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闻媒体作为传播媒介同时发挥着反映和表达社会舆论的作用，这种功能使它能够履行维护社会与公共利益的职责。舆论是利益关系相近的人们对其所关注的某一现实问题的共同意见，它是民意的汇聚和体现。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公民作为舆论监督主体有了更多的意见表达空间。近年来，作为舆论监督主体之一的知识精英群体在新闻舆论监督中的表达和所起的作用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和探讨对知识精英与新闻媒介在监督过程中的关系进行提炼和总结，以期将二者的关系清晰化、明了化。
关键词:知识精英 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媒介 关系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的传播呈现了新的特点:传播途径多样化，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数量大。作为舆论监督主体的公民有了更多的意见表达空间，而舆论监督主体之一的知识精英群体在新闻事件中的意见表达越来越引起公众的注意。他们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使自己的意见更具说服力，更具理性和权威性。知识精英关注的范围和表达的内容与大众的生活和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公共事务的新闻舆论监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作为权威监督主体的媒体和知识精英在监督过程中又是何种关系呢?我们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和探讨。
知识精英是引导新闻媒介舆论监督的知识后盾
随着我国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舆论监督方面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和频繁，参与舆论监督的力度和深度也逐渐加强。自“非典”、“孙志刚事件”、“黄静事件”发生以来，知识分子在媒体上论政立言，形成了空前热烈的知识精英参与舆论监督的局面。作为传播媒介的新闻媒体也认识到这些在各自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在促使事件的解决和引导舆论监督的过程中的重要性。
公共知识分子掌握着丰富的知识资源，他们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是社会的精英，他们通过自身的学识服务于社会，引导舆论更富于理性和建设性。新闻媒体也认识到要提升自身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无疑要援引知识精英的言论、观点，从而更有力地提高自身的监督力度，促使事件得到尽快的解决，彰显自身的使命。例如:2003年2月24日上午，黄静被人发现裸体死于其工作的小学宿舍，全身覆盖折叠平整的棉被，遗体(双手、双腿、胸、颈等)有多处多类伤痕。当天凌晨，其欲分手的男友姜俊武自称在其宿舍留宿，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等重大犯罪嫌疑。此案发生后，雨湖区公安分局并未按照重大刑事案件侦破的基本程序派员封锁、勘察现场，而平政路派出所的警察也没有深入细致地勘察现场，就以死者身上无致命伤为由，排除他杀，不予立案，并证明姜俊武不在死亡现场，不需负法律责任。事件发生后，江西教师徐建新和北京记者朱寅年在网上联合发起了“关于黄静案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教育部的呼吁书”。6月16日，记者朱寅年在现代教育报上率先对此案进行了进一步的报道，艾晓明、萧瀚等学者也纷纷著文评论此案。e时代周刊、凤凰卫视、潇湘晨报、东方早报和千龙网等多家媒体陆续进行了报道。①正是由于知识精英们的参与才使案件被重视起来，形成巨大的舆论影响，促使案件立案、侦查。在案件中知识精英的身影一直活跃其中，引导着舆论的走向，各种媒体后续跟进报道从而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平息了公众的愤怒，引导公众和媒体更理性地看待整个案件。知识精英们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从法律层次、制度层次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新闻媒体有了这个坚强的知识后盾而展开深层次的有理有据的报道，才有说服力，才能得到认同。正是由于知识精英群体的参与，为公众关注事件参与舆论提供了统一的意见，也为媒体深度报道提供了知识层面的保障。
新闻媒介是知识精英表达言论、参与监督的平台
在新闻舆论监督的过程中，知识精英在社会热点问题和公众利益问题面前，始终站在舆论监督的最前端，用行动承担起了他们的社会责任。他们常常利用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载体和表达意见的平台，各大媒体成了他们发表言论的有力阵地。
新兴的媒介——网络的产生更是为知识精英群体参与舆论监督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伴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发展，知识精英群体逐渐开始走上前台，通过网络传播这种渠道参政议政、针砭时弊，实现其参与舆论监督的价值。互联网独特的传播形式使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进行非制度化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成为他们参政议政的有力平台。例如，早期诸如“孙志刚事件”、“黄静事件”等通过互联网一夜之间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和舆论压力。拿“黄静事件”来说，在案件迟迟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为了推动案件的公正解决，江西教师徐建新和北京记者朱寅年在网上联合发起了“关于黄静案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教育部的呼吁书”。有数千人参与了签名行动，媒体适时地跟进报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从中可以看出，知识精英已经认识到网络媒体的巨大影响力，积极加入到网络这块有力的阵地上来论政立言。
从知识精英自身的内在诉求来看，参与舆论监督是他们富于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自古文人雅士一生的箴言。在这份责任感的驱使下，他们更容易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对一些政策制度问题，对一些影响国家建设发展、影响人民安定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作出反应给予批判。他们要通过自身的认识和理念，借助专业的知识向国家和人民传递一种心愿，传递一些良好的改进措施。他们需要大众知道他们承担着社会责任，他们希望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他们希望自己通过专业知识对现实社会中的某些问题能有切实的帮助。而他们的言论只有传播出去，形成大而广的覆盖面才会产生作用和影响，这就要求他们必须要借助媒介这个平台来实现。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已经今非昔比，网络媒介的出现更是使其如虎添翼，它可以使一个声音或一种言论顷刻之间传遍世界各地。知识精英正是看到了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才积极主动地靠近这个广阔的舞台，这也是他们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一种途径。
在舆论调控部门的调控下实现从利用与被利用到双向互动与对话的关系
知识精英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的担当，具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他们除了在专业知识领域要有所建树，也有干预政治、参与社会事务的诉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他们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眼界也越来越开阔。由于社会责任的担当他们逐渐走出狭隘的职业领域，去观察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介入社会发展的进程和公共事务。他们监督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渐渐成为监督的主体，引导着社会民众的舆论导向，站在了监督对象的对立面。然而，知识精英并非所有问题上的精英，就是在其研究领域也有一个认识深浅的问题。而且他们倡导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住房、医疗、养老、国企改制等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解决方法。他们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来考虑问题，提出建议，主观因素显然占据了主导。有时由于个体意见不够成熟，也就难免造成偏差甚至相悖，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就是看到了大众媒体传播广、速度快、影响大的特性而加以利用来实现自身的名望和利益，而少了责任的担当。这样势必对社会、对民众产生错误的引导，更不用说客观地站在民众的利益上建言献策了。
新闻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本身是为党为人民服务的，是党的喉舌。在受众的眼里，他们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它能将这种威望赋予它所传播或支持的观点、主张，进而对受众的态度产生某种指向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化经营使某些大众媒介逐渐背离了初衷，为了获得利益而不惜以自身作为战场，争相引入专家、学者的言论展开论战，只要能吸引受众，毫不顾忌它所带来的对社会安定的不良影响。因此，传播媒介的社会责任、如何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社会和广大受众对媒介活动的社会监督等问题都摆在了我们面前。
通过上述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当知识精英遇到新闻媒体，如果二者不是一个良性的关系而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它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将是毁灭性的，这就需要政府调控部门来促使二者的关系呈现良性发展。
从舆论传播的实际看，舆论调控就是政府对舆论传播媒介的控制、对传播人员的控制和对传播内容的调控。对传播内容的调控主要指国家和政党或政治集团利用法律、行政、物资以及新闻宣传纪律、新闻宣传的效果预测等手段，对新闻的信息传播的流向与流量进行强制性和希望性相结合的管理与约束。②通过调控部门的调控我们要积极引导知识精英与新闻媒体的关系转变。首先，要确立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关系。因为二者参与舆论监督的本质出发点是一致的，只有互相尊重才能平等对话，才能对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进行积极的协商，统一认识，正确地引导舆论。知识精英要正确地认识和使用媒介，对媒介的社会影响产生清晰的认识，不能只把媒介当成自己发表言论的工具，而是要通过媒介这个有影响力的平台把自己的观点传播于受众并把民众的意见反馈回来，进行自我认识与反思。媒介也要正确利用知识精英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对解决社会问题有益的建议，调控其过于偏激的言论，使其为舆论监督注入理性因素。媒介在援引知识精英的观点和意见时，要历史地、辩证地选择吸收，要深入细致的研究、考证，使其切实起到监督的功效。其次，要确立互助合作的关系。知识精英与新闻媒体参与舆论监督都具有各自的特点，这也是各自的长处，但是又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就需要二者互相合作取长补短，更好地作用于舆论监督。改善二者关系的根本出发点还在于舆论监督的本质，新闻媒体要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冷静下来，不要以经济利益为转向，而是要借助知识精英的专业知识来明确自己的职责和目的。知识精英也不要毫无顾忌、随心所欲地表达己见，要尊重和遵守媒体的报道政策、方向。只有客观、冷静地共同借鉴彼此的优势，才能正确地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才能服务于社会、民众，使舆论监督的功效达到最大化。
随着我国民主建设的深入发展，知识精英参与舆论监督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肯定，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一再强调:“在工作中注意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的意见。通过多种形式征求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的建议，接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③知识精英和媒体的关系通过不断磨合逐渐地步入良性互动的轨道，联系越来越紧密。他们共同担当起服务国家、社会、人民的社会责任，正确引导舆论导向，积极地调节着民众、社会和政府三者的关系，增加政府执政透明度，增加民众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增强社会团结、互助合作。只有把握好知识精英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践行舆论监督这一社会责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快速、稳定、民主、和谐的发展。
注 释:
①《有关黄静案致全国人大、高法、高检、公安部及社会各界的呼吁书》，发起人:李建、徐建新，2003年9月15日。
②廖永亮，《舆论调控学:引导舆论与舆论引导的艺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③《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3月5日。
参考文献:
1.郭松民:《知识精英:利益的获得与声望的下降》，《天涯》，2006(2)。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4.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王欢妮:《论公共知识分子在新闻舆论监督中的角色定位》，《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第9卷第1期。
6.杨明品:《新闻舆论监督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单位:保定学院信息技术系)
编校:赵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