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抗战时期随着抗战形势变化，大约有96家图书出版机构选择内迁重庆。图书出版机构内迁重庆，不仅动员民众参与到抗日救亡中，有力支持了抗战，也保存了图书出版界的有生力量，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图书出版业“东重西轻”的状况。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图书出版机构；内迁重庆；影响
20世纪30年代，“我国大致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北平（今北京）、天津、广州等几大城市为次中心的出版格局”[1]。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先后陷落。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陆续失守。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中国东中部很多地区沦为战区或沦陷区。随国民政府迁渝，文化机构、学术团体以及高等院校也纷纷西迁重庆，处于沦陷区的部分出版社、报社（一些有图书出版业务）、书店（同时兼营图书出版业务）、书局、印书馆为躲避战火，或迁址重庆，或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还有一些迁渝的机构、团体或个人创办新的图书出版机构，重庆逐步发展为战时中国的出版中心。
一、全面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的发展态势
全面抗战期间，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总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说法认为，经国民政府图书审查处注册行文审批的出版、发行机构共404家，加上未登记注册但出版的，共644家，出书8000余种。[2]《重庆市志·出版志（1840—1987）》则提出“抗战时期重庆有出版社和兼营出版的书店300多家，共出版各类图书6000多种”[3]。以全面抗战时期（1937—1945年）为时间筛选依据，并与《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三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薪火新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民国出版标记大观》等收录的史料相互补充、佐证，最终确定内迁重庆的有96家图书出版机构。主要包括外地迁渝的图书出版机构（以机构的总管理处为准）、外地迁渝的政府机构、社会团体、文化名流在重庆创办的图书出版机构（包括在渝成立的分店或者分馆）以及内迁图书出版机构在重庆建立的副牌出版社等。
（一）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的时间维度
1.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的时序性特征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图书出版中心经历了三次转移，随着上海、南京陷落，武汉成为彼时全国的图书出版中心。广州、武汉沦陷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有“孤岛”之称的上海租界和英属殖民地香港凭借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印刷机器，生产的书籍物美价廉，因而承担着为大后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南、西北等地区）出版业印刷造货的使命，与陪都重庆一起呈现出中国图书出版中心三峰并峙的态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国图书出版的重心继续向西部倾斜，重庆成为全国的图书出版中心。
1938年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数量陡然增多，重庆图书出版机构的数量实现初次跃迁。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国民党当局图书审查制度和印刷条件的限制使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业陷入低谷。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随着上海的租界和香港相继被日军占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图书出版机构纷纷将总部内迁，先后在重庆恢复其编审和印刷业务。同时，迁往重庆的社会文化名流经营的小型出版社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虽然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困难，只能采用土纸出书，且出书基本无利可图，然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重庆每月、每周甚至每天都有新书出版。
自1942年起，图书出版业有了较为明显的复苏迹象，出版机构迁渝数量逐步攀升，重庆集中了全国数量最多和质量最高的图书出版机构。1943年与1944年的高峰值持平。1944—1945年，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之后，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数量逐渐回落。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数量不断减少，并于1945年达到四年来的最低值。大批迁渝图书出版机构纷纷返回原出版地，虽然部分图书出版机构保留了分支机构，继续负责重庆的图书出版发行事宜，但从总体看，重庆的图书出版业已不复昔日荣光。
2.内迁的图书出版机构在重庆存续时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相继沦陷，加速了这些地区出版机构内迁重庆的进程，迎来“内迁潮”的第一个小高峰；1939年至1941年，内迁重庆出版机构的出版活动进入低迷期，整体在曲折中发展；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恢复到正常的出版状态，实现了内迁数量的高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出版机构大多返回原出版地，重庆的图书出版中心地位便不复存在。
通过对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在重庆存续时间统计可以看出，在重庆存续时间在3年以内（包括3年）的图书出版机构有26个，占27%，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况：有的内迁入渝时间较晚，并于抗战胜利后将总管理处返回原出版地；有的因为动荡的战争环境严重破坏了其生存发展必需的稳定的外部条件，被迫停止了业务；有的面临着经营与发展的危机，改组或并入新的出版机构，自行停止之前管理的原机构，有的则凭借副牌或化名完成了在抗战期间的特殊职责和历史使命。在重庆存续时间三年以上的图书出版机构有23个，占24%，它们主要包括具有政治背景的官方图书出版机构或具备经济实力、影响力的大型民营出版机构。
（二）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的空间维度
1.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原出版地统计
原出版地，是指图书出版机构创建时的地点。作为内迁图书出版机构的创始地，能够反映其在向重庆内迁前，我国图书出版机构的分布状况。
原出版地主要包括战区和大后方，主要为上海、南京、武汉等沦陷区和重庆、桂林等大后方。其中上海、南京、武汉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最多，分别为32个、6个、3个，共计41个，占总体的43%。究其原因，战前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武汉等沿海沿江地区，这些地区拥有较先进的图书出版技术和较发达的文化事业，同时也成立了很多大型的集编辑、印刷、发行、经营于一体的综合性机构。重庆当地及来自桂林的图书出版机构分别是35个、12个，共计47个，占总数的49%。其中既包括内迁到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或者分店、分馆，或者使用化名、副牌，也包括由内迁的政府机构、文化名人等在重庆创办的图书出版机构。
2.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迁移次数统计
全面抗战中，一些图书出版机构经历了次数众多、不同规模的搬迁，使我国图书出版业的重心从北方城市、沿海城市到中部，再由中部到西部。直到抗战结束后，很多出版社才重新迁回原址。
迁移1次是指从原出版地直接内迁重庆，比如文化供应社1944年从原出版地桂林撤离，建立重庆营业处。据统计，迁移1次的图书出版机构有33个，占34%，表明约三分之一的图书出版机构是直接内迁重庆的；迁移2次是指从原出版地迁到武汉、广州、桂林等地，再内迁重庆。迁移2次的有19个，占20%；迁移3次及3次以上的有4个，占4%；迁移0次是指原出版地在重庆本地，有34个，占35%，主要是内迁入渝的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以及文化名流在重庆成立图书出版机构。迁移次数最多的图书出版机构是通俗读物编刊社，它于1934年在北平成立，先后迁至太原、西安，1938年初迁至武汉，1938年10月再迁重庆。该社在全面抗战开始前和抗战期间克服时艰，不断迁移。
（三）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的出版内容维度
根据《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图书联合目录》和有关省市期刊出版情况的统计，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出版图书22552种。从图书出版的种类和地区分布情况来看，大后方出版图书以重庆、成都、长沙、桂林、武汉居于前列，重庆的图书出版总量位居第一，占29%。从内容类型分布来看，文学、政治、经济、史地排在前列，所占比例分别为22%、15%、14%、13%。而农业、自然科学类数量较少，所占比例为1%、2%。
以正中书局为例，它是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的官办机构，作为彼时闻名全国的七大书局之一，其总管理处设在重庆，出版的内容涉猎广泛，各领域皆有所涵盖。从抗战期间正中书局出版图书内容类型分类统计可以看出，正中书局出版的图书，社会科学类、应用科学类、文学类、史地类排在前列，所占比例分别为49.5%、11%、9.7%、9.7%。在社会科学类书籍中，宣扬爱国抗日、民主进步的抗战性读物具有优势地位，出版物的内容质量亦有显著进步。自然科学类、艺术类较少，所占比例仅为5%、1.3%。
（四）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的政治倾向维度
全面抗战时期，具有党派属性的图书出版机构总共22家，占全部图书出版机构的23%，其中由中共领导、支持开办的和国民党官方的图书出版机构分别为13家、9家。尽管隶属于两个不同的党派，坚持各自的政治立场，但在全面抗战时期，两党旗下的图书出版机构都主张抗日救国，在爱国统一战线的指引下，担负起文化抗战的使命与责任。
从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的政治属性分布可以看出，迁渝或在渝创办的民营图书出版机构共计74家，其中上海迁渝民营图书出版机构为27家，占总体出版机构的28%，其他各地迁至重庆或在重庆创办的民营出版机构为47家，占总体的49%。这些图书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以文艺作品、通俗读物为主，起到了启发民智、教育民众的独特作用。
二、非常态时局中，图书出版机构内迁重庆的意义和影响
全面抗战时期，美国记者白修德曾在重庆生活过，他写道：“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4]救亡图存离不开图书出版，出版物以其稳定、系统的特性，在保存与传播文化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出版人在载沉载浮的动荡中，坚守图书出版事业，各派力量共同谱写出一曲反抗外敌入侵的出版战歌，对中西部出版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在各地区的文化史和出版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建立统一战线，积极宣传抗战
在抗战救国血与火的洗礼下，众多图书出版人、新闻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云集重庆，尽管他们有不同的信仰，来自不同的地域，但他们都认同“组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笔为剑、以墨为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大公报》重庆版（1938.12.1—1945.12.31）共刊登图书广告2892条，其中抗战类图书广告占比为8.9%，排名首位。[5]这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抗战类”图书的地位。
重庆出版社因应抗战的需要，围绕救亡图存这个主题，既出版了大量的抗战丛书，如新华日报社和《群众》周刊社出版的“新群丛书”，包括《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困难及其前途》《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抗战》《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抗战》等，“它们不仅是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各界、各阶层人民团结抗战的号角，而且是指引国统区人民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明灯”。[6]还出版了大量的单行本，如《松花江上》《抗战中的世界大势》《怎样把日本武装干涉者赶出远东》《东京的统治者》《战地一年》《倭营历险记》等，还有数量众多的话剧书目，如《救亡儿童剧集》《血债》《侵略者的毒焰》《吉城烽火》等。
图书出版界不仅出版抗战图书，而且积极参与“义卖献金、献书援军”运动。图书出版界最早响应“义卖献金”的是生活书店重庆分店，随后，该活动在图书出版界竞相展开，国民印刷公司、七七书店、中国文化服务社、战时书刊供应所、升平书馆等相继举行独家义卖或一家定期义卖、其他数家积极参与。正中书局独辟蹊径，其服务部突破“自定一日为义卖期”的方式，发起征求10万爱国读者，将书款的10%以读者名义捐献国家的活动。在献书援军运动中，图书出版界更显热忱与主动，在全市近百家图书出版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先后认募捐赠书报近4万册，突破了下达给出版、书业界的3万册的指标，约占全市征募10万册的五分之二。[7]这是图书出版界服务抗战的又一种方式。
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抗战成为时代的主题。在全民抗战的特殊社会语境下，图书作为主流大众传播媒介的一种，担负着文化抗战中振奋士气、鼓舞人心的独特角色。在宣传动员的过程中，将抗日救国的观念、情绪、认识、精神传递给民众，鼓舞民众抗战到底的决心。
（二）内迁图书出版机构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保存了出版界的有生力量
全面抗战中，图书出版机构是日军重点攻击的对象之一。入侵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在轰炸商务印书馆等文化机构时说道：“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载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些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8]因此，战时中国的图书出版业遭受重大损失。“商务印书馆被轰炸、焚烧、查封的商务分支馆和工厂34处；在上海、香港两地就损失机器365台，两地被没收的书籍达1520万册；完全炸毁的房屋建筑达10处，严重损坏的有13处”。[9]上海世界书局也在劫难逃，“截至1938年冬，日寇就从世界书局劫走图书500万余册，并占领了该局印刷总厂”[10]。“开明书店在八·一三事变中损失高达全部资产的80%以上，它设在虹口的总办事处、编译所、货栈及专印开明出版物的美成印刷厂被日军炮火摧毁，所有图版纸型、几百万册存货毁于一旦。开明受此重创几乎一蹶不振，出版业务被迫停顿，发行部门存款尚不足千元”。[11]还有数量众多的中小出版社从此陷入绝境，再无恢复之日。由此可以看出，图书出版机构内迁并非在消极逃避日军对报业的摧残和占有，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保存了中国出版业的有生力量，使其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能够继续坚守一方文化阵地。
（三）内迁图书出版机构促进了重庆出版业的繁荣，部分改变了中国图书出版业不平衡格局
全面抗战之前，中国图书出版机构的布局并不平衡。民国以来，“我国出版家十之八九在上海”，1930年，上海书业同业公会有法人会员80家。1935年，上海有各类书店261家，其中有出版、发行资格的有142家。[12]而重庆作为西部文化重镇，“据1935年的统计，已有较大的印刷局17家，大小书店40余家”。[13]两相比较，差距可见一斑。全面抗战爆发后，众多图书出版机构内迁重庆作为“文化大迁徙”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独特现象，却极大改变了中西部地区落后的出版面貌。重庆作为彼时的全国图书出版中心，文教机构、文艺团体、文人学者云集于此，为出版事业发展提供软件基础。“上海老牌出版机构的迁入则构成了硬件保障，高水平的印刷技术和设施迅速提升了重庆的出版水平”。[14]
据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调查统计：“1942年全年出书3879种，1943年出书4408种，是1941年的两倍多”。[15]“1942年重庆出版1292种，占全国总数3879种的33.3%，1943年重庆出版1642种，占全国总数4408种的37.3%”。[16]1943年10月，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的负责人自豪地称：“1943年3至8月，重庆出版图书1674种，杂志534种，均占全国出版物的三分之一。”[17]上述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重庆图书出版业的繁荣景象。
大量图书出版机构内迁使重庆的出版规模迅速壮大起来，它们不仅带来先进的生产经验和经营理念，而且给重庆的图书出版实践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图书出版业“东重西轻”的不平衡发展格局，促进了大后方图书出版事业乃至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结语
在团结一致抗日的旗帜下，各派政治力量纷纷参与，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多元化出版战线：不仅有国民党官办的图书出版机构，也有中共领导、支持下创办的图书出版机构，还有从各地迁至重庆或在重庆创办的民营图书出版机构，遭遇战火洗礼的新老出版力量共同谱写了一曲斗志昂扬、反抗外敌入侵的图书出版战歌。
图书出版机构的内迁不仅是空间的位移，它的变动为重庆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促进了当地文化出版事业的现代化发展。“战时重庆的崛起是大后方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它最具代表性地反映了山河破碎的背景下大后方的城市发展水平和状况，从而展示了一个在战场之外抵御民族侵略和推进城市化并举的壮丽图景。”[18]尤为关键的是，战时中国的图书出版业，由于艰难的战争处境，“确实较战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倒退，但就出版精神而言，现代出版业的先驱和仁人志士们，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含辛茹苦，弦歌不绝”[19]，冒着生命危险在重庆进行着可歌可泣的图书出版活动，为人民带来精神之食粮、抗战之力量。细细品读当时出版的这些著作，字里行间闪烁着爱国与真理的光芒，其必将担负起一个时代的历史重任，这便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精神动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与图书选题科学决策研究”（21BXW08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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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商建辉，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河北省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保定 071000）；熊婧敏，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保定 071000）；丁思元（通讯作者），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科研助理（保定 071000）。
编校：郑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