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胡　颖　田新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070)



供给侧改革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胡颖田新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100070)

〔摘要〕本文构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指标评价体系，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并引入了地方政府基础建设类支出、科学支出、税收政策、国有化程度以及金融环境等变量，基于2001～2013年全国31省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了供给侧改革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总体上，基础建设类支出和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均存在负向空间效应，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科技支出和金融业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均存在正向空间效应，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的，国有化程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具有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基础建设类支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关键词〕产业结构升级供给侧改革空间效应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引言

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调整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成为目前重要的任务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手段，通过刺激投资，拉动内需，增加出口，从而维持就业和经济增长。多年来我国投资率一直维持在平均38.78%的高态势，远高于世界平均投资率28%，而我国消费却一直低迷，世界平均消费率约为79%，而我国仅为35.97%。而依靠投资拉高GDP的手法虽然应对了短期的冲击，由于投资回报率递减，效果却逐渐降低，并恶化了产能过剩等问题，无法改变已经扭曲的经济结构，对长期经济增长并无效果。长期的经济增长是由要素供给的增加和技术效率提高所驱动的，中长期经济增长需要提高技术和效率等供给侧的管理，因此，我国开始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通过财政改革、企业改革与金融环境优化等手段，降低

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实现供给结构的异质化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促使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进而带动经济的增长。因此，本文将从供给侧改革措施作为出发点，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分析研究供给侧改革措施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为供给侧改革措施的进一步规划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建议。

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很多学者采用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进行刻画，并对其具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黄茂兴、李军军(2009)通过实证分析了技术选择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认为合理的技术选择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力[1]。干春晖、郑若谷(2011)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产业之间的耦合质量，反映了产业间的协调度以及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据此理论对泰尔指数进

行了重新定义用于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2]。张同斌、高铁梅(2012)认为财政激励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促进作用高于税收优惠政策[3]。彭冲、李春风等(2013)认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本质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将各产业产值比重与劳动生产率的乘积作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4]。付宏、毛蕴诗等(2013)建立我国2000～2011年31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创新投入、固定资产投资、FDI以及金融发展程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结果显示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正向影响[5]。张大儒(2013)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更多的体现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据此运用偏离系数法构建了产业结构合理化系数[6]。于泽、章潇萌(2014)认为资本深化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而技术进步率差异的作用较小[7]。储德银、建克成(2014)分析并实证了政府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政府投资性支出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而政府科技支出和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正向促进作用[8]。贾敬全、殷李松(2014)考察了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农林水事务与城乡社会事务支出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着的正向助力，经济发展运输支出不利于本地产业结构升级[9]。王福军、叶阿忠(2015)的实证结果显示FDI对技术创新具有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其强度大于直接效应[10]。高远东、张卫国等(2015)指出社会需求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决定性因素，其中消费需求的贡献最大，而现有的制度安排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11]。张宗益、伍焓熙(2015)沿用了付凌晖(2010)[12]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方法，通过构建东西中部模型实证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科学支出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金融业的发展推动了东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13]。

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指标构建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与分析，本文将从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两个维度对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进行分析。其中，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以及对各个行业度量标准的统一性，本文将采用R&D人员数量占总劳动投入的比重度量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即当R&D人员数量占总劳动投入的比重越来越大时，整个产业结构的高度是随之增加的；而鉴于文献中各位学者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不同测度方法，本文将使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耦合度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指标，即当第二、三产业之间密切相关、相互依赖时，产业结构是合理的。

1.1产业结构高级化

首先，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CES生产函数形式为基础，建立某地区的生产函数：

其中Q为产量，L为有效劳动力，K为资本投入量，g(·)为地区的市场作用函数。

即有

则该地区的劳动条件要素需求函数为：

本文以R&D人员数量占总劳动投入的比重作为产业高级化程度度量，因此，采用R&D人员数量代表有效劳动Lj。两边同时除以总劳动投入L，得到R&D人员占比的需求函数：

其中，lj表示R&D人员数量占总劳动投入的比重，即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qj表示人均产出。

对数化处理，得到：

其中，g(·)为地区的市场作用函数。为了考察供给侧改革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本文从政府财政环境、国有化程度、金融环境检验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税费改革、企业改革以及金融改革措施的有效性，并加入FDI及市场需求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此，本文构建以下指标刻画市场作用函数，如表1所示。

表1　地区的市场作用指标

1.2产业结构合理化

本文将采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耦合度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指标。借鉴物理学耦合概念，建立两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

其中，ui表示子系统的综合发展程度，uij表示系统i中第j个指标的标准值，λij表示各指标的权重，本文采用熵权法得到。C取值在[0，1]之间，C=1表示两子系统间耦合度最高，达到了良好的耦合状态；C=0表示两子系统并不存在相关性。

本文选取产业的专业化集聚程度、产业的多样化集聚程度、产业增加值、产业就业人数、产业增加值比重、产业人均产出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作为评价两系统发展的指标。通过熵权法给予各个指标权重，并对两系统的发展水平进行打分，而后通过耦合度公式计算两系统发展的耦合水平。

其中，产业的专业化集聚程度CS与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CD如下：

2实证分析

2.1模型的构建

本文拟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

ε～N(0，σ2I)

其中，(I-ρW)-1=I+ρW+ρ2W2+ρ3W3+…

因此，点估计方法在空间杜宾模型中是存在偏误的，即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并不是真实的偏回归系数，直接效应为(I-ρW)-1(βk+Wγk)的对角线元素，间接效应为非对角线元素。

对数化处理，得到回归模型：

2.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采用2001～2013年全国31省数据，数据来自于2002～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并对部分数据进行计算处理。空间权重矩阵W采用相邻0～1矩阵，通过GeoDa软件对全国电子地图处理得到。

2.3实证结果及检验

(1)为了确定是否采用空间固定效应或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利用似然比LR进行时间固定效应和空间固定效应的联合非显着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空间固定效应的估计值为551.4537，自由度为31，P值约为0.00，因此拒绝原假设，认为模型存在空间固定效应；类似的，时间固定效应的估计值为27.5607，自由度为13，P值为0.0104，在95%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认为模型存在时间固定效应。因此，本文将模型扩展为具有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模型，即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2)考察空间模型的具体形式。本文通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并对模型的参数进行如下检验：H0∶γ=0且H0∶γ+ρβ=0。若接受H0∶γ=0，则空间杜宾模型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若接受H0∶γ+ρβ=0，则空间杜宾模型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若同时拒绝了两个原假设，则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并且，考虑到采用直接法估计存在偏误，本文采用Lee和Yu(2010)[14]的偏误校正方法，对空间杜宾模型的偏误修正，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SDM模型估计结果

续　　表

根据Wald检验空间滞后估计值、Wald检验空间误差估计值、LR检验空间误差估计值与LR检验空间误差估计值结果，产业结构高级化模型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模型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之后，通过Hausman检验来判断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两模型的Hausman检验估计值分别为24.62与33.86，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接受原假设，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模型拒绝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另外，考察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参数phi，当phi=1时，采用无需对任何空间特定效应进行控制的模型，当phi=0时，随机效应模型收敛于相应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phi=0.14，渐进t值为5.62，可以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存在显着差异。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模型应该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3供给侧改革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分析

根据SDM得到各个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可以分析各个解释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表3　各变量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空间效应

3.1基础建设类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分析

基础建设类支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效应：基础建设类支出具有显着的负向本地效应，且在全部负向影响因素中作用最大。基础建设类支出通过政府对社会资本的占用，产生了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提高了企业的成本，降低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并且，出于“父爱主义”，政府会对会出现财务危机的落后产业和过剩产能行业进行补贴与投资，造成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阻碍；其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置信水平90%下显着。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投资竞赛”，本地区基础建设类支出的增加，会诱发周边地区政府相应的增加支出，造成周边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扭曲；总效应方面，基础建设类支出对我国各个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平均效应显着为负。基础建设支出的增加导致了政府对科技支出的减少，但科技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着的正向空间效应，从对科技支出的挤占作用上，基础建设支出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提高。

基础建设类支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空间效应：基础建设类支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本地效应显着为正，但其对周边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导致基础建设类支出对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平均效应显着为负，不利于各个地区第二三产业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基础建设类支出不仅用于地方市政建设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为地区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的领域，也存在对经营不利的国有工业产业进行补贴与投资，因此，基础建设类支出造成了我国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的不合理。

因此，基础建设类支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均存在负向空间效应，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基础建设类支出不利于技术进步，投资侧重于低端行业，加大了产业间的发展差距，反映出基础建设类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3.2科技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分析

科技支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效应：科技支出具有显着的正向本地效应，但其对周边地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着，总体上，科技支出提高了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平均水平。政府的科技支出主要体现在其对研究机构的支持上，因此，从投入到将新技术作用于产品，直至新产品的产生需要一定的周期，并且一些基础研究并不能直接被企业应用产生新产品，因此，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程度并不十分突出。

科技支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本地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对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平均效应并不显着。因此，科技支出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上。

3.3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分析

税收政策对本地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与我国不同行业的税率以及税种区别有关，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采用营业税与增值税，且地方政府对第三产业扶持力度较大，“营改增”集中在服务业中，对服务业的减税等税收优惠较多，导致恶化了第二、三产业的耦合发展。但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本地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均不显着。税收优惠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从而产生替代效应，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而实证结果显示，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的推进作用并不显着。

因此，目前的税收政策并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反映出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存在一定的不合理，如对落后行业的税收优惠偏高，对高端行业的税收优惠不足等问题。

3.4其他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分析

国有化程度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国有化程度越高，说明当地相应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导致了同行业的私人企业外流，相应的R&D人员也随之外流；同时，国企的进入壁垒也导致了一些R&D人员无法进入，促使其流入周边地区，促进周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发展。同样的，由于本地国有化程度的提高，相应的私人企业外流也会促进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发展。

金融业发展程度在总体上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均存在正向空间效应，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金融业发展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企业融资难度的降低，使企业有足够的资本投入到R&D研发中，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金融业比重越大，对各个行业贷款额度也会相应提高，有助于第二三产业的共同发展。因此，金融业发展程度对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及合理化均具有促进作用。

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负向空间效应，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由于FDI常用于外资合资企业，这类企业在我国主要进行生产制造与销售，而研发活动仍留在国外，我国企业更多是直接引进和使用，因此，这类企业在我国国内的科研动力不足，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4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对供给侧改革措施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了如下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1)基础建设类支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均存在负向空间效应，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本文建议调整政府基础建设类支出的投资领域及项目，将部分领域交还市场，引入社会资本，丰富基础建设类支出项目的资金构成，实现资本多元化经营。并且，加大地方政府间的沟通与合作，减少政府间的投资攀比。(2)科技支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正向空间效应，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科技支出主要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发展，基础研究的外部性最强，需要的研发周期与资金投入最大，企业缺乏进行基础研究的动力。因此，我国政府的科技支出应该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资比重，为企业日后的进阶研发打好基础。(3)税收政策对本地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本文认为应该对现行的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实施全面性减税，并均衡第二、三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对高端行业的税收优惠，降低对传统行业在税收上的保护，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4)国有化程度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和创新力度，打破一些行业领域的国企垄断形势，将市场放权给社会资本，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5)金融业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作用。因此，本文建议继续优化金融发展环境，鼓励金融创新，加大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鼓励金融业对高技术行业、小微创新企业的融资，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参考文献

[1]黄茂兴，李军军．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7)：143～151

[2]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4～16

[3]张同斌，高铁梅．财税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J]．经济研究，2012，(5)：58～70

[4]彭冲，李春风，李玉双．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波动的动态影响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3，(3)：91～100

[5]付宏，毛蕴诗，宋来胜．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3，(9)：56～68

[6]张大儒．我国政府投资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实证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3，(4)：128～132

[7]于泽，章潇萌，刘凤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内生动力：需求还是供给[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3)：25～35

[8]储德银，建克成．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总量与结构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4，(2)：80～91

[9]贾敬全，殷李松．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J]．财经研究，2015，(9)：18～28

[10]王福军，叶阿忠．FDI、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的实证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2～9

[11]高远东，张卫国，阳琴．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地理，2015，(6)：96～101

[12]付凌晖．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0，(8)：79～81

[13]张宗益，伍焓熙．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5，(5)：101～109

[14]Lee LF，Yu J．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s[J]．Reg Sci Urban Economics 40：255～271

(责任编辑：王平)

收稿日期：2016—02—07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重点项目“北京市产业空间结构体系构建与城市空间转型研究”(项目编号：SZ201410038016)。

作者简介：胡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田新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金融工程。

DOI：10．3969/j．issn．1004-910X．2016．07．004

〔中图分类号〕F810.45；F26

〔文献标识码〕A

The Spatial Effect of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Based on Spatial Panel Durbin Models

Hu YingTian Xinmi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China)

〔Abstract〕Through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system for High-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this paper used the High-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of two dimensions to measur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Then by us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infrastructure spending,spending on science,business tax,and financial environment variables,this paper established spatial panel durbin models based on the national 31 provinces from 2001 to 2013 data.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overall,infrastructure spending and tax policy have negative space effect on High-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scientific research expenditure and 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 have positive space effect;in particular,nationalization degree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space;infrastructure class has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of space.

〔Key words〕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spatial effect;spatial panel durbin mod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