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玉山 代栓平 刘美平 焦成焕 程 娜 李博文 高一兰 黄晓野 董金明
人工智能技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发展趋势、挑战与对策纪玉山∗纪玉山，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知识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等。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技术科学，更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开发研究，人工智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可以对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程进行多模态、深层次的精准模拟。迄今为止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人工智能虽然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类那样思考与决策，而且会超过人类的智能。
一、融合经济性是智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曾经说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么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4.。“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哲学的贫困）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人工智能成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后，人类便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智能经济时代。所谓智能经济就是指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战略资源和基本生产要素，以大数据、大算力和现代信息通讯网络作为新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技术产业为先导，以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有机融合为重心的，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经济运行系统。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与内在逻辑就是融合经济性与边际收益递增法则。智能经济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无所不在的渗透功能，可以同各行各业相互融合，从而产生出持续、巨大的经济效益。工业经济时代的资产专用性带来了规模经济的快速发展，融合经济性则诱导、带动了智能经济的大爆发。生产要素的共享性使得范围经济大行其道，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自我学习功能则强力推动了智能经济的边际收益递增［1］纪玉山，江中蛟.知识经济与边际收益递增［J］.经济评论，2000，（4）：16～19.。
具体而言，大数据、大算力、大模型的涌现，使得智能软件系统自主深度学习能力和机器计算能力大幅提升，而现代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助推了智能经济广泛传播与爆发增长；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强大的渗透功能和替代功能，无论是在微观、中观或宏观层面，还是在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各个环节，它无所不在，甚至无所不能；信息网络的梅特卡夫法则①梅特卡夫法则，又称梅特卡夫定律，这个定律描述了网络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基本内容是：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在智能网络化的前提下，网络平台的价值随着网络平台客户数的增加而成指数型增长。和芯片技术的摩尔定理②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来的。其内容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 个月便会增加1 倍，性能也将提升1 倍。这一定律在人工智能时代还将发挥重要作用。使智能经济的融合经济性越来越突出，决定了智能经济的外部经济性、内生增长性与边际收益递增趋势已成定局；人工智能的虚拟现实技术和模拟试验效果的大幅度提高，改变了微观经济主体原有的运行规律，也改变了宏观经济运行周期，使市场经济具备了更多可模拟和可调控的色彩；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也向多维度、多元化发展，除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外，智能网络中的信息成为第二只调节资源优化配置的“看不见的手”，强大的技术创新力量不断地创造并引导着生产和消费的绿色化、节能化、低碳化，使得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真正成为可能。
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千行百业，推动智能经济大爆发融合经济性和边际收益递增使得人工智能技术与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智慧金融、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智能消费、智慧医疗、智能教育等迅速崛起，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与融合，给各行业带来巨大变革和进步。所谓智慧农业，就是充分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技术、3S 技术即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无线通信技术及专家的智慧与知识，相互融合，把一切相关事物都纳入一个统一的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加以管理，实现农业可视化远程诊断、机械化作业远程控制、灾变预警等智能管理。所谓智慧物流，则是利用集成智能化技术，使物流系统能模仿人的智能，利用条形码、射频识别技术、传感器、遥感技术（RS）、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先进的物联网技术，通过信息处理进行思维、感知、学习、推理判断和自行解决物流业的运输、仓储、配送、包装、装卸等基本活动环节，实现货物运输过程的自动化运作和高效率优化管理，大幅度减少自然和社会资源消耗，减少社会经济的物流成本。所谓智能制造，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把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CAD）、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CAS）、柔性制造系统（FMS）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等先进技术相融合，模拟制造业人类专家的智能活动，从而取代或延伸人的脑力劳动，把工业制造自动化扩展到准时化、柔性化、智能化和集成化，改变了批量化、单一化的生产模式，实现柔性化、定制化生产，大幅度降低库存成本，及时满足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需求。智能网联汽车更是把汽车改造成为一个新物种，它不仅是交通工具，同时又是智能终端、娱乐和办公场所。车辆行驶更安全、可靠，使无人驾驶成为可能。所谓智慧金融则是依托于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手段，对金融服务流程的系统进行再造与重构，大幅度提高金融服务智能化程度和服务质量，把各种金融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
三、人工智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近年来人工智能经济发展呈现蓬勃发展新趋势。互联网平台虚实结合，元宇宙强势登场；聊天机器人ChatGPT 横空出世，人工智能发展从辨别式走向生成式；大数据、大算力、大模型带来“智能喷涌”，千行百业面迎新挑战；大国竞争聚焦新赛道，自主创新面迎新机遇。
首先，美国社交网站Facebook（脸书）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2021 年10 月28 日宣布，Facebook（脸书）改名为Meta（元宇宙）。从脸书到元宇宙，互联网平台经历了从台式电脑到移动设备、从文字到视频的进化，而元宇宙将更加身临其境。这是一个实体化的互联网，不仅可以看到，还可以在其中体验。这是一个由数字经济、互联网、人工智能（AI）和虚拟现实技术（VR）爆发增长、相互融合而催生的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平台，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将改写数字经济的命运，甚至影响哲学的发展方向。它源于游戏，但超越游戏，使“虚拟世界” 和“现实世界” 日益混合共生，不仅在旅游、会展等服务业大有用武之地，而且给工业设计和产品制造、深海与太空开发、氢经济和生物经济研发带来巨大的革命性的变化，成为宏大且前景广阔的智能经济创新和产业链发展的新疆域，为人类社会实现最终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探索“元宇宙” 的真谛，认识并把握其发展趋势和规律，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现代技术等多领域合作。
其次，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 的掌门人山姆·阿尔特曼（Sam Aitman）2022 年11 月30日发布了该公司研发的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这是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它能够基于在预训练阶段所见的模式，依据统计规律（主要是贝叶斯定理），来生成回答内容，还能根据聊天的上下文进行互动，真正像人类一样来聊天交流，甚至能完成撰写邮件、视频脚本、文案、翻译、代码，写论文等任务。显然，除了算法和算力，数据的规模就成了该程序成败的关键。我国的百度公司也推出了类似产品“文心一言”。毫无疑问，ChatGPT 代表的是先进科技生产力，是一次全新的生产力革命。它将无孔不入、无所不能，不断优化、学习和进步，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它又是生产关系的演化与革命，其实是传统力量的延伸，是互联网中心化垄断模式的进一步强化。在大数据、大算力、大模型时代出现了“智能喷涌”，导致人工智能快速地从辨别式走向了生成式（AIGC）。过去人工智能是人类让机器学会技能，现在，AI 被赋予了自我深度学习能力。人工智能从辨别式走向生成式，会解放大部分脑力工作者，包括技术创新和管理人员，并且使工作效率大幅度提升。未来，几乎所有的应用都将基于大模型来开发，每一个行业以至于每个个体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大模型。大模型会深度融合到实体经济当中去，赋能千行百业，助力中国经济开创下一个黄金30 年。相比OpenAI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华为的盘古大模型3.0主要聚焦三大创新方向：行业重塑、技术扎根、开放共享。这更贴近融合经济性的本质。行业重塑是通过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可以为医疗、金融、教育、交通、煤矿、气象等各行各业提供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优化用户体验；技术扎根是从芯片、设备到云端，为用户提供全面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开放共享就是鼓励开发者和合作伙伴参与到盘古大模型的应用和开发中来。通过开放API 接口和开发者平台，为开发者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工具。可以预见，通过创造开源式的架构，即创造出开放的硬件架构、软件架构和数据系统，让每个经济个体，甚至每个人都能够低成本地进入大模型系统，创建出属于自己的大模型，就像在互联网内通过加密建立网中之网那样，实现“一鱼双吃”，更快、更好地推动大模型的广泛应用。这将更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另外，在智能经济网络化时代，包括中低轨通讯卫星网络在内的新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新焦点、新赛道。对于我国而言，通过发射大量超低轨（高度低于300 公里）通信卫星，组成空天地海一体的通讯网络更是迫在眉睫。这种通讯网络可以实现全球通信无缝覆盖，弥补现有地面互联网的覆盖盲点。它不仅在灾难应急、军事国防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高质量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大国重器。卫星互联网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重要性，在地缘冲突场景下已经得到充分显现。低轨轨道资源和通信频段资源稀缺、有限，在国际电联“先占先得” 规则下，我国需要快速抢占低轨卫星资源。空天地海泛在通信是通信技术的演进方向，通信卫星不可或缺。较之5G 移动通信以地面通信为主，在6G 时代，卫星网络不可替代。星网快速建设的大幕已开启，中美双雄大国竞争日趋白热化，建设自主可控的宽带低轨卫星网络已是刻不容缓。
四、挑战与对策1.智能机器人大面积使用给就业政策带来严峻考验。智能机器人的使用、大模型的出现，在推动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也大幅度减少了劳动需求量和劳动强度，带来就业结构的激烈变动和失业率剧增，酿成社会悲剧。当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工人被机器排挤，强化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其决定性因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应如何发挥我们的体制优势，处理好这一巨大的矛盾，提出相应失业救助、在岗培训、征收智能税等对策，这将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论证的问题。
2.人工智能技术资本化给收入分配政策带来新考验。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本化酝酿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造富运动，催生一大批技术富翁，恶化收入分配格局，给收入分配政策带来新考验。智能经济就其体制而言仍然是市场经济。在智能经济时代，智能技术资本化不可避免。劳动价值论受到智能价值论的冲击。库兹涅茨倒U 假说将再次考验收入再分配政策。
3.智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加深、扩大地区之间数字鸿沟和智力鸿沟。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功能与网络经济正反馈效用的叠加融合，将产生更强的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将进一步加速扩大。如何在推进智能经济发展的同时，填补越来越大的智力鸿沟，政府必须在财政转移支付、教育资源重构、科技创新支持和推动地区经济合作上推出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
4.在破解困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瓶颈问题上的大国博弈进入新阶段。罗马俱乐部1972 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 报告提出了抑制增长的“人口爆炸、粮食生产的限制、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工业化及环境污染” 5 个基本问题，以及应对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问题，都将在智能经济发展的同时得出新的解决方案。尽管在世界范围内，替代资源将不断地被开发出来，绿色技术、绿色产品也会层出不穷，但气候合作、环境合作仍将是大国博弈的舞台。
5.组织结构碎片化、弹性化，催生新业态发展。智能经济条件下的网络结构使产业组织结构和企业组织出现碎片化趋势，虚拟企业崛起，O2O渐成主流。几年前还在说世界是平的，现在突然发现世界变得碎了，规模经济让位于小微经济、跨界合作渐成主流。高技术小微企业、专精特新和独角兽企业将得到快速发展。这给宏观经济管理带来新挑战。
6.加密数字货币为重塑智能经济时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带来巨大挑战。互联网改变了金融生态，虚拟银行对传统银行形成了巨大压力。在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基础上形成的加密数字货币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元宇宙新近发布的数字货币Libra 一旦成功，对金融行业不仅是挑战，更是颠覆。它甚至可能帮助美国击溃其他国家的货币体系、外汇及金融市场，促使他国资本外流，进而掌控智能经济时代的货币霸权。我国央行切不可排斥新技术，应联手华为、阿里等大佬加快研究数字货币及新金融体系操作系统，从数字货币到数字央行，再到数字金融，并开发无国界的数字货币及金融体系。
总之，在人工智能经济时代业已到来的当下，由智能经济衍生出的新问题将会层出不穷，这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课题和新挑战。我们应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更加深入地研究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而揭示人工智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
中国式自主创新的“能力－产业－治理” 逻辑代栓平∗代栓平，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创新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政策。
我国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式创新” 伟大实践和政策体系蕴含着重大战略思考，是彰显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典型领域，是提炼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宝贵素材。2006 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确立我国自主创新战略以来，我国稳步推进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各类发展指标都已经达到规划所设定的目标，如研发经费投入、企业专利、学术发表等知识指标和产业升级、自主创新等发展指标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到2022 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达到3.09 万亿元，投入强度达到2.55%，其中基础研究经费达到1951 亿元。研发投入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科研论文发表总量已居世界首位，在若干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2023 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排名第12 位，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排名上升最快的国家。
一、培育自主创新技术能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获得和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必须经历对现有前沿技术的吸收和内化，进而可以外化创造到自主创新引领前沿技术4 个阶段。相较于领先者，追赶者的优势在于有较大的技术视野、丰富的可利用技术池，较迅速的技术进步速度，而若把“追赶者优势” 转化为自主创新能力，则首先取决于追赶者的社会化能力，即有条件和机会融入到现代前沿技术体系里。对于后进国家或者企业来讲，这种层次的不断跨越受意识、能力、政策、技术可及性等因素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对外开放，创新市场和技术合作模式，以多种组织模式引进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设备和生产线，进行相关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产品层次的技术学习是对产品技术、产品市场需求、产品成本构成整体上系统化的学习和理解［1］路风.论产品开发平台［J］.管理世界，2018，34 （8）：106～129，192.。企业能力获得不仅取决于外部知识的输入，而且也受既有知识积累和学习能力的影响。我国强化对内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强化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优化国家创新体系，充分激活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学习和吸收外来技术，不简单地依赖国外技术和设备，主动学习设计和改良现有产品技术体系。技术和产品能力培育和提升驱动的生产与创新体系战略取向，使得我国企业摆脱了“市场换技术” 思维模式限制，以自主创新为导向，不断趋近和拓展技术前沿。
二、“长尾客户”驱动产业发展人口多、收入水平不均衡和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的特征，塑造了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结构、产业选择和商业模式。在很多细分市场领域，我国都存在附加值不高，甚至产品质量低廉的现象，中国制造与低质价廉划上了等号。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改革开放初期，而且在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的今天也常见到。社会各界对此诟病颇多。诚然，这里面存在大量社会资源浪费和机会丧失。然而，若从这些行业的自身成长性来看，我们就会发觉其与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高度契合。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等极具中国创新标签的全球领先技术领域无不出现过低质价廉的发展阶段。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成熟在位企业一般瞄准高收入消费人群，其产品设计和市场布局都无法充分照顾到收入水平较低的消费群体，更不会把技术能力不高的中国企业纳入其产品和商业体系中。我国大量的低收入“长尾客户” 其实蕴含着巨大消费能力，只要企业可以用附加值较低的生产手段，就能满足此类消费群体和企业客户，就能实现企业自身的技术迭代升级。阿里巴巴、拼多多依靠广大的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客户逐渐成长为全球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引领当前人工智能众多细分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成长同样离不开低速电动汽车的市场培育。如今几乎独占全球光伏发电市场的中国企业在过去20 年间的起起伏伏也受益于“光伏屋顶”、欠发达国家等单位价值较低、利润水平不高的市场。
三、催化式政府创新治理长期以来，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践的创新理论主张“小政府”，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要市场，不要政府” 的标准化的治理框架。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服务。但是这种框架至少在发展中国家是不适用的，甚至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内也不存在离开政府支持的创新体系。沃格尔（2020）［1］斯蒂文·K.沃格尔.市场治理术：政府如何让市场运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209.指出，“市场构成了一种与政府分离的自然秩序；市场是私人参与者之间自由交换的领域；以及该领域决定着没有政府再分配的情况下的财富分配” 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观点。市场是由个人、企业尤其是政府精心设计出来的，如公司、股票市场等都非自由自然之物，政府一直隐藏在市场力量背后确保市场运行。除了政治治理功能，政府还要发挥市场治理功能，为市场化机制铺平道路，划定市场的界限，稳定市场化主体的预期，促进他们积累、发展自身的能力，这样才能确保市场经济体系更成熟、更可持续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从顶层设计不断优化创新生态系统，是我国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关键因素。国内外文献中常从“政府控制”、“政治干预” 等角度进行解读，这存在极大的误解和认识错误。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除了在技术和产业能力的差距之外，发展中国家在创造新市场、优化私人投资环境、引导投资、制度建设、塑造创新系统等方面也相对不足。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经济系统性的转型所依赖的驱动力不仅是经济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这个转型过程不仅要依靠个人决策或者是单个企业的决策，同时必须有高效率的资源动员、高水平的社会共识和高质量的制度建构。政府要在选择培育未来产业，设计、执行和监督产业政策，提供教育、科学等公共品方面积极有为。
我国政府在促进科技创新和生态系统构建上是典型的催化型政府［2］Dai S，Taube M，Liu J，et al.Innovation Network Formation and the Catalyzing State：A Study of Two Innovative Industry Clusters in China ［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Forthcoming，2023.DOI：10.1080／10670564.2023.2172554.。各类发展战略规划、补贴奖励、产业规制是政府有目的引导资源到关系国家长期经济发展和科学前沿方向的产业政策。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各有分工，灵活调控资源配置，促进政产学研互动，激活多层次创新主体活力。各级政府不以短期利益为导向，相反瞄准未来，以国家富强和人民福祉为使命，促进创新驱动转型。我国创造性利用新型研发组织、行业协会、产业协会等市场化组织为桥梁，既成功地发挥了催化创新的作用，又巧妙地从创新过程中隐藏起来。
四、结 语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 提炼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明确了“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把“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作为“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动能新优势” 的强大战略支撑。构建基于中国创新的自主知识体系，将中国故事转化为中国理论，彰显中国智慧，为现代创新经济学与发展理论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已成为当前创新理论研究的关键方向。
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应以质性研究方法挖掘“中国故事”，对现有宏大叙事理论研究范式进行补充，丰富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经济学理论。从具体研究问题来看，发展中、追赶型经济体是我国自主创新最明显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我国独特的技术能力、产业和治理体系，也是区别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创新的最主要方面。
我国的自主创新体现出了独特的能力、产业和治理三重逻辑，三者之间是相互嵌套的互动关系。技术能力是一个长期累积学习创造的过程，产业发展要与技术能力相适应，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催化型政府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治理体系的核心问题。政府创新治理体系要与技术和产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做发展的催化剂，既不能缺位，更不能越位。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三维向度刘美平∗刘美平，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产业经济学、产业管理理论与技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西方国家开辟的现代化方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与各国现代化有着共同特征，更有属于中华民族和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这样的中国式现代化一定需要非同一般的生产力来推动，而这种非同一般的生产力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 年9 月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那么，中国式现代化与新质生产力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联系呢？如何运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新生产要素支撑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式技术现代化核心生产要素的演变与凝聚生产要素的技术以及科技生产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历史过程。古代社会彰显的核心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凝聚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技术是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近代社会出现了资本生产要素，资本要素一经产生，就成为高于土地和劳动力两要素并能驾驭土地和劳动两个要素的高级形态要素，资本要素成为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核心要素。资本就如同粘合剂一样，普遍的将土地和劳动以及资本自身凝聚成近代科技生产力，这些近代科技生产力以动力技术、电力技术、交通技术、制造业技术等形式出现在工业革命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架构中因其独特的累积性、剥削性、虚拟性、全球性在控制世界经济走势的同时，也制造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粮食危机、核危机、生化危机等等，这表明关键核心生产要素所处的社会形态决定了该生产要素的功能作用。毫无疑问的是，核心生产要素凝聚成科学技术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普遍规律。
随着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步伐越来越快，核心生产要素也发生着根本性变化。信息、网络、数据日渐成为信息社会的核心生产要素。信息在生产力要素层面的科学表达是借助于计算机，原生态的信息在计算机中以数据的形式出现，而数据是所有能输入计算机并被计算机程序处理的符号的总称［1］张立榕.数据生产要素化的历史进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角［J］.东南学术，2023，（5）：128～136.。单纯的信息演变为生产力层面的信息要素，还要经过信息技术的洗礼，因为获取、捕捉、处理、筛选、加工、输出信息的能力要依赖于模型、算法和算力。有什么样的模型，就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算法和算力；有什么样的模型、算法、算力，就有怎样的信息加工力。与此同时，信息加工力借助网络把加工后的信息传递出去，此时加工后的有一定价值的信息就成为了数字商品，信息加工力、网络传输力、数字增值力共同构成数字生产力。数字生产力能否成为关键核心新生产要素，还要看与传统生产要素之间的兼容性和重塑力。数字要素、数字生产力、数字经济三者之间共同增强了经济韧性，也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学者的研究所证实，“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皆对经济韧性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1］魏峰，殷文星.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中国省域经济韧性［J］.工业技术经济，2023，42 （6）：36～47.。
数字生产力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够重塑传统生产要素。数字生产力能够改造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当信息成为生产力要素的时候，信息作为不同于物质和能量的特定信息要素就开始通过信息技术改变劳动形式和提升劳动效率，并致力于武装劳动者成为智能劳动者，智能劳动者就是经过信息要素和信息技术重塑之后的拟人化的劳动者，他具备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工具的复合型拟人化特征，智能劳动者通过智能劳动解放劳动者本身就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显着特征。
数字生产力作用于传统生产力，是通过重塑社会再生产环节实现的。就生产环节而言，信息化、智能化大大改造了生产工艺、生产设计、生产过程、生产监督，让生产工艺设计自动化、个性化、标准化，让生产过程机械化、拟人化、智能化，数字经济就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就流通环节而言，数据处理和建模技术拓展了数据传递的范围，能够优化企业的运输路线选择、订单数量、精准投放，节约了资源和商品运输时间、降低了运输成本、改变了物流处置方式，数据传输大大加快了流通领域的信息传递；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数字经济的普惠性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2］严金强，武艺扬.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与实践路径——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四环节” 理论框架［J］.上海经济研究，2023，（6）：53～67.；就消费环节而言，人们消费的方式从体验式消费到数字化消费，从线下消费到线上消费，从实际消费到虚拟消费，消费正演变为更适合于更广泛人群的消费。
二、新型实体企业助力新质生产力优化中国式企业现代化企业是配置生产要素的微观主体。不同企业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形成企业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需要新型实体企业和新型数字企业以及新型虚拟企业共同支撑企业形态的新质生产力。新型实体企业、数字企业、虚拟企业是将新生产要素进行组织优化的微观主体，是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践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任务的具体承载者。新型实体企业具备整合、利用、保护新生产要素的能力，能够生产出具有崭新国际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品，拥有自主科技创新元素构成的完全知识产权先发优势，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具有全球布局，在民生领域具有高效率配置资源供给能力。这样的新型实体产业为新质生产力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打牢了制造强国的根基。新兴数字企业和新型虚拟企业是新型实体企业的“两翼”，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的实体企业更具有高效配置自然资源、能源、再生资源的能力；虚拟金融企业恰当的为新型实体企业输血，这是新型虚拟企业实现从“雪中送炭” 到“锦上添花” 的根本转型，进而使虚拟企业服务于实体企业，进而使虚拟金融业跳出在金融内部循环的怪圈。
新型实体企业是最重要的新质生产力主体。对于有着14 亿人口的大国，无论是国人的基本消费，还是国家的内循环供给，都应是建立在大国制造基础之上的实体经济，而承担大国制造的恰恰是新型实体企业。与以往的实体企业不同的是，新型实体企业是熟练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企业，是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的实体企业，是国有企业和民族私有企业共同发展的实体企业，是能够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实体企业。新型实体企业技术创新需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产业主要包括5G 基站建设、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特高压、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在国家为新型实体企业提供了新基建之后，实体企业就具备了向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转型的前提条件。鉴于“数据是将现有生产要素进一步联系起来的桥梁型生产要素”［3］谢康，夏正豪，肖静华.大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的企业实现机制：产品创新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0，（5）：42～60.，新型实体企业一定应具备将有价值商业信息数字化的能力，而且具有运用数字生产要素整合传统生产要素的能力，进而具备产品创新的竞争力。新型实体企业的创新具有方向性，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是当今实体企业创新的三大方向选择。无论是数字生产要素的嵌入式融合，还是数字生产要素的全景式覆盖，都是实体企业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表达方式。中国是陆海一体的国家，不管是陆地实体企业，还是涉海实体企业，低碳化是共同的选择。能源革命将是决定这场绿色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如果说绿色制造能化解陆地污染的话，那么，绿色航运和绿色港口则是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必然选择。
新型实体企业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集中体现，是确保中国共产党长期稳定执政的经济基础，更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实后盾。国有企业在制造业、新材料、能源、电力、通信、金融、交通等重要关键领域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国有企业在大型装备制造业、军工产业、储备产业、文化产业、农业等关系国计民生重要行业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有企业还是国家国土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总体安全的坚强保障者，国有企业蕴含的经济生产力、政治稳定力、文化引导力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锚定物。民营企业，确切地说是私有企业，同样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主体，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2018 年11 月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回应：“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民营企业指的是像华为、大疆、吉利等这样有民族责任感和自主创新精神的民营企业，而不是指极端自私、罔顾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以及人民群众利益的民营企业；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自己人” 也是指像任正非、汪滔、李书福这样的有担当的民族企业家，而不是指那些缺乏企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经营者。有一点必须清楚，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负责人都称得上企业家，而是有创新精神、民族气节、拼搏斗志的民营企业负责人才称得上是企业家！ 当新型国有企业和新型民营企业携手进行科技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实现。为此，要打造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创新的生态环境，实施军民融合的科技创新机制，共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协同促进中国式实体型企业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
优化不同类型的新型实体企业结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诉求。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更多的新型实体企业，不同的新型实体企业都是完成中国式现代化宏伟愿景的主体。新型实体企业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结果，是实体产业和数字技术能力相结合的实践创新。这些新型实体企业通过在不同领域的努力实践成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表率，助力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高质量发展。面对我国当前出现的数实融合发展不均衡这一主要问题［1］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新型实体企业与数实融合白皮书［R］.2023－05－27.，特别是消费互联网快于产业互联网，服务业互联网快于新型实体产业智能化，数字产业化快于产业数字化，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差距不断拉大，我们要给予高度的重视。从结构视角来讲，我们不仅要优化国有新型实体企业与民营实体企业之间的结构，还要优化实体产业企业与数字产业企业之间的结构，也需要加强新型实体企业与数字经济、虚拟经济的三重结合，还要优化大中小企业之间的结构，优化服务业内部生产型服务业企业与娱乐性服务业企业之间的结构。这样的结构优化既是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考量，也是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关系诉求，还是出于国家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
三、新产业集群提升新质生产力加快中国式产业现代化有什么样的产业，就有什么样的产业生产力；有什么样的产业，就有什么样的产业现代化。传统产业形成的是低质量生产力，高新产业群形成的是高质量生产力。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不是仅仅依靠一两个高新技术产业，一个或者几个高新产业还不足以支撑起大国的生产力和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实现了群体性产业技术升级，才能擎起新质生产力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大厦。之所以要形成新产业集群，是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需要，当然这也是源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的远大目标；2023 年10 月30～31 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指出我国要建设金融强国。所有这些强国梦都要建立在新产业技术群基础上才能够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高新科学技术群整体创新需要国家实施科技创新战略转型。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某一个领域或产业的技术创新容易推进，而所有行业的技术创新就需要顶层设计、组织实施和激励机制。这些高层次科学技术群是引领性技术、颠覆性技术，是信息通讯技术、生物技术、绿色技术、算力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协同集成，是半导体技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核应用技术、海洋工程技术、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环境保护新技术、现代农业技术的全面发展。要实现这些产业群的多源技术创新，就必须从战略上改变层顶设计发展理念。以往中国核心高端关键技术短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基础科学发展滞后，当然也有“造不如买，买不如租” 的错误观念之影响。面对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和信息通讯企业的全面打压，中国被美国“卡脖子” 的产业屡见不鲜，“造不如买，买不如租” 的错误观念被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打击的粉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及时扭转了中国科技创新战略，实施自主科技创新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
横向的产业集群创新与纵向的产业链韧性创新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两大重要着力点。正是因为意识到以往“造不如买，买不如租” 观念造成的我国创新阻滞这一严重问题，我们才开始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消除主要依赖引进外国科技的西方比较优势理论和战略，牢固确立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1］程恩富.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若干重点解析［J］.当代经济研究，2021，（1）：8～10.。这样的科技创新思路才是符合大国现代化的长远需要，才符合新质生产力的政治需要。当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明确之后，我们就可以着眼于产业链纵向层面自主创新实现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毕竟“提升产业链韧性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高洪玮.中国式现代化与产业链韧性：历史逻辑、理论基础与对策建议［J］.当代经济管理，2023，45 （4）：11～19.，着眼于现代产业体系在产业集群层面实施整体升级，这样的科技强国战略才能够落地。一要以自主创新为主，外源创新为辅；二要国企创新和民营企业创新协同进行；三要实施群体性产业技术创新联动激励机制。无论是横向产业集群的综合创新，还是纵向产业链整体创新，最终都是着眼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长远考量，因为新质生产力必须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确保内循环意义上的供应链产业链安全。
总之，我们要深刻认识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和发展规律，切实研究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过程和机理，通过新核心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的全面改造、新型实体企业的做大做强做优、新产业集群的全面升级，来推动要素生产力、企业生产力和产业生产力的纵深发展，来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能量。让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用新质生产力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让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战略自主，从而把握国际竞争的战略主动权。
深化资本管理体制改革 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焦成焕∗焦成焕，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并就如何规范资本发展给出了全面的指导性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化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当前，我国正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正确认识和把握不同形态资本特征和运行规律，深化资本管理体制改革，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一、资本运行的根本特征资本是能够增殖的价值，其具有运动属性和获利属性。资本的运动属性表现为，在运动中与活劳动接触，从而实现其保值和增殖的功能；资本的获利属性则是按照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实现自己“自行增殖” 本性的社会权利［1］杨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公有资本的本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99.。
（一） 资本运行的一般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其它生产要素被纳入市场运行轨道，并与社会主义社会属性相融合，即表现出资本的一般性，又具有社会主义特有的特征。资本的一般性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本在运动中自行增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在购买阶段购买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并在生产阶段使它们相结合，生产出包含有剩余价值的新价值，再在销售阶段实现包含已增殖价值在内的商品价值。这样，资本经过购买阶段、生产阶段和销售阶段完成一次循环，实现价值增殖。
二是资本在循环中不断变换形态。资本循环经历了购买阶段、生产阶段和销售阶段3 个阶段，并变换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3 种职能形式完成一次资本循环。在资本循环过程中，资本形态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进行转变，但其质的同一性没有改变。不管资本形态和数量如何变化，商品价值属性始终没有改变。
三是资本体现着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77.。在市场经济中，资本不是抽象存在的，而是由处于一定经济关系中的所有者所拥有，这种经济关系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因此，资本具有生产关系属性，这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资本，也适用于社会主义资本。
（二） 资本运行的特殊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在具有资本一般性的同时，又表现出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特殊性。
首先，资本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国家是公有制的集中体现者，它会对社会主义资本的投资方向、范围、规模、程度等从一开始就进行宏观调节。从微观层面上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在公有资本企业中实现了资本从属于劳动的正确关系［3］荣兆梓.公有资本与平等劳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J］.上海经济研究，2018，（12）：5～15.。在这种关系中，劳动者是公有资本的所有者，企业经营者和直接生产者只是在对生产资料拥有同等权利基础上的平等分工关系，这与旧的意义上的资本是具有原则性区别的。
其次，资本的分配是以按劳分配为基本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就必须具有商品经济的特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来实现。与此同时，根据所有制性质不同，划分的社会主义资本的种类也不同，这也就决定了按劳分配不是现阶段唯一的消费品分配方式，按劳分配只有在公有资本内部才能实现，但也是在一定限度内实现。除了按劳分配以外，还根据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程度，对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当前，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根据其存在的所有制性质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公有资本、私人资本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的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有促进作用，又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公有资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双重作用（一） 公有资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全体人民和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采取了资本的形式，其运动增殖也是用于实现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公有资本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具有积极作用。
首先，公有资本在实现价值增殖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共利益，其获得的价值增殖全部为社会所占有。社会主义公有资本运行实现价值增殖的目标是为了满足全社会的需要，这一目标规定了公有资本运动的方式和方向。掌管公有资本的企业为了进行价值增殖，需要独立参与市场竞争，并追求利润，但还需要其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此外，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所决定，公有资本的投资方向、规模等也必须受到政府的宏观调控，从而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
其次，公有资本在增殖过程中，在保证效率的同时，也协调了社会化大生产和个别资本运动之间的矛盾。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政策指导下，公有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公有资本为了保值和增值，在市场中保持着持续的扩张能力和较高的运行效率。这表现在生产资料方面所进行的劳动对象拓展、机器设备升级改造、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生产技术不断创新和改进，在劳动力方面所进行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管理方式等；另外，在公有制经济内部，从本质上实现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通过公有资本循环，使得众多的个别公有资本获得剩余价值，而这个剩余价值归社会公共所有，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公有制协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公有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新型关系克服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消灭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公有资本运行过程中，广大劳动者拥有和驾驭资本，并参与资本的运营，享有了资本相应的权利并同时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在公有资本收益分配过程中，劳动者依照按劳分配的原则，以工资的形式获得直接补偿劳动力价值，而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则以企业发展基金、上缴税利等形式留存，并由公有资本管理机构及国家进行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以其他形式重新分配给劳动者，从而实现劳动者对剩余价值的间接占有，保证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 公有资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消极作用
公有资本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并不是只有积极作用，也可能出现消极作用。这种消极作用的产生，是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及价值增殖的生产经营目的、资本的竞争性和由此尽可能提高竞争力的行为规律，再加上谋求扩张、垄断和全面控制权力的行为规律等因素所造成，从而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消极作用［1］简新华，余江.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J］.上海经济研究，2023，（1）：5～22.。
首先，公有资本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并在市场竞争中取胜，采取了不正当竞争手段，对经济发展形成消极影响。公有资本凭借其主导地位，采取了垄断市场、不正当竞争、盲目扩张等手段控制市场，来实现其最大化目标。个别局部公有资本没有处理好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人为压低克扣劳动者工资收入，不顾劳动者的劳动安全保护和必要的福利待遇，与民争利，牟取暴利。这些都损害了消费者、劳动者、其他生产经营者和社会的利益，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在公有制企业制度和管理制度不健全完善，国家监管不力、缺位、错位，特别是高度集中统一管理过多、过度、过死、越位，激励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完善，政府过多过度支持保护的情况下，公有制资本还可能出现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保守僵化、缺乏活力、创新不足、技术进步缓慢、效益低下的现象。
三、私人资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重性（一） 私人资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
私人资本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采取雇佣劳动制度的资本形态。其具体表现在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私人成分和外资成分。由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所决定，私人资本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服从于私人资本的积累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直接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和特点。但社会主义国家对私人资本的正确引导，又使其在追求价值增殖的同时自觉服务社会主义目标，这决定了社会主义私人资本同资本主义私人资本存在根本性区别，成为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首先，私人资本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由于私人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动机，其具有生产无限扩大的内在动力。私人资本在价值规律作用下，为了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往往致力于优化资源配置、推进技术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加之其投资成本低、利润高、效益强、增长快、运行灵活等多方面优势，能够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国民财富。作为社会主义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私人资本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私人资本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了有利保证。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资本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要求，并且在国家宏观调控指引下，能够服务和服从于国计民生战略安排，与公有资本拥有相同的宏观运行目标。当前，公有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占据主体地位，特别是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继续逐步增强，国有资本的保值增殖能力、社会服务能力、世界影响力都持续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对私人资本起到了引导作用，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资本对私人资本的引领作用，并规定和推动了私人资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功能属性。
（二） 私人资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消极影响
在肯定私人资本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力量的同时，还要提防其可能产生的分化效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极大地削弱了资本对社会经济的负面作用和影响，也改变了市场经济中资本的阶级属性，逆转了资本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
首先，私人资本的过度自由给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各种风险。贪婪导致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资本运动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负面后果的必然性。但资本在逐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贪婪本性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资本逐利中的贪婪，并且包括民营资本与外国资本在内的私人资本运行中仍然包含着阶级剥削关系，竞争产生垄断的规律依然发挥作用，进而大资本利用市场权力对中小资本的控制与剥夺也不可避免，货币拜物教对社会意识形态仍然有极大影响。虽然政府会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防范不正当竞争行为来加以节制，但很难消除资本主体各种投机行为，极端情况下的金融风险依然存在。
其次，私人资本的资本主义性质侵犯了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形成阶级对立和两极分化。由于私人资本企业是雇佣劳动制度，私人资本所有者就是资本家，在私人资本企业内部形成了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关系，这也导致了私人资本所有者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形成的私人资本企业内容两个对立阶级的两极分化，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四、深化资本管理体制改革重要举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将长期共存，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进一步深化资本管理体制改革，使各类资本切实发挥其生产要素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深化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作为公有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要继续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稳定器” 和改善民生的“压舱石” 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深化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首先，明确国有资本的功能地位，实施分类管理。根据资本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不同，可以将国有资本划分为特殊类型国有资本和普通类型国有资本［1］陈清泰.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J］.管理世界，2003，（6）：1～4.。特殊类型国有资本是在某些特殊领域或部分承担公共责任的特殊资本，这种资本保证了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共利益要求，要保证对这类资本的控制力。普通类型国有资本是竞争性资本，这类资本在实现保值增值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共利益；其次，继续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针对普通类型国有资本，要把握国有资本特征，着眼于价值形态，既关注一个国有企业的资本，又关注国有资本的整体性和流动性，从而更好发挥国有资本的功能作用。
二是建立健全民营资本管理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资本既有自觉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又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和特点。因此，要建立健全对民营资本的管理机制，促进私人资本健康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首先，优化民营资本营商环境［1］周文，白佶.民营经济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J］.社会科学研究，2023，（6）：1～11.。通过不断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市场准入和竞争制度、社会信用激励约束机制等措施，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稳定、公平、透明的经营环境，激发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实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其次，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监管和柔性执法体系，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稳定的预期。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依法保障企业家权益，健全涉产权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正机制。
三是提升资本监管机制和治理效能。在认识资本以及各类资本特征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要注重激发包括公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活力，发挥其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使之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设立“红绿灯”，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在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导向的同时，坚持法治化、市场化、动态化、国际化原则，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要严把资本市场入口关，完善市场准入制度，提升市场准入清单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深化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完善行业治理和综合治理的分工协作机制，提升资本风险发现、处置和化解能力。对于国有资本来说，要防止国有资本运行中出现的腐败行为，还要协调金融资本和非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坚决防止出现“脱实向虚”；对私人资本来说，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执法，依法打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论习近平关于人海和谐共生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程 娜李博文∗程娜，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基地（上海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海洋经济、数字经济及宏观经济管理等。李博文，上海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开放沿海经济特区”、“陆海统筹”、“建设海洋强国” 等国家涉海战略的陆续出台，海洋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近十年海洋经济生产总值稳步增长，2021 年海洋经济增速已超8.2%，预计2023 年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将突破10 万亿元大关①参见历年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编制的《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但实际上，在海洋经济发展空间不断被拓展的同时，我国海洋系统中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已变得日益严重和复杂，传统与粗放型的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的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加大、废弃排放物增多、海洋生态环境负荷过载等问题越来越严重。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习近平海洋经济强国战略的学理阐释” （项目编号：2023BKS00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先后提出了“要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44.、“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着力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全力遏制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趋势，让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改观”［2］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38.等关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形成了习近平关于人海和谐共生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背景下，习近平关于人海和谐共生现代化系列论述具有重要的原创性贡献，是当代中国实现“两个结合” 的最新理论成果，为中国深入认识海洋生态和正确解决海洋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基本思路，也为世界各国解决海洋生态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主体论：让人民成为人海和谐共生的“主体”从经济哲学角度来看，人与海洋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异化也导致了人海关系的异化，即海洋生态危机的诞生。中国式“人的现代化” 经历了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辩证吸收了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成果，将文化与文明的因素蕴含在现代化的整体性逻辑之中。而经济学家在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的活动主体有所不同，部分聚焦于商业活动的主体——企业，或着眼于社会事务的协调者——政府。但如马克思所说，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建立起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革［3］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1.，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本质” 必然是历史的、发展的。人通过实践活动与海洋联系，从而危机的解决也应从社会问题出发，逐步消除社会关系的异化。因此，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必然是人民至上的现代化，“现实的个人” 和“人的现代化” 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和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