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规制对就业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孙玉阳 唐嘉懿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沈阳 0036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00083

人类在消耗化石能源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同时，也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气温不断上升。而全球气候变暖又诱发极端天气事件，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碳排放的负外部性等特点，导致仅靠市场机制难以有效解决，因此，必须发挥政府作用，依靠相关政策，弥补 “市场失灵”缺陷，降低碳排放。在此背景下，2015年国际社会通过的 《巴黎协定》气候协议，对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旨在将全球平均气候升幅控制在1.5℃之内。早在2009年，中国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中明确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2011年制定的 《“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加快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2016年制定的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规定，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2020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分别在2030年和206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随着碳排放政策的相继出台，碳排放规制力度也在不断增强，在促使社会经济发生变革的同时，对就业影响不容小觑。就业问题关系到百姓生活，国家稳定，始终是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2009年世界劳工报告提出就业的“双红利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实现民生与环境质量双赢［1］。那么，碳排放规制究竟对就业产生何种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什么？现有的研究鲜有涉及，因此，在双碳目标提出的背景下，探讨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国内外有关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的研究逐渐增多，纵观现有的研究，有关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1）环境规制对就业总量的影响。 Golombek 和 Raknerud （1997）［2］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能够显着提升钢铁和造纸行业的就业水平。 Kahn和 Mansur （2013）［3］研究发现，美国各州碳税抑制了制造业就业。王勇等 （2013）［4］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工业行业的就业呈现U型关系，即只有环境规制跨越 “门槛”值以后，才对工业行业的就业起到促进作用； （2）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机制。 Henderson （1997）［5］认为由于环境规制增加了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企业生产规模缩小，降低了企业吸纳就业人数。Bezdek等 （2008）［6］认为环境规制对就业能够产生替代效应，即环境规制能够提高资源类生产要素的价格，导致劳动力要素价格相对降低，从而增加了劳动力的使用量。闫文娟和郭树龙 （2016）［7］从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视角，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就业；环境规制刺激技术进步抑制就业。环境规制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降低了就业水平；（3）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的异质性。Kahn和 Mansur （2013）［3］认为，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标准造成了就业的空间流动，劳动力在环境规制达标与非达标地区的流动，对就业造成不确定性影响。崔立志和常继发 （2018）［8］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就业，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抑制了就业。范洪敏和穆怀中 （2017）［9］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当劳动力市场分割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环境规制促进了就业。当劳动力市场分割介于一二门槛值之间时，环境规制抑制了就业。当劳动力市场分割大于第二个门槛值时，环境规制抑制了就业，并且抑制程度较之前有所提升。李梦洁和杜威剑 （2014）［10］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现 “U”型关系，其中，东部地区位于拐点的右侧，中部地区位于拐点附近，西部地区位于拐点的左侧； （4）环境规制对就业的空间影响。孙文远和周寒 （2020）［11］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不但能够促进本地区的就业结构升级，同时由于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互动策略的影响，还能带动其他地区就业结构升级。周五七和陶靓 （2021）［12］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负向空间外溢效应。

已有关于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研究思路和方法借鉴。但也应当看到，现有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的时限性，文献多集中探讨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而对环境规制强度大多采用环境规制政策、废水废气达标排放率以及废水废气排放量的倒数进行衡量，这些指标难以对碳排放规制强度进行有效测度，更无法准确测量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现有的文献也鲜有从碳排放规制角度研究对就业影响。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构建碳排放规制衡量指标，探讨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并对其稳健性进行探讨，提高评估结果的可靠性；（2）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打开碳排放规制与就业之间的黑箱；（3）从空间异质性出发，研究了不同劳动收入水平下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为制定差异化碳排放规制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实际上取决于企业面临碳排放规制时所作出的决策。因此，本文主要参照 Cole 等 （2008）［13］、 Fullerton 和 Heutel等（2010）［14］的做法，将二氧化碳当作生产要素，与资本和劳动力一起纳入到生产函数中，此时，碳排放规制可以代表企业二氧化碳的投入价格，用二氧化碳的价格反映碳排放规制强度。以此为切入点而分析碳排放规制对企业生产行为以及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假设企业采用C-D生产函数。

其中，Yi表示的是企业的产出水平，A、K、L、X分别表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二氧化碳投入，α、β、γ分别表示各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公式表示为：

其中，P表示企业产品价格，r、W和R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力和二氧化碳投入的价格。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对式 （2）分别关于K、L、X求偏导，可以推导出二氧化碳投入与劳动力需求的表达式：

由于二氧化碳的投入价格R可以反映碳排放规制强度，为考察碳排放规制强度如何影响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对式 （3）关于二氧化碳价格R求偏导可得：

其中，δXR＝-（R/X）（δX/δR）表示的是二氧化碳投入的价格弹性。当二氧化碳投入价格R上升时，代表碳排放规制强度增强，在企业成本既定情况下，用于二氧化碳支出的成本越高，企业用于二氧化碳投入必然减少，所以δR/δX＜0。在公式前面加负号，从而保证δXR为非负数。

通过式 （4）发现，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可以分解为替代效应βX/γW和规模效应（βX/γW）δXR，替代效应表示碳排放规制提高二氧化碳价格，使劳动要素价格相对下降，从而增加企业对劳动力需求量。而规模效应表示碳排放规制提高二氧化碳价格，从而增加企业的成本，导致企业规模收缩而导致的劳动力需求量降低。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的作用方向相反，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这两种效应叠加的结果，当δXR＜1，则βX/γW＞（βX/γW）δXR，即替代效应大于规模效应，碳排放规制增强能够增加企业劳动的需求量。 当δXR＞1，则βX/γW＜（βX/γW）δXR，即替代效应小于规模效应，碳排放规制的增强会导致企业劳动的需求量减少。

基于以上分析，同时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文中涉及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本文构建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L表示就业水平，er表示碳排放规制，X表示控制变量，μ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误差项，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

（1）被解释变量：就业水平（L）。为了能够更准确的反映碳排放规制对就业总体的影响，本文采用各省年末就业人数总数表现就业水平。

（2）解释变量：碳排放规制（er）。在以往文献中，各国主要采用碳排放强度的倒数对碳排放规制进行测度［15］。本文借鉴国际做法，也采用碳排放强度的倒数对碳排放规制进行测度。其中，碳排放强度采用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表示。碳排放主要借鉴赵桂梅等 （2017）［16］测量方法进行计算。

（3）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urb），采用非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金融发展水平（fai），采用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人力资本（edu），采用就业人员平均教育年限来表示［17］。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本文选取了2000～2019年的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西藏及港、澳、台地区未包含在内）的数据组成分析样本，文中的数据均来自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个别缺失值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补全。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本文同时列出了固定效应模型（FE）、随机效应模型（RE）和OLS回归的估计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1、模型3和模型5分别表示不加控制变量时OLS、RE和FE的估计结果，而模型2、模型4和模型6分别表示加入控制变量时，OLS、RE和FE的估计结果。通过3种回归方法的估计结果显示，不管是否增加控制变量，碳排放规制与就业之间呈现的正相关关系，具有高度一致性，说明碳排放规制能够增加就业量。主要原因是由于碳排放规制强度的不断提升，导致企业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而劳动要素价格相对下降，进而增加对劳动的需求量，提升就业水平。固定效应模型（FE）回归的估计结果的拟合度要优于其他两种估计方法，本文对模型5和模型6进行分析。与模型6相比，模型5的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系数更大，说明如果仅考虑碳排放规制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过高估计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效果。其他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与就业呈显着正相关关系，说明城镇化水平提升能够实现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增加劳动供给，降低劳动工资水平，有助于就业水平提升。金融发展水平与就业水平呈不显着负相关关系，说明现在金融发展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够，减少就业。人力资本水平与就业呈现显着正相关关系。说明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在就业市场上面临更多就业机会，具有更多选择，从而增加就业。对外开放程度与就业呈现显着负相关关系。说明对外开放程度并没有增加就业，可能是因为近些年来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转移，导致劳动密集产品在出口比重逐渐降低。

表2 碳排放规制对就业影响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选取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替代碳排放强度倒数作为解释变量来进一步考察对就业的影响。表3也同时列出了OLS、随机效应模型（RE）和固定效应模型（FE）回归的估计结果。表3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的符号与表2估计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证明了回归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

表3 碳排放规制对就业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以上研究表明，碳排放规制能够提升就业水平，那么影响机制是什么？是否存在潜在因素对碳排放规制效果具有阻碍作用？本文认为碳排放规制能够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第三产业的增长，增加更多就业岗位；另外，碳排放规制能够加快技术创新，创造出更为畅销的新产品与新的就业岗位，进而提升就业水平。为了验证这一机制，本文从两个角度，具体采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验证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传导机制。

（1）产业结构升级。碳排放规制能够通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来增加就业。第二产业以工业为主，而第三产业以服务业为主，相比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能够吸纳更多就业。第二产业在生产过程消耗大量的能源资源，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此，碳排放规制对第二产业影响较大，有助于加快淘汰第二产业落后产能，实现第二产业高质量增长，同时引导更多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向第三产业，能够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基于此，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代理变量。本文主要采用Baron和Kenny （1986）［18］提出的逐步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通过模型6～模型8可知，产业结构升级在碳排放规制对就业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即碳排放规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升级能够增加就业。因此碳排放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途径增加就业得到有效验证。

（2）技术创新。碳排放规制能够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增加就业［19］。碳排放权交易等碳排放规制政策的陆续实施，能够增加企业碳减排的收益，从而提高企业参与碳减排的积极性，增加技术创新动力，而技术创新能够大幅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有助于开发新产品，进而赢得市场优势，为满足市场需求，能够增加劳动力的雇佣［20］，此外，技术创新也有助于促进专业分工细化，进而产生更多新岗位，提升就业水平。因此，为了验证这一传导机制，本文选取了专利授权数作为技术创新的替代变量进行检验。通过模型6、模型9和模型10可知，技术创新在碳排放规制对就业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即碳排放规制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能够增加就业。因此，碳排放规制通过技术创新途径增加就业得到有效验证。

表4 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分析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劳动收入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不同劳动收入水平地区的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究竟是否存在差异性？对该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增进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作用机制的了解。基于此，本文从劳动收入水平出发对碳排放规制影响就业的异质性进行探讨。部分学者对不同劳动收入水平下的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进行研究。李珊珊［21］研究发现，按照人均GDP划分为高、中、低收入地区，检验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低收入地区环境规制提升就业水平，中等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不显着，高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呈现 “U”型关系。宋德勇和毕道俊［22］研究发现在低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不明显，而在中高收入地区，环境规制与就业呈现 “U”型关系。综上所述，在不同劳动收入水平下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尚未形成一致观点。为检验不同劳动收入水平下碳排放规制对就业影响，本文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3%和66%分位数将30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高收入地区、中等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3组，然后进行实证分析，模型11表示高收入地区，模型12表示中等收入地区，模型13表示低收入地区。结果显示（见表5），高收入地区碳排放规制增加了就业，中等收入地区碳排放规制减少了就业，低收入地区碳排放规制增加了就业。主要原因是高收入地区经济发展条件更好，人力资源素质较高，碳排放规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就业增加。中等收入地区，由于承接了高水平地区的污染型产业转移，面对碳排放规制强度上升，将会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缩小企业的规模，进而降低就业。低水平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劳动力工资相对便宜，促使企业更多使用劳动力替代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增加了就业。

表5 碳排放规制对就业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在低碳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碳排放政策，碳排放规制强度不断提升，为了考察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30个省级行政单位2000～201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我国碳排放规制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升；（2）进一步分析表明，碳排放规制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提升第三产业比重增加就业；同时碳排放规制也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从而创造更多新岗位增加就业；（3）碳排放规制对就业影响存在空间的异质性，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碳排放规制能够促进就业，而中等收入地区，碳排放规制减少了就业。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地方政府应当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特征的特点，着眼于未来发展趋势，因地制宜地制定出适当的碳排放规制政策，同时，将碳排放指标纳入官员绩效考核范围，加强对碳排放规制在实施过程的监督和管理工作，从而确保各项碳排放规制政策能够有效实施，进而推动当地就业的增长，实现双碳目标和就业的双重红利。

（2）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不断推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在高收入地区，积极促进新兴战略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中等收入地区，逐步提升碳排放规制强度，防止过高的碳排放规制造成当地经济的 “减速降档”，逐步通过财税等政策，鼓励企业购入和使用环保类设备，帮助企业转型升级。低收入地区，防止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而引进高排放、高污染型产业，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和社会特点，探索清洁高效的主导型产业。在实现产业转型过程中，吸纳更多人就业。

（3）充分发挥碳排放规制政策在市场需求、资金、信息等方面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同时加快碳市场和碳排放交易的发展，激发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同时也要加强产学研的结合，防止研发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提高环境技术的转化效率，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