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

朱 婷 顾建福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44）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①）规模增长迅速，截至202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39.25万亿美元，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三。在此背景下， “十四五”规划提出，中国要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坚定中国企业 “走出去”和东道国投资合作的信心，从而迎来更多发展机遇。相关研究也表明，就东道国而言，对外投资有利于解决资金困难，引进先进技术；就母国而言，对外投资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加快技术进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2］。

但在此过程中空气污染问题不容忽视，据世界银行研究，空气污染是最具致命性污染之一，它会增加误工成本和就医费用。目前，中国空气治理仍有较大问题，2020年全国337个地级市中有135个城市空气质量指数超标。空气污染会影响居民身体健康，严重空气污染会降低企业生产率，损害经济发展［3］。 李卫兵和张凯霞［4］指出空气污染导致资源错配，挤占研发资金；此外空气污染还会降低个人工作积极性，抑制发明人创新动力，最终影响整个地区创新活力［5］。空气质量事关民生，为此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发展低碳经济，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达到碳中和。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通过生产造成严重工业污染，而工业污染是大气污染重要来源；另外，作为对外投资主体，它在国内外两个市场起配置资源作用。但目前从企业视角评估对外直接投资对环境影响的文献较少，现有关于OFDI的研究有关于探索OFDI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李磊等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将促进国内就业［2］，尹斯斯等发现OFDI加剧母国市场竞争，扩大出口贸易，增进福利水平［6］；另外，也有研究发现东道国区位、营商环境、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会影响OFDI发展前景［7-9］。而在论证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空气质量影响方面，Hao Y等［10］虽提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拉动国内经济发展时，会巩固粗放型发展模式，增加企业污染排放物，但缺少深入分析。

本文基于现状认为OFDI会改善母国空气质量。结合往期研究，本文做了以下改进：（1）分析结构效应，探究随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结构效应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会发生回弹效应及其原因；（2）以往文献证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改善环境［11］，但未实证出技术效应产生及作用强弱分别受环保意识和技术吸收能力影响，且随着环保意识提高，技术效应也会发生回弹效应；（3）从东道国环境规制程度和开放水平分析OFDI对母国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12］；（4） 采用大气污染物指数（API）综合指标取代PM10等单一污染物指标。

近年来，双向投资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关注，投资分为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现有研究就外商投资有两条着名结论： “污染天堂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和 “污染光环假说”（Pollution Halo Hypothesis）， “天堂说”指污染密集企业倾向于建在环境标准低的国家，外商投资使高污染产业向东道国转移；“光环说”强调外商投资承载的先进技术，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会向其传播清洁生产技术。

根据投资者是否掌握企业经营权可将对外投资分为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指投资者为在国外开设经营企业并获得其有效控制权而进行的投资。目前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影响的文献中，论证正向关系的文献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减少了当地空气污染，还能改善周边城市环境，但OFDI是持续的过程，且投资作用反馈给母国存在滞后性，因此当期投资需多期才能够影响母国环境［12］。此外，企业对外投资对母国环境的效果受区域环境、企业产权影响［13，14］。 据此提出：

H1：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降低空气污染水平，但其影响存在滞后性。

H2：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改善作用受区域环境、企业所有制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环境影响机制分为：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结构效应指OFDI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一国产业结构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15］。根据 “天堂说”，对外直接投资通过 “污染产业转移”，将严重污染环境的产业迁出，减少国内污染物排放［1，16，17］；另外，随着投资规模扩大，母国产业结构趋向服务化，三产比重上升会减少污染物排放［18］。但随产业结构调整，结构效应将不断减小。当结构调整处于合适范围，对外投资能在促进经济发展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实现绿色发展，据此提出：

H3：当产业结构调整处于合适范围，企业OF⁃DI通过 “污染产业转移”来改善母国空气质量。随产业结构调整，结构效应会减弱。

技术效应受环保意识影响显着，根据 “偏好理论”，消费者环保意识增强会导致环保产品需求增加，此时企业将更注重技术创新。但投资目的是获利，当技术进步带来的污染减少量小于生产规模扩大造成的污染增加量，空气污染加剧。技术效应表现为OFDI引致反向技术溢出，并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等方式 “倒逼”企业创新，且投资期越长，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19，20］。技术效应发挥受东道国和母国双重影响，就东道国而言，技术效应与其研发资本支出相关，东道国研发支出越多，对母国技术进步影响越强［21］；就母国而言，技术效应受地区和企业双重影响，积极反向技术溢出发生在经济发达、对外投资活跃、技术吸收能力强的东部地区企业中［22-24］，并据此提出：

H4：技术效应产生受环保意识影响显着，会随着环保意识变化而改变，并且技术效应与东道国研发支出、母国技术吸收能力相关。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受东道国制度环境影响，东道国经济、政治制度越完善代表其营商环境越好，会吸引中国企业投资［25］。对外直接投资的改善作用受东道国发展水平影响［12］，当东道国经济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政府可迁出高污染企业来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除东道国发展程度外，东道国环境规制程度和开放水平也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改善作用，因为环境规制加强会增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本，而开放水平上升将帮助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23］，并据此提出：

H5：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改善作用与东道国的环境规制程度、开放水平密切相关。

结构效应即OFDI通过边际产业转移，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且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迁出，这样可减少污染物排放，释放出生产要素用于环保新兴产业发展，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另外，产业转移会选发展水平更低国家（地区）作为迁入地，这些国家生产要素价格更低，可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帮助企业获得更高收益，提高运行效率，最终强化治污能力。但当一国产业结构已已调整到较高水平，结构效应的边际效果递减。

技术效应指随人们环保意识增强，为满足消费者需求，企业通过OFDI提高自身生产技术，减少生产造成的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具体步骤为：（1）国内母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境外设立子公司，然后运用反馈机制吸收子公司的先进技术；（2）随着技术扩散，同行业竞争企业或上下游企业也获得技术进步，最后使全社会技术得到发展。但企业投资目的是获利，技术进步在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时，又诱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污染物排放，恶化空气质量。

图1 对外直接投资对空气质量的作用机制

2.1.1 基准回归

v为母公司注册城市，t为年份，i为企业个体；λt为时间固定效应，uφ为行业固定效应，γv为城市固定效应，εvt为随机误差。式（1）为基准回归模型，式（2）加入控制变量并采用固定效应后的模型。式（3）中L_lnOFDIivt是一阶滞后项，验证对外直接投资对环境的滞后影响。本文目的是证明β1显着为负。

2.1.2 结构效应

结构效应存在最优区间，随产业结构调整，它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会减小。TS指产业结构升级，比例上升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

将TS和lnOFDI交互，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引起产业结构升级（lnOFDI_TS）。最后构建下述模型：表示产业

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变量均值；结构升级变量均值。

式（4）为加入产业结构升级变量后回归模型；式（5）为加入产业结构升级变量和交互项后回归模型。考虑到lnOFDI和TS与lnOFDI_TS高度相关，有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采用式（6）中心化处理后的模型。

2.1.3 技术效应

技术效应受环保意识影响显着，随环保意识增强，技术效应的改善作用会减小。本文根据原毅军和谢荣辉［27］的做法，摘录各市在职职工工资、每万人大学生数、人口密度等指标，通过熵权法测算出环保意识指数（En）。

随后将En与交互处理，表示由环保意识通过OFDI形成的反向技术溢出（En_lnSp⁃最后构建下述模型：

表示环保意识变量均值；表示反向技术溢出变量均值。

式（7）为加入环保意识变量后的回归模型；式（8）为加入环保意识变量和交互项变量后的回归模型；式（9）为中心化处理后的回归模型。

被解释变量。空气污染指数（API）：空气质量综合指标，指数高则空气污染严重，虽然2013年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在原有污染物基础上引入PM2.5、臭氧（O3）和一氧化碳（CO），但由于样本区间为2009～2020年，且新标准初期仅在部分城市实行，考虑指标定义一致性，本文并未将其纳入计算。

解释变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OFDI），但企业并非每年都对外直接投资，为保证数据平稳，用存量并取对数（lnOFDI）表示。

控制变量。 借鉴余胜官［14］、 欧阳艳艳等［12］、赵云辉等［9］的研究，选取与OFDI、空气质量相关变量，并取对数降低异方差。外商直接投资（lnFDI）控制外贸依存度；二产比重（lnSTR）控制地区产业结构；人均生产总值（lnP_GDP）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考虑到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间呈倒 “U”型关系，因此加入其平方项（lnP_GDP2）；人口密度（Destinity）控制人口；降水量（lnAprecipitation）控制环境自我净化能力；地区出口总量（lnEX）控制开放水平；各城市环境治理投资额（lnWR_K）控制政府治理。

本文样本区间为2009～2020年，空气污染指数（API）是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摘录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3类空气污染物浓度后计算得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源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剔除异常值，共收集中国254家企业合计1185个样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其余变量源于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CSMAR国泰安数据库和EPSDATA等。

描述性统计见表1。被解释变量API均值为69.687，标准差为13.562，最小值为33，最大值为177.838，说明城市间空气质量差距大。其中除lnP_GDP和lnP_GDP2外，其余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证明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1 描述性统计

较之随机效应模型（RE）和最小二乘法（OLS），面板固定效应模型（FE）更稳健。结果如表2列（1）～（3）所示：证明企业OFDI可降低母公司所在城市空气污染水平，加入控制变量并采用三重固定效应回归后，结论不变。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因此对企业OFDI取一阶滞后项（L_lnOFDI）放入回归，结果列（4） 证实上期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降低当期母国空气污染指数。综上，证实H1。

表2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API影响的基准检验

3.3.1 结构效应

由于成本和环境因素影响，企业通过迁出污染行业助力产业结构升级来降低污染水平。参照欧阳艳艳等［12］的做法，并对照环保部标准②划分公司污染程度，共分为4种类型，“轻-重”代表母公司属轻污染行业，对外投资重污染行业。从表3列（1）～（4）看出：国内重污染企业向海外重污染行业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API系数显着为负；国内重污染企业向海外轻污染行业投资不能缓解本地空气污染；国内轻污染企业向海外重污染行业投资对国内空气质量有利，因为部分国内企业把少数重污染项目迁出，缓解污染治理压力。因此企业通过OFDI将高污染产业向外转移才能改善国内空气质量。因为企业将污染产品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既减少污染物排放，又为新兴、环保产业发展留出空间，而环保产业在生产经营中排放更少污染物。

表3 OFDI的结构效应对API影响的检验

深入研究发现，结构效应的改善作用存在最优区间，随产业结构调整，结构效应将不断减小。式（4）中对外直接投资对空气污染的影响为-0.161，TS对空气污染影响为-5.062；式（5）表明为了解OFDI真实改善作用，需对lnOFDI求导形成β1+β3*TS，再代入系数，此时-0.661+0.159*TS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影响，当TS＝1时，结构效应对API影响为-0.502。结果如表3列（5）、（6）所示：当产业结构处于低水平，OF⁃DI能有效改善空气质量，但随着TS调整，OFDI改善作用减弱。中心化处理结果如表3列（7）所示：交互项结果不变，证明上述结论。综上，验证H3。

3.3.2 技术效应

企业OFDI获反向技术溢出，它能帮助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强化环境治理能力。关于反向技术溢出，本文参考李梅和柳士昌［11］的算法：

表4列（1）表明反向技术溢出可改善空气质量；为进一步证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反向技术溢出来帮助公司减污，将母国公司分为重污染、轻污染，结果如表4列（2）、 （3）所示：与轻污染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技术改进可显着降低API。因为OFDI改进重污染企业生产技术，并通过技术扩散使整个重污染行业的技术进步。

表4 OFDI的技术效应对API影响的检验

区分不同因素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时，发现政府越重视科技发展，技术吸收能力便越强，反向技术溢出的改善作用也越强。根据研发支出强度做法，强度高代表技术吸收能力强，本文用城市财政科技支出替代研发支出，除以地区生产总值，去除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形成科技支出强度（Tech），Tech数值大代表城市对技术的吸收能力强，然后取中位数，凡高于中位数城市划为强吸收能力，其余为弱吸收能力。结果如表4列（4）、（5）所示：强技术吸收能力的lnSpilloverict对API的影响显着为负，证明技术吸收能力越强，技术效应改善效果越好。

深入研究发现，在环保意识影响下，技术效应改善空气质量，但随环保意识增强，技术效应会减小。式（7）、 （8）分别表示加入环保意识变量和交互项后的回归模型，结果如表4列（6）、（7）所示：反向技术溢出对API真实影响为-0.661+0.159*En，当En＝1时，反向溢出可降低0.502单位的空气污染指数。随着消费者对环保产品需求增加，环保意识形成倒逼效应，驱使企业引进前沿技术进行清洁生产，但随着环保意识加强和技术进步，当本地清洁生产技术已达较高水平，且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后，技术的边际效果递减。表4列（8）为中心化的结果，结论保持不变。综上，验证H4。

3.4.1 东道国视角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环境影响会随着东道国环境规制程度提高而改变，但东道国环境规制并非越弱越好。为此，用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EPI③）衡量国家环境规制程度，并根据各国EPI指数，将样本分为：EPI≤60为弱环境规制国家，60＜EPI≤80为环境规制程度良好国家，80＜EPI为强环境规制国家。

表5列（1）～（3） 中当 60＜EPI≤80，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降低API。当东道国环境规制程度过高，环保意识很强，强环境约束会增加中国企业治污成本，不利于将污染环节迁入；当东道国环境规制程度过低，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相关行业生产科技和管理经验落后。只有一国环境规制处于适当程度，中国企业可通过投资他国具有比较优势产业来获取先进技术。因此企业选择投资东道国时需合理考虑EPI水平。

表5 东道国视角异质性检验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环境影响与东道国开放水平相关，开放水平越高，越吸引企业投资，并改善母国空气质量。为此，本文用各国进出口总额占其GDP比重衡量国家开放程度，比重大则开放水平高，数据通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获得，将比重高于50%国家划为高开放水平，其余为低开放水平。从表5列（4）、 （5）可看出：对高开放水平国家投资能显着改善母国空气质量。一国开放水平越高，国际贸易依存度越强，中国企业越易进入该国市场。既容易将污染环节转移到该国，也方便吸取该国先进技术。综上，对高度开放且环境规制程度良好的国家投资能有效降低母国空气污染水平，验证H5。

3.4.2 母国视角

企业OFDI对母国环境影响与区域环境、企业所有制相关。中国地区间空气质量差距大，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受已有环境影响。为此，本文根据API的1/4和3/4分位数将样本分为：API≤59.5为空气质量优秀，59.5＜API≤79.5为轻污染，79.5＜API为重污染。结果如表6列（1）～（3）所示：空气质量优秀代表原有环境治理水平高，OFDI改善作用弱；空气污染较轻，OFDI能有效降低空气污染水平，此时存在治理污染措施，但治理水平不高；空气污染严重时，未采取其他措施情况下，单靠投资无法改善空气质量。

表6 母国视角异质性检验

企业间所有制可分为国有和非国有。考察企业间产权歧视对环境的影响，结果如表6列（4）、（5）所示：非国企对外投资可显着减少地区空气污染。因为国企经营体量大，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有能力和地方政府谈判，加之存在产权歧视、政策倾斜等状况，其减污迫切度较低；而民企政策敏感性高，面对政府高额环保税和污染处罚，只能通过OFDI一边迁出污染产业，一边提升生产技术。综上，污染地区非国企的投资可使空气质量得到更显着改善，验证H2。

稳健性检验：（1）替换样本，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环境受政策影响大，结果易出现偏误，仅保留地级市样本回归检验，结果证明原结论；（2）更换面板回归，本文以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为截面，大于时间序列个数，因此采用面板校正标准误差（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s，PCSE）进行检验，结果证明原结论；（3）更换因变量，采用PM10浓度代入回归，考察企业OFDI对单一污染指标影响，结果证明OFDI能降低PM10浓度；（4）更换自变量，本文将虚拟变量Y_OFDI放入回归，若企业当年投资，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结果证明原结论。

内生性检验：企业OFDI和城市空气质量间互为因果关系，若政府想改善本地区空气质量，就会通过征收排污费或环保税等手段，迫使高污染企业外迁，促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本文采用滞后1阶的企业OFDI作为工具变量，运用GMM方法估计，结果在5%水平证明原结论。

表7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本文构建固定面板模型，检验OFDI对环境影响，最终得出：（1）企业OFDI能改善空气质量；（2）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途径，但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等方式改善空气质量存在最优区间；（3）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就东道国而言，对高度开放且环境规制程度良好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能有效改善空气质量；就母国而言，高污染地区的非国企进行投资能更显着改善空气质量。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加大对投资企业支持力度，促进 “边际产业”迁出同时，积极引进国外绿色前沿技术。企业生产造成严重工业污染，通过对外投资，引进国外环保领域的先进技术，提升企业环境治理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减少污染物排放；（2）选择投资区位应充分考虑东道国国情。打破 “投资东道国环境标准越低越好”的惯性思维，正确引导企业进行对外投资；（3）平衡企业间的环境政策差异，平等对待不同产权企业。政府处理不同所有制企业排污问题应一视同仁，遵循环境治理条例处理企业排污问题，杜绝政策倾斜、产权歧视。

未来研究可细分不同行业产生的主要污染物，探究OFDI对不同污染物的影响，可为政府制定针对性的对外投资和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依据。

注释：

①本文将不加区分的混用OFDI和对外直接投资。

②重污染行业涵盖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16类行业。

③由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CIESIN）联合实施，指数高代表环境规制程度强数据来源：CIESIN ［OL］.世界银行数据库，2008-2020.ht⁃tps：//data.worldbank.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