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链现代化的优化路径研究

张 毅 樊斯幔 张 虎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武汉 430073）2（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军事冲突减缓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步伐，社会风险与不确定叠加。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单边主义政策在国际社会大行其道，经济下行压力下，贸易保护主义再次出现，“逆全球化” 的浪潮兴起，全球分工迎来了新一轮的重大调整，全球产业链面临着多样化、分散化、区域化和本土性的发展趋势，产业链或将面临系统性重构风险。我国虽然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大而不强、全而不优” 等问题依旧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总体仍位于全球价值链（GVC）的中低端环节［1］。可以说，我国产业链发展面临“不稳、不强和不安全” 的三重风险［2］。毫无疑问，产业链现代化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战略任务，这是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也是大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内生选择［3］。

产业链现代化是党中央的重大谋划和战略部署，其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学术界在理论层面开展了较为广泛的研究讨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现代化内涵界定和优化路径的理论研究上。盛朝迅（2019）［4］较早对产业链现代化内涵做了界定，指出产业链现代化的实质是产业链总体水平的现代化； 刘志彪（2019）［3］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产业链现代化的内涵，指出产业链现代化包括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产业链具有强大韧性、创造价值能力更强、各要素协同发展。黄群慧和倪红福（2020）［1］则从价值链的角度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内涵做出了说明，认为产业链现代化就是中国实现在GVC 地位升级的过程。可以看出，产业链现代化内涵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从产业角度、价值链角度、供应链安全等不同角度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内涵做出了说明，目前学术界尚未就产业链现代化的内涵达成一致意见。和张虎等（2022）［5］的观点一致，本文认为产业链现代化是指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掌握产业发展关键技术，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增强产业链控制力，提升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如何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国内学者们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盛朝迅（2021）［2］认为在新发展格局下，应通过推进固链、补链、优链和强链工作保障我国产业链安全稳定。刘志彪（2019）［3］认为打好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需要在产业链上培育“隐形冠军”、要在GVC 上游培育更多的“链主”、要推动技术、金融和人才等要素的协调发展。杨丹辉等（2021）［6］认为数字化为全产业链的整体跃升提供了新路径，突破数字化技术的瓶颈、推广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推广链式数字化改造模式可以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张其仔（2022）［7］通过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新进展和新挑战进行梳理后，认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融合、国际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国际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融合是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新路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现有产业链现代化的相关研究基本以理论分析为主，研究观点缺少实证检验，研究结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尚未有文献借助客观的数据去深入探究产业链现代化的优化路径。有鉴于此，本文从社会需求、科技创新、制度安排和资源禀赋4 个方面寻找产业链现代化的投入要素； 利用随机森林模型识别各要素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贡献率和重要程度，找出对产业链现代化发展影响较大的要素； 利用偏效应模型揭示不同投入要素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边际效应，探究各地区如何依据自身状况找到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最优路径。本文从多个维度出发系统剖析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因素，搭建了产业链现代化优化路径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较为新颖，丰富了产业链现代化相关理论研究； 首次从实证角度，利用数据优势，借助机器学习算法挖掘不同要素作用于产业链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研究结论可以为产业链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产业链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因素众多，通过参考姜泽华和白艳（2006）［8］、欧阳志刚和陈普（2020）［9］、汪芳和石鑫（2022）［10］等相关学者的研究，本文将产业链现代化的驱动要素概括为社会需求、科技创新、制度安排和资源禀赋4 个部分。其中： 社会需求是产业链现代化的市场导向、科技创新是产业链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制度安排是产业链现代化的体制保障、资源禀赋是产业链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社会需求、科技创新、制度安排和资源禀赋在产业链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不尽相同。

社会需求是指全社会对产品或者服务的总需求，是产业链现代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终端需求是驱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重要动力机制［11］。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产业链的发展就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一个具体体现，显然，社会需求的变化必然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社会需求主要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3 个层面。具体而言： （1） 投资可以创造新的产业，改变已有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产业链现代化的直接驱动力； （2）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结构逐渐趋向多层次、多样性和高端化，在“双循环” 的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对与产业链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日益突出； （3） 出口需求是外国对本国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各国由于资源禀赋不同，产品的比较优势也不同，比较优势是形成全球产业分工和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因素。我国是全世界制造业最完备的国家，中国制造畅销全球，因此，出口和外贸需求是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科技管制，对我国的高端产业进行国家打压，试图遏制我国的发展和崛起，我国产业链的安全面临重大挑战。加快科技创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解决我国产业链上一系列“卡脖子” 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产业链实现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具体而言：（1） 科技创新推动形成新产业。科技创新带来的新的生产技术可以对旧的生产工艺和设备进行改造，使生产方式更加现代化、生产过程更加合理化，从而形成新的产业。此外，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产生的新产业往往是以产业集群或者产业链的形式而存在。如以5G 技术为核心的5G 产业链、以自动驾驶技术和电池技术为核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等； （2）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取代老技术、老设备、老工艺、老产品，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高价值的利润，推动产业链走向高端化； （3）科技创新可以塑造“链主”。科学技术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在整个产业链上占据主导地位，成为“链主”，控制着整条产业链的发展和布局。

在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制度安排对于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有较大影响，是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 （1） 制度安排影响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一般分为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在计划配置中政府主导资源的分配，而市场配置是以市场为主进行资源分配； （2） 制度安排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方向。制度安排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影响因素，政府以行政、法律等途径引导宏观经济按照预期的方向进行发展，产业链现代化也会受到影响； （3） 制度安排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进度。制度安排为产业链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果政府部门出台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措施符合产业链的发展规律，产业链现代化就会稳定快速发展，反之，产业链现代化就会进展缓慢，甚至出现严重的失衡状态。

产业链是不同产业之间组成的复杂链式结构，因此，资源禀赋对于产业链现代化的建设同样十分重要。资源禀赋一般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具体而言： （1） 人力资源即为劳动力资源。劳动力的数量和劳动者的素质对于产业链现代化有着较大影响，在产业链不断向GVC 高端环节攀升的过程中，高水平劳动力尤其是高端科技人才的供给至关重要； （2） 物力资源指的是自然资源。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产业结构与自然资源的禀赋具有密切联系。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形成资源开发型的产业，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只能形成资源加工型的产业。不同地区应该依据本地区的资源状况，因地制宜的发展产业链；（3） 财力资源一般指资金资源。货币资金是企业持续经营和创造价值的根本动力，也是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重大推动力，资金的宽裕程度和资金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分配情况都会对产业链现代化造成影响。如对于芯片等高端产业，只有在研发环节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从而掌握产业链的主导权。

最终，本文选择了12 个具体指标作为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投入要素，如表1 所示。

表1 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因素

通过借鉴欧阳志刚和陈普（2020）［9］、蹇令香等（2021）［12］的研究，本文进一步采用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算法探究我国产业链现代化的优化路径。相比传统的计量回归模型，随机森林模型通过梯度下降的优化参数方法能够有效避免回归模型中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由度损失等问题［13］，因此，在经济学领域，随机森林模型广泛应用于多变量回归问题的解决［14，15］。本文主要借助随机森林模型的两大特性展开研究，分别是特征的重要性及特征的偏效应。随机森林模型在对数据进行有效拟合的同时，可以输出每一个变量的重要性得分，可以利用特征重要性的得分来解释每一个变量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程度； 在随机森林模型中，Friedman （2001）［16］提出的偏效应分解方法可以用来分析随着解释变量的增加而带来的产业链现代化的动态变化。

本文采用张虎等（2022）［5］的做法测算产业链现代化综合指数。经过模型调优，本文将决策树数量设置为300，决策树最大特征个数设置为4。

随机森林模型可以通过计算各投入要素的贡献率来刻画不同投入要素对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本文基于袋外数据和基尼系数分别计算了不同的投入要素对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贡献的排列次序，如图1 所示。

图1 特征的重要性

可以看出，在特征重要性评估的两个视角中，研发经费投入的贡献率均排名第一，说明研发经费投入对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可见，产业链现代化的实质是利用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链，推动产业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加大研发经费投入是科技创新取得突破的前提，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最为关键的路径。

市场化程度对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也十分重要。产业链的本质是分工与协作，当前，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和调整，国内产业链和国际产业链融通发展是产业链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违背生产力的客观发展要求，人为隔断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虽然在短期内能够取得进展，但不可持续。在产业链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协调好产业政策和竞争性政策的关系，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定位，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开放的营商环境，吸引外部高端要素投入到我国的产业链现代化之中［7］。

消费对于产业链现代化的贡献程度高于投资。随着人口红利消退、用工成本等传统要素优势的递减，投资对产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超大消费市场规模优势逐渐凸显，以消费为主导的内需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消费驱动作用不断增强，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从“刚需型” 到“享受型”，消费结构逐步实现了升级与变革，高层次需求不断涌现，推动产业链不断迈向高端化。

此外，从要素类别来看，四大要素对于产业链现代化的贡献程度依次是科技创新、制度安排、社会需求和资源禀赋，科技创新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贡献最大，资源禀赋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贡献最小。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逐步从资源等传统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是我国产业链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欧阳志刚和陈普（2020）［9］的研究结论表明，投入与产出增速之间存在一种“倒U 型” 的发展关系，即刚开始随着投入的增加，产出增速逐渐增加，直到达到产出增速最优点，当超过该点后，随着投入的增加，产出增速逐渐下降，投入效率不断降低。这表明，在产业链现代化的实践中，各地区应该基于本地产业链现代化各投入要素的实际情况，找到各要素的最优组合区间，合理配置各要素，以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最优发展。

随机森林偏效应图可以准确反映出产业链现代化各投入要素是否处于或者偏离最优的发展区间，可以为各地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指明发展路径。偏效应图是一种动态的非线性图，表示当其他要素不变时，某一要素的变化对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边际效应的影响。一般而言，偏效应曲线都存在两个重要的拐点，当要素水平较低时，随着要素水平的增加，偏效应曲线变化较为平缓，当经过第一个拐点后，随着要素水平的增加，偏效应曲线斜率快速增加，并达到斜率最大点，此后，随着要素水平的增加，偏效应曲线的斜率开始减缓，当经过第二个拐点后，随着要素水平的增加，偏效应曲线的斜率几乎为零，并保持不变。这表示，在第一个拐点之前，要素水平较低，不能产生规模效应； 在第一个拐点和第二个拐点之间，要素的规模效应开始体现，边际效应开始增大，并逐渐达到最大，此后开始下降；在第二个拐点后，该要素水平明显领先其他要素，边际效应快速下降。偏效应图中的斜率最大点是产业链现代化各投入要素的最优水平点，两个拐点之间是产业链现代化各投入要素的最优发展区间，在实际情况中，可能难以找到最优点，但可以通过判断要素是否处于或者偏离最优区间判断是否要继续增加要素的投入，当要素水平低于第一个拐点时，此时增加要素的投入会带来边际效应的增加，当要素水平高于第二个拐点时，此时继续增加要素的投入，并不能带来边际效应的增加，投入产出效率降低。因此，通过偏效应图掌握不同地区和不同投入要素在偏效应曲线上的具体位置可以帮助判断为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各地区应选择投入何种要素，从而找到各地区产业链现代化的最优发展路径。

由于影响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投入要素众多，很难对所有要素的偏效应进行展开分析，为此本文结合前文确定的特征重要性，选取3 个典型的要素进行具体分析，分别是消费需求、研发经费投入、市场化程度，如图2～图4 所示。

图2 消费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偏效应

3.2.1 消费的偏效应

图2 是消费对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影响的偏效应图，可以看出，消费和产业链现代化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正相关关系。总体上，随着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链现代化的边际产出表现出“震动变化－快速上升－缓慢上升” 的增长趋势。

消费是产业链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投入要素。近年来，经济结构从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更多以消费驱动，消费增速持续高于投资，贡献率也远超投资，消费已经取代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和“压舱石”。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端消费需求强劲，助推产业升级，形成众多高端产业链，推动产业链迈向现代化。高端消费产业对我国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和实现跨越发展十分重要，培育高端消费产业有利于改善市场供需结构、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改善经济发展方式。做大做强高端消费产业，形成特色突出、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可以增强产业链抗击风险能力，提升我国在GVC 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从而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由图2 可以看出，消费的偏效应曲线的两个拐点分别在是12000 亿元和40000 亿元左右。当消费规模低于12000 亿元时，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增速从震荡变化转向快速上升； 当消费规模位于12000 亿元～40000 亿元时，随着消费规模的扩大，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增速逐渐减缓； 当消费规模超过40000 亿元后，随着消费规模的扩大，产业链现代化的边际产出将不再变化，这说明12000 亿元～40000 亿元是消费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最优区间。

从具体的地区发展情况来看： （1） 2022 年全国只有广东和江苏的消费规模超过了第二个拐点（40000 亿元），说明广东和江苏已经较为充分的利用了消费这一投入要素，从扩大消费规模的角度出发去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已经变得困难，应考虑其他途径； （2） 2022 年全国共有新疆等16个省（区、市）的消费规模尚未达到第一个拐点（12000 亿元），说明这些地区的消费规模尚未到达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最优区间，通过挖掘消费潜力、扩大消费规模可以有效提高地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3.2.2 研发经费投入的偏效应

图3 是研发经费投入占GDP 比重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偏效应图，可以看出，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和产业链现代化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正相关关系。总体上，随着研发经费投入占GDP 比重的不断提高，产业链现代化的边际产出表现出“保持不变－缓慢上升－极速上升－保持不变” 的增长趋势。

图3 研发经费投入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偏效应

研发经费投入占GDP 比重是产业链现代化最为关键的投入要素，研发经费投入越大，创新活动越活跃，科技成果产出越丰富，越有可能掌握产业链现代化中的核心关键技术，打破美国对我国的科技封锁，从而解决产业链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卡脖子” 问题，实现产业链现代化。

由图3 可以看出，研发经费投入占GDP 比重的偏效应曲线的两个拐点分别在是1%和2.5%左右，斜率最大的位置在2.3%左右。当研发经费投入占GDP 比重低于1%时，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增速并不会因为研发经费投入占GDP 比重的提高而增加； 当研发经费投入占GDP 比重位于1%～2.5%以内时，随着研发经费投入占GDP 比重的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快速提高； 尤其是研发经费投入占GDP 比重在2.3%左右时，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达到最优增长点； 当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超过2.5%以后，随着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的增加，产业链现代化的边际产出将不再变化，这说明1%～2.5%是研发经费投入占GDP 比重支撑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最优区间。

从具体的地区发展情况来看： （1） 2022 年全国共有6 个省（市）的研发经费投入占GDP 比重超过了第二个拐点（2.5%），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说明这些地区已经较为充分的利用了研发投入这一要素，从提高研发经费投入占GDP 比重的角度出发去快速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已经变得困难，应考虑其他途径；（2） 2022 年全国共有6 个省（区、市）的研发经费投入占GDP 比重尚未达到第一个拐点（1%），分别是内蒙古、广西、海南、贵州、青海和新疆，说明这些地区的研发经费投入不够，尚未到达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最优区间，通过增加研发经费投入可以快速的提高当前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3）剩余的18 个省（区、市）的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处于最优区间，占比超过50%，说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多数地区研发经费投入支撑着当地产业链现代化快速发展； （4） 从三大区域的情况来看，东部区域一半省（区、市）的研发经费投入占GDP 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二个拐点，剩余一半省（区、市）处于最优区间内； 中部区域所有的省（区、市）都处于最优区间内； 和东部相反，西部区域一半省（区、市）尚未到达第一个拐点，剩余一半省（区、市）处于最优区间，这说明三大区域研发投入的边际贡献差异较大，西部区域应该加大研发投入。

3.2.3 市场化程度的偏效应

图4 是市场化程度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偏效应图，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和产业链现代化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正相关关系。总体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产业链现代化的边际产出表现出“保持不变－震荡上升－保持不变” 的增长趋势。

图4 市场化程度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偏效应

市场化程度是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投入要素。推进产业链现代化，要提倡竞争、保护竞争，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要建立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减少保护性产业政策的种类和数量，避免地方行政经济造成“抢链” 和“断链”［3］。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新时代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4］。此外，需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坚持公平竞争原则，为外商营造稳定、透明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不断吸引外部高端要素投入到我国产业链现代化的建设当中［11］。

由图4 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的偏效应曲线的两个拐点分别是在5 和9 左右。市场化程度低于5 时，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增速基本保持不变；市场化程度位于5～9 以内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快速上升； 当市场化程度高于9 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链现代化的边际产出将不再变化，这说明5 ～9 的区间是市场化程度支撑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最优区间。

从具体的地区发展情况来看： （1） 2022 年全国共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6个省市的市场化程度超过了第二个拐点（9），说明这6 个地区继续通过提高市场化程度的途径促进产业链现代化将不再有效，而应该考虑其他路径，如加大科技创新； （2） 内蒙古、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6 个省（区）的市场化程度尚未达到第一个拐点（5），说明提高市场化程度是这6个地区加快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有效路径；（3） 剩余18 个省（区、市）的市场化程度处于最优区间，占比超过50%，说明从全国范围内来看，绝大多数地区通过提高市场化水平可以有效提升地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不同地区产业链现代化的投入要素的发展差异较大，导致不同地区产业链现代化进入最优区间的路径不尽相同。具体而言，（1） 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等东部发达省（区、市），对产业链现代化影响较大的投入要素的投入已经超过了第二个拐点，应考虑通过其他途径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2） 中部地区和重庆、四川等西部领先省（区、市），对产业链现代化影响较大的要素的投入在第一个拐点和第二个拐点之间，应该继续保持，同时加大未进入第一个拐点的要素的投入； （3） 贵州、云南等西部落后省（区、市），对产业链现代化影响较大的要素的投入基本尚未进入第一个拐点，通过提高这些要素的投入，可以有效的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本文借助数据优势，从社会需求、科技创新、制度安排和资源禀赋4 个方面寻找产业链现代化的投入要素； 利用随机森林模型识别各要素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贡献率和重要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偏效应模型揭示不同投入要素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边际效应，探究各地区如何依据自身状况找到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最优路径。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1） 产业链现代化的驱动要素包括社会需求、科技创新、制度安排和资源禀赋4 个部分。其中：社会需求是产业链现代化的市场导向、科技创新是产业链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制度安排是产业链现代化的体制保障、资源禀赋是产业链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社会需求、科技创新、制度安排和资源禀赋在产业链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整体来看，研发经费投入贡献最高，影响程度最大，加大研发经费投入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最为关键的路径。

（2） 不同投入要素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边际贡献处于不同阶段，四大要素对于产业链现代化的贡献程度依次是科技创新、制度安排、社会需求和资源禀赋，科技创新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贡献最大，资源禀赋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贡献最小。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逐步从资源等传统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是我国产业链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3） 不同地区产业链现代化进入最优区间的路径不尽相同。东部发达省（区、市）对产业链现代化影响较大的要素的投入已经超过了第二个拐点，应考虑通过其他途径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中部地区对产业链现代化影响较大的要素的投入在第一个拐点和第二个拐点之间，应该继续保持，同时加大未进入第一个拐点的要素的投入； 西部落后省（区、市）对产业链现代化影响较大的要素的投入尚未进入第一个拐点，通过提高这些要素的收入，可以有效的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为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基于前文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 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研发经费投入是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投入要素，研发经费投入越大，创新活动越活跃，科技成果产出越丰富，越有可能打破美欧的科技封锁，解决产业链“卡脖子” 问题。为此，政府应建立科技成果评估机制，逐步建立健全技术转化体制体系，优化科技转化流程。同时，提高市场化运行效率，持续完善奖惩分配政策，以制度保障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加快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速度，使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成为产业发展的有效推动力。

（2） 持续优化制度供给，加强政策保障。本文的研究表明制度安排是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此，各级政府要抓紧出台产业链现代化的相关政策，发挥好政策的引导作用，对重点产业链设置专项资金给予发展支持，围绕重点产业链开展招商工作，可通过设置“链长制” 等方式保障重点产业链的稳定和完善。另外，政府各部门需要统筹协调，加强产业链现代化政策的协同保障，出台产业链相关的财政、金融等配套政策，同时保障政策的有效实施。

（3） 推动区域间协同发展，优化产业链协同。不同地区产业链现代化的投入要素的发展差异较大，不同地区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也各不相同。各地区要不断推进生产力布局优化调整，根据各区域特点、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确立差异化的发展战略，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纵深和回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