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市场微观主体发展绿色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ＥＳＧ评级减少了企业与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相对于以往的环境规制和政策激励， 能够以一种“ 自下而上” 的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以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Ａ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将企业参与ＥＳＧ 评级这一事件作为事件冲击， 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ＥＳＧ 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ＥＳＧ 评级能够显着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和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 ＥＳＧ 评级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管理者短视问题３ 个路径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研究发现， ＥＳＧ 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研究在理论上厘清了ＥＳＧ 评级这一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在实践上为更好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 ＥＳＧ 评级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非正式环境规制 绿色生产力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融资约束 研发投入 管理者短视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１０Ｘ．２０２４．１２．００６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２； Ｆ２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引 言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以往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势在必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 “要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加快形成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 提高其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实现“双碳” 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 我国环境规制的力度逐渐增加。强有力的环境规制是否会带来矫枉过正的问题， 以及是否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造成负面影响， 成为学界存在争议的话题。有研究认为， 环境规制在提高企业成本费用的同时也能够激励企业进行创新［１］ ； 也有学者认为， 较强的环境规制将导致企业在技术进步中更偏向于技术引进而非技术创新［２］ 。作为非正式环境规制的ＥＳＧ 评级， 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何种影响暧昧未明， 值得重点检验和讨论。ＥＳ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又称“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是一种强调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能只关注财务绩效高低， 还要兼顾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的企业管理理论。ＥＳＧ 作为国际投资的重要标准之一， 逐渐成为投资者着重关注的指标和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如图１ 所示，根据商道融绿公布的数据， 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披露自己的ＥＳＧ 信息。从理论来看， ＥＳＧ 评级更加关注企业的负外部性， 即企业的行为对他人（环境和社会）产生的不利影响、需要他人支付的额外成本， 这种评价向市场反映了企业对环境、社会的贡献， 负责任的投资人根据各企业的贡献进行理性投资； 从实践来看， 尽管政府主导的一系列政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利于环境治理和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但长期内还是会存在企业、公众等市场微观主体积极性不足或者政策“一刀切” 的现象。而ＥＳＧ 评级是市场自发的模式， 这种“自下而上” 的机制不同于以往政府“自上而下” 的环境规制，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监管的失灵， 促使企业自觉地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道路， 自主寻求绿色技术创新， 进行绿色转型。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作为提高新质生产力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３］ ， 对于我国当前阶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相应地， ＥＳＧ 理论指导下的企业更加看重低碳、绿色技术的研发， 更加重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这与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高度契合［４］ 。因此， 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ＥＳＧ 评级放在一个框架中研究， 有利于探索推进绿色发展方式的创新和丰富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
关于ＥＳＧ 评级的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企业ＥＳＧ表现的经济后果［５－７］ ， 在环境治理效应方面， 学者们对ＥＳＧ 评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刘柏等［８］ 指出， ＥＳＧ 评级的出现能够倒逼企业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数量， 但是会降低绿色技术创新质量。此外， 赵沁娜和李航［９］ 从降低代理成本与增强管理层环保意识的角度探讨了ＥＳＧ 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在企业转型发展方面， 胡洁等［１０］ 运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绿色转型情况， 证明了ＥＳＧ 评级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促进作用。汪建新［１１］ 从ＥＳＧ 评级分歧的角度着手， 研究发现ＥＳＧ评级不确定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ＥＳＧ 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基于此， 本文在理论层面深入研究ＥＳＧ 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并将企业加入ＥＳＧ 评级这一事件作为外生冲击， 使用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ＥＳＧ 评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影响渠道。（１） 本文丰富和拓展了ＥＳＧ 影响效应的文献。既往文献主要从企业ＥＳＧ 表现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着手，分析了ＥＳＧ 评分高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 本文则进一步将企业是否参与ＥＳＧ 评级作为一项事件冲击， 检验了加入ＥＳＧ 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机制， 这对于我国企业在“双碳” 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做出的战略性决策和定位具有指引作用； （２） 本文丰富和拓展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从正式环境规制入手探索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以ＥＳＧ 评级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在环境、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 这也丰富了非正式环境规制相关领域的文献； （３） 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本文厘清了企业加入ＥＳＧ 评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 为推动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有助于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和发展企业新质生产力。
１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 １ ＥＳＧ 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企业是一行利益相关方所签订的一组“契约”［１２］ 。从此视角出发， 现代企业的经营目标不再是单一的公司利润最大化或者股东收益最大化， 还要满足企业相关的债权债务方、管理层和员工、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部门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的利润最大化需求， 这就内在地要求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ＥＳＧ 评级能够向利益相关者披露企业各方面信息， 帮助利益相关者更好地了解企业经营现状， 从而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言之，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本质上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可以通过资本和劳动这两类重要生产要素来分析其中的逻辑。从资本要素的视角分析， ＥＳＧ 评级作为链接企业和资本市场的纽带， 向投资人直观地展示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担当的环境、社会责任， 减少了投资人与企业之间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较高的ＥＳＧ 评级将为企业吸引更多的绿色投资， 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 为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强的激励。企业自主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是为了能够在ＥＳＧ 评级中能够脱颖而出， 进而获得投资人青睐； 另外， ＥＳＧ评分更高的公司会获得更多的绿色投资， 此时ＥＳＧ评级便承担了一种无形资产的作用。为了获得更高的评分， 企业倾向于将更多资金投入到绿色技术研发中， 这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从劳动力要素的视角分析， ＥＳＧ 评级更高的企业往往更加注重员工的发展、保护员工的权益， 这使得更多优秀的员工愿意选择ＥＳＧ 评级较高的企业。对于企业来说， ＥＳＧ 评级吸引了掌握较高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的劳动力， 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 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反过来也有助于企业进一步强化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失业等社会问题属于负外部性， 而企业进行的绿色技术创新对于社会则产生了一种正的外部性， 由于企业生产经营本身存在这种双外部性， 企业就可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所创造的正外部性来缓解一系列负外部性的影响。ＥＳＧ 评级报告既披露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对社会造成的负外部性， 也会公布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正外部性。此时， 具有较高ＥＳＧ 评级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将获得优势， 使其吸引更多的资本与优质劳动力， 这些将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驱动力， 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相反， 投资人将减少对具有较强负外部性企业的投资， 企业只能选择退出市场或者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来减少负外部性。因此，ＥＳＧ 评级能够通过市场将企业经营中可能产生的外部问题内部化， 从而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综上， ＥＳＧ 评级会通过构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监督机制倒逼其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同时ＥＳＧ评级将企业经营中存在的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Ｈ１： ＥＳＧ 评级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１. ２ ＥＳＧ 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机制分析
（１） ＥＳＧ 评级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其绿色技术创新。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 而ＥＳＧ 评级可以向投资人披露企业更多的非财务信息， 释放更多反映企业发展的信号。ＥＳＧ 评级减少了企业与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帮助投资者和金融机构识别绿色项目和绿色投资风险， 直接影响企业融资约束［１０］ ；另外，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不断深化， 更多具有环保意识的资方愿意向ＥＳＧ 评级较高的企业支付更高的溢价［１３］ ， 这使企业降低了权益融资的成本，从而缓解了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融资约束。
（２） ＥＳＧ 评级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①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 企业从中获得的利益一般不能与研发的成本相抵。因此， 往往需要政府的制度创新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１４］ 。但绿色技术创新往往需要长期的投入， 政策性的短期激励难以满足绿色技术创新需要的长效激励机制。ＥＳＧ 评级通过构建企业与投资人之间的信息渠道， 使得投资人能够掌握企业研发活动的动态情况， 进而激励企业在长期增加研发投入， 以促进其绿色技术创新；②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往往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复杂性的特征， 这就导致决策者通常为了控制成本和风险， 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投入的资金总是低于最优水平。此时， ＥＳＧ 评级带来的绿色投资便会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资金的蓄水池， 能够对冲掉一些企业在研发中的风险， 从而激励其增加更多的研发投入。企业为了获得更高的ＥＳＧ 评级，需要将更多资金投入到绿色生产经营活动中， 这可以视为ＥＳＧ 评级对企业造成的额外成本。在利润最大化的约束下， 企业需要提高生产效率以弥补这一部分额外成本。因此， 企业会将增加的研发投入用于绿色技术创新之中。
（３） 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长期研发投入和高风险的特征。绿色技术创新在短期内难以获得回报，反而会挤出企业日常经营性收益［１５］ ； 同时， 绿色技术创新本身具有的高风险性使得其成本回收周期较长， 甚至无法回收成本。公司管理者通常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 而股东往往希望公司长期利益最大化， 但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多由管理者做出。现代公司这种“两权分离” 的治理架构会导致公司管理者出于追求短期利益而损害公司长期利益的现象， 这导致股东通常要支付较大的监督成本。ＥＳＧ 评级能够减少股东与公司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有效约束管理者的短视行为， 迫使管理者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企业加入ＥＳＧ 评级可以通过减少管理者短视行为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２： ＥＳＧ 评级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Ｈ３： ＥＳＧ 评级通过增加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Ｈ４： ＥＳＧ 评级通过减少管理者短视行为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２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２. １ 模型设定
本文将企业加入ＥＳＧ 评级这一行为作为事件冲击， 检验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２. ２ 变量说明
２. ２.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王分棉和贺佳［１６］ 的做法， 用企业独立申请绿色技术创新专利的数量衡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具体计算中将绿色专利数量加１ 后再取对数。
２. ２. ２ 核心解释变量
目前市面上已有多家第三方机构公布上市公司ＥＳＧ 评级数据， 包括商道融绿、华证、润灵环球、Ｗｉｎｄ 等。本文采用商道融绿公布的ＥＳＧ 评级数据， 主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１） 商道融绿是中国第一家签署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的机构， 较早地融合ＥＳＧ 国际评级标准， 目前商道融绿是中国地区唯一登录彭博（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金融终端的供应商， 业界认可度较高； （２） 相对于国内主流ＥＳＧ评级标准， 商道融绿的评级框架较为全面。在每个评级周期中， 覆盖近７００ 个数据点， 近２００ 个ＥＳＧ 指标。商道融绿在２０１５ 年开始公布ＥＳＧ 评级数据， 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ＥＳＧ 数据库，目前已经覆盖中国境内全部上市公司； （３） 在商道融绿公布的数据中， 企业一旦开始参与ＥＳＧ 评级， 便会在下一年继续参评， 因而样本企业一旦进入处理组， 便不会返回控制组， 这有助于提高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稳健性。
２. ２. ３ 控制变量
本文在实证中控制了以下几个可能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因素： 公司规模（Ｓｉｚｅ）， 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 资产负债率（Ｌｅｖ）， 用公司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表示； 现金流比率（Ｃａｓｈ⁃ｆｌｏｗ）， 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与资产总额之比表示；董事人数（Ｂｏａｒｄ）， 用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独立董事比例（Ｉｎｅｄｐ）， 用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数之比表示；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Ｔｏｐ１）， 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公司总股数之比表示； 股权制衡度（Ｂａｌａｎｃｅ）， 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之比表示； 公司成立年限（Ｆｉｒｍａｇｅ）， 用公司年龄的自然对数表示； 管理层持股比例（Ｍｓｈａｒｅ）， 用管理层持股数量与公司总股数之比表示； 两职合一（Ｄｕａｌ）， 若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 赋值为１， 否则为０。
２. ３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ＥＳＧ 评级数据来自Ｗｉｎｄ 数据库中商道融绿对Ａ 股上市公司ＥＳＧ 评级结果； 其他数据均来自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具体处理过程如下： 剔除了金融类公司以及当年被ＳＴ、∗ＳＴ 和ＰＴ 的公司； 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 本文对连续变量在１％ 和９９％ 分位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最终得到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间Ａ 股上市公司３４３３２ 个样本观测值。各控制变量均通过ＶＩＦ 检验， 不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 具体描述性统计如表１。
３ 实证结果及分析
３. １ 基准回归结果
表２ 列（１）、（２） 分别汇报了加入双向固定效应前后的基准回归结果， 结果均在１％水平下显着为正， 说明企业加入ＥＳＧ 评级对于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显着促进作用。在加入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之后，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０. ０４５， 说明样本期间内加入ＥＳＧ 评级的企业独立申请的绿色专利数量平均增加了４. ５％。由此， Ｈ１ 得以验证。
３. ２ 平行趋势检验
根据双重差分估计方法的基本假设， 控制组和处理组之间不能存在显着差异， 因此， 在政策冲击前， 两组样本的变化趋势应该是一致的。基于此， 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来识别控制组和处理组的变化趋势， 具体模型如下：
３. ３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样本期间内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受到其他政策或随机性因素的影响， 本文在样本中随机抽取企业并随机生成其加入ＥＳＧ 评级的时间，据此构建个体－时间两个层面上的随机试验， 以生成虚拟政策变量。将上述过程重复进行１０００ 次，绘制虚拟政策变量估计系数分布图如图３ 所示，随机处理下得到的估计系数绝大多数分布于０ 值附近， 且Ｐ 值大多大于０.１， 在１０％水平上不显着， 意味着模型（１） 的设定并未遗漏足够重要的变量，换言之， 基准回归估计出的影响效应可以认为是由企业加入ＥＳＧ 评级这一事件所带来的结果， 核心结论稳健。
３. ４ 稳健性检验
３. ４. １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考虑到在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样本期间内， ２０１９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绝大部分企业，对企业运营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因此， 本文认为有必要剔除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的样本， 重新检验加入ＥＳＧ 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具体结果如表３ 列（１） 所示， 估计结果为０. ０５０，且在１％水平上显着， 说明企业加入ＥＳＧ 评级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此外， 剔除疫情影响年份之后的结果较基准回归结果有所增加， 这也侧面说明疫情冲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造成了一定的负向影响。
３. ４. ２ 变换变量
为了进一步验证原结论的稳健性， 接下来利用样本企业联合申请的绿色技术创新专利数量替换原模型中企业独立申请的绿色技术创新专利数量进行检验， 表３ 列（２） 报告了具体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估计系数依然显着为正， 这进一步支持了加入ＥＳＧ 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这一假设。
３. ４. ３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
本文可能存在样本选择问题。（１） 企业是否加入ＥＳＧ 评级的行为并不是完全外生的，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本身较强的企业就存在更强的参与ＥＳＧ 评级的动机。此外， 第三方评级机构可能也更加偏向对信息充分的大企业进行ＥＳＧ 披露［１０］ 。为此， 本文采用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经过１ ∶１ 的近邻匹配， 得到如图４ 所示的协变量标准化偏差分布图。显然， 各协变量标准化偏差经过倾向得分匹配之后明显缩小并接近于０， 说明匹配显着削弱了组间差异， 验证了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的有效性。接下来， 本文对剔除未匹配的样本进行ＤＩＤ 检验， 表３ 列（３） 汇报了具体结果。可以发现， 估计系数显着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 进一步检验了加入ＥＳＧ 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３. ５ 异质性检验
３. ５. １ 行业异质性
在节能减排的要求下， 除了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还会通过购买治污设备、生产设备来减少污染物排放， 以达到监管部门的标准。因此， 环境规制并不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尤其是重污染企业会更多地通过购置环保排污设备来满足环保标准， 而并非提高企业自身的绿色创新［１７］ 。对此， ＥＳＧ 评级作为一种“自下而上” 的非正式环境规制， 有必要研究其对不同污染程度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本文将环保部２００８ 年公布的《上市企业环境核查分类管理名录》中规定的１４ 个污染行业与２０１２ 年公布的《上市公司企业行业分类指引》进行匹配， 设置虚拟变量ＺＷＲ， 若样本企业为重污染企业， 则取值为１， 否则为０。结果如表４ 列（１） 所示， 交互项ＥＳＧ×ＺＷＲ 的系数显着为负， 说明相对于重污染企业， 加入ＥＳＧ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明显。
３. ５. ２ 产权异质性
根据企业产权将其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对于这两种不同产权属性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 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 创新具有高风险的属性， 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 进行技术创新的动机要低于资本雄厚的国有企业［１８］ 。也有学者认为， 非国有企业的大股东会将企业视作一种私人财富， 就会具有一种长期投资的策略，并且为了利润最大化目标， 非国有企业将更加重视新技术的研发［１９］ 。为了研究ＥＳＧ 评级对不同产权属性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设置虚拟变量ＳＯＥ， 若企业为国有企业， 则取值为１， 否则为０。表４ 列（２） 显示， ＥＳＧ×ＳＯＥ 的系数显着为正， 说明加入ＥＳＧ 评级对于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强。对此， 本文给出两种可能的解释， 从绿色技术创新本身来看， 往往需要较大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激励， 而国有企业在这两方面占有先天优势； 从ＥＳＧ 内涵来看， ＥＳＧ 理论要求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环境责任， 这与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因此， 国有企业加入ＥＳＧ 评级更能促进其进行绿色技术的创新。
４ 机制研究
４. １ 融资约束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 加入ＥＳＧ 评级将有利于企业获得资本市场上绿色投资的青睐， 利于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筹集资金、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本文参考Ｈａｄｌｏｃｋ 和Ｐｉｅｒｃｅ［２０］ 的研究， 选取ＳＡ 指数度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 进而研究ＥＳＧ 评级、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５ 所示， 列（１） 表明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负向影响， 列（２） 说明企业加入ＥＳＧ评级能够缓解其融资约束。由此可见， 企业加入ＥＳＧ 评级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研究假设Ｈ２ 得以验证。
４. ２ 研发投入
ＥＳＧ 评级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本文使用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来衡量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体结果如表６ 所示， 回归系数均显着为正， 说明研发投入增加是ＥＳＧ 评级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一个渠道， 研究假设Ｈ３ 得以验证。
４. ３ 管理者短视
企业管理者一般更在乎企业短期的盈利情况，而股东则更看重企业的长期收益， 因而会出现企业管理者和所有者的目标函数不一致的问题。企业管理者在做出决策行为的时候往往只考虑短期收益， 而绿色技术创新需要长期的研发投入， 并伴随着较高的风险， 这就会出现企业管理者因一时短视而忽略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情况。本文认为ＥＳＧ 理念作为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战略， 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管理者短视的行为， 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参考田利辉和王可第［２１］ 的方法， 本文利用企业缩减的研发支出除以年末总资产×１００ 来衡量管理者短视行为， 并检验了ＥＳＧ 评级、管理者短视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体结果在表７ 中汇报， 在列（１） 中，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管理者短视的回归系数在５％水平上显着为负，意味着管理者短视的行为将抑制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在列（２） 中， 管理者短视与ＥＳＧ 评级的回归系数在１％水平上显着为负， 说明企业加入ＥＳＧ 评级能够缓解管理者的短视。由此得出， 企业加入ＥＳＧ 评级能够通过减轻管理者短视的问题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研究假设Ｈ４ 得以验证。
５ 结论及建议
５. １ 结论
本文使用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Ａ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将企业加入ＥＳＧ 评级作为事件冲击， 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加入ＥＳＧ 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论如下： 加入ＥＳＧ 评级能够显着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异质性研究表明， ＥＳＧ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在作用机制方面， 企业加入ＥＳＧ 评级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研发投入和缓解管理者短视这３ 个路径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５. ２ 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给出如下几点建议：
在企业层面。（１） 要鼓励企业进行ＥＳＧ 实践，将ＥＳＧ 理念融入企业战略决策中。推动ＥＳＧ 理念与企业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深度融合， 上市公司要积极披露ＥＳＧ 信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非重污染型企业应将ＥＳＧ 理念融入投资规划、业务运营、绩效评估等环节， 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发展绿色生产力。国有企业则应积极构建ＥＳＧ 治理体系， 做ＥＳＧ 实践的领路人和先行者； （２） 企业要持续增加研发投入， 关注绿色技术创新， 促进企业产品和工艺的创新升级。企业可以通过推出符合ＥＳＧ 要求的产品和服务， 获得绿色投资， 缓解融资约束， 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３） 企业要完善治理架构， 强化内部控制。“从上至下” 全面贯彻ＥＳＧ理念， 通过对员工、管理层的培训， 降低高管短期机会主义倾向和行为， 强化企业的长期导向，以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以达到ＥＳＧ 理念“从下向上” 的执行， 避免管理者短视行为在ＥＳＧ实践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绿色生产力造成阻碍， 缓解代理问题、信息不对称以及创新风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
在政府层面。（１） 要强化政策引导激励。构建规范统一的ＥＳＧ 评级标准和披露要求， 推动ＥＳＧ 投资市场化建设， 使企业能够将社会责任转化成为研发资金， 不断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为发展绿色生产力注入新动能。同时要明确企业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明确的指导和方向。对特殊行业提供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贷款优惠等优惠政策， 缓解或解决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 促进重点领域绿色技术创新， 加速发展绿色生产力；（２） 要完善ＥＳＧ 标准与指南。在推进ＥＳＧ 评级标准化建设过程中， 政府要在学习借鉴国际资本市场中ＭＳＣＩ、ＳＤＧｓ 等成熟的评级体系的基础上， 加快推动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ＥＳＧ 标准体系。同时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引进国外先进的绿色技术和管理经验， 进一步开展绿色技术研发、示范和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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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 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