的决策过程。
假设5：采用新能源技术的企业能够获得较多碳排放配额，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实现更高收益。在现实中，高效率能源企业通常具有较高市场占有率，从而获得更多的碳排放配额[28]。这反映了政府通过激励机制，鼓励能源企业采取低碳生产方式，以实现规制目标[29]。该假设突出了新能源技术的优势，也暗示了技术选择与碳配额分配之间可能存在动态关系。
2 模型设定
2.1 模型构建过程
本文构建了能源企业与政府间的信号博弈模型，系统分析碳减排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战略互动关系。该模型由4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组成部分构成：
（1）特征参数描述了博弈双方的基本属性。能源企业按照碳减排表现分为高效率能源企业 （H） 和低效率能源企业 （L） 。前者积极采用新能源技术，而后者看重短期经济利益。政府则通过先验信念 （θ） 对能源企业类型做出初始判断，并在观察能源企业技术选择后形成后验信念。
（2）决策变量界定了双方的策略空间。能源企业面临采用新能源技术（ 
）或传统能源技术一 
）的选择，采用新能源技术虽投入较高但能获得更多碳排放权配额，而选择传统能源技术则降低短期成本，但面临政策风险。政府则在核查（ 
与不核查 （n h c） 之间做出决策，需考虑核查成本、税收收益等因素。
（3）收益与成本参数量化了策略组合的经济效果。能源企业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出售碳排放权（204号 
。高效率能源企业采用新能源技术还获得政府补贴 
。但同时承担信息披露（ 
）、伪装（ 
）和碳减排治理 
成本③；政府收益包括对能源企业征收的税费 （s p q） 和罚款（ 
，同时考虑核查成本与企业造假带来的监管风险。
（4）均衡分析揭示了稳定的策略组合。在分离均衡中，不同类型能源企业选择不同技术策略，政府能准确识别其类型；而混同均衡中，不同类型能源企业选择相同技术策略，政府无法区分其类型。另外，需区分均衡路径（ 
、 
）和非均衡路径（ 
）的情形。
通过这一框架，本文揭示了能源企业与政府所面临的权衡，为优化监管设计、促进企业碳减排提供了理论依据。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博弈方策略交互的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图1能源企业与政府间信号博弈的逻辑框架2.2 收益矩阵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博弈支付矩阵，如图2所示。
图2能源企业与政府的信号博弈树3 均衡分析
本文构造了分离均衡和混同均衡[31]，并得出了其存在条件③。为保证均衡可信性，本文引入直观标准，论证均衡结果合理性[32]
3.1 分离均衡
3.1.1分离均衡I：高效率能源企业采用新能源技术，低效率能源企业采用传统能源技术
由图2可知，高效率能源企业采用新能源技术时，政府的最优反应是“不核查” （n h c） ，而当低效率能源企业采用传统能源技术时，政府的最优反应取决于具体条件。若 
（2
，政府选择不核查 （n h c） ，反之，选择核查（h c） 。为分析博弈双方均衡策略，需确定政府后验信念，可得引理1。
引理1：由贝叶斯法则，政府后验信念为：
并以该引理为基础，得出命题1。
命题1：当低效率能源企业实行传统能源技术且政府“不核查” （n h c） 时，应满足 
，若满足约束条件，则存在由政府后验信念，博弈双方策略组成的精炼贝叶斯均衡，即 
，
）， w=1，z=0 ），（n h c，n h c）}"。该分离均衡的存在条件为 
。
高效率能源企业实行新能源技术，是因为其收益较高，无需模仿低效率能源企业；而低效率能源企业的伪装成本 
，超出碳市场交易“净收益额”的差值 
，在“成本效应”的驱使下@，其没有动机实行新能源技术。这反映了信息不对称如何深刻影响能源市场的技术采用决策。
命题2：当低效率能源企业实行传统能源技术，且政府选择“核查” Ψ（h c） 时，应满足 0lt;φlt; 
此时，分离均衡存在应满足 
Pq）+p（1-s）（q\"-q2） 。
低效率能源企业面对政府核查 （h c） 时，即使政府在偏离均衡路径上采取不核查 （n h c） ，其也没有动机偏离给定的均衡路径。这是因为其伪装成本超出了其它两项效用之和，包括被发现欺骗政府，所面临的赔偿、声誉损失和经营收益损失，即（20号 
，以及碳排放交易权净收益差值
。为此，在信息不对称情境下，政府要发挥市场规则的约束作用，通过制度设计来影响企业的成本收益结构，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3.1.2分离均衡Ⅱ：高效率能源企业采用传统能源技术，低效率能源企业采用新能源技术
同理，通过贝叶斯法则可得引理2。
引理2：政府后验信念为：
通过上述引理，得出命题3。
命题3：当低效率能源企业实行新能源技术，政府最优反应是“核查” （h c） 时，应满足 
，若保证该分离均衡存在，应满足 
且 
，该分离均衡为{（H，L），（m2，m1），（w="
）， 
。
高效率能源企业没有动机偏离既定均衡路径，因为面对偏离均衡路径的政府核查 （h c） 策略，其信息披露成本 
，大于其能获得的“碳排放权经营净收益差值” 
，以及获得的政府补贴 
之和。然而，对于低效率能源企业而言，实行新能源技术的伪装成本 
，以及政府核查时所付出的各项损失 
，低于其“碳排放权经营净收益差值” 
（20（1-s） ，因而实行新能源技术。这表明不同类型能源企业分别受“成本效应”和“收入效应”的驱使，不会偏离均衡路径。由此可知，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设计中，为防范逆向选择，可通过提高碳配额的有偿分配比例等措施抑制企业的投机行为，从而确保碳交易的公平与效率。
命题4：当低效率能源企业实行新能源技术，且政府最优反应是“不核查”（nhc）时，所构造的分离均衡不存在。
当政府不核查 （n h c 低效率能源企业时，高效率能源企业有偏离既定均衡路径的动机。因实行新能源技术 
能带来更多收益，高效率企业“模仿”低效率企业，这表示在“收入效应”的驱使下，其会偏离既定的均衡路径，导致分离均衡不存在。由此可见，若政府对低效率企业放松监管，可能诱发高效率企业的投机行为，损害碳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推论1：上述分离均衡满足直观标准。
由直观标准可知，两个不同的信号均被发送，不存在第三个信号及其信念。
3.2 混同均衡
3.2.1 混同均衡I：不同类型能源企业采用新能源技术
若混同均衡存在，则为信念和策略构成的精炼贝叶斯均衡，其表达式为 
w= 
。（1）需确定均衡路径上政府最优
反应是不核查（nhc）或核查 （h c） ；（2）判断能源企业是否偏离既定均衡路径。分析如下：
引理3：依据贝叶斯法则，均衡路径上的后验信念：
计算偏离均衡路径的信念时，贝叶斯法则不能被应用：
需依据均衡解概念保证信念的连续性，此时 偏离均衡路径的信念 
O
在此基础上，需确定均衡路径上政府的最优反应：
（2）若 
政府选择核查 （h c） ，应满足 
另外，需确定偏离均衡路径上政府的最优反应：
若 
政府选择核查，即 
s.t. φCpgt;Cold
若 
政府选择不核查，即 
Cold基于上述分析，可得以下命题。
命题5：若政府在均衡路径上选择不核查（n h c） ，且偏离均衡路径上选择不核查 （n h c） ，混同均衡存在应满足 
；同理，若偏离均衡路径上选择核查 （h c） ，需满足 
。
当政府在偏离均衡路径上选择不核查 （n h c） ，高效率能源企业通过实行新能源技术获得较多碳排放交易权（ 
，不会偏离均衡路径；低效率能源企业也没有动机与高效率能源企业“分离”，因为其实行新能源技术所获得的“差额收益” p 
可覆盖成本 
。由此可见，政府可在特定阶段采取“有意为之”的不干预策略，激发市场的技术升级动力。
当偏离均衡路径上政府选择核查 （h c） 时，即使存在碳信息披露欺骗行为，但低效率能源企业实行新能源技术获得的收益 
，大于伪装成本 
。这意味着“收入效应”占优于“成本效应”，其不偏离给定的均衡路径。政府的核查策略反而成为推动企业技术升级的催化剂，形成“无心插柳”般的正面效应。
命题6：若政府在均衡路径上选择核查 （h c） ，且偏离均衡路径上选择不核查 （n h c） ，混同均衡存在应满足 
当偏离均衡路径上政府选择核查 
时，均衡存在应满足 0lt;φlt; 
高效率能源企业面对政府核查 （h c） 时，不会偏离既定均衡路径，因为其能获得的收益大于碳信息披露成本。低效率能源企业也不偏离既定均衡路径，原因在于即使面对政府核查，政府罚款、伪装成高效率能源企业的成本等，不超过碳市场交易差额和政府补贴收益。另外，当政府在非均衡路径上选择核查（ h c） 时，低效率能源企业会遭受声誉损失，有动机模仿高效率能源公司。这表明在碳信息披露的制度设计中，要充分发挥声誉机制的治理效用。
推论2：上述混同均衡满足直观标准。
依据直观标准，该混同均衡是合理的，即不同类型能源企业排除了偏离均衡路径的信号 
干扰。3.2.2混同均衡Ⅱ：不同类型能源企业采用传统能源技术
同理，本文逐步判定该均衡的存在条件，分析如下：
引理4：依据贝叶斯法则，政府的后验信念如下：
非均衡路径信念为 
。
另外，需确定均衡路径上政府的最优反应，若
，政府选择核查 （h c） ，反之选择不核查 （n h c） 。因此，可推出相关约束条件。
若 
，满足 
，表示政府选择核查 （h c） ，反之表示选择不核查 （n h c） 。
同时需确定非均衡路径上政府的最优反应：
若 
得 
（20 s.t. 
政府选择核查 （h c） ，反之选择不核查 （n h c） ，即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命题7和8。
命题7：当政府均衡路径上选择核查 Ψ（h c） 策略，偏离均衡路径上选择核查 （h c） 或不核查 （n h c） 时，混同均衡不存在。
高效率能源企业采用传统能源技术 
时的收益不超过所采用新能源技术（ 
）时的收益，另外，即使政府在非均衡路径上选择不核查 （n h c） 时，高效率能源企业也有偏离给定均衡路径的动机，这可归结为“补贴效应”所致。由于环境外部性和技术溢出效应，仅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实现低碳转型的社会最优。
推论3：该混同均衡不满足直观标准。
该均衡不能排除信号 
的干扰。
命题8：当政府均衡路径上选择不核查 （n h c） ，且偏离均衡路径上选择核查 （h c） 时，混同均衡存在应满足 
且p（qnew Ｌ-"
；当政府均衡路径上和偏离均衡路径上选择不核查 （n h c） 时，混同均衡不存在。
无论政府是在均衡路径上还是非均衡路径上实行不核查 （n h c） ，高效率能源企业均有动机实行新能源技术，与低效率能源企业的分离，获取较高收益并维持良好市场声誉。这体现了高效率企业的引领作用和“示范效应”。
推论4：偏离均衡路径上，政府选择核查（hc）时，混同均衡满足直观标准；而选择不核查（ n h c） 时，均衡不满足直观标准。
4案例分析
壳牌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之一，2023年因涉嫌夸大其清洁能源投资和碳减排承诺而面临法律诉讼。该案例突出了能源企业碳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造假行为，及政府信念和监管所产生的影响。本文以实际案例数据分析关键参数的敏感性及其对均衡结果的影响。
据CarbonDisclosureProject，将伪装成本（ 
）设为150万美元？；参考欧盟碳排放交易的碳价，将碳排放权价格 （p） 设为90欧元/吨；据欧盟数据，将政府补贴设为1000万美元；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能源企业采用新技术可减少 20%～30% 的碳排放，故将碳排放权分别设为12 和9（ 
12和 
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税率设为 21%"；据哈佛商业评论的研究，重大环境违规导致公司市值下降 2% ＼～3% ，将声誉损失 
设为50亿美元；据美国环境保护署，将罚款设为5亿美元。需要说明的是，参照冷杰等[33]、宋民雪等[34]的数据处理方式，本文对不易获取的数据，如采取新旧能源技术时政府的核查成本 
和 
，做出合理假设，将它们分别设为1和0.5（百万美元），并进行无量纲处理，以保证严谨性和合理性。
通过混同均衡I、 I 中政府核查与否的约束条件，分析补贴 
）、惩罚（ 
）等对政府信念的影响，得到图3和4。另外，分析政府监管对均衡转变的影响，并揭示均衡转变的内在机制，得到图5和6。最后，选取碳价 （p） 和碳信息披露造假概率 Ψ（φ） 刻画均衡结果变化如图7和8。
图3在 的变化下， φ 对 θ 的影响
图4在 的变化下， φ 对 θ 的影响
注：将相关参数设为 
注：将相关参数设为 
5。
观察1：无论补贴量 
如何变化，随着碳信息披露欺骗概率的增加，政府信念呈现递增趋势。但在碳信息披露欺骗概率给定的情况下，较高的政府补贴反而会降低政府信念。这反映了补贴的双重效应：既提高企业诚实自报的内在动机，又增加注：将相关参数设为cg 3=150 ， 
， P=90 一 
， q q l s=9 ， s=0，21 注：将相关参数设为 p=90 
， q q l d=9 ， 
， 
企业为获取更多补贴而欺骗的可能性。
图5在 的变化下， φ 对分离均衡I和混同均衡的影响
图6在 的变化下， φ 对分离均衡I和混同均衡Ⅱ的影响
观察2：当罚款 
较高时，政府倾向于认为“高额罚款足以遏制企业造假行为”，从而降低对能源企业造假概率变化的敏感度。
这表明政策制定不能只看绝对力度，还要考虑边际效应。在能源企业碳信息披露造假概率较低时，加强处罚的边际效果比较显着。但当造假概率较高时，仅依靠提高罚款收效甚微，需配合其他监管措施，如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提高对造假行为的识别和防范等。
观察3：由图5可知，罚款增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分离均衡出现，但造假概率在中间范围时，分离均衡并不必然优于混同均衡；由图6可知，即便补贴很高，当造假概率超过某一临界值后，分离均衡必然转向混同均衡，这表明越是存在造假问题，能源企业越陷入“混同化”
对能源企业而言，即便面临处罚，只要碳信息披露造假收益超过成本，仍有动机进行造假。政府在设计补贴政策时需谨慎权衡。过低补贴无法激励能源企业诚实披露，过高补贴可能导致资源浪费。总之，政府应加强动态监管，根据均衡结果变化适时调整监管策略。
图7 p 和 φ 的影响下，均衡结果的变化
注：将相关参数设为 
， q q l d=9 、 s=0.21 注：将相关参数设为cqg 
P=90 
， 
（24号
图8参数 p 和 φ 的影响下，均衡结果的变化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1）本文提出了技术差异视角下的监管原则。政府需根据能源企业技术特征实施差异化监管，特别考虑不同类型企业在技术采纳过程中的成本差异，包括低效率企业的模仿成本和高效率企业的信息披露成本。
（2）研究揭示了不同技术情境下的监管策略选择。当企业采纳新能源技术时，稳定均衡较易实现，政府可采取“维持现状，协调利益”的策略；而对使用传统能源技术的企业，政府可选择“先紧后松”或“先松后紧”策略，并在偏离均衡路径时采取核查策略更有利于维持混同均衡。
（3）监管效果的关键影响因素包括企业技术水平、合规成本及监管路径选择。高效率企业倾向于通过信息披露区分自身，而低效率企业则通过经营收益覆盖伪装成本，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监管策略的实施效果
5.2 政策启示
对能源企业而言，（1）“高补贴陷阱”表明过高补贴反而降低监管有效性，能源企业应理性看待政策红利，将碳减排融入核心战略；（2）“混同均衡优势”表明特定条件下，同质化策略可能优于差异化策略；（3）“策略性欺骗周期”现象表明企业应建立预警机制，避免陷入“从众造假”的囚徒困境；（4）能源企业应理解“技术信号选择”与“信息披露”的互补关系，将能源技术选择视为传递市场信号的手段。
对政府而言，应采取动态化、系统化的治理思路。（1）政府补贴需“适度”，避免过高补贴刺激欺骗动机；（2）罚款措施虽能约束企业行为，但边际效应递减，尤其在造假概率较高时，单纯依靠提高罚款效果有限。因此，政府应构建多元化监管体系，将经济激励与惩罚措施有机结合，同时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此外，针对不同造假概率区间的企业，应采取差异化监管策略，建立兼具激励性和约束力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能源企业诚信经营和合规披露。
5.3 未来展望
未来研究可探讨连续信号情境下能源企业和政府的策略互动，并应用不同精炼标准验证均衡结果的稳健性。此外，可考虑引入事前承诺机制的信息披露博弈，以便促成对信号发送方更有利的结果[24] ○
注释：
参见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22/05/24/countries-on-the-cusp-of-carbon-markets [Countries on the Cuspof CarbonMarkets；2022年5月24日].
除能源企业自身披露外，第三方测算、信息技术测量等手段也是获取企业碳排放数据的重要渠道。这些多元化的信息来源有助于政府全面掌握能源企业的实际减排情况。然而能源企业碳信息披露的真实性问题仍然值得重视。准确、可靠的披露信息是碳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而虚假披露会误导减排决策。本文旨在揭示披露欺骗的内在机理，为完善碳排放监管体系提供决策参考。
参见https：//m.huxiu.com/article/458718.html？f 
member＼_article［碳市场首例数据造假案警示录；2021年9月24日].
参见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10/t20211025＼_957707.html［关于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数据质量监督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2021年10月25日].
参见 https：//www.climatechangenews.com/2023/03/28/revealedhow-shell-cashed-in-on-dubious-carbon-offsets-from-chineserice-paddies/（https：//www.climatechangenews.com）[Revealed： HowShell cashed in on dubious carbon offsets from Chinese rice pad-dies；2023年3月28日].
参见http：//images.mofcom.gov.cn/perth/202203/20220301143354727.pdf[中国能源企业低碳转型白皮书；2022年3月].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1/06/content＼_5577360.htm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2020年12月31日].
高效率企业能充分发挥自身能力 
，并有效整合外部监管力量 （ξ） ，实现 
的“叠加”效果。而低效率企业则呈现 
-的效果。
均衡解是精炼贝叶斯均衡，需满足序贯理性和信念一致性。具体而言，给定先验信念，政府根据贝叶斯法则（当适用时）更新信念，并对能源企业的可观察行为做出最优决策。而能源企业则基于政府后验信念及其决策，做出最优信号决策。
本文将能源企业因成本因素而选择信号的内在动机称为“成本效应”，故不再赘述其他类似效应。
（2号 
参见https：//cdn.cdp.net/cdpproduction/cms/reports/documents/000/005/651/original/CDP＼_Global＼_Carbon＼_Price_report＼_2021.pdf[CDP Report 2021].
（2号 
参见https：//www.eea.europa.eu/en/analysis/maps-and-charts/e-missions-trading-viewer-1-dashboards[EU Emissions TradingSystem（ETS）data viewer].
参见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92ae71b0-173a-11eb-b57e-01aa75ed71al/language-en [Energycosts，taxes and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on invest-ments：final report].
参见h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outlook -2022[World Energy Outlook 2022].
（2号 
参见https：//www.oecd-ilibrary.org/taxation/corporate-tax-statis-tics-third-edition_237fb6O4-en[CorporateTax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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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ing Game Model of Energy Firms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bon Deception
Hao DaoqingSong Minxue2Li Delong3Leng Jie1Liu Xiaoxiao4 （1.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1，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Dalian Minzu University，Dalian 11665O，China； 3.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ohhot ，China； 4.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Hainan University，Haikou ，China）
[Abstract]Thetechnologicalchoicesof energy enterprises significantly impact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quality.However， fraudulent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remainsaconcemincarbonemisiontrading.Thisstudyconstructsasignalinggamemodel toanalyzetheequilibrumstrategychoicesbetweengovernmentandenergyenterprises，validating thequilibrumstrategiesthrough intuitivecriteria.Throughcasestudies，weconductsensitivityanalysesonpolicypenaltiesandsubsidies torevealtheunderlying mechanismsofequilibriumtransitions.Tefindingsindicatethatmoderategovernmentsubsidiescanenhancethelikelioodofcompliant disclosure，whileexcessvesubsidiesparadoxicallreducegovernmentconfidence inenterprisescompliance.Additionally， increasedpenaltyintensitydecreasessensitivitytochanges ineterprisesprobabilityoffraudulentdisclosure.Whenthepobability offraudfallswithintheintermediateange，separating equilibriuminducedby governmentfinesmaynot necessrilybemoreconducive toachievingcompliantcarboninformationdisclosurecomparedtopooingequilibrium.Furthermore，whentheprobabilityof fraudexceedsacertainthreshold，govermmentsubsidiesleadtopolingequlirium，demonstratingdiminishngmarginalffectsof policy interventions.
[Key words]diferent types of energy enterprises；carbon emisson trading；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carbon deception；new energy technology； government regulation；asymmetric information；signaling game
[Jelclassification]L29；C73
（责任编辑：张舒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