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2018—2023年A股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16190个有效观测值为样本，研究ESG表现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激励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传导作用。结果发现：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均存在提升作用；高管激励作为中介变量，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在ESG表现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职消费在ESG表现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属于广义上的中介作用，且以上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结论既可以引导企业基于ESG表现采取积极手段促进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又可为利益相关者决策提供实践指导。
关键词：ESG表现；绿色创新绩效；高管薪酬激励；高管股权激励；在职消费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3（a）--05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及环保问题，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加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坚定不移地推进污染防控”，到2018年“美丽中国”目标被正式载入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正式施行，再到2024年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等目标任务。我国发展政策中都把环保问题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已成为我国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随着国内环保意识的提高和ESG投资的兴起，企业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关注。不少研究机构、经营主体都在积极推进相关研究和实践，越来越多的企业正逐步将ESG评价体系融入日常经营管理中。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企业展现出优秀的ESG评级，能够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向市场传递出积极正面的信号，进而通过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和代理问题，来削减企业的代理成本与融资障碍。同时，这种做法还有助于塑造企业的良好社会形象，从而获得更多外部资本，以更好地开展创新活动[1]。
高管激励是通过各种手段激发公司高级管理成员层积极性和创造力的过程，涉及为高级管理层提供一系列的奖励、福利和激励计划，包括具有直接性和可度量性的显性激励和不易被明确观察到的隐性激励。在对投资效率的作用效果上，按照有效契约理论，高管激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因而可以通过高管激励措施促使高管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更多地考虑股东利益，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提升投资水平[2]，提高投资效率[3]。鉴于高管激励的普遍性、广泛接受度和研究价值，本文选取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作为显性激励的代表、在职消费作为隐性激励的代表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文章从ESG表现所涉及的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三个维度的综合视角研究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第二，本文引入高管激励作为中介变量，拓展了ESG表现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间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帮助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环境下完善创新管理制度，同时可以为社会带来持续的创新增益；第三，在高管激励的研究上，选取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在职消费三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相关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在绿色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提供更加全面的激励建议，为企业管理者规划绿色创新道路提供理论依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的分析与假设
在全球环境问题日趋凸显的背景下，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即ESG表现）等方面受到了广泛关注。ESG表现不仅彰显了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以及公司治理方面的投入与成就，还深刻映射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潜力与长期市场竞争优势。绿色创新作为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其绩效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企业的长期发展，ESG责任履行能显著提高绿色创新持续性[4]。绿色创新是实现ESG目标的重要手段，ESG的逐步推广也促进了绿色创新的不断发展，ESG表现优秀的企业往往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倾向于采用更为环保的生产手段，促进企业在绿色创新领域的发展。企业通过强化ESG表现，能够有效激发内部研发动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提升市场竞争力，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5]。根据信号传递理论，ESG表现优秀的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社会声誉和公信力，这有助于企业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和合作伙伴，共同推动绿色创新的发展，形成绿色创新的良性循环；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政府、投资者和社会公众也开始更加关注企业的ESG表现和环保实践，这为企业提供了绿色创新的外部动力和压力。企业展现出优秀的ESG表现，能够显著增强其在金融机构、供应商及客户等关键利益相关方中的信誉[6]，从而获取更充足的资源投入到绿色创新活动中[7]，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ESG和环保为绿色创新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使得绿色创新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ESG评级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8]，ESG表现越好的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越高[9]。ESG表现优秀的企业在绿色创新理念、资源支持、创新能力、创新动力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这些优势共同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ESG表现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ESG评级越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越高。
2.2 ESG表现对高管激励影响的分析与假设
ESG表现反映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对企业的长期财务绩效和市场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以及在职消费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且有效的激励措施有助于高管人员更好地履行职责，提高工作效率和决策质量。陈鹏程和赵瑞洁（2024）[10]研究发现，企业ESG责任表现与高管薪酬具有显著正相关，企业ESG表现越好，高管薪酬激励越强。高管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往往与企业的战略和目标密切相关，当企业注重ESG表现时，其战略和目标往往会倾向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为实现这些战略和目标，高管人员需要关注企业的长期价值，投入包括在职消费在内的更多的金钱、时间和精力，这种投入不仅有助于推动企业的ESG实践，还有助于提升高管人员的个人声誉和影响力。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需要保障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以实现多方共赢。将ESG表现纳入高管激励体系，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促使管理层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关注企业的ESG表现，从而提升企业的ESG表现；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其ESG表现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将ESG表现与高管激励挂钩，可以激励管理层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推动企业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共赢；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等问题的存在，管理层可能会偏离股东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因此，需要通过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来约束和激励管理层的行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ESG表现与高管薪酬激励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3：ESG表现与高管股权激励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4：ESG表现与高管在职消费呈正相关关系。
2.3 高管激励中介作用的分析与假设
刘冠辰等（2022）[11]认为高管作为企业经营者，清楚地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掌握着企业资源配置的权力，是制订企业战略规划的决策者。企业进行绿色创新，需要企业内部的有效管理和激励。高管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根据委托代理理论，高管激励作为一种公司内部机制，能够调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代理人更加积极地履行其职责。翁辰和马良泽（2022）[12]研究证明，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然而，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往往需要高管付出额外的努力和时间，这可能涉及对传统经营模式的改变和创新，而造成高管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避免进行创新的现象。企业研发创新是一种高风险的长期投入，而货币薪酬往往是短期激励，这就促使企业管理人员更倾向于短期、高回报的项目，而对那些投资时间长、风险大的创新型项目视而不见[13]。企业可以通过显性激励的方式，给予高管相应的回报，那么高管就会更有动力来推动ESG战略的实施，打破创新惰性的困境，进而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绩效。股权激励恰好能以货币或股权的形式弥补管理者为迎合股东预期而做出的“额外努力”[14]。高管隐性激励是高管激励的另一类激励方式，在职消费作为高管隐性激励的重要组成部分，虽不直接体现为薪酬或股权，但对高管的行为和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在职消费相较于显性激励，实现方式更具隐蔽性，往往不易被外界直接察觉。在实际操作中，管理者为了获取更多的在职消费权益，会更倾向于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投入。通过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不仅有助于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能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市场价值和发展空间，从而获取更多的在职消费权益。因此，在职消费激励在无形中激励了管理者增加创新投入，进而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正向的推动作用。如果高管能够合理控制在职消费，将资金和资源用于支持企业的创新活动，那么这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高管薪酬激励在ESG表现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中发挥中介作用；
假设6：高管股权激励在ESG表现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中发挥中介作用；
假设7：高管在职消费在ESG表现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中发挥中介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8—2023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实证过程剔除金融类、房地产类、ST、*ST、PT类上市公司和大量数据缺失以及存在明显异常值的公司样本，并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1%水平的缩尾处理。ESG表现数据来自华证ESG数据库，企业绿色创新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在职消费及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3.2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企业绿色创新绩效（Patent）。借鉴现有王馨和王营（2021）[15]的研究，选取企业当年独立申请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的和加一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解释变量：ESG表现（ESG）。本文将华证ESG评级结果从高到低的9个等级按顺序赋值为9-1。
中介变量：高管薪酬激励（Rcomp）和高管股权激励（Equity）参考尹美群等（2018）[16]分别采用董监高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董监高持股数量除以总股数进行衡量。在职消费（Rperk）参考刘艳霞和祁怀锦（2019）[17]采用管理费用扣除董监高薪酬总额和无形资产摊销费用后除以总资产的方式衡量。
控制变量：为了提高模型解释力，本文选取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企业价值（TobinQ）、盈利能力（Roa）、成长性（Growth）、资产负债率（Lev）、两职兼任（Dual）和股权集中度（Top1）作为控制变量，共8个，并设置年份和行业两个虚拟变量。
3.3 模型构建
本文设定模型（1）对假设1进行实证检验。
Patenti，t=α0+α1ESGi，t+αi∑Controlsi，t+∑Yeari，t+∑Industryi，t+εi，t（1）
设定模型（2）、模型（3）、模型（4）对假设2、假设3、假设4进行实证检验。
Rcompi，t=β0+β1ESGi，t+βi∑Controli，t+∑Yeari，t+∑Industryi，t+εi，t（2）
Equityi，t=η0+η1ESGi，t+ηi∑Controli，t+∑Yeari，t+∑Industryi，t+εi，t（3）
Rperki，t=γ0+γ1ESGi，t+γi∑Controli，t+∑Yeari，t+∑Industryi，t+εi，t（4）
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18]的研究，设定模型（5）、模型（6）、模型（7）对假设5、假设6、假设7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检验。
Patenti，t=β0+β1ESGi，t+β2Rcompi，t+βi∑Controli，t+
∑Yeari，t+∑Industryi，t+εi，t（5）
Patenti，t=η0+η1ESGi，t+η2Equityi，t+ηi∑Controli，t+
∑Yeari，t+∑Industryi，t+εi，t（6）
Patenti，t=γ0+γ1ESGi，t+γ2Rperki，t+γi∑Controli，t+
∑Yeari，t+∑Industryi，t+εi，t（7）
其中，∑Control表示为所有的控制变量，Industry为行业固定效应，Year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4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企业绿色创新绩效（Patent）最大值3.850与最小值0.000相差较大，说明样本公司中的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整体发展不均衡。ESG表现（ESG）均值为4.219，标准差为0.852，最大值8和最小值1相差较大且标准差也较大，说明样本公司的ESG表现存在较大差异。高管薪酬激励（Rcomp）最大值为18.844，最小值为12.824，标准差为0.699；高管股权激励（Equity）最大值为1.575，最小值为0，标准差为0.310；在职消费（Rperks）最大值为0.158，最小值为0.003，标准差为0.021，说明样本公司间不管是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还是在职消费水平都存在较大差异，但在职消费总体较为合理。
4.2 多元回归分析
4.2.1 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回归分析
表1结果显示，列（1）ESG表现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在1%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在列（4）加入控制变量后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依旧在1%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说明ESG表现越好，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越高。列（2）显示为国有企业的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在1%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列（5）加入控制变量后，国有企业的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依旧在1%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列（3）非国有企业的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在1%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列（6）加入控制变量后非国有企业的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依旧在1%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ESG表现越好越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假设1得到验证。
4.2.2 ESG表现与高管激励相关性实证研究
表2列（1）显示，ESG表现与高管薪酬激励的回归系数为0.080，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当ESG表现提升时，高管会获得更高的薪酬激励。列（2）显示ESG表现与高管股权激励的回归系数为0.034，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当ESG表现提升时，高管会获得股权奖励，以激励高管为企业长期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列（3）显示ESG表现与高管在职消费的回归系数为0.001，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ESG表现对高管在职消费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假设2、假设3和假设4得到验证。
4.2.3 高管激励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
表2为高管激励中介作用的检验结果。列（4）显示ESG回归系数和高管薪酬激励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列（5）显示ESG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高管股权激励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在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过程中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列（6）显示ESG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在职消费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18]的中介作用检验，在职消费在ESG表现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遮掩效应。在遮掩效应中，中介效应的方向与直接效应的方向相反，但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0.108）大于中介效应（-0.876*0.01），所以ESG表现仍然可以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属于广义上的中介作用。综上所述，假设5、假设6成立，假设7部分成立。此外，本文进一步使用Bootstrap方法对高管激励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即高管激励的中介作用显著，上述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再次得到验证。
4.3 稳健性检验
4.3.1 关键变量替换
本文借鉴徐佳和崔静波（2020）[19]的做法，采用企业当年独立申请的绿色发明数量加一后取自然对数的方法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进行重新度量并回归检验。结果显示，更换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度量方式的回归结果与上文的回归检验结果一致。
4.3.2 实验样本替换
考虑到2020年新冠疫情对企业造成的影响，本文参考景洪军等（2024）[20]的研究，剔除2020年疫情期间的数据对样本进行重新回归。回归结果与上文的回归检验结果一致。
4.4 内生性检验
4.4.1 工具变量法
在工具变量选择上参考王琳璘等（2022）[21]的研究，选用同年份同行业同城市的ESG均值（ESG_mean）作为企业ESG表现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
4.4.2 倾向匹配得分法
考虑到本文存在样本选择的问题，通过将ESG表现均值（ESG_Dum）作为临界点，将样本分为2组，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价值、盈利能力、成长性、资产负债率、两职兼任、股权集中度作为协变量，构建Logit模型，并采用1∶1最近邻匹配的方式配对，将匹配之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1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样本数据，探究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ESG表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在ESG评级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职消费在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过程中发挥遮掩效应。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第一，企业应深刻认识到ESG评级对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性，并将ESG理念融入企业发展战略和日常经营中，同时，企业还应建立与ESG评级挂钩的高管激励机制和在职消费管理机制，通过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及时发现并纠正企业在ESG表现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二，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应充分考虑企业的ESG评级，将ESG表现作为重要的投资决策依据。投资者可以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绿色创新，分享绿色创新带来的收益，推动ESG投资理念在资本市场上的普及和应用。第三，政府可以通过制定ESG相关政策，引导、支持、鼓励企业加大绿色创新投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工作的开展。同时，政府应推动ESG与绿色金融的融合发展，建立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为企业提供绿色融资渠道。第四，公众可以参与ESG相关活动，关注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表现。了解绿色知识，选择环保、低碳、节能的产品和服务，形成绿色消费的习惯，推动企业加强绿色创新。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分享绿色消费经验和心得，推动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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