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常态化应对：宏观对冲与协同治理

谢 攀 张军谋 刘远玺

1（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西安 710119） 2（兰州文理学院旅游学院，兰州 730000）

2019年底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迅速蔓延，给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世界卫生组织（WHO）2月28日将疫情全球风险级别上调至“非常高”，3月11日宣布疫情已构成“全球大流行”（Pandemic）。中国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纷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采取应收尽收、延长假期、鼓励居家办公、倡导在线教学等一系列联防联控措施，有效阻止了境内疫情扩散。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当前的增长环境、产业结构与政策刺激空间都已发生变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增大，如何做好“六稳”落实“六保”？探讨这一问题，不仅有益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早日全面步入正轨，也有助于为世界其他国家统筹防控疫情和恢复生产提供中国经验。

针对防控疫情举措对居民时间分配和支出决策的影响，本文从家庭生产（Home Production）的视角①，（1）将居民部门的家庭生产函数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事实校准参数，考察居民自觉居家优化时间分配和支出决策的行为机理，分析投资、产出、消费、劳动供给、资本租金率等宏观变量对家庭生产冲击的响应机制；（2）模拟并比较减税降负政策的宏观效应，以及减税降负、提高赤字率、提升家庭生产效率政策的耦合效应；（3）根据情景模拟的结果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1）家庭领域的劳动供给、服务消费和工资率对家庭生产冲击的响应是正向的，而产品市场的劳动与消费对家庭生产冲击的响应是负向的；（2）资本租金率、投资对家庭生产冲击的负响应减缓了短期资本积累，受此影响，产出波动呈现“U”型；（3）与单一减税降负相比，提升家庭生产效率、提高赤字率与减税降负组合实施可稳定投资和劳动供给，降低产出和消费的波动。

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从家庭生产的视角，将三分法的居民部门时间分配引入DSGE模型，丰富了对防疫期间自觉居家经济影响的认识；（2）通过情景模拟量化了宏观对冲与协同治理举措的耦合效应，强调健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层次协同治理体系，为提升“后疫情”阶段治理能力提供决策参考。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文献可梳理为两类：（1）从行业和区域层面关注疫情的经济影响；（2）从政府层面聚焦疫情的应急管理。

突发大规模疫情经济影响的研究始于对1918年流感大爆发的观察［3］。此后，一些研究表明1957年、1968年流感重演对英国经济只有短期影响［4］，猪流感对新西兰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有限，而且产出与消费的响应很大程度来自学校关闭与预防性缺勤［5］。目前，疫情对行业和区域层面的影响评估多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投入产出模型等并进行展开。2003年SARS疫情时，中国台湾地区除医疗药品、清洁用品、医疗保健服务、其他纺织品之外几乎所有产业都出现产出下降、失业增加，实际GDP损失大约在-0.84%～-1.61%［6］，中国香港地区房地产市场所有楼盘均价下跌1.6%［7］。最近的研究进一步发现给定其他条件不变，高感染率流行病比高致病性流行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大，与世界经济联系越紧密的区域受到的影响越大［8］。由于确定性构建时间的差异，此次新冠疫情对中国GDP增速大致将产生0.2～0.5个百分点的影响［9］。

与直接经济损失评估相比，现有研究对因疫情导致的家庭主体行为改变带来的影响关注较少。企业因停产停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比较直观也相对容易统计［10］，但是对个体而言，疫情影响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主要存在两个渠道：（1）除了人财物的损失、额外支出上升、当期收入减少，疫情还增加了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甚至在心理层面因畏惧被感染而影响效用［11］，降低消费信心②，从而增强预防动机，影响消费-储蓄决策；（2）居家隔离、远程办公等防控举措将代表性个体的时间由工作与闲暇两部分扩展为产品市场工作、家庭生产和纯粹闲暇3部分，工作、生活空间融合节约了通勤时间的同时，对劳动效率、网络硬件和通信保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③，时间决策的内外部约束显着上升。

传染病作为引起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最多最严重的一种灾害，对其控制和预防历来是各国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Fink较早在危机生命周期模型中，将公共卫生事件的形成和发展划分为征兆期、发作期、延续期和痊愈期4个阶段，并区分了不同阶段政府的管理职能［12］。从管理和运行预案设计的角度，Kemp总结了处理紧急状态的准备、风险评估、计划和建立跨部门跨管辖区的工作关系等七方面的经验［13］。孙翎和迟嘉昱从复杂网络的视角强调采取切断超级传播者、隔离、免疫、信息公开与反馈等措施在公共卫生事件危机预防和效果控制中的重要性［14］。刘德海等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将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的策略互动和行为演化分析融入传染病自然传播的SI模型，提出了“谨慎性”和“灵活性”的甲型H1N1疫情防控原则［15］。此次新冠疫情抗击过程中，多主体协同合作、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转向、重塑务工结构等理念也逐渐受到重视［16，17］。

综上，以往关于疫情应对的研究侧重于优化决策支持系统、完善卫生保障和防控体系、健全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对财政、金融、市场等宏观对冲手段讨论较少。事实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重大传染病疫情往往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交互影响的后果，不仅具有潜在衍生危害，破坏性强，甚至会引发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危机。抗击疫情的过程蕴含着深刻的健康经济学原理和实践需求［18］，仅靠“自上而下”式的危机管理难以持续。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重大疾病防控机制”，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当前，为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统筹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亟需充分调动家庭、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各界积极性和创造性，完善顶层设计，做好预期管理和宣传引导，加快危机管理向危机治理转型，促进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鉴于引入家庭生产可增强DSGE模型的解释力，居民时间禀赋分配对经济活动影响越来越重要［19，20］，本文在三部门DSGE模型中，刻画疫情期间居民自觉居家优化时间分配的行为机理，并给出模型经济的均衡定义。

假定居民部门代表性个体生命是无限期的，其偏好是时间可分离的，具体为：

引入家庭生产后，居民既面临产品市场中的预算约束，也面临进行家庭生产时的技术约束。居民在产品市场面临的预算约束可表示为：

式（3）中，Wt是工资，Kt是资本，Rt是资本的租金率。、和分别为消费税税率、个人所得税税率和资本所得税税率，Gt为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假设储蓄可完全转化为投资，即St＝It，而根据资本形成方程有：

式（4）中，δ为资本折旧率。将式（4）代入式（3），可得产品市场预算约束为：

居民进行家庭生产的技术约束则表示为：

式（6）中，0＜θ＜1，即假设家庭生产以劳动密集型的形式进行且规模报酬递减；Bt则为来自家庭活动生产率的冲击，为不失一般性，令这一冲击的对数服从AR（1）过程：

代表性个体用于家庭生产的劳动时间配置的均衡条件：

从代表性个体的消费替代率等于投资收益率的条件，得出代表性个体的最优消费路径：

企业的技术用Cobb-Douglas型生产函数来刻画，假定生产技术规模报酬不变，则企业产出为：

式（11）中，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At为全要素生产率，且技术服从AR（1）过程，即：

为使模型封闭，需要满足经济的可行性约束，均衡时必然有产品市场实现出清，即：

为讨论抗击疫情时期税率或赤字率变化对居民与企业行为的影响，假定政府支出全部表现为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如果当期政府税收收入不足以满足支出需要时，通过增加财政赤字的方式来弥补，则包含税收、赤字与财政支出的政府预算约束可写为：

式（16）中，μt为财政赤字率；Gt为政府支出，刻画了政府为抚平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波动，采取适当上调当年财政赤字的方式增加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于是，此三部门经济的均衡可定义为：

根据均衡求解结果，模型待定参数有α、β、γ、δ、η、ω、θ、ρA、σA、ρB、σB、、、和μt，各参数基准值通过相关文献、统计数据、政策规定等确定，如表1所示。

表1 参数基准值

根据谢攀等的研究，对资本产出弹性本文取α＝0.59［22］。既有文献通常将年度时间偏好贴现因子 β 设为 0.98 或 0.99［23，24］，本文取 0.98。 根据范从来和张中锦的研究［25］，令折旧率δ＝0.04。借鉴 Benhabid 等、Mcgrattan 等的估算［26，27］，对产品替代率参数η与产品市场消费占比ω分别取η＝0.8、ω＝0.45。其中，η是衡量居民对由市场供给或家庭生产的产品（服务）替代意愿的核心参数，为此，下文将对此参数进行稳健性分析，考察产品替代参数调整的区域效应。参考吕冰洋和陈志刚的研究［28］，消费税、个人所得税、资本所得税的平均有效税率、、分别为12%、9%和31%。由于2019年中国财政赤字率为2.8%，故设财政赤字率μt＝0.028。由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自回归系数与标准差差异较小，故参考Pakko的研究［29］，设 ρA＝ 0.95，σA＝ 0.01。 对家庭生产的研究，一部分研究估计2008年全国家庭生产规模约占GDP的25%～32%［30］，另一部分主张2009年中国家庭生产的规模仅约占当年调整后GDP的18%［31］。稳健起见，假设家庭生产率变动与全要素生产率类似，则ρB＝0.95，σB＝0.01。为体现家庭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减的特点［32］，取家庭生产率参数θ＝0.8。

抗击疫情期间，出于健康考虑，中国各地民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努力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和聚集。据统计，2020年2月30.2%的居民4～5天仅出门1次，15.8%的居民家庭几乎无人外出④。与疫情发生之前相比，居家办公并抚养子女、从事家务劳动、照顾老人等时间大幅增长，为此引入家庭生产冲击，观察居民时间禀赋分配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图1刻画了三部门DSGE模型中家庭生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1个单位标准差的家庭生产冲击发生后，工资率立刻上升，租金率立刻下降，一部分原本配置在闲暇与产品市场劳动中的时间被转移至家庭生产，用于家庭生产的劳动迅速上升，产品市场中的劳动供给相应下降；从而引发产品市场投资先迅速下滑，而后逐渐回升并在第20期左右回归稳态水平；资本存量响应轨迹则呈现“U”形特征，冲击发生时先随投资下滑而下降，并在第10期达到谷值，而后随投资上升而缓慢增加；冲击发生后，政府支出先小幅下降后逐渐上升。受此影响，产出对冲击的反应也呈现“U”形。相较于不包括政府的两部门模型，三部门经济中租金率回升较快，产出与产品市场消费的波动较小，资本存量达到谷值的时间缩短了一半，这主要源于税收对经济主体决策的扭曲性效应。与基于全球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模拟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劳动力停工、消费需求等冲击的结果相比［33］，本文在产出、投资、就业等方面的响应特征与其相似，但是，对工资率变化的观察有所不同。这主要与时间决策以及消费方面设定的差异有关，本文采用三分法的时间分配方式，更有利于捕捉代表性家庭不同类型活动面临生产率冲击的异质性。

图1 家庭生产冲击的响应

为阻止新冠肺炎传播，根据防控需要，全国各地居民“尽最大努力待在家中，不出门”，传统线下零售、交运仓储、住宿餐饮等服务业受到严重影响，大幅削弱了消费需求；停工与复工延迟造成的就业偏低与开工不足则对投资需求尤其是供应链造成了冲击。为了应对冲疫情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急需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通过暂时性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来增加转移支付，减缓财政收支缺口压力；同时，鼓励采用居家办公、远程办公、弹性工作等方式，减少人员聚集，节约通勤时间和办公场地租赁支出，也满足照料亲属的需要。为此，本文设计如下两种情景予以模拟：

情景1：2020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6.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6.7%，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减轻境内外疫情对实体经济供需的双向冲击，缓解企业经营压力，落实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等目标，考虑政府未经宣布的永久性下调资本所得税率，将原为25%的资本所得税率下调，降低至22.5%，分析减税降负的政策效应。

情景2：多管齐下最大限度减少新冠肺炎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考虑政府未经宣布的永久性下调资本所得税率，将原为25%的资本所得税率下调至22.5%，并提高对2020年财政赤字率的容忍度，将赤字率从2019年的2.8%提高至3.6%。同时考虑企事业单位对实验器材要求不高的一些岗位鼓励员工线上办公、延长居家时间，可提高工作绩效和员工满意度［34］，改善以往家庭生产主要由退休劳动力承担的境况［30］，提高居民部门的家庭生产效率。为此，将家庭生产率参数θ从0.8上调为0.9，减弱家庭活动规模收益递减程度。

（1）情景1的模拟结果

图2刻画了降低资本所得税率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减税政策实施后，经营回报预期改善，投资水平逐步回升，受此影响资本存量也迅速上升。由于减税使得居民实际收入增加，居民部门先增加了家庭生产劳动投入与家庭生产服务消费，随着工资率不断上升，居民部门开始将一部分原本配置在闲暇与家庭生产劳动中的时间转移到了产品市场劳动中去，从而导致家庭生产劳动供给迅速下降，产品市场中的劳动供给则相应上升。在经济可行性约束下，受投资波动影响，产品市场消费先小幅下降，随后则在工资率与产品市场劳动投入增加的带动下稳步上升。受到资本存量与产品市场劳动供给上升的影响，产出显着回升。政府支出规模则在减税之初小幅下降，3期之后降幅随着投资与消费水平提升而收窄。

图2 非预期的资本所得税率永久性降低：减税效应

（2）情景2的模拟结果

图3刻画了在降低资本所得税率的同时，提高当年赤字率、提升家庭生产效率对宏观经济的耦合效应。由于通过提高赤字率实现的政府支出与转移支付增加主要作用于居民部门的预算约束，因此，在投资受到减税利好影响后，产品市场消费的降幅显着收窄；家庭生产规模效益改善后，家庭服务消费的响应与情景1接近，而劳动投入的波动下降了一半；适度提高赤字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短期收支压力，平滑了财政支出。三管齐下之后，产出的最大跌幅较情景1下降了0.3个百分点，表明3类政策组合实施确实有助于稳定产出的波动。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市场化进程有别，产品市场消费对家庭生产消费的替代弹性有高有低，故本文将产品替代率参数η从校准时设定的0.8下调至0.6，即降低产品市场消费与家庭生产消费之间的替代弹性，以观察核心变量的冲击反应机制是否会发生变化。从图4的检验结果可知，当产品市场与家庭生产之间的消费替代弹性下降0.2后，消费波动的幅度略有上升，主要是由于期初家庭生产消费增加与产品市场消费下降的幅度均相对较大，进而引致产出波动也比之前稍大。相比而言，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反应方向与之前的观察一致，因此，上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图3 宏观对冲与协同治理相结合：耦合效应

针对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民时间再分配的典型特征，本文将用于家庭生产的服务消费与劳动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校准相关参数，揭示了家庭生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模拟并比较不同危机治理情景的政策效应。基于上述分析和结论，为促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推进危机管理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危机治理转型刻不容缓，要发挥财政政策稳定纾困的支柱作用，将提高赤字率与减税降费政策配套实施，加大宏观对冲力度；还应千方百计调动企业、居民、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各界的积极性，改善家庭生产效率，消除信息孤岛，形成功能互补、互联互通的治理系统，提升协同治理水平。具体可从以下4个方面着手：

图4 宏观对冲与协同治理相结合：稳健性检验

（1）阶段性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并调整税收结构，切实为实体经济减轻税费负担。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旅游、零售等领域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部分受影响较大的涉及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除了落实普惠性收税减免政策之外，大幅减免工商注册变更、房屋登记费、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收费、森林植物检疫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帮助企业尽早复工复产，度过难关。

（2）健全转移支付机制，加大对城乡居民尤其是困难人群的救助帮扶，上调2020年中央财政赤字率至3.6%左右，并发行“低成本、长周期”的抗疫特别国债，切实减轻疫情对就业增收和基层运转的影响。对奋战在防控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及时表彰奖励，主动关怀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以及因抗击疫情失去亲人的医护家属，确保大疫面前基本民生需求有保障。开展以工代赈工程建设，为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就业的贫困群众提供就近就业岗位，提高贫困群众工资性收入水平。

（3）针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省（市），在控制总量和结构风险的前提下，适当提高“疫情防控债”等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确保具有杠杆撬动作用的重大项目有序开工和重要防疫物资可持续支出，恢复社会信用体系。同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加强专项资金审计监督和政府采购透明度建设，警惕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平衡好债务与发展的关系，审慎对待经济刺激计划，避免形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

（4）鼓励实施远程办公、弹性工作制，夯实社区治理水平，营造更具包容性的文化氛围，释放消费增长空间。政府机关窗口部门应进一步精简工作流程，扩大企业和群众在线办理业务范围，提升电子政务平台、微信公众号服务效率。有条件的企业应加快完善与“后疫情”阶段相适应的资源管理、培训管理体系，优化薪酬设计，落实带薪休假，提高工作满意度。对学校而言，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建立课程完善、模式多样、机制健全的劳动教育体系，提升学生劳动技能。对社区而言，要完善居民信息数据库，加强社区服务的现代化和网格化水平，提高社区治理的精准程度。群团组织和就业服务机构对处于失业待业期与生育间隔期的劳动者也应提供相关培训和心理疏导，拓宽就业创业渠道，促进全社会家庭生产规模收益提高。

注释：

①家庭生产是指那些在收入、市场条件或个人倾向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被市场组织从事的活动所取代的家庭成员的无偿活动［1］，如抚养儿童、家务劳动、照顾老人等。贝克尔较早开启了对闲暇（复合）产品中不同构成部分最优时间分配的研究［2］。

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发布的海峡两岸暨港澳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2020年2月中国大陆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6.57，较2019年第4季度下跌6.5%，同比下降达7.3%。

③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英国首相2020年3月16日宣布鼓励居家办公，次日英国四大电信运营商EE、Three、Vodafone和O2网络陷入崩溃，接听电话、上网和发短信均出现故障。

④资料来源：艾瑞咨询2020年2月通过iClick网上调研数据发布的 《疫情黑天鹅，多歧路安在？——疫情影响下的用户消费指数趋势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