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测度及发展状况研究——来自我国地级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李 政 王一钦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长春 1001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沈阳 11006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长春 1001

现代产业体系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该报告针对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方向也在不断调整。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基于现实国情研判，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表示，“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的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由上述可知，当前政府对于现代产业体系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政府重大政策和已有文献的梳理，将现代产业体系定义为一种把经济的发展重心放在实体经济上，以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益为主攻方向，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经济体系。

基于现实背景来看，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近年来虽然取得较大进步，但也积累了许多问题。（1）从国际贸易发展来看，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产业链垂直分工时，主要扮演着提供生产性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角色，致使我国产业体系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水平［1，2］；（2）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由于电力、内燃机和石油开发与利用等能源技术尚未取得重大性突破，我国工业技术发展的内源动力受到严重束缚；（3）从基本国情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当前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如质量效益不高、资源环境矛盾突出、区域城乡差距较大、经济循环存在卡点堵点等。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推进产业体系的建设，实现我国产业体系的现代化。

然而，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整体建设水平如何，区域之间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是否协调，以及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可以缓解这些问题，已有研究尚未从实证方面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全面的解答。鉴于此，本文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并结合实践背景，构建一个能够评估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尝试对上述问题给予正面的回答，从而为政府管理者有关决策和学术研究者相关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自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后，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现代产业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大多数学者是基于现实背景对现代产业体系的定义和构建路径进行了细致地分析。而在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的评估上，现有文献中只有少部分给予了探讨。因而，本文对于现代产业体系研究的梳理与述评，也是围绕特征、构建路径和评价指标构建等方面展开。

在特征上，现代产业体系与传统产业相比，主要凸显在“现代化”。所以，大量研究针对产业体系的“现代化”特征进行生动的描述，从而为产业体系的调整提供了参考标准。其中，一部分学者依据政府重大政策或规划，刻画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特征［3］；另一部分学者从经济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的角度出发，对现代产业体系的特征提出不同的看法［4，5］。此外，少量学者从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经济环境的整体效益出发，定义了现代产业体系的特征［6，7］。

在构建思路或路径上，大量文献指出选择适应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路径和思路，能有效促进地区产业体系的发展。对于这类文献，可以依照发展动力与发展模式进行区分［8］。在发展动力上，相关研究认为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重点在于生产要素的培育［9－11］、组织创新［10］、产业的融合与发展［9］、体制机制变革［11，12］等。在发展模式上，相关研究表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关键是要实现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要素禀赋升级及业态创新等多方面的协同发展［13－16］。

在现代产业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相关研究可以借助综合而成的数值对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状况进行定量分析，以评估地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现状。然而，由于现代产业体系覆盖面广、结构层次复杂、综合测度难，目前只有张翼新（2009）［17］、刘冰和王安（2020）［18］、郭诣遂和于鸣燕（2020）［19］、范合君和何思锦（2021）［20］等少数学者利用地区数据对现代产业体系的指标构建进行了探索。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有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成果很少，且这些研究大多以特定地区作为考察对象，如沿海城市或某个省内地级市，无法对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进行整体性评估；（2）部分围绕全国现代产业体系指标构建的研究，大多以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致使研究样本的观测值过少，难以获取更为细致的分析结果；（3）现有研究在构建评价指标时，考核指标选取大多来源于产业内部，忽视了人力资本、金融环境及技术水平等内外支撑条件的重要性，难以精确反映我国产业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水平。

2.1.1 指标体系构建框架

本文以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推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为指导，借鉴刘冰和王安（2020）［18］、郭诣遂和于鸣燕（2020）［19］的研究，以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本作为一级指标，并设置了12个二级指标及30个三级指标，进而构建了评估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具体测度如表1所示。另外，考虑到现代产业体系最早提出的年份为2008年，本文以2008～2019年为研究期间，对我国各个地级市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进行测算①。

2.1.2 各级指标选取及测度方式

实体经济是推动产业体系发展的着力点。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实质是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为主攻方向，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以推动产业体系的调整与重塑。对于地区实体经济发展状况，本文参考刘冰和王安（2020）［18］的研究，并结合实际情况，选择从产值、投资和就业这3个方面的总体规模和整体比例进行评估，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局》，具体指标构建如表1所示。

科技创新是驱动产业体系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引领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动力，同时也是牵引产业体系发展的源动力［12］。对于科研创新水平，本文参考已有研究［17，20］，选择从地方科研人力投入水平、资本投入强度以及创新产出成果这3个方面的规模或比例进行综合反映，具体指标构建如表1所示。

现代金融是支撑产业体系发展的必要条件。现代金融能够通过影响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推进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21］。对于地区现代金融发展状况，本文参考相关研究［18，20］，选择从地区金融市场发展的规模、深度以及潜力这3个方面进行考察，具体指标构建如表1所示。

人力资本是推动产业体系发展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源的持续积累和有效利用是人力资本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对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实体经济能够产生根源性的影响，进而推进产业体系的现代化［22］。对于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状况，本文参考前人研究［18－20］，选择从人力资本的基础水平、地区教育水平以及劳动者的经验水平这3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具体指标构建如表1所示。

续 表

表1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了现代产业体系各方面的有用信息，但如果单独使用某个一级指标或二级指标，可能会导致对现代产业体系的片面解读。因此，与既有研究的常用做法保持一致，本文考虑将表1中的所有指标按照特定方法综合成一个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指数。

为了避免离群值对测算结果的影响，本文对表1所有指标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此外，由于每个指标的性质及计量单位存在一定差异，在计算综合指数之前，需要将所有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无量纲化指标。本文结合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快速发展的特点，为缓解极端值的影响，保持指数的平稳性，借鉴郭峰等（2020）［23］的研究，采取对数型功效函数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而言，对数功效函数的公式如下：

上式中，x为变量在每一年度的取值，xl和xh分别为变量取值的下限和上限，不同于既有文献常以最小值和最大值作为下限和上限，为了尽可能避免异常值对结果的干扰，本文分别选择5%分位数和95%分位数作为下限和上限。此外，为了使现代产业体系在地区之间和不同年份之间具有可比性，本文只依据固定时间2008年的数据计算每个变量的下限和上限，而不是对每一年的数据分别进行计算。经过上述计算过程，可以得到每一年每个城市全部指标无量纲化后的取值。上述指标均为正向指标，而且取值越大的地区，相应指标的发展水平就越高。经过无量纲化后，本文又参考范合君和何思锦（2021）［20］的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进行降维处理，把多项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即主成分）。其中，每个主成分都能够反映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且所含信息互不重复，以此测算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综合指数以及4个子指数。

根据上文构建的现代产业体系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测算方法，可以计算得到我国地级市层面2008～2019年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总指数以及4个分项指数。依据上文的测算结果，本部分主要对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趋势及空间特征进行了系统性描述。

图1展示了中国2008～2019年地级市层面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总指数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总指数在整体上会随年份推移而逐步提高。图中点线为变化趋势线，呈现为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在样本期间，现代产业体系总指数在研究期初（即2008年）最小，实际值为2.59；而在研究期末（即2019年）为最大值，高达5.25，年均增长率为6.63%。由此可见，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快速的增长趋势十分明显。

图1 2008～2019年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趋势

由于上述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指数的总体增长可能掩盖了中国现代产业体系不同层面之间的发展趋势差异。所以，本文将中国现代产业体系指数分解为4个一级指标的分项指数。从图2可以看出，4个分项指数均表现为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逐步提高的趋势。基于这一趋势，本文结合原始数据进行了细致的分析。（1）实体经济指数初始值为0.27，最终上升到1.00，年均增长率为12.64%；（2）科技创新指数初始值为0.40，最终下降为0.36，年均增长率为－0.95%；（3）现代金融指数初始值为0.67，最终上升到1.05，年均增长率为4.17%；（4）2008年人力资源指数初始值为2.18，最终上升至2.59，年均增长率为1.58%。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力资源指数在研究期增长速度较小，但在数值上均远高于同期其他3个分项指标。

图2 2008～2019年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分项指数发展趋势

考虑到图1中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指数的总体增长可能会掩盖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差异，本文借助数据分析和地图形式更加直观地考察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地区异质性。由图3可知不同地区之间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在多项指数上均具备较高的水平。令人惊奇的是，中部地区在多项指数上会低于西部地区。

图3 2008～2019年东、中和西部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指数平均值

为了观察不同省（区、市）之间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差异，本文在图4中展示了2008～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总指数平均值。可以看出，总发展指数大于8的省市只有上海市、天津市和北京市，青海省的总发展指数为最低，仅有2.29。在图4的基础上，本文绘制了30个省（区、市）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梯队表，如表2所示。第一至第四梯队的划分均以2008～2019年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总指数平均值的大小为依据，总指数平均值越大的省（区、市），所在的梯队就越靠前。可以看出，第一梯队均为直辖市且均处于东部，而第四梯队集中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不同梯队省（区、市）之间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这一结论与图3结果非常契合。

图4 2008～2019年各省（区、市）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总指数平均值

表2 中国各省（区、市）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梯队

为了观察不同城市之间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差异，本文分别在图5和图6中展示了2008～2019年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总指数平均值排在前十位和排在后十位的城市。

图5 2008～2019年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总指数平均值前十位的城市

图6 2008～2019年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总指数平均值后十位的城市

根据前文分析，不同地区之间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存在较大差异。那么，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在地区间的差距是随着时间会进一步扩大还是缩小？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对总指数和4个分项指数进行了分年度的描述性统计。由表3可以看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总指数均值在逐年增大，这与图1的结果保持一致。4个一级指标分项指数的描述性统计分别如表4～表7所示，科技创新发展指数的标准差逐年增大，其他3个分项指数的标准差均表现出逐年减小的趋势。这说明不同城市之间的这3个分项指数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而科技创新发展指数的差距则有所增大。

表3 总指数分年度描述性统计

表4 分项指数（实体经济）分年度描述性统计

表7 分项指数（人力资源）分年度描述性统计

其次，本文还分别绘制了2008年和2019年各城市现代产业体系指数的热度图，并根据热度图颜色的深浅判断城市产业体系总指数的高低。某一城市的热度图颜色越深，表明其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总指数越高；反之，其发展总指数则越低。此外，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白色区域设置成未获取到数据的城市。本文通过对热度图的观察发现：在2008年，大部分城市现代产业体系总指数都小于5；在2019年，大部分城市的总指数都介于5和12之间。因此，可以发现城市层面的产业体系总指数经过12年的发展，不仅实现了快速的上升，而且不同城市之间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差距也在明显缩小。

表5 分项指数（科技创新）分年度描述性统计

表6 分项指数（现代金融）分年度描述性统计

最后，为了更严谨地论证地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差距的时间趋势，本文借助经济学中关于地区经济的σ收敛模型进行验证。σ收敛是针对存量水平的刻画，体现了地区现代产业体系偏离整体平均水平的差异与这一差异的动态变化过程。也就是说，倘若这种差异越来越小，就可以认为地区现代产业体系存在一定的收敛性。具体构建的σ收敛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i表示地区（省区市和地级市等），n表示地区的数量，t表示年份，lnScoreit表示第t年i地区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指数的自然对数，σt表示第t年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指数的σ收敛检验系数。如果σt＋1＜σt，则意味着第t＋1年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指数与第t年相比较更趋于收敛，即更具有收敛性。

在图7和图8中，本文分别展示了2008～2019年城市层面和省级层面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指数的σ收敛检验系数。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地区现代产业体系指数确实具有十分明显的收敛趋势。根据图7和图8中现代产业体系指数在2008～2019年期间的变化趋势线，可以明显看出，趋势线向右下方倾斜，即表明地区现代产业体系指数之间的差距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步缩小。

图7 2008～2019年城市层面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收敛系数

图8 2008～2019年省级层面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收敛系数

本文通过构建地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综合评级指数，对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水平进行综合评估，结果发现：（1）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总体水平整体上呈逐年增大的趋势。在分解为4个一级指标分项指数后，结果显示实体经济发展指数增长速度最快，现代金融发展指数增长速度次之，人力资源发展指数增长速度再次之，而科技创新指数反而有所降低；（2）在区域异质性考察上，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并且，这一结论在经过多检验后仍然成立；（3）城市之间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的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缩小，且该结论通过了σ收敛模型的验证。

为推进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步伐，本文认为各地政府可采取如下措施：

（1）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实体经济。要始终坚持实体经济的主体地位，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本地的实体经济，维护实体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要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各类生产要素市场机制建设，创造良好的发展软环境，以赋予若干实体经济产业新的发展活力。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努力改造传统生产性产业，淘汰落后产业，以此优化实体经济的内在结构。

（2）要积极培育高端生产性要素。主要包括：①要增强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要努力发挥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正向作用，逐步形成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为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推进科研机构的分类改革工作，畅通创新成果的转化路径；②要不断提高现代金融服务水平。要加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24］，建立统一的市场进入与退出机制，持续提高我国金融服务业开放水平；要以金融科技创新为要点，不断完善现代金融的信息共享、资金聚集、风险分散等服务功能，优化各类金融要素的配置；③要着力提升人力资源的供给质量和配置效率。要建立健全的人才培养与发展机制，不断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要积极创新技术性人才的收益分配机制，变革传统的人才培养、绩效考核和奖惩机制，保障技术人员在成果收益上的享有权。

（3）要进一步消除各区域之间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的差距。要努力探索有助于实现区域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打破不同省域行政性的垄断和地区组织的经济封锁，使人才、资金和技术等各类要素在区域间能够自由流转。要鼓励各区域内实体经济和行业协会跨区域增加交流与合作，如定期号召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参加特色性会展，推动各地区实现协调发展。

注释：

①在对我国各地级市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时，本文设置了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以及30个三级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等，由于我国宏观统计数据的公布存在一定滞后，因此2020年尚无法获得较为完整的统计数据，部分变量以及部分城市存在较为严重的缺失值问题。因此，为了使现代产业体系指标具备横向（城市）和纵向（年份）之间的可比性，本文没有加入2020年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