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社会环境、受众需求及传播生态的深刻变革，法治题材电影已逐渐成为传播法治价值观的核心渠道之一。法治电影通过“个体共情—群体共鸣—社会共识”的递进式传播逻辑，推进法治价值观在社会的宣传普及与强化践行。中国法治题材电影依托具备强大社会共情力的法治议题来吸引观众；运用议程设置功能和情感引导，增强受众的参与感；借助社交媒体的裂变式传播效应，迅速扩大电影及法治议题的社会影响力；采用沉浸式情境和影像，深化观众对法治精神的理解，提升全民的法治思维和法治价值观念。中国法治题材电影是艺术创作与普法实践融合共赢的典型范例。
【关键词】法治题材电影；法治价值观；个体共情；群体共鸣；社会共识
“电影虽然是大众艺术，但也身负社会责任，需要实现社会价值。”[1]随着社会环境、受众需求以及传播生态的深刻变革，法治题材电影对法治价值观的传播已显著区别于传统的法治教育和宣传范式，创新实践了从“个体共情”经“群体共鸣”至“社会共识”的递进式传播逻辑。此种传播逻辑是在两级传播模式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多级传播模式[2]的具体应用。2024年春节档火爆出圈的电影《第二十条》充分应用传播理论，揭示了“共情—共鸣—共识”的法治价值观传播逻辑，不仅成功跻身现象级影片行列，同时也成为传播法治价值观的成功案例。数据显示，电影《第二十条》自首映后连续十日稳居票房榜榜首，且连续十日观影人次第一。截至2024年2月29日15：35，《第二十条》累计观影人次超4500万。[3]
一、初始触发：增进个体共情
传播链条的启动源自大众传媒。大众传媒设置的具备高度吸引力与社会关注度的议题不仅是传播链条启动的初始触发器，更是激活整个传播链条的动力源。
（一）设置情感议题
1972年美国学者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4]。该理论深刻揭示了大众传媒在塑造公众认知框架中的核心作用。简言之，大众传媒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样思考，却可以影响人们关注什么[5]。在新媒体时代，法治题材电影的议程设置功能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与强化。
法治题材电影所选取的议题，诸如公平、正义、纠纷等，天然具备强大的社会关注度和共情力。电影《秋菊打官司》《我不是药神》《孤注一掷》《消失的她》等法治题材电影多取材于真实事件或社会敏感议题，通过艺术加工和镜头语言，将宏大且抽象的法治议题融入“身边人”的日常生活叙事，切实触及公众的“关注点”和“痛点”，使作品在保持题材专业性的同时，也能为观众所喜闻乐见。[6]观众在观影过程中通过强烈的代入感产生共情。为了强化电影的共情效果，在电影上映前，制片方与宣发团队会充分利用社交媒体、视频网站、在线论坛等新媒体渠道，通过发布剧照、预告片、拍摄花絮等多样化内容，对电影及与电影相关的议题进行预热宣传。成熟系列宣发举措不仅增加了电影的曝光度，也拉升了社会公众的期望值，更在无形中引导了公众对特定法治议题的关注与讨论。
（二）深化情感引导
法治题材电影通过共情传播，扩大电影议题的设置效果，细化强化对观众的情感引导。近年来，电影创作发行者还会采用点映、首映礼等连贯性的营销举措，在精准定位目标受众群体的同时，扩展性培育受众群体，激发观众的兴趣与期待，进一步增强议题的社会影响力。电影《检察风云》作为中国首部聚焦新时代检察官视角的罪案公诉电影，在该片的首映礼上，特别邀请了现实中的检察官参与，分享检察工作感受和观影感受，实现了对特定受众群体的精准共情。[7]电影《第二十条》于上映当日举办“我爱我家”六城首映礼。主创团队与家乡观众直接交流，利用地域文化、家庭情感等元素构建共情空间[8]。法治题材电影通过精准把握社会脉搏，洞察社会公众情感变化，纾解社会矛盾症结，实现了电影营销、法治内容传播、法治价值观的整体性链接和系统化深耕。
二、效能发酵：深化群体共鸣
1944年，卡茨·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两级传播模式。他们认为形成信息流和形成影响流是传播的两个关键性步骤。观念常常是从广播与报刊流向意见领袖，然后再由意见领袖流向不太活跃的普通大众。[9]后续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并非直接到达一般受众、对受众产生影响，而是经历了一个间接且多层次的扩散过程。[10]罗杰斯将这一更为复杂的传播模式概括为多级传播模式。传播媒介越来越丰富，传播渠道越来越多样化的当下，“间接且多层次的扩散过程”在法治价值观的传播链条中的作用也越发凸显。
（一）扩大传播影响力
“近因效应”是法治类电影“多级传播”模式的心理基础。法治题材电影通常选取贴近民生、反映时代特征的法治案例作为叙事基础，更容易与观众产生情感联结，激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与深度思考。观众在观影后往往通过社交平台或日常人际交往，分享个人见解与观影体验。观众在对电影进行独立表达与评论的同时，也成为影片及影片中价值观的宣传员和传播者。个人的观影体验以人际关系网为基点，通过共鸣效应进一步传播。[11]从“点对点”的精准传递，到“点对圈”的社群影响，再到“圈对面”的广泛覆盖，涟漪式传播路径将传播范围从特定受众开始，扩散至更多非特定人群。传播链条的延展性和承接性相对清晰明确。
（二）增强传播效能
网络化社交媒体的普及为裂变式传播提供了现实基础。近年火爆的法治题材电影均是创新应用此种裂变式“间接且多层次的扩散过程”的典范。裂变式的传播路径颠覆了传统的单向度传播模式，实现信息传播在短时间内的指数级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信息的覆盖面和传播效能。口碑传播在裂变式传播中的作用尤为显著。人们更倾向于相信来自社交圈内部的信息。此种基于“信任机制”实现的裂变式传播具有自发性和自主性。“意见领袖”或者“大V”是重要的“信任源”，他们的“发声”能够突破传播链条的层级限制，迅速实现“点对面”的直达和穿透，提升受众对信息的信任度和接受度。电影《第二十条》通过权威媒体《人民日报》的正面评价，最高人民检察院公众号的数篇评价文章，以及法学知名教授罗翔等人的推荐，构建起强大的意见领袖矩阵，不仅为影片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正面舆论基础，更通过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与公信力，加速信息在不同层级受众间的有效传递，进而激发整体深度共鸣。法治电影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情感共鸣的聚能场与价值认同的推进器。群体成员在观影过程中共同体验法治精神的力量，经历情感与理性的双重洗礼，能够快速凝聚起法治价值观共鸣。
三、目标实现：促成社会共识
法治类电影作品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核心目标在于促进法治价值观在全社会的形成与深化，推动法治价值观成为社会主流的行动范式与评价标准。不断强化和迭代的法治价值观又通过群体间的互动与交流，进一步在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中扩散，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起到更强的指引性和规范性。循环往复，日益成为社会共识。
（一）深度理解法治精神
法治题材类影片不仅是对法律实践的艺术再现，更是促进公众法律素养提升的重要推手。其深入思考法治的深层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法治价值观的认知与理解，推动全民法治意识的提升。
电影《烈日灼心》通过多维度叙事策略，深刻地揭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内核。影片以故事性情节反复展现了法律的权威性与不可侵犯性，在法律与道德、人性善与恶、被救赎与自我救赎的复杂交织中，进一步凸显尊法、守法，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电影《第二十条》将对公平正义的深刻探讨包裹在轻松的喜剧氛围中。影片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0条这一备受热议的法律条款展开，描绘了普通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朴素期待，以及司法机关为维护正义所付出的艰辛努力。电影成功地运用了情感带入的手法，对公平正义的探讨具体、生动、鲜活，矛盾展现细致、扎根生活，充满了烟火气，无论是检察官韩明、吕玲玲，还是普通百姓张贵生、王永强，他们的生活背景、情感变化和困境遭遇，都让观众在剧情沉浸中感同身受。“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在不知不觉的欢笑和泪水中深入人心。《第二十条》不仅引发全民对《刑法》第二十条的思考，更使得整个司法系统都进一步审视《刑法》第二十条的适用尺度问题。在2024年3月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不约而同地对该条文的适用进行了回应和表态。唤醒沉睡的《刑法》第二十条不仅是司法系统的共识，更是全民的共识。在法律框架内寻求公平正义“最大公约数”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
（二）培育全民法治思维
个体“共识”是社会价值观整体性构建的基础和黏合剂。法治题材电影之所以能承载培育和提升全民法治思维的功能，源于主创团队通过对真实案件或社会热点议题的甄选，创造性地运用电影语言对素材进行艺术性加工、重构与呈现，站在社会公众接受性和互动性的最优涵摄基点上的努力和探索，使得此类电影具有高票房号召力、大社会影响力、强思维塑造力以及硬共识凝聚力。《第二十条》《秋菊打官司》《我不是药神》等一系列法治题材电影的成功，正是前述四种力道聚合激变的显性化表征。此类电影作品将复杂晦涩的法律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故事和具有直达性的电影语言传达给观众，寓教化于无形，有效化解了社会公众对法治的误解与偏见。1992年出品的电影《秋菊打官司》讲述了主人公秋菊运用法律武器维护个人权益的历程，生动反映了农村法治建设进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以及农民法治意识的觉醒与成长。影片《我不是药神》将药品价格高昂、患者权益保障缺失等社会痛点借助艺术化、戏剧化的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成功激发跨圈层观众对医药法律制度及其执行效果的深刻反思与广泛讨论，直接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修订[12]。以电影故事揭示社会问题，表达民意传递民声，凝聚共识参与立法，法治题材电影在培育全民法治思维，推动法治进步方面显现出强大的优势和影响力。
西谚有云：“有用而有效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治题材电影作品以感性沉浸方式，具象传递法治知识和观念，循序渐进地培育和养成法治思维。个体的法治思维与法治价值观念在传播与共生中相互碰撞与促进，共同孕育和壮大全社会的法治文化资本，夯实并巩固全社会的法治基础。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在法治思维和观念的升级迭代中日益形成并日臻强大。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思考逻辑和行动逻辑将蔚然成风。
四、结语
有效的信息传播需要关注受众的需求与偏好，以及信息的可接受性和互动性，更加人性化、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普法方式将成为新常态。普法不是刻板的说教，不是强制的规训，而应当是理在法中、法在心中的家长里短，是全面关注、全民参与的生活百态。法治是每个日常的循规蹈矩，是不断向善向好的坚守和执着。中国法治题材电影为公众推开了直观理解中国法治的窗，搭建起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转换的桥梁。法治题材电影成为艺术创作与普法宣传融合共赢的经典范例，揭示了法治价值观传播的内在逻辑：“个体共情”是基本点，“群体共鸣”是扩音器，“社会共识”是整体面。法治电影是全民、全面、全效增强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的宣言书、传播员、播种机和实践场。
[本文为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中国新主流电影促进社会美育建设的价值与路径研究（22BC046）；2022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线上线下混合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2022166）；2022年度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研究——以智能+场景中的刑事诉讼法学课程为例（JG24DB313）；2024年度大连市社科联重点项目：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以“法治”价值观为重点（2024dlskzd1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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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05电影网.后劲十足！张艺谋《第二十条》连续十日票房登顶[EB/OL].https：//new.qq.com/rain/a/20240229A04PC500.
[4]von Maxwell E.McCombs，Donald L.Shaw.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M].Schlüsselwerke：Theorien（in）der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2022：18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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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腾讯网.电影《检察风云》北京首映礼 黄景瑜映后畅谈“拍电影拍出安全感”[EB/OL].https：//new.qq.com/rain/a/20230423A05RLJ00.
[8]猫眼电影.《第二十条》六城首映主创回家乡感谢观众[EB/OL].https：//www.maoyan.com/news/1548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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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不是药神》改变《药品管理法》[EB/OL].https：//lvlin.baidu.com/question/2084968786268643468.html.
作者简介：夏红，辽宁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大连 116081）；田远，辽宁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生（大连 116081）。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