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主流电影是主流电影在新时代的创新形态，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新主流电影在共建国家传播中打破了文化霸权主义的单一态势，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外延拓展，重塑了世界电影多元发展的新格局。在此背景下，新主流电影如何通过周边传播话语体系建构来实现文化价值的传播，并以怎样的文化姿态平衡地缘政治的敏感性和文化交流的深入性，这些都对新主流电影进行在地性影像书写与塑造共同体意识以适应周边传播话语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新主流电影；“一带一路”；周边传播；话语体系；国家形象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电影版图悄然发生变化，由“欧洲中心思想”影响下的欧洲艺术电影和“文化帝国主义”影响下的美国好莱坞商业电影两极态势，转变为世界电影多元发展的新格局。“西方”和“非西方”一分为二的格局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化逐渐被打破，文化与信息的流动重塑了世界的格局和形态，由经济发展驱动的各方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体现了平等合作、互惠共赢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建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寻找共识，共同构建全球化语境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新主流电影在全球电影市场上的文化感染力和市场影响力与日俱增，作为一股新兴力量已经参与到世界电影格局的重塑进程中。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新主流电影承载着传播国家形象、促进跨文化理解和塑造文化认同的多重使命，在周边国家的传播策略与话语体系建构中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影视传播的研究，学界已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例如针对“一带一路”电影使命和问题，强调从文化构型和地缘政治中理解“一带一路”的“多元”机制和“双边”关系[1]。关于跨文化共情传播，研究“一带一路”电影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构建出跨文化共情传播的作用机制模型，通过共情营销（渠道）和共情叙事（内容）寻找不同文化背景下观众的共情点[2]。也有研究指出，在我国文化战略层面与“泛亚”国家的影像文化合作较多，全球文化的发展是在地缘文化发展的背景下重塑新型的文化体系，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区域文化体现出历史的地缘亲近性，又体现出新经济发展下的文化勾连[3]。在“一带一路”倡议与新主流电影的关系上，有研究圈定了“一带一路”倡议与“新主流电影”观念在时空集成上的高度一致性，其主流价值观表达和话语形态展示上存在交集，因此提出二者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中具有结合的必然性[4]。然而，当前研究集中在理论探讨和个案分析上，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讨论，新主流电影在周边传播过程中如何通过建构话语体系来实现更好的传播？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如何通过叙事结构来更有效地实现在地性表达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另一方面，当前研究对于地缘政治与电影产业的联动效应有待进一步拓展，例如新主流电影如何平衡地缘政治的敏感性和文化交流的深入性？新主流电影在传播中多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这种提升是否可持续，并如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长远目标相协调？这些问题仍需思考。
一、在地性的影像书写：地域特色与电影语言同构
自21世纪以来，新主流电影在继承传统主旋律电影弘扬主流价值观和传播政治思想使命的同时，摒弃了政治说教色彩，将“在地性艺术”融入“一带一路”新主流电影的表达之中。所谓在地性表达，即新主流电影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巧妙地融入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本土文化元素，从而增强电影的文化贴近性和观众认同感。
（一）本土重构：影像艺术的在地性表达
影像艺术的在地性表达强调影像作品与所在场域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强调地点场所的唯一性，另一方面影像存在此地并与该地点产生互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艺术在地性表达的维度也更加多元[5]。在新主流电影“一带一路”周边传播中，影像艺术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地方视角相结合，对电影艺术与地缘的密切联系给予认可，并通过语言、建筑、服饰、景观、方言、器物、饮食、历史等视觉语言，构建出专属某地的独特气质。新主流电影运用影像语言和故事情节，生动展现了中国的人物形象及深厚的文化内涵，成功地将地域特色与电影的视觉表达融为一体。在叙事方面，新主流电影经历了从线性叙事到非线性叙事的转变，通过时空跳跃、交叉叙事等手法，将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的故事线相互交织，形成多维度的叙事结构。也较多运用小切口叙事手法，通过微观事件来反映宏观社会背景，使故事更加生动真实。《我和我的家乡》《人生大事》等新主流电影中的人物和故事充分围绕我国文化特色、社会问题等展开，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情感表达以引起观众的共鸣。
（二）空间塑造：地域文化的情景式呈现
场景化的媒介日常与地域文化的情景式呈现，为新主流电影与观众构建了互动合作的场域环境。新主流电影要实现地域文化与观众的对话升级，电影中自然空间、精神空间以及社会空间的呈现是大多数电影艺术表达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一生产过程植根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该理论强调了空间的自然性、精神性和社会性三重属性。新主流电影正是通过影像的空间叙事，呈现了这种三重性的辩证统一。新主流电影通过描绘中国城市、乡村、太空、战场、风景等多样化的元素，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观众间接地揭示了那些难以亲身体验的真实情境[6]。近些年类似于《战狼》《流浪地球》等新主流电影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广受好评，不仅有效传达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野，也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的融合视角，构建出新主流电影的跨界美学形态，串联起受众与作者、内部与外部、历史与当下、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新主流电影跨越固有界限的传播态势。
二、区域文化的银幕再塑：电影中的文化记忆与共同体想象
电影所构建的虚拟空间，引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观众跨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使得观众的个体意志与故事情节发生交织，促进了情感的流动与生成，实现了观众与电影中文化的深度共情，让观众最大程度上认同新主流电影传达出的文化内核，构建出想象的共同体。
（一）文化记忆：景观符号的意义性拓展
在新主流电影的周边传播中，通过选取具有普遍性和共鸣性的历史事件或文化符号，在“一带一路”不同文化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将家国情怀、民族精神等浸润到电影书写中，让观众情感与作者情怀形成内心的契合，触发观众对特定文化记忆的共鸣。当使用“记忆”这个词时，并非仅仅是一种比喻或隐喻，而是基于记忆的心灵与回忆对象之间实际存在的客观联系。事物本身并不具备记忆能力，但它们却能够激发受众的回忆，因为它们承载了受众投射其上的记忆[7]。比如，各种美食、庆典、仪式、画作、故事、历史文献、风景名胜，以及其他所谓的“记忆场所”，都可能成为触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受众记忆的媒介。这些事物作为记忆的载体，提醒着群体成员共同的历史和身份，从而促使群体形成一个更加紧密的整体[8]。
电影中符号所承载的文化记忆与现实中观众的历史记忆产生碰撞，引领观众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重新思考个体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意义，将历史上他人的记忆转化为当代人共同的情感体验和集体回忆，从而形成精神层面的集体认同[9]。比如《我和我的祖国》和《中国医生》等新主流电影，在“一带一路”周边传播中以温暖、积极、平凡的创新性格调传达出多元却内在趋同的价值观念，低起点人物、个体视角、家国情怀成为新主流电影中重要的文化现象。
（二）仪式构建：区域文化的共同体想象
有学者认为，在文化记忆与想象共同体的关系上，文化记忆着重展现了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并指出记忆具备重建历史和存储信息的两大核心功能。而想象共同体的构建，则是新主流电影的另一重要功能。这种共同体并非实体性的社群，而是一种基于共同文化记忆和认同感的精神集合。新主流电影作为输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媒介，能够精细捕捉到时代的变化和观众意识的转变，通过景观媒介记忆的体现，构造出“想象中国”的新场域，为塑造国家形象、人民形象、文化输出提供了崭新的路径。以在地化的形式再现对主流文化的编码与想象，以现代化视角重塑历史空间的英雄人物与真实事件，以仪式化的形式重构民族精神与文化记忆，构建出契合当代中国情感结构的共同体想象。
在传统文化地理学者看来，文化要素是构建文化景观的关键力量。在新主流电影“一带一路”周边传播中，区域文化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地方感，在与他国文化互动的过程中生成了新的文化景观。与主旋律电影打造的“本土化”不同，“一带一路”新主流电影更加注重“在地文化”的塑造与融合，例如《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中都是以探讨人类命运与社会百态的情感叙事为内在驱动力，依托现实底色跨越语言差异与文化隔阂，“情感”内化为传播文化共同体理念的有效途径。
三、周边传播下的话语策略：新主流电影的国际传播与接受
（一）策略调优：提升文化交流的深入性
在新主流电影周边传播中，话语策略的运用不仅关乎电影的叙事效果，更直接影响着观众对电影的理解和接受程度。通过巧妙的话语策略，新主流电影可以在不触及地缘政治敏感话题的前提下，深入地进行文化交流，实现电影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赢。“一带一路”背景下新主流电影的周边传播，要充分考虑沿线观众对新主流电影话语模式的接受程度，也需要立足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新主流电影注重情节紧凑、角色鲜明，以及视觉和情感的冲击力。在关注“个人”存在和情感方面，深入展现角色的内心世界，通过细腻的情感刻画和戏剧性的冲突，使观众与角色产生强烈共鸣。从《湄公河行动》到《红海行动》等新主流电影不仅契合了当代观众的审美品位，更巧妙融合了好莱坞大片的精湛叙事手法[10]。这些影片聚焦于个体的存在与情感，塑造出的人物形象立体且富有深度，同时在影像呈现上追求极致的视觉冲击力[11]。正因如此，这些电影不仅在国内市场赢得了广泛好评，更因其独特的魅力成功吸引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观众对动作类型电影的热爱与追捧。
（二）求同存异：平衡地缘政治的敏感性
新主流电影想要“走出去”，就要平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求同”和“存异”之间的关系，不同国家的观众容易接受与本土文化相近的文化内涵，对与本土价值观相斥的文化本能地抵触。中国电影制作者巧妙地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异质性转化为具有交流价值的文化资产，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跨文化交流的语境相互融合。这些以民族文化特色为核心的电影，不仅深含对文化的内省和人类情感的关怀，还展现了具有全球共鸣的普遍文化价值。导演们尝试将中国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符号相融合，将高度情境化的文化编码转化为更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以此构建出或融合或碰撞的多元文化关联，进而传达出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新主流电影将叙事主体放眼于“宇宙空间”，主角的核心自我定位超越了国界与种族，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全球性的话语格局巧妙地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之中，新主流电影通过树立“地球人”这一传播意象，打破文化间的传播隔阂，从而获得异文化观众的认同。
四、跨文化交流的民族想象：新主流电影周边传播的话语体系重构
（一）以和为贵：走出狭隘民族主义倾向
当前，中国对于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一直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共同体思想，相较于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充斥于电影叙事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和“西方救世主”的霸权思想，中国在跨文化传播中注重体现“以和为贵”的人类共同体意识，更多突出的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合作共赢、共渡难关的可贵精神。过去的主流电影被束缚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表达中，塑造的是一种“中国认同”，在周边传播过程中时常碰壁，而随着新主流电影的逐步发展，中国电影的话语体系建构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转向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关注的议题、全球性议题的体现，通过电影这一媒介构建想象的共同体。
（二）文化共性：构建民族想象共同体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还是历史文化上都有极深的渊源，这成为新主流电影进行话语体系建构的“沃土”。当前观众在面对外来电影时会因文化差异难以对他国电影形成文化认同，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即主动寻找共同的文化基因，通过仪式传播构建想象的共同体。仪式传播并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为了传递一种特定的情感，是对“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12]。比如《大唐玄奘》中通过对中印历史交流的挖掘，将“玄奘”这一文化符号作为共同的文化基因进行表现，通过电影的传播，完成了对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观众因为这一共同的文化基因进入了共通的意义空间，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形成了文化的认同，加强了凝聚力，加深了对中国方案的认同和理解。伴随着新主流电影的发展，这种共同的文化基因的表现已经不再是片面的“自我”或是“他者”视角的表达，而是一种融合性的叙事策略，这更有利于形成跨文化交流的民族想象。
（三）界域联通：搭建电影对话的桥梁
新主流电影周边传播离不开多方的共同努力，其中主要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是通过政府牵头举办电影节等，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如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一带一路”展映单元，通过设置“超越宝莱坞”“印尼风情画”“荷兰新生代”等多元板块，能够让中国影人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审视他者并引介多元文化内容。后者则主要是中外合拍。2017年上映的《功夫瑜伽》作为一部中印合拍的范例，通过挖掘中印两国不同的民族文化，积极寻找共通的意义空间，引起两国观众的共鸣和好评。同时，民间用户的二创行为也成为互联网时代中国新主流电影话语体系重构的重要途径之一。互联网使得文化的交流变得便捷，影迷在观影之后利用社交媒体与不同国家的观众进行交流，这种人际传播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消解文化隔阂，促进文化间的深度交流，形成共同体意识。
五、国家形象的主体性建构：文化软实力提升与“一带一路”协同
（一）价值再造：大国形象的多维审视
相较于过去主旋律电影生硬的灌输，新主流电影在保留主流价值内核的前提下，通过更加大众化的商业运作手段、更有审美价值的艺术表达，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目的来传递中国观念、表达中国价值，更有利于各国观众形成共鸣，对于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大国形象的塑造有了更多维的塑造方式。《湄公河行动》《中国机长》等新主流电影在周边传播过程中，都受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观众的好评，原因就是在保留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影像化创作。同时，商业模式的加入给电影创作提供了更多成本，“中国意境”的表达在技术的支撑下有了更多的表现手法。在中国价值的传达上，新主流电影从过去只注重集体性民族主义、爱国情怀等片面表达，转向通过对小人物、小故事的细腻刻画来体现多维视角下的大国形象塑造。
（二）多元协同：“一带一路”下新主流电影的跨媒体探索
类型电影的发展需要以民族文化的滋养为前提，电影类型化是中国电影形成辨识度的关键。中国在电影类型化上也有过成功的探索，“东方魔幻”是绝大多数外国观众提及中国电影时想到的主要类型，虽然形成了类型化的标签，但也逐渐造成了不少观众对中国形象的刻板印象。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新主流电影致力于在新的中国形象的传播上进行类型化探索，让更多观众了解到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进入媒体融合时代，“跨媒体故事世界”的构建成为新主流电影发展的又一主要趋向。“跨媒体故事世界”是在横跨多个媒介平台的同时讲述发生于同一世界的不同故事，其中“每一个新文本都对整个故事作出了独特而有价值的贡献”[13]。这种方法更有利于中国故事、中国方案的系统化、完整化表达。过去，西方电影在这一方面有较多的成功探索，比如“漫威”宇宙、“指环王”系列等。而现在中国也在逐渐探索，这种探索并非为了形成文化霸权，而是为了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而努力。未来，跨媒体故事世界的建构可以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中进一步探索，打造一个文化包容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共通的意义空间，加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观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方案的理解。
（三）技术赋能：多模态创作讲好“中国故事”
当前，电影制作工业飞速发展，元宇宙成为未来电影探索的又一焦点，AIGC等人工智能更多地加入电影的创作中。作为一个国家战略示范与地区间合作的倡议，“一带一路”彰显出极强的包容能力，这为新主流电影在技术的加持下通过图像、声音、文本等多模态完成国家形象的主体性建构提供了更广阔的发挥空间。影视文化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也是展现我国文化意蕴的重要方式。新主流电影在运用多模态进行国家形象的建构时既要注重对本民族文化的挖掘，又要注意选择其中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有着共同文化基因的部分，并通过音乐、画面、文字等细节展现出来。在中外合拍电影合作中，通过深入了解自我与他者的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在创作者层面完成第一次“解码”，再通过寻找共通的意义空间，在电影创作过程中进行“再编码”，通过共情传播获得更多认可[14]。未来，随着元宇宙在电影产业中的进一步运用，如何通过电影打造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在场”交流，成为我们接下来需要关注的重点。
六、结语
本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大背景，探究中国新主流电影周边传播的话语体系建构。中国新主流电影应当从在地性的影像书写和区域文化的银幕再塑入手，通过提升文化交流的深入性、平衡地缘政治的敏感性和转变周边传播的话语策略，以期得到其他国家观众更高的接受度。同时，以开放、包容和创新的姿态从走出狭隘民族主义倾向、构建民族想象共同体以及搭建电影对话的桥梁三个方面重构新主流电影周边传播的话语体系。最后，将文化软实力提升与“一带一路”大背景结合，通过价值再造、多元协同、技术赋能完成国家形象的主体性建构。新主流电影作为一个持续性发展的大众文化产业，其在艺术手法和话语表达方面的转型必将与“一带一路”的长远倡议相协调，成为展现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塑造可亲、可爱中国形象的重要手段。
［本文为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23BS077）；2024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4SKGH1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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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懿璇，重庆交通大学旅游与传媒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中欧人文交流研究所研究员（重庆 400074）；刘馨雨，重庆交通大学旅游与传媒学院硕士生（重庆 400074）。
编校：张如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