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3—2023年有关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实证研究了智力资本、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智力资本整体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财务资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可以显著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其中财务资本在所有影响系数中作用最大，关系资本在所有影响系数中作用最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可能会阻碍财务资本增值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在异质性检验中，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小规模企业的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关键词：智力资本；财务资本；数字化转型；企业财务绩效；共享协同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4（a）--07
1 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下，新质生产力正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生产手段和方式，而是更注重技术、创新和智能化应用。新质生产力的崛起也意味着竞争关系的巨变，由过去传统的经济规模和资源竞争，过渡到科技、创新和智力资本的角逐。智力资本的角逐在新质生产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有嵌入聚集式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的物质性的劳动手段才称得上是新质生产力的“顽强心脏”[1]。在当代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智力资本作为关键的战略资产逐渐变得愈发重要，企业对智力资本的依赖也比物资资本更多[1][2]。企业高质量的财务绩效表现不仅通过有形的物质资产、机器、厂房等实现，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企业对于知识、人才、经验和智慧等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信息资本、创新资本和关系资本等共同构建的智力资本，并运用其提高运营效率、拓宽企业界限、打破行业壁垒、优化资本结构、促进突破性创新，从而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进而达到既定的财务绩效指标。相同的物质资产下的两家企业可能运营出不同的财务绩效结果，这正是智力资本差异所导致的。现有财务报告框架的固有界限造成了利益相关者对信息的期望的差距，并促使学者寻找衡量和报告公司知识资本的新方法[3]。有形资产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固然显著，但智力资本作为背后的无形力量，对财务绩效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随着数智化的不断融合，“挟数据以令诸侯”的时代已经来临。智力资本为企业数字转型提供“智慧”，数字化转型为智力资本提供“技能”，两者相互促进，最终实现共享协同，从而提高营运效率，提升企业财务绩效。过去与数字化转型、智力资本脱节的企业财务绩效研究已无法满足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趋势。现有文献已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经济后果[4]，但随着智力资本角色的愈发重要，需要进一步将智力资本与数字化转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化转型在其中的作用机制与原理，才能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选取上市企业的多年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法，利用Python爬虫技术，总结出关键词汇进行识别，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采用修正的智力资本增值系数（MVAIC）法剖析智力资本的多个维度，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智力资本、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机制并指出如何紧抓数字化转型的机遇，整合内外资源，重视无形的人力资本、结构资本等带来的智慧、经验和数字化转型技术带来的信息优势，提出提升企业财务绩效的路径。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智力资本与企业财务绩效
智力资本是企业自身所拥有的，它蕴含于组织内部并通过知识的获取、学习能力的达成和技能的转变，为组织不断创造新价值[4][5]。已有部分研究表明，智力资本能够积极推动企业创造价值、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及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第一，从企业价值创造表现角度分析。智力资本通过数智技术与制造各环节的融合，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创造的能力，且越是具有丰富智力资本的企业，价值塑造能力越强[6]。智力资本现已成为企业重要的战略资产，它能维持企业稳定持续的竞争能力进而促进企业创造价值，相较于物质资本，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创造的驱动力更大[7]。第二，从企业经营效率角度分析。企业通过智力资本各个维度包罗现实或潜在的内外部资源，将单一知识整合为共享式、模块化，进而集成于供应链内部，运用标准的管理模式、创新的运作流程，将各个利益相关团体有效链接，使信息畅通、资源协同，扩大产品市场外延，增强顾客对供应链的依赖程度，因此智力资本有显著提升企业效率的作用。第三，从创新表现角度分析。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8][9]。 人力资本是智力资本中最关键的因素，高管的战略认知、社会认知、创新意识及团队协作能力都将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深远影响。对于大型的、成立时间久远的创业企业，除人力资本外，由管理流程中产生的激励制度、研发成效及竞争背景会对企业创新产生重要作用[10]。综上所述，智力资本能为企业创造价值、提升经营效率并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现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资产，有着不可替代、难以模仿的特点。它为企业提供排他性的竞争优势，从而助推企业实现持续良性循环，促进企业财务绩效表现。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存在促进作用。
物质资本是企业维持生存、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各类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和以实物形式出现的生产物资等。物质资本是企业发展的主导因素，在企业发展中占据关键位置[11]。物质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最大，企业的安全有效运营、各类资料的生产等都依赖于平稳的物质基础，物质资本在任何时期均可提高企业财务绩效[12]。
高质量的创新研发需要可靠甚至雄厚的物质资源投入[13]，充盈创新研发物质资本有利于企业补全和提升已有技术，提升质量、提高效率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物质资本是研发创新过程不可或缺的因素[14]。充分的物质资本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石，是研究智力资本的首要维度。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b：物质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存在促进作用。
创立人力资本理论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劳动者通过学习和积累获取的知识、能力、技能和经验的综合，它们共同作用提高企业经营绩效。雄厚的人力资本资源能够为企业的战略制定、资源整合及技术创新等过程提供有力保障[15]。拥有较高人力资本及接受过更高教育水平的员工的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和投入程度越高，进而拥有更强大的创新能力[16]。人力资本有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企业内部研发创新内驱的能力，在提升企业核心优势的同时，也提升无形资产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17]。外部环境波动时，人力资本能通过知识整合、溢出助力企业迅速反应，将冲击与外压降到最小限度[18]。人力资本水平呈现出“内提外抗”的效用，于内能使企业知识和技能得到共享、互补、叠加和重组，使交流更加紧密通畅，让知识资本融入企业价值创造，提升持续竞争力；于外能帮助其在市场竞争中不畏冲击、扛得住风险，赢得一席之地。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c：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存在促进作用。
结构资本是组织运用人力资本创造企业价值的路径，包含管理流程、经营模式、文化交流和组织运营等[19]。结构资本是组织管理中的脉络，它让其他资本和资源构架于脉络之上，在战略开发中为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提供营养，养育和提升它们的价值，结构资本通过组织学习、流程再造和知识引导促进组织价值创造[20]。稳健的结构资本是企业发展的四通八达的“血管”，使企业高管和员工拥有更顺畅的沟通渠道和反馈机制。良好的流程控制和管理模式，使员工在工作陷入冲突时能更加理性，有更客观的工作方法和更冷静的协作关系，减小企业非效率处理投资概率。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d：结构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存在促进作用。
关系资本是组织与外部供应商、分销渠道、顾客、社会公众、媒体、外部企业等的网络关联。有的学者认为，关系资本水平较高的组织易有搭乘顺风车的思路，易于失去自主研发的内驱力，使研发创新受到制约[21]。还有的学者则认为，关系资本越顺畅，组织间知识流动越密切，关系资本是知识流动、共享和整合的重要动因[22]。另外，关系资本利用企业间最宝贵的资源——“信任”来推动企业合作发展，减少信息搜寻、伙伴重选的成本，有利于企业间的资源互换，从而提升合作能力，实现合作共赢[23]。关系资本越丰富，接受外界有效信息越多，既节约了信息多重传递的时间，又提升了对信息反应和处理的速度及敏感度，有助于获取更多维度的资源，提高研发创新效率，从而促进绩效提升。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e：关系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存在促进作用。
2.2 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运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将企业单个环节内部或多个环节嵌套整合，形成企业所能控制的数字资产，通过数据采集、分类、存储，进而分析和引导企业业务流程化，降低信息协同成本，提升经营效率，更好满足客户需求，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24]。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矫正由于地理位置差异造成的信息反馈不畅，帮助企业拓宽经营边界，加速企业内部各要素的流通速率[25]。同时，产生市场波动与环境变化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数据和信息流传递速度，保障企业的反应时间，从而帮助企业快速适应环境不确定性产生的市场与技术波动，推动企业实现转型升级[26]。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的企业，其智力资本共享机制与整合机制就越完善，这些企业善于运用数字化条件、互联网、大数据技术进行整合。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实时数据处理提供平台，并帮助企业智慧化地获取有效信息、精准识别顾客、开启多渠道经营模式、外拓产业边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从而提升企业各方面绩效，扩大企业的影响范围。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数字化转型在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中起到助推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系统分析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数字化转型发挥的调节作用，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3—2023年的有关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样本公司进行如下处理：剔除ST企业和*ST企业；剔除数据缺失或关键信息不完全的公司样本；与中国证监会2012年的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对比，剔除金融类行业上市公司；为避免存在极端值，对连续变量均进行了Winsor1%和99%两端缩尾处理。根据上述标准筛选后，最终共获得33895个样本，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与Wind数据库。
3.2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企业财务绩效。财务绩效能较全面地反映企业在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因此本文借鉴杨睿博等[27]的做法，以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指标衡量企业财务绩效。
解释变量：智力资本。目前，学者使用较多的智力资本评价模型是智力增值系数模型（VAIC）和修正的智力增值系数模型（MVAIC）。VAIC模型是由澳大利亚学者Ante Pulic等开发的衡量智力资本的模型，该模型认为，VAIC由财务资本增值系数（CEE）、人力资本增值系数（HCE）和结构资本增值系数（SCE）三个部分共同构成。但该模型也具有一些争议，认为模型缺少关系资本增值系数（RCE）[28]，因此本文借鉴张德茗等[29]的做法，以修正的智力资本增值系数模型（MVAIC）作为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
调节变量：数字化转型。借鉴陈庆江等[30]的方法，使用文本分析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运用Python爬取企业报表中出现的数字化转型相关关键词汇，并统计词频来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效果。
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可能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其余重要因素，本模型还对资产规模（SIZE）、产权比率（ER）、资产负债率（LEV）、资本密集度（CI）、 股权性质（EQ）进行控制。为了控制不同年份外部经济变化和行业差异的影响，本文还设置了年度（Year）和行业（Ind）两个虚拟变量，用来处理固定效应。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3.3 模型构建
基于前述理论分析，为检验智力资本和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本文构建以下基准模型：
ROEit=α+β1Xit+∑θiControlit+ci+φt+εit（1）
其中，ROE为净资产收益率，X为智力资本，包括总的智力资本增值系数（MVAIC）及其四个维度：财务资本增值系数（CEE）、人力资本增值系数（HCE）、结构资本增值系数（SCE）、关系资本增值系数（RCE）；Control为控制变量，包括系列可能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包括资产规模（SIZE）、产权比率（ER）、资产负债率（LEV）、资本密集度（CI）、股权性质（EQ）等5个变量，i代表各上市公司，t代表年份，ci和φt分别代表行业和年度的虚拟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验证数字化转型中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作用的内在机制，即数字化转型是否会进一步推动这一作用，从而更好促进企业财务绩效提升，本文进一步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ROEit=α+β1Xit+β2DTit+β3Xit×DTit+∑θiControlit+ci+φt+εit（2）
其中，DT为调节变量，即数字化转型程度，其他设定与前述模型一致。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表2为各个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各变量分布相对均衡，不存在极端值情况，被解释变量ROE均值为0.0537，表明上市公司样本的平均企业财务绩效即净资产收益率约为5.37%，标准差为0.169，最小值为-1.1616，最大值为0.3619，符合对数据的基本认知，可初步认定变量设置基本合理。此外，对于核心解释变量整体而言，智力资本增值系数MVAIC均值为23.2528，对于四个分项维度，关系资本增值系数均值16.6066显著高于结构资本增值系数4.1034和人力资本增值系数2.142，财务资本增值系数CEE最小，表明财务资本增值效率相对较小。
4.2 相关性分析
进一步对各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分析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智力资本增值系数MVAIC与企业财务绩效ROE的相关系数为正，值为0.193，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证明MVAIC与ROE存在正相关关系，智力资本的增长会带动企业财务绩效提升。同理，其他解释变量与ROE的相关系数均高度显著，因此模型设置基本合理。
4.3 多重共线性检验
通过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得到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方差膨胀因子最大为3.33，各个变量的平均值为1.83，均远低于多重共线性VIF 10的标准，因此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4.4 回归分析
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主要检验智力资本及各个维度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列（1）到列（5）分别对总的智力资本增值系数及其四个维度（财务资本增值系数、人力资本增值系数、结构资本增值系数、关系资本增值系数）进行了回归分析。智力资本增值系数变量回归系数为0.0009，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整体来看，智力资本确实可以有效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智力资本增值系数每提升1个单位，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提升0.09个百分点。
从组成智力资本增值系数的四个维度来看，财务资本增值系数回归系数为0.6900，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财务资本可以显著提升企业财务绩效，财务资本增值系数每提升1个单位，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提升69个百分点，在所有影响系数中作用最大。人力资本增值系数回归系数为0.0568，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人力资本可以显著提升企业财务绩效，人力资本增值系数每提升1个单位，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提升5.68个百分点。同样地，结构资本增值系数、关系资本增值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均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二者每提升1个单位，可以分别带动净资产收益率提升2.82个百分点、0.07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智力资本的上升可以有效带动企业价值提升，从而促进企业财务绩效表现，假设1a—1e得到验证。
4.5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前述回归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替换变量、减少样本和替换回归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具体如下。
第一，替换变量。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测度是评估企业价值的关键步骤，目前大多数学者不仅考虑ROE作为衡量企业价值的指标，同时也有大量文献使用诸如托宾Q值、总资产收益率ROA等指标来衡量企业价值。因此，借鉴已有研究，本文使用托宾Q值和总资产收益率ROA两个指标衡量企业财务绩效，并作为替换被解释变量企业财务绩效ROE的重要指标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6列（1）和列（2）所示。
第二，减少样本。由于制造业在上市公司中占据重要地位，且制造业涉及上下游产业较多，产业链条较长，可能会对前述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用制造业样本替换总样本进行样本处理，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表6列（3）所示。
第三，采用系统GMM法。考虑到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即以前年度企业财务绩效可能对当期企业价值存在影响，同时为了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系统GMM替换原有的面板回归方法，作为替换方法的稳健性回归，得到结果如表6列（4）所示。
三种方法回归结果中，MVAIC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其他控制变量符号、显著性也与前述结果基本一致，符合预期，可以验证回归的稳健性，再次证明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5 进一步分析
5.1 调节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考虑数字化转型在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本文分别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变量DT与MVAIC及其四个维度的交互项（用X_DT表示，同时为调整量纲，对交互项均除以100），并进行了调节效应回归，得到结果如表7所示。研究发现，除CEE_DT回归系数为负且显著性相对较低外，其他智力资本衡量变量与数字化转型变量的交互项均为正，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证明，整体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除智力资本自身可以带动价值提升外，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进一步促进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助推作用，因此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而对于财务资本增值系数而言，数字化转型可能会阻碍财务资本增值效率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前期需要大量的财务资本投入，这些投入可能会影响企业偿债能力，抑或产生物质资源分配运用不均，导致企业运营失衡，最终反向影响企业财务绩效。从中长期看，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供的技术平台、数字化供应链等提升了沟通效率，优化了业务流程，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企业内外搜集信息和各要素成本，减少了不必要的赘余工作量和其他多余费用。也就是说，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的企业，对物质资源的依赖会越低。相对而言，其阻碍作用系数较小，且统计显著性不高，需要结合数字化转型的不同时期进行考量。
5.2 异质效应检验
本文按照企业是否属于国企、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业及企业资产规模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三组检验异质效应，分别为企业股权性质异质性、行业发展异质性和资产规模异质性，并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各因素的异质性影响，得到结果如表8所示。其中，列（1）列（2）为股权性质异质性结果，列（1）为国企，列（2）为非国企；列（3）列（4）为高新技术企业异质性结果，列（3）为高新技术产业，列（4）为非高新技术产业；列（5）列（6）为资产规模异质性结果，列（5）为中位数以上的大规模企业，列（6）为中位数以下的小规模企业。三组异质性回归中，MVAIC回归系数均为正，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也进一步验证了前述结果的稳健性，表明智力资本可以有效提升企业财务绩效。
对于股权性质异质性组，相较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的智力资本增值系数变量MVAIC回归系数更大，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大。因为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尽管可能在资产规模、融资渠道方面较国有企业更为弱势，但其相对灵活的组织架构、激励政策及运营机制，可以为新知识的溢出与整合提供更顺畅的接纳与沟通机制，便于智力资本高效转化，从而助推企业财务绩效。
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异质性组，相较非高新技术企业而言，高新技术企业的智力资本增值系数变量MVAIC回归系数更大，表明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而言，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大。高新技术企业具有人才、技术和资本密集的特征，这类企业对于智力资本的渴求更高。它们需要更多高精尖人才、前沿的技术力量及雄厚的物质资本，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财务绩效表现中更加明显。
对于资产规模异质性组，相较大规模企业而言，小规模企业的知识潜力增值系数变量MVAIC回归系数更大，表明对于小规模企业而言，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大。与企业股权性质差异类似，小规模企业多为非国有企业，拥有更为灵活的政策和制度，对于新知识、新技术、新人才的接纳流程更简单，反应更迅速，因此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更为有效的助推作用。
6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3—2023年有关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实证检验了智力资本与企业财务绩效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引入数字化转型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其对智力资本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研究企业股权性质异质性、行业发展异质性和资产规模异质性在其中产生的差异。实证检验发现：第一，智力资本整体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财务资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可以显著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其中财务资本在所有影响系数中作用最大，关系资本在所有影响系数中作用最小；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它可能会阻碍财务资本增值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第三，异质性检验中，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小规模企业的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大。
结合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源泉，但各个维度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拉动效果有差异，建议上市企业在将智力资本培育成新价值创造点时，将重心放在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充分挖掘人才价值创造优势，完善现有人力资源制度体系，人力资本在智力资本推动企业财务绩效中的关键效用得以发挥；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未引入前，物质资本依然是企业财务绩效表现的基础与核心，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尤为密切，物质资本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数字化转型引入之后，企业财务绩效对物质资本的依赖程度降低，数字化转型先期可能需要投入大量物质资本，中长期后却能为企业降本增效，减少不必要赘余成本和费用，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拓宽企业思维边界，进而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建议企业重新审视数字化转型的意义和作用，避免“短视行为”，长远考量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竞争优势，积极整合各类资源，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第三，由于智力资本在不同属性和规模的企业中发挥的效用有差异，政策部门应优先考虑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小规模企业提供智力资本及数字化转型配套支持，优化市场竞争环境，鼓励和提振中小民营企业智力资本支持和数字化转型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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