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 瑞 李 飚 原上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北京 0488 郑州大学商学院郑州 45000南安普顿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南安普顿 SO7 BJ
引 言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电子科技迅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与经济进行了深度融合，开启了数字经济时代。2016年，G20峰会发布了20国数字经济合作倡议。近两年，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希望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另外，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加强了各国与外部经济联系，更是加速了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发展。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十分迅速。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和数字经济名义都实现了极大幅度的增长，增速远远高于同期GDP。同时，以数字信息、大数据等为关键要素的数字市场的出现和发展也改变着供给市场的结构，从供需两个方面为经济由高速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提供有效可行的发展新思路，成为了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
但我国当前依然存在着发展理念有待更新、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发展能力不高等问题，经现有资料调查，受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各区域之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性，阻碍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作用。
因此，在当前关键时期，探索发展数字经济，了解区域差异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提供相关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1.1 数字经济的发展策略与测度研究近几年，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的整个生产、服务、流通的过程都是数字化的，所以表现出更加虚拟、价值附加性更高、渗透性更高的特性。此外，数字经济行为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徐晨和吴大华，2017）［1］。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新技术主导应用范式的构建（逄健和朱欣民，2013）［2］。我国需要加大力度推动创新和产业监管（钟春平等，2017）［3］，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培养消费互联网平台，加快布局发展产业互联网，聚焦顶尖人才和数字经济规则制定等产业生态发展关键（陈志成，2020）［4］。
我国在积极开创 “新经济”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我国规模优势、战略优势和竞争优势，谋求更多的 “数字红利”（胡鞍钢等，2016）［5］。同时，数字金融对我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存在助推作用（张勋等，2019）［6］。我国应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使得区域数字经济和要素市场化协调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宁朝山，2021）［7］。虽然数字经济对我国的产业结构水平有着边际递增的提升作用，但是存在区域异质性（陈小辉等，2020）［8］。
1.2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策略及测度研究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维度，可以发现技术进步和要素流动能够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郑京海和胡鞍钢，2005）［9］。同时，我国应将绿色和创新发展相结合，进一步深化改革（林兆木，2018）［10］。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数量协同并进需要加大公共投入（师博和张冰瑶，2019）［11］。
从环境发展角度构建指标体系，可以发现政府进行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何兴邦，2018）［12］；有学者从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水平和民生6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证明了不同区域维度的不平衡现象十分明显（王亚男和唐晓彬，2020）［13］。虽然在测评中显示不同省份之间存在差异，但逐年缩小，其中创新能力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陈晓雪和时大红，2019）［14］。
1.3 不同视角下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有学者运用灰色相对关联度分析了不同数字经济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的关联，认为应该加快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加大科技创新和人才资本投资（张雪玲和陈芳，2017）［15］。而从效率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和商业模式创新3方面应采取加速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夯实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李辉，2019）［16］。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解决核心技术问题，更要打破数字化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发展构建适当的监管机制和协同治理体系（刘淑春，2019）［17］。目前，我国需要提升区域数字一体化公共服务系统的供给质量，建立梯度化层次化的区域创新系统，强化内外互通的区域开放联动机制（任保平和朱晓萌，2021）［18］。由于区域异质性，建议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城市化发展（郑嘉琳和徐文华，2020）［19］。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将拥有更好的匹配机制和创新激励（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20］。
1.4 研究述评综上所述，国外对经济增长质量与数字经济的研究起步早，较早制定相关发展战略。国内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对数字经济还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都还不够全面，需要更多的深入研究。学者从新时代、新发展理念来探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成果少、研究内容相对较窄，且少有学者从数字经济角度研究分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并提出不同的政策建议，这将是后续研究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领域。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非常巨大，能够带动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市场配置效率，推进基础设施完善，可以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其理论机制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效率变革机制。数字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研发投入强度也在增强。通过研发经费的增加，发明和实用新型也在显着提升（姚维瀚和姚战琪，2021）［21］。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加速创新，而创新程度也反过来促进数字经济的进程，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变革（任保平，2020）［22］。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整体优化，提升高质量发展效率（韩晶等，2020）［23］。因此针对上述情况提出相关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科技创新的发展程度助推数字经济的进程，呈现显着的正向作用，是数字经济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2）动力变革机制。推行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构建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构筑数字经济新结构，为产业结构的构建和发展提供支撑（盛磊，2020）［24］，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增长强大的驱动力，基础设施完善是实现动力变革的前提（张鸿等，2019）［25］。因为数字经济是在现有产业体系基础上建立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的构建和发展都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数字资源进行数字化规制改造的能力十分巨大，对企业、产业链和宏观的经济系统都可以实现数字化改造，因此发展数字经济可以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温军等，2020）［26］。
研究假设2：产业结构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正向相关，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能够带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从而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3）质量变革机制。发展数字经济，将减轻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的情况，降低传统经济模式压力，同时提高市场活力，促进服务水平改善，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同时加快城市数字化建设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将数字技术运用到传统生产行业中，可以极大提高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实现投入产出精准配比，避免造成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情况，促进低碳环保。另外，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基础和宏观战略显着不同，不仅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能力也会存在地区差异。
因此在此提出研究假设3：不同地区的数字经济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显着程度不同。
图1 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机制
3 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3.1 计量模型设定为了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本文参考郑嘉琳和徐文华（2020）［19］的研究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在此式中，highq为经济发展质量，digit代表数字经济，x为包括了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创新能力、环境规制、城市化水平和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控制变量。α为常数，β和γ为各变量系数，i代表省区市，t表示年份，而u、λt和εi，t为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3.2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发展质量（highq）。从狭义上看，高质量发展是指经济增长处于相对合理区间的发展。从广义上看，高质量发展是追求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根据相关研究，现在学界并未给出明确的衡量指标。因此本文基于何兴邦（2018）［12］的研究进行修改，以经济效益、经济结构、民生福祉3个角度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选取8个二级指标为代理指标，并采取熵值法测算出各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
具体指标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
因为本文选取的是2012～2019年30个省市区的数据，数据过于繁杂，在此不直接列出熵权法处理结果。根据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格局，本文将全国指标分别划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过测算发现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出一定差异。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水平（digit）。由于当前尚无用来直接衡量数字经济的相关权威表征指标，因此本文借鉴陈小辉等（2020）［8］的做法，参照近几年的互联网大会蓝皮书和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从信息产业、电信业务、电子商务和企业数字化4个维度选择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软件业务收入、电信业务总量、移动电话普及率、电子商务销售额和采购额、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域名数、网站数、网页数10项指标对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衡量。
各项指标的权重，按照CRITIC方法生成，第i个指标的第t年权重wi，t为：
（3）控制变量和机制变量
为使控制变量和机制变量更加准确，本文选择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ind）；用按照当年利率转换成人民币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各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对数代表技术创新（inn）；用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对数来测度环境规制的强度（er）；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urb）；用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对数形式表示地方公共财政收入（gr）。
（4） 数据来源
为了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本文以除去西藏和港澳台地区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以2012～2019年历年各地统计局官网公布的统计年鉴和公报为数据来源。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4.1 相关性分析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对全部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检测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表3可以看到，从2012～2019年整体来看，数字经济显着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城市化水平和地方公共财政收入都有着显着影响。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所得结果并没有显着，但这些变量又保持对数字经济水平在1%上显着。因此，从整体而言，这些变量都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显着影响，证明了变量选取的可行性，同时回应了假设1和假设2，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支撑。
4.2 基准回归分析本文在双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逐步增加控制变量，对全国层面的变量进行基准回归。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全国层面数字经济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检验结果
通过分析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通过逐步添加控制变量，核心控制变量数字经济的系数始终保持正相关并在1%的水平上显着，说明数字经济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从模型（8）中各个控制变量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也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具体原因可能是当前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已经带动了我国经济的整体优化转型。同时，环境规制和城市化水平也表现出显着特征。而外商投资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负向影响但不显着，可能是外商投资存在如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减少本地污染而投资等情况。
4.3 内生性处理因为本文建立的基准回归模型有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水平可能会同时受到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影响，本文将数字经济变量滞后1期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做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数字经济滞后1期值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
根据表5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显着性及符号方向均和基准回归时所得结果相似，证明了当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数字经济水平的发展仍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正向显着影响。
4.4 稳健性检验由于本文的实证研究可能存在误差，因此本文通过增加控制变量的方法，增加控制变量人力资本（Hum）和交通运输能力（Trans）。人力资本用研发人员占从业总人数的比重衡量，交通运输能力用人均货运量衡量。经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略），在此情况下数字经济对经济质量发展的总体表现结果与基准回归较为接近，说明本结果较为稳健。
4.5 异质性检验本文为了得到不同区域经济受数字经济影响的结果，把全国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检验证明不同区域之间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效果是不同的。
由检验结果（表略）可知，发展数字经济对3个区域的整体经济发展质量都有影响。按影响从小到大的顺序来看，中部地区的程度最小，且影响并不显着，东部地区位于中间，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在此印证了研究假设3。本文认为原因主要有3方面：（1）目前中部地区的数字化水平与经济规模相比并不适配，经济发展方式仍然主要为粗放式经济，数字化程度对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不显着；（2）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后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东部地区的数字化水平已经遥遥领先，与整体发展形成良性循环；（3）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依然较为落后，推动数字化发展能够有效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激发创新活力，促使整体实现经济转型。
4.6 分位数回归本文设置了分位数回归再次检验假设，分5个不同分位点检测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不同分位点下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根据表6，拟合优度R2呈现的拟合水平始终保持在50%以上，说明实际情况下的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水平与预测结果呈现较为吻合的状态。在0.1分位点时，数字经济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不显着，这说明当样本数据按照从小到大排列后，根据前10%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大，只有当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在0.25分位点时，数字经济的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10%水平上保持正向显着。在0.5分位点、0.75分位点和0.9分位点这些分位下，数字经济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在1%水平上保持正向显着。再次证明了数字经济能够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且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扩大规模的过程，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作用也随之增强，影响也更加显着。
5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5.1 研究结论当前信息网络技术的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了数字经济快速增长，我国也正处于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本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着正向影响，但不同区域数字经济的影响水平不同。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影响力最大，东部次之，中部地区最小。另外，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城市化水平和地方公共财政收入都显着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为进一步释放数字红利，本文认为各地应积极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因地制宜，促进本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5.2 政策建议（1）西部地区应该建立更完善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西部地区需要打破固有思路，将数字经济融入本地区的战略规划中，围绕数据应用等方面构建完备的顶层设计，建设更适宜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生态环境。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要更加聚焦服务三农，将数字经济与生态保护相结合。抓住东部地区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的机遇，推动本土企业数字化、市场数字化，从而提高要素市场配置效率，突破数字经济建设的要素瓶颈。最后，西部地区还应制定数字人才战略，全面引进数字化人才。
（2）东部地区应强化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及带动作用。东部地区应继续发挥建设数字经济的示范作用，抓牢已经具备的数字产业技术，不断加快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以及数字化对传统产业的渗透，与此同时，提高互联网技术发展，引领创新，不断扩大数字经济规模，形成更大的新经济发展的产业集群。在自身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输出先进数字技术，带动中西部地区新时代下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
（3）中部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数字经济转型。中部地区应该持续更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定特色政策推动中部地区的数字化进程，鼓励科技研发，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优化。另外，中部地区还应该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的发展筑牢根基，缩小数字鸿沟和突破数字化资源的瓶颈。努力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升级，从而解锁中部地区数字化水平的锁定状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