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理论研究进展基本上可以用“术”、“理”和“学”三个字来概括。自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为“术”的阶段，“术”是一种感性描述阶段，它主要是事实判断在起作用;90年代初至21世纪开端为“理”的阶段，“理”的阶段表面看上去更符合理智，事实上由于各研究者的视角不同，他们产生了不同的研究观，从而形成一系列的价值判断;第三阶段为“学”的阶段，此时理论充分发展，理论多元化，理论间的对话需求迫切，理论已经开始整合，人们逐步认识到电视理论只不过是电视、文化和社会“构成的场，呈现出场域性”，此时操纵性的力量消失，理论间的平等对话变成可能。
从“术”、“理”到“学”的过程是理论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即由“理论”过渡到“理论体系”的过程。如前所述，理论不仅有表示“事实判断”的概念系统，而且还有表示“价值判断”的规范系统，两者合二为一，形成理论与人的相关关系。虽然人们常说“理论不是理论家个人的事情，社会对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拥有巨大的决定作用”，但是一旦理论进入到“体系化”的过程之时，“理论家”便起决定性的作用了。“理论体系的建设是需要深刻反思和全面展开的社会工程。”反思“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思想的思想”，“反思是思维对存在的一种特殊关系，即思维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所构成的思想作为问题而进行反思的关系”。上述表述较为繁琐，实际上作者所指的“反思”是指对基于实践进行“反思”的理论的反思，即理论的理论。通过对理论研究进行“反思”方能形成“理论体系”。孙正聿认为理论体系的形成需要满足几个条件:“对人类认识史的总结;要突出强调理论的现实感或现实性;内容与体系应该是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一种建构—解构—重构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以上几点表明:从形成条件而言，理论体系的形成并非“形而上学”的思辨，而是一种基于理论实践发展的思考，是一种“瓜熟蒂落”的自然状态。历史发展决定着理论实现的条件与趋势，而现实则直接检验着理论的可靠性;就内容而言，理论体系并非完全务虚的，而是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就形成过程而言，理论体系的建设并非是一种“一劳永逸”的静态过程，而是一种不断发展斗争的过程，理论有止境，体系无止境。建立中国电视理论体系需要具备以下三个基础:
电视理论研究话语要具有可理解性
哈贝马斯在论及其交往行为理论时强调话语的可理解性、话语的真实性、话语的真诚性、话语的正确性。其中“可理解性对应于语言，真实性对应于客观世界，正确性对应于社会世界，真诚性对应于内心世界”。这里可理解性是理论交流的前提，也是建构理论体系的路径和目标。改革开放30多年，纵观我国电视理论研究所走的历程，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的努力。
早期人们大多着重于建立概念体系，中期着重于建立内容体系，而现在人们开始思考电视理论研究的方法体系。实际上概念体系和内容体系是理论研究的基础，也是某一学科存在的前提。只有方法体系才体现出了理论的流派性，在进入方法体系之时，电视理论流派开始增多。但是就目前中国的电视理论界来看，理论研究的方法主要源于国外，目前正处于与中国电视实践的磨合之中，我们尚未建立符合中国电视理论研究实际的理论方法，因此，确切地说，产生于中国大地之上的电视理论研究流派尚未出现。但即便如此，思考理论研究方法间的可理解性还是十分必要的。
西方哲学发展至19世纪，理性主义已走向了极端，在集大成者黑格尔出现后的几十年间，欧洲哲学杂乱无章，没有头绪，直至19世纪末胡塞尔建立现代现象学，当代西方哲学才得以确立。电视理论研究在确立了概念体系与内容体系之后，随之面临的问题便是方法论体系，建立方法论体系的“可通约性”的前提是注意理论研究的目的。进入20世纪后，语言哲学的兴盛最终使得哲学的研究内容出现最大转换。理性主义思考的是主客体间的关系，而语言哲学强调的则是主体间的关系，人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时主体间的交往成为人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哈贝马斯从早期的“公共领域研究”过渡到后期的“交往行为研究”即明显具有此种特点。这也是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研究取向变化的必然趋势，电视理论研究也不例外，把握住人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理论间的可理解性与共通性便不再是问题。
电视理论研究者要具有平等对话意识
理论只不过是一种话语形式，不同的理论仅是用不同的话语形式言说理论的不同层面，其中并无高下低劣之分，他们都在解释着电视实践这一主体，为电视实践的充分发展而服务。Robert Craig就主张理论体系的建设不应寻求建设一种标准化的模式，而应寻找一种学术上的一致性，条件是:1.对不同的理论流派之间的差异和矛盾的共同理解;2.应承担的通过对话解决矛盾的义务。他认为“目标不是进入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状态，而是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有很重要的东西要去讨论”;他认为建立理论体系的前提是“超模式”(meta-model)和“超话语”(meta-discourse)，前者重在共同理解，后者则认为“理论是一种话语形式”，应把“理论看做是关于学术路向的陈述和争论的过程”。对话与平等意识之于理论体系的建构尤为重要。
对话与平等意识的形成与培养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悲哀就在于产生了众多的思想观点，却没有进行平等对话的勇气与决心。布伦塔诺很早就注意到了“意向性”的问题，胡塞尔提出“现象还原”来超越人类的“意向性”，走向大同;戴维#8226;勃姆则主张用“观念悬置”来摆脱自有观念对他人观念的入侵;哈贝马斯主张人民摆脱“工具理论”，用交往理性构建一种理想的公共领域来实现平等对话;近年来，学者提出“协商”理论来构建平等对话的空间。平等对话的缺失、人们对平等对话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电视理论的发展已到了必须构建平等对话的关键时刻，如果不具备此种理论自觉意识，研究势难前行。几十年来，我们的研究虽已从“术”发展到“理”与“学”了，但是我们的研究思维尚处于原始状态之中，传统的“文人相轻”的局面在电视研究之中并未改变，这从一些争鸣文章的语气中即可看出，理论研究尚未取得重要进步。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个体的原因，由于我国文化中一直过于强调思想统一和思想权威，过于强调思想体系性，我们的理论界充满的仅是一种表面意义上的“对话”，人们寻求理论间的高下低劣之分的动力远大于发现对方的优势、分析自己的劣势，共同生存发展的观念。
电视理论研究要有动态意识
统一一旦建成，共同的话语空间也就建立了，理论的动态性减弱，学科前进的动力也便减弱了。库恩曾用范式理论来揭示理论体系间变换的艰难，但是范式一旦转换，理论必将迎来蓬勃的发展。因此必须注意培养电视理论研究的动态意识。
电视理论自觉的最大特征在于时刻反思、时刻对话，永远保持一种动态感，这对于保持理论与实践间的紧密关系，促进理论发展，构建动态的电视理论体系大有裨益，因此，我们在强调平等对话的同时还必须强调动态感，将理论体系的构建视为一种过程。理论体系的构建面临着“见光死”的尴尬应该是一种常态，原因在于一旦理论体系的建设对理论现实发生巨大作用之时，理论的内部结构便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此时人们不宜为理论而理论，而应弄清楚理论体系建立的目的。建立理论体系的目的在于有利于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把握与总结、有利于人们在共同的话语空间内讨论、有利于促进实践的发展。除此之外，虚拟的理论体系毫无用处。
中西电视研究实际上是沿着两种不同的路径在进行着，我们要弄清楚的是我们拥有什么，我们缺少什么，而不是一味地向西方学习。无疑，西方的理论具有极大的丰富性，理论间具有平等性，但是平等意味着分散，意味着不集中，意味着缺失部分效率。中国电视理论集中性有余，而丰富性不足，但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这种集中性的功用，正如我们虽然看到西方缺少理论体系的观照，但是不能认为这就是正常的、就是正确的，而应注意到其理论发展的不完备性。唯有在中国的电视理论体系建构中放大理论间、理论研究者间的平等性，充分发挥其动态性，我们才能建设一个活的电视学。此时我们应注意到无所谓完美的学科，完美的领域将是“一个停滞不前的领域，一个行将就木的领域”。
注 释:
石义彬:《单向度 超真实 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第75页。
孙正聿:《关于理论及其体系建设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5(5)。
孙正聿:《反思:哲学的思维方式》，《社会科学战线》，2001(1)。
Craig Robert T. Communication as a field，Communication Theory 9(1999)P124，P123
李特约翰[美]著，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作者为黄淮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
编校:赵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