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环境卫生知识的建构与传播推动了民众观念与国家制度的变革，其知识的建构历程早于近代“卫生”概念的产生。知识经由话语进行表达，话语经由媒介而言说。《申报》等报刊的出现，为晚清环境卫生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媒介条件，也生产出相应的话语表达方式。各类话语体裁为读者提供了时效性、参与性、问题导向性的多元环境卫生知识，因果与比较的话语策略则从理性和感性角度建构了近代民众的环境卫生观念。
【关键词】环境卫生；知识；话语；媒介
“卫生”一词在近代西方卫生知识传入前泛指“保卫生命，维护身体健康”，19世纪末，国内出现以“卫生”命名的译著，民众对卫生的认知和实践应早于近代“卫生”一词的使用。至少从同治末年起，人们已开始因租界卫生状况明显好于华界而对中国的防疫行为和观念进行反省和批评。[1]这一方面源于西方卫生学传入，另一方面则与信息传播近代化的进程相适应。基于传播学、医学史等不同学科的视角，学界对我国晚清卫生知识的传播及流变有不同的关注，但较少涉及晚清报刊等媒介如何通过话语对环境卫生知识进行建构的研究。从学术知识到大众知识，从卫生知识的学术生产到形成大众传播，需要由专业到大众的话语建构过程，以迎合民众的接受特点。知识生产的基础上，意识形态总是以话语形式出现，通过知识向话语的转换，以话语形式落实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2]经由话语的言说，知识以不同形态在不同媒介中出现，大众传媒进而通过自身话语影响社会舆论观念。在中西文明交汇的上海，《申报》在物质媒介、报纸内容、办报理念等方面更加大众化，进而促进了报业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3]本文根据《申报》自创办（1872年）至1890年的相关报道对此进行探讨。从湖南保卫局创办到政府设立卫生警察，环境卫生逐步被纳入国家行政司法体系中，本文进而以报刊话语构建环境卫生知识的方式探讨推动这一社会认知及制度变迁的话语基础。
一、《申报》环境卫生话语的体裁表达
报刊的内容构成具有相对固定和具有其媒介特点的类型和模式，本文将其定义为话语的体裁。话语体裁决定了我们对词语、风格的选择和运用，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4]基于能否传递“健康知识”或“制度知识”的标准，笔者对《申报》自创办至1890年的有关环境卫生报道进行了考察，研究共选取785篇报道，按体裁可将其归纳为新闻类（216篇）、公告广告类（502篇）、社论类（67篇）三类。
（一）新闻话语：环境卫生知识的现实导向
新闻报道主要涉及各地瘟疫情况、环境卫生管理措施、环境卫生案件处置等话题。
关于各地瘟疫情况的新闻报道，多涉及对其成因的探讨。较早如1872年8月报道了此前6个月上海英美租界内医局的死亡人数统计，述及“西医云，凡街道不治，秽杂不除，则浊气熏蒸，触之者往往易生疾病”[5]。此外也涉及异地新闻，如1888年10月报道台湾淡水“时疫甚多，大稻埕一带尤甚，城中为官府衙署集居之地，街道洁净，疫气甚少”[6]。此类新闻以不同地区作为信息来源，从而使读者获知不同时空下的瘟疫事件，并通过其瘟疫成因、地区差异的相关话语，将读者的日常生活同新闻报道中的事件、评述相联系。一方面使“不洁致疫”等环境卫生知识通过事实直观传递给民众；另一方面，对中外、官民等不同空间进行或明或暗的比较，能够将人为环境对健康的影响经由社会心理呈现给民众。从时事报道出发，环境卫生知识开始经由话语表达而超越医学层面，扩散到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
关于各地环境卫生管理措施的新闻，主要涉及措施的原因、方式、评价等内容。在环境卫生行政制度化以前，此类报道为民众了解各类环境卫生管理模式及其效果提供了窗口。如1875年报道宁波江北岸“行号繁多，故垃圾随意抛弃，以致街道日形秽恶。现闻经新关各司事捐资雇人，每日粪除。此非特行人便之，即居于是处者亦得享清净福也”[7]。此类新闻多从措施原因和评价角度对环境卫生事务的意义予以肯定。向社会展现了官、商、民等群体的复杂互动，进而关注措施的落实效果。同光年间，绅商开始更多地参与到城市公共事务中，上海、苏州等地先后设立了清道局等具有官商合办性质的环境卫生机构，但《申报》从新闻角度提出了此类机构存在的问题。可见，基于对某种制度性事务的报道和评价，新闻能够强化或弱化其制度模式。
第三种新闻主要涉及租界司法系统对危害环境卫生案件的处置，数量占比最高。如1873年报道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判罚“小便污秽街道数人管押一日示儆。秽气熏人，易成疾病，西人先事预防，不许沿街溲溺。每晨逮到十人八人或十余人不等，皆罚关闭一日。寄语行人当以为鉴”[8]。1880年代前，此类报道多附带处罚必要性、告诫警示等话语，并以单篇形式出现，可见对此类事务的报道是从新事物传播的角度进行的。1880年代后，此类新闻多纳入租界“公堂琐案”“捕房琐事”等类，成为出现频率更高的日常新闻。内容方面亦从强调罪责的单一视角，拓宽到案件涉及的司法实践。逐渐日常化的案件用新闻话语将租界环境卫生管理、司法制度及其实施面貌呈现在大众面前。经由新闻话语，环境卫生成为超越医疗健康的社会话题被广泛讨论，管理、司法等环境卫生事务进而被呈现为一种知识形式。
（二）公告广告：环境卫生知识的参与导向
公告主要由工部局等行政机构发布，主要涉及劝诫公告及招募公告。劝诫类如1873年8月6日至22日连续刊登《工部局告示》，称新加坡疫症已行，为避免或减小疫病影响，工部局将从严施行关于环境卫生的各项规定，包括“污水引入沟渠，不使秽物堆积超过十二小时”等。[9]招募类公告主要涉及工部局对清洁事务的承包管理方式。如1873年5月31日至6月12日刊登英工部局公告，“欲雇人承扫运英美两租界所有一切污秽各物。凡愿承接此役者，准英下月十二止。且书投入本署详明此工如何而情愿承办也。惟本局之定工未必与价最便者而定也”[10]。公告在向民众传递租界环境卫生管理、司法制度的同时，以对话的形式将读者置于相关制度落实的必要环节之中。在新闻体裁表达侧重的“事件结果”的同时，公告体裁通过具有强制性、号召性的话语将读者置于环境卫生制度之中。
广告主要包括药品、用水等健康类广告，药品类如1881年6月29日至7月28日刊登“辟瘟药散”广告，称中国素来对环境清洁重视不足，“凡阴沟垃圾堆，蒸出之气其毒不浅，故患斯症者华人多于西人也”，若将此散放置于室内各房间则能收灭秽毒。[11]广告体裁利用了民众的避疫需求，晚清民众对“不洁致疫”的认识还较为模糊，广告通常利用话语将疫病与公共环境因素相关联，以此渲染易得瘟疫的社会环境。在政府和民间措施都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购买清洁水源、避疫药物成为弥补之法。
（三）专题社论：环境卫生知识的问题导向
与工部局的劝诫公告相似，专题社论的环境卫生话语表达较为直接，并具有现实目的性。不同之处在于，专题社论话语通常围绕社会现象及问题展开，意在通过分析社会现象而影响社会制度及观念。如1885年《谨防时疫说》质疑了传统疫病解释中的气候说、鬼神说：按照阴阳不和导致气候失调，从而引发瘟疫的说法，应普天下适用，这无法解释为何现实中的疫病多发生在特定区域。至于鬼神说，以聚众行法事等做法祛除瘟疫更是适得其反。唯有学习西人注重环境清洁的观念，注意屋宇庭院和饮食等方面的清洁，才能够有效避免疫病。[12]从医学观念的角度，这种说法是具有突破性的。其批判的“气候说”与“鬼神说”均属于晚清疫病解释的既定说法，在晚清《申报》新闻中也可见根据此类解释和形成的报道。如1879年报道苏州府“春三月，乍暖还寒，酿成疾疫”[13]。1880年报道了厦门某地民间在自发组织超度亡魂祭祀后，致鬼祟横行，疫病反而转盛。[14]社论话语中的事件或话题并非就事论事，在时效性上有所滞后，但从更为抽象的角度探讨背后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并提出看法和建议，因而表达结构更为立体。
二、《申报》环境卫生话语的知识建构与表达策略
从概念角度，传统“卫生”的内涵宽泛，晚清观念中则更为强调从公共性事务清洁的角度实现“卫生”，是从使用角度对概念部分内涵及外延的强化。长此以往，“环境卫生”成为世人卫生观念中的重要内容。知识学将知识与话语置于同一维度进行评说，由此可将观念的近代化视为话语表达方式的变化。前文从体裁角度探讨了话语的形式及表达效果问题，但并不触及形式背后的意义，而策略分析则将不同体裁视为陈述的整体，关注知识何以能够出现，以怎样的一种现实“面貌”出现等问题。[15]从话语策略的视角，本文认为晚清《申报》的环境卫生话语普遍具有“建构因果联系”和“现实比较”两种策略，并对应不同维度的环境卫生知识建构。
（一）因果联系：对医学防疫的理性认识
因果关系是知识话语的一种表达方式和内在逻辑，但话语所能承载的因果关系是有条件的。一个结果可能有很多原因，而话语所呈现的因果关系往往经由其自身形式与策略的建构。与专著、方志等媒介的表达不同，报刊面向民众的日常阅读需求，在原因讨论时倾向于在较短的篇幅中描述通俗易懂的单一因果关系，《申报》由此从公共领域、疾病预防的角度建立了一种固定联系的话语模式。
首先，“不洁致疫”成为一种普遍的因果话语。本研究所选取的785篇报道中，将清洁与健康相联系的报道有371篇。如果考察所有疫病类新闻，可发现鬼神说、气候说在晚清仍被普遍讨论，但如果将目光聚焦到涉及清洁类语篇，可发现“清洁”“垃圾”等清洁词语与“疫气”“疫疬”等词建立了较为普遍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申报》创刊初期即已出现，如1872年7月20日报纸头条《租界街道清洁说》称：“炎蒸暑毒之时，则尤宜清洁，庶免传染疫气。而谓可任其芜秽，纵其裸裎耶？”[16]从天时之气、鬼神司疫等传统话语，到秽物熏蒸产生“疫气”，健康在近代话语中被重塑为一种需要在公共场域中被人为干预的状态，疫病的发生从而与城市卫生事务的处理效果相联系。
其次，“清洁防疫”得以被建构成一种普遍话语，“清洁”成为保障民众健康的必要方式。将环境清洁与疫病建立因果关系，引发了社会对环境卫生责任等问题的关注，进而建构了由“清洁”“防疫”二者结合为基础，民众观念、政府责任为其路径的固定话语表达。各类体裁中，租界的清洁事务通过公告等形式进行表达，显示出其制度化、日常化的特点，与“租界清洁故致疫者尚少”等结果建立起因果联系。华界则因清洁事务责任不清、临时性等原因，导致民众更易感染疾病。而“法律”“司法”等行政强制手段则属于租界独有，华界则因“素无巡捕看管”等而导致无法对违规倾倒垃圾、污染水体等行为进行有效遏制。综合来看，晚清《申报》对清洁事务的表述体现成为一套与民众健康、政府能力相联系的话语体系，责任与事权、民生与平等、预防与惩戒等现代行政理念开始在环境卫生事务话语中凸显出来。由公共事务向行政事务转化，是卫生事务在近代话语表述中的大致方向。1898年，黄遵宪在长沙办理湖南保卫局时期，对丢弃垃圾、挑粪等活动进行了规制，1905年，清廷成立巡警部，其警保司下设卫生科负责“洁道”和“检疫事务的执行”，并统筹全国卫生保健章程，环境卫生行政逐步纳入国家行政司法体系当中，与“警之于先，察之于后”的警察话语相融合。从制度建设看，晚清环境卫生观念传播推动了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大，而从话语表达自身的机理层面分析，笔者认为这种塑造权力的机制并非自上而下的单向推动，而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多中心、媒介化的话语营建结果。
（二）形成比较：从现实出发的感性动员
在晚清实际话语的表达中，可以发现对健康的关注，往往涉及中外之间环境卫生状况的比较，继而与“国民性”、政治理念等文明话语相联系。《申报》对环境卫生的话语表达中较为普遍地运用了比较的话语策略，基于前文列举语篇可见，这种比较不仅包括显性的，也包括一种基于读者知识背景的心照不宣的比较。如租界按月连续发布的清洁公告，或者日常报道处罚卫生违法的“租界琐案”，与报道华界此类事务的“失语”状态形成比较，在《申报》构建的更大话语场域中，隐含了一种关乎制度差异和“国民性”差异的认识和看法。
近代以来，西方事物冲击了国人传统的观念，国人开始比较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是，文明之间的差异涉及复杂深层的内在机理问题，因而在对“环境卫生”等现象进行比较时，话语往往带有一些立场或权力的建构意义。胡成即谈道：“中外关于华人不卫生，以及将之视为瘟疫之源的相关讲述，尽管建立在近代科学观察的方法之上，但对于中外双方来说，都不只是单一客观事实的认定，而是各自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场景进行自我或彼此的文化定义。”[17]进一步讲，从医疗阐释的角度出发建立身体位置与国家建设的新型关系，变成了近代以来“国民性”话语讨论的放大和延续。[18]
话语中的比较策略促使环境卫生成为一种现实参照，亦即通过报刊的阅读，民众逐渐将租界中的环境卫生状况、卫生管理模式等事物视为自身评价和行动的参照物。尽管这种话语策略的出发点可能不是单纯的预防疾病、维护健康，具有一定的政治和文明冲突的意义，但在这一过程中，国人自强、自尊的思想文化又真切地通过“卫生”话语得以关照和表达出来，被印刻在国家强盛、国人康健的话语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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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台北秋鸿[N].申报，188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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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工部局告示[N].申报，1873-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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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谨防时疫说[N].申报，1885-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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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祀鬼招疫[N].申报，188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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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生 （北京 100038）。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