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 永 刘 铭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00）
引 言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逐渐走向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以数据资源为重要生产要素、信息技术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为重要推动力的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国家发展的新模式。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指标呈现9.7%的高位增长，成为稳定我国经济、减缓疫情冲击的关键动力。多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强调建设 “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的宏伟蓝图，在此时代浪潮下，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开启了数字化变革之路，部分资本雄厚、勇于创新的大型、龙头企业已深耕多年，并在抢跑中收获了数字化带来的可观绩效红利。
但对于贡献了我国60%以上GDP、占据90%以上企业数量的中小企业来说，其管理者在考虑是否进行数字化变革时往往陷入两难困局：既希望借助数字化战略帮助企业优化现有组织能力 （池毛毛等，2020）［1］，提高办公、采购、生产、销售等流程效率，同时借助互联网平台增强自身抵御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但变革会打乱现有的体系和结构，企业不仅需要对数字化基础设施进行不确定效果的较高投入，还需让员工逐渐学习和适应企业状态的转变，培养数字化思维和习惯，这为先天市场份额低下、市场能力薄弱的中小企业树立了较高的进入壁垒，中小企业管理者对实施数字化变革常常望而却步。
Levy和 Merry （1986）［2］指出， 变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往往诞生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危机而面临生存问题的时刻。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企业进入了一段漫长的停工停产期，需求减少、成本累积、产业链断裂、资金占用等问题持续为中小企业施压，持续经营出现较大困难（钟雨龙和陈璋，2021）［3］。在确定的环境进步与不确定的市场波动中 （戚聿东和刘欢欢，2020）［4］，中小企业似乎陷入了 “变则困难重重，不变几乎等死”的困境。那么，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变革、进行数字化投入是否能够切实提高企业绩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内在的作用路径是怎样的？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有哪些规律和特征？回答这些问题成为了当下鼓励中小企业寻求数字化突破、树立数字化信心的关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运用2015～2019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的年报数据展开研究，运用文本挖掘技术、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变革对中小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内在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企业属性、行业类型的不同对这一影响的程度差异的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1）关注到现有研究中对中小企业在数字化领域定量研究的不足，研究结论为中小企业积极制定数字化战略、政府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2）利用对上市企业年报进行文本挖掘方法构建微观企业数字化程度指标，替代现有文献中偏主观的问卷调查法和较片面的虚拟变量法或财务指标表征法，并在现有文献对企业数字化关键词词典的基础上进行适用于中小企业的补充，为企业数字化的微观研究提供指标参考。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1.1 企业数字化与数字化变革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将对企业实施数字化归纳为一个纵深演进过程：从企业对数据的挖掘和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始，到数字技术与企业组织和业务的深度融合，最终利用数字技术整合上下游资源、拓展市场边界、部署升级战略。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基础性生产要素，与人、资、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相结合，不仅赋予生产要素新的内涵并为企业自身赋能 （尹西明等，2021）［5］，也将促进外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间跨界融合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企业之所以要改变原有状态进行变革，以往的研究通常认为是企业在高度动荡的外部环境中处于被动地位。Webber在1979年对企业变革进行了较为完善的诠释，即变革是组织在面临严重危机时不得不进行的一种彻底和全面的改变，只有变革才能让企业继续保持生命力和竞争力。钟雨龙和陈璋 （2021）［3］在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响时提到，疫情是危也是机，带来了产业链变动和人员短缺等重大问题，也诞生了数字化的宝贵机遇。在埃森哲调查报告中，受访企业中有80%在疫情期间部署了远程办公工具，有63%加强了线上渠道的布局。除被迫变革外，如今的研究更多地将变革视为企业一项主动的内部战略选择。1992年Ettlie从企业本质的角度提出，变革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环境演进是不可逃避的现实，行业技术的发展、消费者诉求的多样化等都会促使组织通过变革寻求更具突破性的解决方案 （Teece， 2018）［6］。 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影响是全面的，能够推动企业主动从抽象的经营理念、组织决策，到具体的方法流程、资源能力等各方面进行重大优化 （程国青等，2020）［7］。张鹏 （2019）［8］、 柳卸林等 （2020）［9］学者指出适应环境变化、提高运营效率，并以此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考量，是企业实施数字化的主要战略出发点。
1.2 中小企业数字化变革早期对企业数字化的研究中，立足于中小企业的并不多见，这与早期投入到数字化的中小企业数量较少有关。从2018年开始相关研究才有所增加，主要关注点在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变革的障碍上。郭云武 （2018）［10］、 胥培俭等 （2020）［11］总结了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 （1）缺少开发和部署自己的数字化平台的能力和资源 （Probir等， 2012）［12］，仅以跟随、模仿为主；（2）管理者和员工缺少对数字化的普遍认知，较为依赖传统的工作路径；（3）管理者缺少实施数字化的管理能力、人力资源和组织能力；（4）不知应如何结合自身特点选择数字化策略。王润东 （2021）［13］通过对货物运输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还发现企业存在对数据安全和隐私的不信任问题。
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之路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大型企业由于组织结构庞杂、既有业务成熟、既有优势显着，在变革中易存在路径依赖 （Clayton和胡建桥，2010）［14］。而中小企业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相对灵活，结合数字化背景将及时发现业务重点的变化，积极对外部市场环境作出反应。参考唐雪芩 （2018）［15］对德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在德国政府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其转型效果显着，中小企业数字经济指数增速甚至快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竞争力显着提高。
目前对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研究仍有较大空白，现有研究主要是对困境和顶层设计的定性研究，缺乏对变革绩效和作用机制的切实关注，尚未打开数字化作用于中小企业的 “过程黑箱”。这源于我国中小企业对数字化的探索较晚，在绩效上的作用尚未充分体现；也源于对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的程度本身难以准确定量衡量。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选取我国中小板、创业板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对2015～2019年披露的上市年报进行数字化相关文本挖掘来实现技术上的突破。在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是为了鼓励有发展潜力和成长空间的中小企业而设立，能够上市的企业是中小类型企业中相对优质和具代表性的企业，因而对数字化等新兴事物的反应会更加灵敏，数字化变革对其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的显现相较未上市的企业而言会更加清晰。虽然上市后的企业规模已基本超过了国家统计局界定的中小企业范畴，但其发展轨迹对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具有指引作用，选择其作为研究样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指导和借鉴意义。
1.3 研究假设组织变革的根本目的在于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之后，能大幅提升组织经营绩效、改善竞争形势， 并保持长期竞争力 （Shabeen， 1994）［16］。 杨德明和刘泳文 （2018）［17］利用 2013～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传统企业 “互联网＋”的影响，发现实施 “互联网＋”的公司每股收益平均提升了约31%；何帆和秦愿 （2019）［18］也通过主板上市企业得出了数字经济赋能实体企业带来业绩提升的结果。在中小企业方面，何叶田 （2016）［19］以浙江省70家上市中小企业作为样本，发现进行了数字化变革和创新的企业绩效得到提升，而未变革企业经营绩效逐年下降。但与上述研究和期望的结果相反，伍利娜和高强 （2003）［20］对1999年69家上市公司 “触网”公告的反应进行研究，发现网络化对其业绩并无显着影响；Hajli等 （2015）［21］发现只有部分企业可以从数字化中获益；2018年麦肯锡对全球1773家企业高管进行了调查，发现仅有14%的企业取得了持续的绩效改善，即出现“数字化悖论”。 戚聿东和蔡呈伟 （2020）［22］提出数字化对企业的影响存在抵消效应，数字化对绩效的影响机理是多重的，其中有正有负，导致最终影响不显着。
从外部环境来看，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保持着持续的迅猛发展，以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行业龙头企业积极领衔企业数字化进程并取得了显着成效，上市中小企业在龙头企业的引领和铺垫以及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持续保持对数字化的关注和跟随。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数字化建设和应用水平、数字经济的高位增长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政策，中小企业将在积极的外部环境中培育自身的数字化能力，打造企业绩效增长新引擎。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变革将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在企业内部系统中，数字化扮演着粘合剂和催化剂的角色 （戚聿东和肖旭，2020）［23］。 （1）数字技术与企业其他资源结合能够形成一个高效的有机系统，如OA、ERP等通过对人力、财务和销售等部门信息的整合，消除阻碍企业员工获取信息、机会和资源的结构性障碍，减弱部门间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沟通问题，增强内部反应速度；（2）数字技术能够加快资源间反应过程，如CRM、MES等加快了企业部门与客户之间的交流速度，确保企业能快速响应市场变化 （陈伟等，2020）［24］，进而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协同作业助推企业整体运营效率提高 （何帆和秦愿，2019）［18］。对中小企业来说，疫情期间的在线办公、线上招聘、 “共享员工”、直播销售等数字化模式推动企业从停滞走向稳步运转，并在防疫常态化时依然沿用以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钟雨龙和陈璋，2021）［3］。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变革能够提高企业内部运营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根据Williamson对交易成本理论的阐释，交易成本源于人性因素与交易环境因素相互影响下的市场失灵，可能的原因包括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等，而这两点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的应用得到改善。从企业与供应链的角度，数据要素具有洞察属性 （尹西明等，2021）［5］，通过将企业上下游的信息和偏好进行数字化处理和技术分析将降低资源匹配、渠道运营等费用 （肖静华等，2015）［25］。从企业与消费者的角度，数字化的信息扩散具有更强的定向性和更丰富的信息量，通过互联网平台可以快速有效地将商品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并更加精准地应对消费者个性化能力和需求，降低了企业对消费者、消费者对商品的双重搜寻成本。此外，数字技术具有连接、共享、开放等特征，决定了企业可以去中介化 （李海舰等，2014）［26］，降低了交易各方的监督交易、违约交易等成本。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变革能够降低企业外部经营成本，进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根据Joseph的技术创新理论，创新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之间新的结合。数据作为一种新的基础性生产要素，既可以通过与现有业务融合发展实现突破式创新，也可以催生数字化新业态和新模式实现破坏式创新。根据叶亚露 （2017）［27］的研究，企业应用数字化技术可以带来4方面的创新：（1）通过提升产业链中某个环节的生产加工流程，实现工艺流程创新；（2）通过将数字化技术嵌入实际产品中，增强产品功能和特性，如升级为智能产品等形式实现产品创新；（3）改善组织管理模式，应用先进高效的管理工具带来组织创新；（4）通过更多途径的营销、销售手段和更多样化的服务拓展自身市场，实现市场拓展创新。池毛毛等 （2020）［1］以企业研发双元能力为中介，认为中小企业数字化带来的变化可以使员工整合和巩固现有研发业务流程和产品，还可以通过不断自我突破和革新提高研发探索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变革能够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2 研究设计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选择2015～2019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为初始研究样本。样本期的选择是基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阶段，根据何帆和秦愿 （2019）［18］的研究，2014年及以前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尚处在萌芽期。以2015年7月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为重要开端，各部委紧密出台了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意见，此后我国企业数字化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大量中小企业开始加入数字化浪潮之中。此外，2020年由于疫情影响，中小企业财务数据出现严重异常，故2020年未被采纳进本文研究的样本期。样本企业的选择是考虑到优质中小企业对数字化变革的前瞻性会使其作用结果更加清晰，以及企业数字化指标构建的现实性，需通过上市企业的年报进行文本挖掘，故参考何叶田 （2016）［19］的方法，选择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作为中小企业的样本代表。
参照现有文献的通行做法，对原始样本作如下处理：（1）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2）在样本期内被ST、*ST、PT处理的企业的财务制度异常，也予以剔除；（3）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部分企业会由于上市后得到积极的发展机会使得如今员工规模或营业收入过高，远远超出中小企业的范畴，需予以剔除；（4）对于行业类别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企业，本身具有一定的数字化基因，数字化对其作用过程与其他行业明显不同，故予以剔除。经筛选，最终得到960家样本企业，共4800条观测值。本文所用的上市企业年报来自巨潮资讯网，企业层面微观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为消除样本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在99%和1%分位处进行了缩尾处理，描述性统计和实证检验均使用缩尾处理后的数据。
2.2 基于文本挖掘法对企业数字化程度指标的量化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中小企业数字化程度指标，其构造采取对上市中小企业年报进行文本挖掘的方式。对企业上一年度经营状况的总结和对未来战略导向的总体安排是年报的核心内容，因此某类关键词在年报中出现的频率越高，往往代表着企业在这一方面投入的关注和资源越多，发展程度也就越深 （陈庆江等，2021）［28］。文本挖掘法在构建企业数字化指标的过程中有以下优势： （1）相比目前多数文献采用的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 （杨志波和杨兰桥， 2021； 吕芬等， 2020）［29，30］， 文本挖掘法是基于年报这类经过审计的正式文件，得出的结果会相对客观； （2）部分文献通过构建单一的虚拟变量来表示企业当年是否实施数字化 （杨德明和刘泳文， 2018； 何帆和秦愿， 2019）［17，18］， 无法准确描述其数字化程度，而文本挖掘法细分了多维度的企业数字化发展方向，得出的结果会更加全面；（3）部分文献通过截取专利数据、研发数据等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来象征企业的数字化程度，但这些指标的含义过于广泛，在实际分析中并不能很好地区分出数字化方向。
表1 中小企业数字化程度分词词典
2.3 变量定义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绩效FP，现有文献通常用净资产收益率来表示，反映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中介变量为运营效率Tot、经营成本Cost和企业创新水平Inn，其中运营效率Tot选择资产周转率来衡量，即企业营业收入与年平均资产的比率，资产周转速度越快，表明资产可供运用的机会越多，企业运营效率越高。经营成本Cost即企业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的比率。企业创新水平Inn选择研发投入强度指标来衡量，即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率。现有研究中对企业创新水平主要考虑投入和产出（专利）两个维度，考虑到中小企业在创新产出方面难度较大，故选择研发投入来表现中小企业对创新方面的努力。控制变量的选择覆盖了企业财务风险、企业特征和治理结构维度，具体变量见表2。
表2 变量说明
2.4 模型设计（1）基准回归模型
模型中的下标i和t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year、province、industry分别表示年份效应、企业所属省（区、市）效应及所属行业效应，controlsi，t为控制变量组，εi，t为随机扰动项。
（2）多重中介效应模型
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 （2014）［32］对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阐释，本文将按逐步检验法分别对本文的3个中介变量进行检验，设立如下3组回归模型：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 （2014）［32］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如果α1、β1和η2均显着，则中介变量（运营效率Tot）的间接效应显着，β1×η2代表中介效应的程度。η1代表的是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若β1×η2和η1同号则中介变量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异号则为遮掩效应。经营成本Cost和企业创新Inn的检验步骤同理。
3 实证结果3.1 描述性统计图1为样本企业在年报中披露数字化相关关键词的词频统计。2015～2017年披露次数呈现逐年增加的状态，表明中小企业对数字化变革的重视程度在愈发增加，到2018～2019年保持稳定，这与新事物被接纳和学习的常规趋势一致，数字化变革已经逐渐得到了企业的普遍认同。
图1 数字化文本挖掘词频统计（按年份加总）
图2为对各行业企业数字化程度的统计，行业的划定基于所属证监会行业名称，指标选择各行业企业在年报中披露数字化相关关键词的总数／该行业企业总数来表示。统计结果显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高度市场化的企业对数字化变革更加重视，这类行业的市场化属性意味着其更需要将业务与数据相融合，从而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实现需求精准挖掘、提高差异化竞争力等，因此对数据和信息的需求更为迫切。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低市场化行业的数字化程度较低。
图2 数字化文本挖掘词频统计（按行业平均）
图3为对各区域企业数字化程度的统计，区域的划定按国家统计局标准，指标选择各区域企业在年报中披露数字化相关关键词的总数／该区域企业总数来表示。统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企业对数字化变革的重视程度最高，而西部地区最弱，这与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及对新事物的反应速度和接纳习惯有关。
图3 数字化文本挖掘词频统计（按区域平均）
表3为2015～2019年上市中小企业相关变量信息的描述性统计。其中，企业绩效即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标准差为12.93，表明中小企业间的绩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本文在观察样本的数字化指标时，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样本企业在2015～2019年间从未在年报中披露数字化相关关键词，表明绝大多数企业都已意识到了数字化是大势所趋；数字化指标的最大值为27.9，表明已有企业在行业内处于数字化变革的较高水平，企业间的数字化程度存在一定差距。
表3 描述性统计结果
3.2 基准回归结果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模型进行回归，依据Hausman检验结果，P值小于显着性水平，表4为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
模型 （1）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模型 （2）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数字化程度的系数显着为正，表明中小企业发展数字化对提高企业绩效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假设1得证。
3.3 稳健型检验为增加研究的稳健型和可信度，本文替换变量进行稳健型检验。（1）将企业绩效指标替换为常见的企业净利润率指标再次检验，如表4的模型（3）和模型 （4）所示，结论保持一致；（2）现有选用文本挖掘法进行指标构建的文献中，有学者选择类分位数处理的方法 （曹启中等，2020）［33］，即对当年所有企业非零数字化词频数进行排序并进行3等划分，从低到高取值为1、2、3，依据该企业所处区间进行赋值（若当年词频为0则取值为0）。本文参考这种方法对数字化指标进行再次构建并加入回归，结果如模型 （5）和模型 （6）所示，结论无明显变化。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3.4 中介效应结果对运营效率、经营成本和创新水平3个中介变量分别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1）数字化水平与企业运营效率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着为正，表明中小企业发展数字化可以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使得信息获取更加快捷全面、信息交换更加即时准确，驱动企业高效发展； （2）数字化水平与企业经营成本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着为负，表明中小企业发展数字化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通过购入合适的企业级数字化基础设施，实现长期的人力资本、信息搜寻等成本的降低；（3）数字化水平与企业创新水平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着为正，表明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变革可以有效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将原有产品和商业模式进一步升级和优化，驱动企业实现差异化和高质量发展。
表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在中介效应的表现上，由于β1、η2和γ1、μ2均显着， 且β1×η2和γ1×μ2分别与η1和μ1同号，表示企业运营效率和经营成本在企业发展数字化与企业绩效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但δ1×λ2的系数与λ1相反，表示企业创新水平在其中存在遮掩效应，说明虽然数字化变革使得企业的研发投入增多，但这些研发投入在当前并未给企业带来足够的绩效上的回报。根据池毛毛等 （2020）［1］提出的企业研发双元能力，可以将这一现象理解为企业的研发探索能力在增强，但研发利用能力尚未得到进一步体现。为增强研究的稳健性，选择Bootstrap法替代逐步法再次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依然稳健。
3.5 异质性分析本文继续研究国有化程度和资本密集度如何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程度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不同企业属性、不同行业类型的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变革的效果。其中国有化程度Cov选择国有控股比例指标，资本密集度Cap用企业非流动资产与员工规模的比值来表示，该比值越大表示企业的资本投入和固定资产装备越多，比值越小则表示企业需要和容纳的劳动力越多。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数字化程度与国有控股比例和资本密集度的交互项，得到如下模型：
续 表
在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后，回归结果见表6。交互项系数的结果显示： （1）国有化程度与数字化程度的交互项在5%的水平显着为正，说明国有化程度在中小企业数字化程度提升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中小企业的国有成分越高，实施数字化变革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传统国有企业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复杂，传递信息时需层层上报、层层审批，每传递一次都会加大信息遗漏、信息误导的风险 （张晓敏，2021）［34］，且以往国有企业通常通过纸质文件进行业务传递或档案保存，不仅存在信息沟通不及时的问题，还可能发生文件丢失，造成企业资产损失 （刘雪松，2020）［35］。这些问题在企业应用数字化技术后能够得到较为快速且明显的缓解，因而对绩效的提升作用也更为显着；（2）资本密集度与数字化程度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显着性水平为10%，说明资本密集度能在一定程度上正向调节中小企业数字化变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越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变革的效果越不明显。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来说，实施变革时需要在内部管理和员工培训上投入的成本更高，需要留给员工学习和吸收的时间越长，因此对绩效上的影响显现得较慢。此外，由于中小企业的员工学习能力相对较低，进一步加大了学习成本。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净利润率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无明显变化。
表6 国有化程度和资本密集度对中小企业数字化程度和绩效关系的影响
4 研究结论与启示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变革是让自身在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保持生存优势和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但在我国庞大的中小企业群中，积极进行数字化变革的比例并不高。本文为解答中小企业管理者对实施数字化变革能否带来绩效提升的问题，从企业运营效率、经营成本和创新水平3条路径进行了考量，并得出以下结论：（1）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变革可以通过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创新水平进而提升绩效，但创新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存在遮掩效应，可能的原因是研发投入带来回报的周期比较长，但企业创新活力的增加也大大有助于企业的发展；（2）国有成分越高、资本越密集的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变革带来的绩效提升作用越明显，因此这类企业应更加积极地利用数字技术改善企业现有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为中小企业战略制定和政府公共政策优化提供了如下启示：（1）中小企业应全面认识到数字化变革对自身发展的必要性和有利性。当前形势下，数字化变革已从选择题变为了必答题，中小企业应借助龙头企业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中作出的铺垫和数字技术应用中提供的示范，“借鸡生蛋”，大胆将数字技术应用到自身管理、生产、销售等方面，此外国有成分越高、资本越密集的中小企业应更加重视数字化变革的重要作用；（2）行业龙头企业应做好数字化的示范和引领作用，肩负引领数字化时代的使命，在研发中为中小企业设计小体量、低投入、易上手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带动全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3）政府相关部门应充分关注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对于可能发生的如资本投入高、学习成本大等方面提供政策指导，如提供数字化扶持补助、专业化学习培训等，鼓励中小企业积极拥抱数字化时代。
注释：
①GitHub以星标数量代表热门程度，反映对软件的认可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