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机制与效应——来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袁其刚 王敏哲山东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济南 50000 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济南 50000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在生产生活、民生服务、政府治理等方面带来 “数字红利”，数字经济正在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逐渐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2020年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 “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多国经济转型升级，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形式和格局。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的延伸和应用，不仅减少了各国的空间障碍对贸易的削减作用，降低了贸易流程带来的贸易成本，还能够促进传统贸易转型升级，在促进全球贸易增长，增强国内外经济互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凭借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优势，数字贸易规模快速增长。据商务部研究院统计，2019年我国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达2718.1亿美元，较2005年增长近4.56倍。为了进一步发挥数字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贸易出口中的促进作用，自2020年起，上海、福建、浙江、海南和北京陆续出台数据跨境流动方案，旨在加强数字贸易建设（孙国茂，2021）［1］。

制造的 “低端锁定”困境是当前我国制造业的普遍缩影（卢福财和胡平波，2008；易开刚和孙漪，2014）［2，3］。 在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制造业以及其他相关产业逐步向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数字贸易是否能够推动我国制造业质量变革？其对制造业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如何？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 “跨境电商综试区”或 “综试区”），是我国设立的具有跨境电子商务性质的先行先试的城市区域，其成立的目的是稳定外贸进出口，要积极抓住外贸这一新增长点。2015年，经国务院同意，杭州被设立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随后几年陆续5批共计104个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数字贸易的突出特征是贸易方式的数字化和贸易对象的数字化。跨境电子商务是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早期形态（马述忠等，2018）［4］，在实现贸易方式数字化的同时，催生出大量的数据服务商进行数据服务，促进数字流的跨境流动与交易。因此，本文基于数字贸易背景，以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设立为 “准自然实验”，探究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的作用机制与效应。

对比以往文献，本文存在以下边际贡献：（1）现有研究就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了大量研究（张勋等，2019）［5］，但却少有研究从数字贸易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和探讨（马述忠等，2018）［4］。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数字贸易概念界定模糊，相对于数字经济来说，数字贸易水平缺少有效的衡量指标，导致与数字贸易相关的实证研究和经验证据十分匮乏。考虑到跨境电子商务是数字贸易的早期形式，并且具备贸易数字化和数字贸易化的特征，因此本文选择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来研究数字贸易，为关于数字贸易的影响研究提供经验证据与潜在的实证思路；（2）我国制造业长期处于 “低端锁定”困境，本文通过分析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和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对理解数字贸易在我国制造业质量改革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数字贸易政策实践具有借鉴意义；（3）本文手动匹配了上市公司数据与海关产品数据库，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品种类和出口市场3个角度，分析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带来的效应，为我国巩固出口大国的地位、扩大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提供新的思路。

数字贸易的概念一直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经历了由狭义到广义的变迁。Weber（2010）［6］认为通过互联网等电子手段传递有价值产品和服务的商业活动便是数字贸易。熊励等（2011）［7］则进一步强调了数字贸易是一种以数字交换技术为手段实现数字化信息贸易的商业模式。2017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认为数字贸易不仅包括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数据流、服务、平台和应用，还包括消费品在互联网上的销售与在线服务的提供。本文认为数字贸易既包括贸易方式的数字化，也包括贸易对象的数字化，两者均属于本文讨论的数字贸易范围（马述忠等，2018）［4］。

贸易方式的数字化有助于企业打破市场的空间局限，实现全球市场一体化发展，扩展市场空间。 Lendle等（2016）［8］认为跨境电子商务作为贸易方式数字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能有效推动各国之间普惠贸易的产生，缩短贸易的中间过程，达到减少贸易摩擦的作用。 Herrera等（2014）［9］认为跨境电子商务充分发挥了互联网在贸易过程中的作用，通过互联网达成交易，不仅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还可以减少由于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带来的交易成本，高效、灵活的跨境支付系统使得贸易更加便利化。谢丽彬和吕景（2018）［10］认为跨境电商发展除了对企业降低成本、推动生产效率提高并拓宽全球市场有促进作用，还对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推动作用。贸易方式的数字化不仅打破了贸易的空间限制，也能够实现交易的跨时间达成，但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石良平和汤蕴懿（2014）［11］指出跨境电子商务中检疫检测、市场监管和偷税漏税三大问题突出。温珺和阎志军（2017）［12］指出跨境电商发展过程中存在行业同质化竞争、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及在线纠纷处理难等问题。廖润东（2019）［13］分析中小型跨境电商企业使用海外仓遇到的诸多问题，如海外仓使用成本高昂、库存难以控制、运营水平和技术水平较低等。

数字经济的崛起使得数字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企业生产和经营的过程（谢康等，2020）［14］。贸易对象的数字化使得原本不能够跨国贸易的服务和产品具有贸易性。贸易过程中的数据服务提高了企业数字化水平，使企业能够获得和使用市场中更多的信息来满足消费者，促进了企业新产品的开发和研发创新。肖静华等（2018）［15］研究认为数字经济时代能够通过收集用户信息形成数据驱动型创新，降低企业创新决策的不确定性。陈剑等（2020）［16］研究指出数字化环境下，数字化程度的提高能够推动企业运营效率的提升，创造更高价值的产品。刘启雷等（2021）［17］研究认为数据要素能够加愉企业产品迭代，实现企业价值创造。黄节根等（2021）［18］指出我国企业数字化水平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另外，数字成为交易对象也提高了企业技术的外部性，降低了技术跨国溢出门槛，使得直接参与数字贸易的企业受益于技术溢出，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显着。此外，贸易对象的数字化，也增强了参与数字贸易企业与未参与数字贸易企业之间技术溢出。

我国制造业企业长期处于 “低端锁定”困境（卢福财和胡平波，2008；易开刚和孙漪，2014）［2，3］。刘伟丽和陈勇（2012）［19］使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制造业企业质量，指出我国制造业企业质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距。数字贸易从动机和能力两方面赋能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在动机方面，贸易方式的数字化打破了贸易空间与时间的局限，市场空间得到扩展。为了提升产品在全球贸易中竞争力，获取更高的利润，制造业企业有动机加大创新投入，提升企业研发创新水平，进而推动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在能力方面，贸易对象的数字化，提升了创新技术在国际间溢出的水平，使得原本不能够进行贸易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在国际之间流转和交易，使数字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推动企业质量升级。

由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区从2015年开始才在各城市逐步设立，因此本文设计以下多期DID模型，以评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区的净政策效应：

式（1）中，i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本文借鉴刘伟丽和陈勇（2012）［19］、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20］的做法，使用OP方法下的全要素生产率（tfpit）衡量制造业企业质量发展水平，全要素生产率越高说明制造业企业质量越高。Dit为综试区政策变量，如果企业i所在地区在t年已经设立综试区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本文同时还加入了可能影响制造业企业质量的其他控制变量，具体说明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表

数字贸易的产生促进了数据的共享和数字技术的应用，扩大了企业创新的外部性，对企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创新的中介作用：

innovit为企业创新水平，由于发明专利对技术要求更高，相较于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两种更有研发难度，更能反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21］，因此本文选择发明专利授权数用以衡量企业创新水平。

此外，考虑到出口企业是数字贸易直接参与的主体，其政策效果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应该更加明显。本文利用三重差分法（DDD）来分析制造业出口与非出口企业质量受到数字贸易影响的差异，模型如下：

ifouti为企业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出口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本文研究对象为2009～2020年沪深A股全体的上市公司，并进行如下筛除： （1）剔除所有ST、*ST及PT企业；（2）仅保留制造业行业企业；（3）剔除回归的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按照上下1%的水平进行缩尾处理，变量描述性统计详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上市公司专利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其他公司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此外，由于上市公司数据库缺少关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种类与市场相关的详尽出口数据，后文为了进一步检验数字贸易对我国制造业质量变革带来的出口效应，本文根据上市公司名称和年份，将海关产品数据库与上市公司数据库进行了手工匹配，得到上市公司各年度与出口相关的具体数据。

表3检验数字贸易对制造业企业质量的影响。列（1）中综试区设立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为正，初步说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设立能够显着提高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列（2）～（4）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综试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有所降低，但依旧显着为正，这表明在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后，综试区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依旧明显，数字贸易在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综试区的设立使得地区数字贸易常态化发展，贸易数字化打破了贸易的空间边界，加快了全球市场的一体化进程，让企业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张，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支撑企业出口寻求更高的利润的必要条件（钱学峰等，2011）［22］，企业质量升级的动机增强；另外，数字服务等数字贸易加速了信息共享，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入企业生产决策过程，赋能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

表3 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企业质量

（1）平行趋势检验

基于外生事件冲击的DID方法能够有效解决因果识别的内生性问题，但该模型成立的前提在于处理组和控制组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如果平行趋势不满足，事件冲击可能存在内生，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图1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区设立动态影响的大小。从结果来看，pre4～pre1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着。在政策实施后，after1～after3的回归系数均显着为正，综试区设立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前文结论稳健。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2） 替换变量

使用单一变量衡量企业质量具有片面性。因此，本文借鉴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20］的做法使用LP方法替换OP方法，重新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并重复全文实证结果。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略）中可以看出，综试区设立的回归系数依旧显着为正，说明前文实证结论可靠。

（3）考虑行业和地区的影响

本文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造成实证估计结果有偏。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行业差异，并且表现出时间上的趋势，如董桂才和朱晨（2013）［23］指出劳动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快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地理位置的差异也是影响制造业企业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前文并未进行有效的衡量。因此，本文控制了行业的时间趋势与城市固定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略）显示，综试区设立的回归系数均显着为正，与前文保持一致。

为了有效解决由样本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PSM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来分析数字贸易对制造业企业质量变革的影响。采用一对一最近邻匹配的平衡性检验，实验组和对照组匹配变量在匹配后结果均不存在显着差异。

Müller等（2018）［24］指出投入大数据资源的企业其生产效率平均可以提升3%～7%。前文也证明了其质量提升作用，但其影响机制为何？本文将对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讨论，结果如表4所示。列（1）中综试区设立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显着为正，系数大小为0.0489，说明综试区设立使得企业创新水平显着提升了约4.89%，数字贸易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列（2）中企业创新水平和综试区设立的回归系数均显着为正，并且综试区设立的回归系数有所减小，说明企业创新在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变革中发挥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这是因为综试区的设立构建了开放的国内外数字交流平台，衍生出大量数字服务商，加强了国内制造业企业与海外市场的联系，促进了信息的跨境流动和共享。以数据为载体的国内外信息交流模式可以帮助企业获得和使用市场中更多的信息来满足消费者，提升了企业研发创新能力（谢康等，2020）［14］，进而推动制造业企业质量提升。

表4 机制分析

考虑到综试区设立对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影响大小可能存在差异，本文使用DDD模型进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4列（3）所示。结果显示综试区设立回归系数显着为正，综试区设立与企业出口的交乘项也显着为正，说明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出口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大于非出口企业。这主要是因为数字贸易对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影响方式存在差异。制造业出口企业作为数字贸易的参与主体，既有更强的动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也直接受益于数字贸易给企业技术创新带来的积极影响，赋能制造业出口企业质量升级。而数字贸易对非出口企业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出口企业技术提升后的溢出作用以及出口企业质量升级后对非出口企业产生的竞争效应，因此表现出数字贸易对制造业非出口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明显小于出口企业。

俞立平（2007）［25］和袁建国等（2015）［26］研究中指出国有企业容易受到政治资源的诅咒，造成企业创新效率较低，阻碍企业创新活动。因此，本文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从结果（表略）来看，综试区设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在国有企业并不显着，而在非国有企业显着为正，说明数字贸易对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这与国有企业的公有产权属性有关（吴延兵，2012）［27］。国有企业受到政治背景的影响，相比寻求丰厚的利润，经营的稳定才是国有企业经营决策中更加注重的因素（李文贵和余明桂，2012）［28］，因此在面对数字贸易带来市场一体化时，企业并没有充足的动机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以获取超额收益。此外，国有企业更加注重数据的安全性与可靠性，风险承担较弱，使得数字贸易对国有企业质量改革的影响有限。

互联网是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本文选择互联网接入数衡量互联网发展水平，将样本划分为高、低互联网发展水平两个样本，结果表略。从结果看出，无论在高互联网发展水平还是低互联网发展水平分组，综试区设立的回归系数均显着为正，在使用费舍尔组合检验后，两者系数大小在统计上存在显着差异。相比低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地区，数字贸易在高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地区对制造业企业质量提升的作用更大。这是因为互联网是数字贸易的重要载体，完善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才能够更大限度发挥数字贸易对制造业质量变革的影响。

接下来分析数字贸易赋能我国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的出口效应。 借鉴卢盛丰等（2020）［29］的做法，使用出口产品平均价格作为出口产品质量的衡量指标，依次分析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品多样性和市场拓展的影响，具体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效应分析

表5列（1）为出口质量的结果，综试区设立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系数大小为0.0289，说明数字贸易推动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出口产品质量也随之提升，平均价格上升约2.89%。列（2）为出口产品种类的结果，综试区设立回归系数为0.0764，且显着，说明数字贸易有助于提高出口产品多样性，产品种类增加约7.64%，这受益于数字贸易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来满足消费者，推动了新产品的开发和创新。列（3）为市场扩展的结果，综试区设立的回归系数大小为0.1039，且显着，说明数字贸易加速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市场的拓展。数字贸易赋能我国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将提升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有明显的出口效应，张杰等（2008）［30］、易靖韬和傅佳莎（2011）［31］的结论均支持该观点。

本文基于数字贸易背景，以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为 “准自然实验”，探究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的作用机制与效应。使用2009～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的设立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面影响，说明数字贸易能够推动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替换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旧保持不变；（2）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创新水平在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数字贸易使得企业能获得和使用市场中更多的信息来满足消费者，提升了企业研发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企业质量；（3）制造业出口企业受到数字贸易对质量升级的影响大于非出口企业，数字贸易对两者的影响途径存在差异，出口企业质量直接受益于数字贸易，非出口企业则通过技术溢出与竞争效应促进出口企业质量升级；（4）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受到政治资源诅咒，数字贸易对企业质量的影响并不明显。互联网作为数字贸易的基础，在高互联网发展水平的环境下，数字贸易对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更大；（5）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升级具有显着的出口提升效应，数字贸易不仅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还丰富了出口产品种类，有利于企业拓展海外出口市场。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加快数字贸易发展，充分发挥数字贸易在资源配置与要素流动中的作用，通过数字贸易提高企业研发创新水平，带动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摆脱我国制造业的低端锁定作用，构建以数字贸易为核心竞争力的国家贸易体系；（2）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化平台构建，充分发挥数字贸易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数字平台构建推进数字贸易常态化发展，构建贸易数字化与数字贸易化双向并行的数字贸易体系，使得数字成为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过程发挥重要作用的生产要素，实现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变革的目标；（3）强化数字贸易过程中的多方合作，加强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推动国有企业参与数字贸易过程，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