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各地区产业创新的核心动力,其展现出的网络外部性与外溢壁垒性,不仅重塑了都市圈内部的产业发展格局,还深刻影响着都市圈内城市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基于此,本文从数字技术外溢的视角出发,深入探究数字技术外溢对京津冀城市发展差距扩大或缩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外溢能显著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研究结论部分肯定了数字技术外溢对城市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为都市圈内城市打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困境,以及加快京津冀都市圈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证据及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数字技术外溢;城市经济发展差距;集聚效应;扩散效应;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3(a)--04
1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城市群、都市圈发展格局的构建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截至2024年,我国已形成了数个成熟的都市圈。在都市圈内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日益凸显,最为明显的是都市圈内部城市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各地区创新发展模式以及转换发展动力的主要引擎。数字技术对于打破区域经济发展的壁垒、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有着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数字技术外溢的视角深入探究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问题。
21世纪后,学者对于技术要素外溢的讨论日益频繁。21世纪初,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规模,多数文献集中在讨论国际技术溢出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应[2]。在国际技术外溢的过程中,人力资本[3]、基础设施[4]、产业集聚程度[5]等都会对外商投资与国际技术外溢的利用程度产生正向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6]。数字化时代,技术外溢的渠道更加开阔,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心地区的先进技术可通过数字化为媒介传导至技术欠发达地区[7],这种传输方式相较以往依靠交通等进行面对面技术引进具有成本上的优势,节省了大量的学习成本;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作为一项技术,政府和企业通过为落后地区兴建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来促进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实现区域技术的外溢[8]。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9],主要用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区域发展的作用主要是加深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提高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为发达地区提供经济依靠。诸多学者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趋势及其特征做了相关研究[10],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时间维度上来看,经历了“倒U型”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而从空间维度来看,在区域经济协调性发展的指数测度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呈现出依次递减的空间特征[11]。
在已有文献中,传统技术外溢的研究较为成熟,但数字技术外溢和都市圈内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较少见。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数字技术外溢与都市圈内城市经济发展差距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深入分析。
2 数字技术外溢的概念特征与维度解析
2.1 数字技术外溢的概念
数字技术外溢是指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外溢,依托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数字相关产业的发展,由数字技术水平较高的城市向数字技术水平较低的城市展开的技术外溢。数字技术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数字技术已达到成熟状态,并且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要地位,产业、从业人员、相关配套措施相对完备,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低的城市发展较落后,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不仅不会正向推动经济发展,甚至会拖累财政,将经济发展差距拉大。数字技术是一类知识型技术,知识型技术可以通过知识外溢、从业人员外溢甚至产业外溢来快速建立起数字技术产业体系,从而促进城市间经济发展平衡。
2.2 数字技术外溢的新特征
相较传统技术外溢,数字技术外溢在以下两方面具有新特征:
一方面,数字技术外溢的出现减弱了空间地理距离在商品流动中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平台网络对经济主体的连接作用,使得经济主体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网络外部性”[12],并且加快了空间传播速度与空间溢出效率,数字经济带来的网络高连通性和高渗透性,使各区域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知识与信息的传播更加便利化,同时对经济发展差距缩小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传统的技术外溢渠道没有呈现出网络外部性的特征,在与溢出地相关产业相结合时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不仅不会促进溢出地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相反会拖慢溢出地经济发展的节奏。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外溢出现了“外溢壁垒性”[13]。近年来,数字技术企业快速崛起,提高了社会经济效率、变革了产业结构、增进了社会福利。但是,平台经济呈现出“赢者通吃”的特性,只有极少数平台能维持自身“赢家”的地位。垄断性质的数字技术企业多数集中在都市圈内的核心城市,由于数字技术企业的垄断性质,数字技术外溢的渠道变得单一,非核心城市只有在使用相关数字技术企业的平台时,才能获得相关企业的技术外溢,如果脱离相关平台,就无法获得数字技术的外溢。相关数字技术企业有意或无意地设置一部分技术壁垒,这就导致非核心城市在使用相关数字技术企业平台的前提下,逾越不了垄断数字技术企业技术壁垒而无法获得相关数字技术。
2.3 数字技术外溢的维度化解析
数字技术外溢作为一种复杂系统性现象,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加以解析。
一是外溢基础。数字技术外溢基础主要包括外溢基础设施与外溢基础服务。外溢基础设施主要是指都市圈内城市间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基础建设,这是数字技术外溢的根本前提。如果当地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数字技术外溢就会面临较大阻碍;与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是外溢基础服务的供给。数字技术外溢基础服务直接影响着数字技术使用者的体验,优秀的基础服务可以保障外来的数字技术在某地区持续稳定发展。当地企业和居民就会更多地参与到网络平台经济中,从而推动产业的升级,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是外溢渠道。数字技术外溢渠道主要包括知识资本溢出渠道与人力资本溢出渠道,核心城市的数字技术通过这两种渠道溢出到非核心城市。知识资本的溢出会促使非核心城市知识资本的累积,对于缺少知识资本的非核心城市而言,这有助于其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产业;而人力资本的转移,不仅能为非核心城市数字技术产业增加人才储备,优化产业结构,还会扩大当地城市的消费规模。
三是外溢绩效。数字技术外溢绩效主要依靠数字化商品生产与数字化商品流通。数字技术产业的最终端是在商品的生产与消费上,如果数字技术产业无法通过数字技术拉动最终消费,数字技术产业也不会产生价值。在核心城市,数字化商品生产已经十分成熟且生产种类较为广泛:食品、服饰、居住环境、交通出行等层面都可以看到数字技术产品的应用,但是在非核心城市,由于不成熟的生产条件,数字技术产品的生产还无法覆盖至整个地区。若核心城市加快对非核心城市的数字技术外溢,非核心城市就可切实体会到数字技术产品带来的便利,这也成为衡量数字技术外溢绩效的重要标准之一。
3 数字技术外溢对都市圈内城市经济发展平衡性的影响
数字技术外溢对都市圈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主要通过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来体现。
3.1 数字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
数字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14]会阻碍数字技术外溢,进而拉大都市圈内城市经济发展差距。在集聚效应下的非核心城市的人口、资本以及初级产品会源源不断地流向核心城市。例如,北京的人口和经济要素不论是流量还是存量都呈现出高度集聚特征,使其迅速完成数字技术产业的铺设,而京津冀都市圈内非核心城市的数字技术产业则发展缓慢。资源集聚程度和首位度高的北京数字技术的发展会抑制周边城市数字技术的发展。北京作为京津冀的核心城市会不断集聚人口和资本,形成数字技术产业的集聚中心,京津冀其他地区的资源被北京虹吸,呈现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在集聚效应下,北京的数字技术产业要素报酬要高于周边城市,在要素报酬差异的驱动下,周边城市的其他经济要素也不断向北京集中,这时不只是数字技术产业,其他产业在数字技术产业的影响下也呈现出“一家独大”的特点,最终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北京与其他非核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在北京数字技术产业充分发展,并且对经济产生巨大推动力的作用下,核心城市成为都市圈内的数字技术的增长极与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3.2 数字技术产业的扩散效应
数字技术产业的扩散效应促进数字技术外溢,有助于缩小都市圈内城市经济发展差距。当核心城市的产业和资本不断聚集,达到或超出城市承载力上限时,土地、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数字技术企业的要素成本被动提高,其边际产品的利润进一步下降。随着空间距离逐渐增大,集聚效应在城市中的影响力会逐渐弱化,并且要素过度集中时,反而对周边城市进行扩散。在扩散效应下,随着数字技术资源要素不断向中心城市聚集,要素拥挤所导致的边际报酬递减,将超过规模经济带来的报酬递增,城市发展成本不断攀升,在核心城市的交易功能依旧稀缺的情况下,要素将沿着核心城市向周边蔓延,寻求成本更低的地方。因此,核心城市的扩散效应,更倾向于临近的中小城市区域,其他远离交易中心的地方,因生产成本下降难以弥补交易收益的损失,而被排除在选择之外,即核心城市数字技术发展的集聚效应会随着空间距离的扩大而不断减弱。随着数字技术产业扩散完成之后,其他产业的扩散效应的作用开始显现,传统产业和劳动力则会不断向周边非核心城市转移。在转移传统产业和就业人口后,数字技术产业逐渐成为中心城市的支柱产业,城市的产业开始出现区域高度化和合理化;而在承接核心城市的传统产业和就业人口转移时,非核心城市的城市化和传统工业化水平也在加速推进。此时,核心城市的人口和经济要素在存量上相对集中,但在流量上表现为一定的下降趋势;非核心城市相应的指标则体现为存量和流量的双重提升。由此,数字技术外溢带来城市间经济发展的平衡。
总之,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数字技术外溢究竟会拉大还是缩小都市圈内城市经济发展差距,主要取决于都市圈内核心城市数字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所形成的合力。如果都市圈内核心城市数字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就会拉大都市圈内城市经济发展差距;反之,亦然。
3.3 数字技术外溢对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差距的影响
基于上文理论分析,探究数字技术外溢对都市圈内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研究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北京作为京津冀都市圈内核心城市,在聚集效应下,北京虹吸了天津、河北等城市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生产要素,资金、人才等源源不断地流向北京。北京快速成为一个数字技术高度聚集的城市,成为京津冀都市圈内数字技术的增长极,由此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天津、河北等地的数字技术对经济的驱动呈现出负向效果,扩大与北京的经济发展差距。
第二,在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北京,并未呈现出相应的扩散效应。与传统技术产业的聚集扩散效应相比,数字技术产业的聚集扩散效应弱化了空间距离对扩散效应的影响。随着数字技术资源要素不断向核心城市聚集,核心城市已经形成了网络经济。网络经济下,要素集中会导致边际报酬递增,城市发展成本会越来越低,导致要素不会沿着核心城市向周边扩散。因此,北京的数字技术的扩散效应尚未对京津冀都市圈内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产生作用。
第三,京津冀都市圈内并未呈现出相对应的、正向的数字经济的合力。作为数字技术高度集聚的城市,集聚效应比较明显,但是扩散效应却不明显,部分扩散效应也呈现在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上,核心的数字技术外溢并未出现。而天津与河北部分城市并未承接到相对核心的数字技术产业,在数字技术外溢中并未获得相应的红利。
4 缩小京津冀都市圈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对策建议
前文分析表明,当前在京津冀都市圈内,数字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仍大于扩散效应。数字技术外溢在缩小都市圈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外溢对缩小都市圈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大力发展数字技术产业。京津冀都市圈是北方地区最大的都市圈,其数字技术产业的发展好坏程度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目前,京津冀数字技术产业呈现出北京独大,其他地区发展不太良好的局面。针对此,北京应保持其发展势头,天津、石家庄等地应在政策的牵引下加快数字技术产业的发展,并且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将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2)加快数字技术产业转移。北京的技术优势难以对京津冀都市圈整体经济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只有将北京先进的数字技术产业逐步转移至天津、河北等地,才能实现整个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缩小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与此同时,天津、河北地区应做好产业转移的基础,以承接北京的数字技术产业转移。
(3)优化营商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会提升整个地区的创业活力。当下,数字技术产业主要以民营企业为主,提升各城市的营商环境不仅会吸引核心城市的产业投资,还会吸引诸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数字技术相关产业的转移。
(4)加快科技创新力度与资金投入。京津冀地区的资金规模从全国来看相当庞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资金投入与创新投入。对于政府而言,首先要推动高等教育建设的优化,做好引进人才的相关政策;其次,给予数字技术相关产业减税、补贴等优惠,开通创新的绿色通道,鼓励数字技术产业创新;最后,政府发挥好牵头作用,充分发挥市场能动性,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缩小城市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参考文献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创造, 2022, 30(11): 6-29.
赖明勇,包群,彭水军,等.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基于吸收能力的研究[J]. 经济研究, 2005(8): 95-105.
何兴强,欧燕,史卫,等. FDI技术溢出与中国吸收能力门槛研究[J]. 世界经济, 2014, 37(10): 52-76.
蔡冬青,周经. 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技术外溢的国际经验: 基于母国吸收能力的考察[J]. 财经科学, 2014(3): 121-130.
张宇,蒋殿春. FDI、产业集聚与产业技术进步: 基于中国制造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J]. 财经研究, 2008.
汪丽娟,吴福象,蒋欣娟. 双向FDI技术溢出能否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J]. 财经科学, 2019(4): 64-79.
方冬莉. 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基于技术赋能和技术外溢视角[J].资源科学, 2023, 45(2): 296-307.
蒋仁爱,贾维晗.信息通信技术对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外溢效应研究[J]. 财贸研究, 2019, 30(2): 1-16.
蒋清海.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J].财经问题研究, 1995(6): 49-54.
覃成林,郑云峰,张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及特征分析[J]. 经济地理, 2013, 33(1): 9-14.
张智鹏,姜玉英.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统计测度与时空分异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19): 112-116.
陈晓红,李杨扬,宋丽洁,等.数字经济理论体系与研究展望[J]. 管理世界, 2022, 38(2): 208-224+13-16.
熊鸿儒.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平台垄断及其治理策略[J].改革, 2019(7): 52-61.
毛艳华,信超辉,荣健欣.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空间结构与集聚扩散特征[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26-37+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