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通货膨胀与居民福利

夏 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0087北京惠农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北京 00600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然而，随着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十分有限，同时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面临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发展模式亟需转变等诸多问题，在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背景下，为破解发展难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因此唯有科技进步才可使得经济和社会获得持续发展，才能让人民的幸福感持续提升。对于多数居民来说，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幸福逐渐成为生活的主要目标，能够影响到居民幸福的因素众多，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通货膨胀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一个无法避免的现象，中国的通货膨胀亦表现出常态化的趋势，通货膨胀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逐步凸显出来，通货膨胀被经济学家称为 “痛苦指数”，而这个痛苦指数会降低居民福利水平。那么，我国的科技进步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如何呢，是否能够补偿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呢，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展开研究。

学术界关于居民福利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福利水平测算和影响福利的因素展开。在福利测算方面，主要使用两类指标对居民福利水平进行定义：（1）反映居民自身感受的主观指标，这些指标通过对受访者进行调查访谈的方式得到，如殷金朋等 （2019）［1］、 温兴祥和郑凯 （2019）［2］等学者都使用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2）反映居民自身实际情况和生活环境的客观指标，通常从不同角度选择福利指标体系计算福利水平，如Sen（1993）［3］、孙三百和万广华 （2017）［4］、 张文彬和郭琪 （2019）［5］通过从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建立指标体系测算和分析了我国居民的福利水平。

在居民福利影响因素方面，学术界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杜薇等 （2019）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政策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福利的影响情况，得出了引进劳动力对本国福利的影响不显着，但低收入国家限制劳动力引入能够提高福利的结论［6］。朱欢和王鑫（2019）则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空气质量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得出了改善空气质量既可直接提升居民满意度，又可间接提升经济效益，从而提升社会整体福利的结论［7］。除此之外，陈利锋（2017）从技能错配角度［8］， 黄旭和董志强（2019）从人工智能角度［9］各自分析了不同因素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结论也不尽相同。

在通货膨胀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方面，Sidraus⁃ki（1967）定义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他认为通货膨胀使得全社会实际货币余额下降，消费者剩余减少，个人和社会的福利损失，并最终造成经济运行的低效率［10］。Bailey（1956）最早利用消费者剩余测算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11］，此后学者在此基础上，使用多种方法研究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陈彦斌和马莉莉 （2007）将测算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方法归纳为消费者剩余模型、货币效用模型、一般均衡模型等9种方法［12］，国内学者大多借鉴这9种方法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如刘毅 （2016）基于改进的消费者剩余模型，研究了澳门的通货膨胀成本［13］。赵经涛（2017）基于补偿理论，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视角，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14］。陈刚（2013）认为传统方法可能并未捕捉通货膨胀造成的心理成本，结论的稳健性值得商榷，因此基于2006年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数据，以 “幸福感”取代GDP评估了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他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显着降低了居民幸福感，其福利成本远远高于欧美国家［15］。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通货膨胀对居民福利影响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鲜有关于科技进步对居民福利影响的相关研究，已有文献多是孤立的研究科技进步对收入、经济发展等指标产生的影响，缺少对于科技进步整体福利效应的相关研究。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多维度选取福利指标，构建居民福利指标体系，并进一步深入探讨科技进步、通货膨胀对居民福利的影响。

科技进步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重点从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态福利三方面分析科技进步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机制。

在经济福利方面，科技进步可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不断的源动力，使得产出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持续积累。但经济发展通常面临以下问题，在发展的初期依靠资本和劳动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仅依靠投资和劳动力拉动的发展会遇到增长瓶颈，此时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可能改变增长方式，提高整体劳动效率，改善资本有机构成，使得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产出持续增加，社会总财富不断积累，居民福利持续提升。科技进步还会使得专业化社会分工更加精细，消费者更多个性化的需求被发现，并通过开发相应商品和服务使其得到满足，最终商品和服务的种类持续丰富，居民福利也得到提升。

在社会福利方面，科技进步既存在正福利效应，也存在福利负效应。科技进步的经济福利效应使得产出持续增加，政府收入随之增加后，可以有更多的资源进行社会保障体系和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政府服务和外部环境，发挥政府功能的正外部性，提高整体社会福利；另外，科技进步并不是均匀发生在不同行业之间，而是具有一定的偏向性，科技进步的偏向性会改变不同群体和不同区域间的要素回报率。科技进步在不同群体间的偏向性会产生收入差距并持续扩大，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会增加贫富差距。科技进步在不同区域的偏向性会使得区域间的要素回报出现差异，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会流向回报更高的地区，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则会加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显然产生了负的福利效应。

在生态福利方面，人民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虽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但不同发展阶段科技进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存在差异，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型阶段，经济发展更多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迫切发展的愿望以及生态保护意识的薄弱使得经济发展可能会污染生态环境，产生科技生态负效应。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阶段，环保意识的提升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使得科技进步体现为生态正效应。

通货膨胀对居民福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增加福利成本，产生福利负效应。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损失，这种个体的福利损失就称之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对于通货膨胀来说，无论是预期还是未预期的，只要存在就一定产生福利成本。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既包括物质方面的，如鞋底成本 （为了减少持有现金带来的损失而频繁前往银行的成本）、菜单成本 （为保持商品价格与物价水平一致重新印刷价格清单的成本）、资源配置扭曲 （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低效率）、财富再分配 （持有现金受损、持有实物资产收益）等。还包括消费者心理方面的成本，通货膨胀的发生会改变居民的名义工资和实际收入，从而可能降低居民生活质量，使其对现有政策产生不满情绪。

综上所述，科技进步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既包括积极的，又包括消极的，而通货膨胀更多的表现为不利于提升居民福利水平，那么科技进步对于居民福利的整体影响如何，如果科技进步具有正福利效应，又是否能够抵消通货膨胀引起的福利成本，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进行验证。

本文构建以下实证模型用以检验科技进步、通货膨胀对居民福利的影响：

其中，welf为居民福利，STD为科技进步，CPI为通货膨胀。除科技进步和通货膨胀外，居民福利可能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通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选择人力资本水平hum、老年抚养比old、对外开放open、金融发展fin作为控制变量，统一用CV表示控制变量，得到以下实证模型 （4）：

为缓解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系统GMM进行实证分析，系统GMM使用滞后一期因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由此模型修正如下：

（1）被解释变量：居民福利。现有文献关于居民福利的测算分成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两种。为保证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本文使用客观方法测度居民福利水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方面选取7个指标构建居民福利指标体系 （表1），进一步使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

表1 居民福利指标体系及权重

（2）解释变量：科技进步。从最终产出、投入情况和中间品3个角度分别选择高技术产业产值、研发强度和专利数量作为科技进步指标，其中研发强度和专利数量用于稳健性检验。

（3）控制变量。①人力资本水平。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描述；②老年抚养比。用需要抚养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数量之比进行描述；③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进行描述；④金融发展。用贷款额占GDP比重进行描述。

以1998～2018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所有数据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金融统计年鉴》等，部分缺失数据用插值法进行补齐。

区域层面数据代入相关模型得到结果表2。全国层面：方程1和方程2使用科技进步和通货膨胀单独解释居民福利时，科技进步系数显着为正，通货膨胀系数显着为负，科技进步可对居民福利产生显着正向影响，通货膨胀对居民福利产生显着负向影响，方程3使用二者共同解释居民福利时，科技进步系数为0.129，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着，通货膨胀系数为－0.096，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着，结论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科技进步水平的提升增加了我国居民福利水平，其正效应占了主导地位，通货膨胀则降低了居民福利水平。通过对比二者系数可知，虽然通货膨胀抑制了居民福利，增加了福利成本，但科技进步系数大于通货膨胀系数的绝对值，表明科技进步的正福利效应能够抵消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虽然通货膨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无法避免的，但科技进步的存在使得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人们的各种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吃饱、穿暖、出行等生存型需求的成本不断降低，人们对未来的美好预期能够抵消物价的上涨，消费者剩余也随之提升，居民福利持续得到提高。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力资本、对外开放、金融发展对居民福利产生显着正向影响，老年抚养比对居民福利产生显着负向影响。

东部地区：方程4和方程5分别使用科技进步和通货膨胀单独解释居民福利时，科技进步系数显着为正，通货膨胀系数显着为负，科技进步提升了居民福利，通货膨胀抑制了居民福利。方程6使用科技进步和通货膨胀共同解释居民福利时，科技进步和通货膨胀系数的符号和显着性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结论具备一定的稳定性。通过对比科技进步和通货膨胀的系数，可知科技进步的正福利效应能够抵消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对于全国的劳动力和资本具备强大的集聚能力，劳动力和资本的集聚使东部地区拥有较高的科技进步水平，并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得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居民变得更加富足，环保意识不断提高，最终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得以提升。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力资本、对外开放、金融发展对居民福利产生显着正向影响，老龄化的加剧对居民福利产生显着负向影响。

中西部地区：方程7和方程8分别用科技进步和通货膨胀解释居民福利时，科技进步系数显着为正，通货膨胀系数显着为负，科技进步提升了居民福利，通货膨胀抑制了居民福利，方程9使用科技进步和通货膨胀共同解释居民福利时，科技进步系数和通货膨胀系数的符号和显着性均没有发生明显改变，结论具备一定的稳定性。通过对比科技进步和通货膨胀的系数，可知科技进步的正福利效应能够补偿通货膨胀的负福利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长期落后于东部地区，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国家先后出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规划，在资金和政策上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通过对比结果可知，中西部地区科技进步系数明显大于东部地区，表明中西部地区科技进步的正福利效应更强。相比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科技进步水平更低，使得其科技进步的正福利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结论验证了中西部地区持续推动科技进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力资本、对外开放、金融发展对居民福利产生显着正向影响，老年抚养比对居民福利产生显着负向影响。

表2 区域层面实证结果表明

续 表

我国不同地区的科技进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整体来说，东部地区的科技进步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根据以上结论，不同地区科技进步的福利效应同样有所差异，由此猜测，不同水平科技进步的福利效应也可能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对31个省份的科技进步水平进行分类，验证不同水平下科技进步对居民福利影响的差异，把高于科技进步平均值的省份定义为高水平科技进步地区，把低于科技进步平均值的省份定义为低水平科技进步地区，将两个地区的数据代入模型，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可知，高水平科技进步地区结果中，科技进步系数为0.089，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着；低科技进步水平地区结果中，科技进步系数为0.156，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着。由此可知，在不同地区科技进步均和居民福利正相关。通过对比回归系数，可知低水平科技进步地区的正福利效应更高，这是因为居民福利水平较低时，相对更易提升，而居民福利水平较高时，获得进一步的提升较为困难。我国科技进步水平较高的地区同时也是福利水平较高的地区，因此科技进步的正福利效应弱于科技进步水平较低地区。通过对比科技进步和通货膨胀的系数可知，不同科技进步水平下，科技进步的正福利效应均大于通货膨胀的负福利效应。

表3 异质性实证结果

为分析不同阶段科技进步、通货膨胀对居民福利的影响，以2007年为节点，把样本分成1998～2007年和2008～2018年两个区间。根据结果表3可知，两个时间段内科技进步均对居民福利产生显着正向影响，且科技进步的正福利效应均大于通货膨胀的负福利效应。通过对比科技进步的系数，可以看出1998～2007年间科技进步对社会福利的推动作用更大，结合前文结论，这意味着2008～2018年我国的科技进步水平更高。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形成较大冲击，但我国企业及研发机构也因此意识到了传统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各类创新主体迅速从危机中转变发展方式［16］，加大创新力度，通过创新提升自身竞争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进一步使我国的发展模式由以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科技进步水平的不断提升最终使居民福利水平得到了大幅改善。

为了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继续使用研发强度（R＆D投入占GDP比重）和授权的发明专利数量作为科技进步指标，依然采用系统GMM进行估计，得到结果表4和表5，结果表明对科技进步指标进行替换后，科技进步及通货膨胀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情况同前文结论相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由此可知本文结论具备较强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一）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二）

为分析科技进步和通货膨胀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本文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方面选取7个指标，使用熵值法测算了我国的居民福利水平，基于系统GMM实证检验了科技进步和通货膨胀对居民福利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科技进步具有正福利效应，通货膨胀具有负福利效应，且科技进步的正福利效应大于通货膨胀的负福利效应；（2）不同地区科技进步均具有正福利效应，东部地区科技进步的正福利效应小于中西部，科技进步水平较高地区的正福利效应低于低水平地区；（3）从分时间段检验来看，不同时间段内科技进步均具有显着正福利效应，且1998～2007年科技进步的正福利效应大于2008～2018年。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定性。

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1）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和公平性。坚持以人民福祉为中心，逐步扩大社保体系覆盖范围，创造和谐的营商环境，给高素质劳动者提供优越的创新创业外部环境，同时加大低技能劳动者的保障范围和保障力度，让所有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都能有所保障。

（2）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福利是社会福利的高级阶段，直接关乎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应多方协作加大绿色技术的研发力度和使用范围，对于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同时，可根据自身实际特点，发展符合环境要求的相关产业，坚决杜绝以GDP增长为借口，大力发展或承接东部沿海地区转移来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

（3）坚决控制过高的通货膨胀。在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新常态下，虽然适当的通货膨胀仍是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但相关部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其负面效应，并把保持低水平的通货膨胀放在核心位置，合理控制物价水平，防止房价过快上涨，让普通民众有能力消费、敢于消费，以此实现居民福利提升和消费升级加速的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