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礼辉（博士），孙凌宇（教授），李董林（博士），杨厚玉
一、问题提出目前，各经济体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面临着环境变化带来的诸多挑战，环境问题逐步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由此，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途径成为全球性重点问题（解学梅和朱琪玮，2021）。我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是遵循绿色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彰显了积极应对环境挑战的大国担当。虽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指南，但如何在改善环境效益的同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仍是我国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国际能源署（IEA）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363 亿吨，其中，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119 亿吨，占全球总量的33%。
全球价值链（GVC）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高级形态，标志着经济全球化进入资源深度整合时代，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源动力（陈劲，2018）。我国凭借资源要素禀赋优势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获得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成为全球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蔡礼辉等，2020）。因此，在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深入探究我国如何从促进全球价值链深化的角度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综观已有研究，有关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文献主要聚焦于衡量指标测度和影响因素分析上。关于可持续发展绩效，部分学者采用环境绩效（Fare 和Grosskopf，2010；涂正革和刘磊珂，2011；高赢，2019；孙振清等，2021）和污染排放（Machado 等，2001；Antweiler 等，2001；López 等，2018；杨莉莎等，2019）来刻画，也有学者使用碳生产率作为代理指标（Kortelainen，2008；王勇和赵晗，2019；杨庆等，2021）。然而，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的协同发展更能有效衡量经济体是否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一方面它诠释了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它诠释了在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目前，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两大紧迫性任务，一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二是保持经济稳步增长。兼顾碳减排和经济稳增长的唯一途径在于提高碳生产率（Beinhocker 等，2008；Sun 等，2018）。因此，本文采用兼顾环境绩效和经济效率的碳生产率指数全面衡量可持续发展绩效。
本文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探讨全球价值链地位通过何种内在机制影响工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已有研究更多的是基于技术视角探讨全球价值链地位或参与度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王玉燕等（2014）认为，全球价值链通过绿色环保、高质量标准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积累不断增长，获得更大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空间，从而降低碳排放量。同时，一些研究指出，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提升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绩效（李平，2017；陶俊等，2017）。由此可见，技术进步可以作为链接全球价值链与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桥梁。已有研究要么从某一个角度对全球价值链作用机制进行分析，要么对作用机制缺乏实证检验。因此，本文拟从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和结构优化的理论视角探讨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综上，本文立足于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和绿色经济转型背景，以我国工业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从理论视角探讨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工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作用机理，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其合理性。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①不仅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工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还通过聚焦行业异质性揭示不同行业性质下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差异，丰富了全球价值链与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的研究，深化了现有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②通过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机制进行检验，拓展了全球价值链地位发挥作用的渠道，揭开了全球价值链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理论黑箱”；③在计算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标时，充分考虑了化石燃料氧化率的行业异质性并对17种化石燃料和14种工业过程的碳排放数据进行测算，更为准确地衡量了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标。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技术进步效应发展中国家企业主要通过技术转移、学习、吸收、模仿和二次创新等参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对现有技术的整合和水平提升，从而影响可持续发展绩效。技术进步效应首先体现在技术的有效转移上。一方面，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将产品生产的某一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企业，为生产出符合环境标准的高质量产品，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会积极向发展中国家企业转移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中国家企业在生产出符合条件产品的同时，享受到技术溢出红利，从而不仅能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还能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时，为节约成本或树立良好品牌形象，会积极引进母国先进生产技术，甚至有的发达国家企业直接在承接国设立研发中心，以便能生产出更具竞争优势的高质量产品，这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承接国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进而影响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绩效。
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技术进步效应还体现在学习、吸收、模仿和二次创新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企业主要以进口发达国家中间产品进行再生产后，将最终消费品出口到其他发达国家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不仅可以提升生产效率，还可以通过模仿中间品生产技术逐步提升本国附加值创造能力和能源使用效率。发达国家企业通过不同的方式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主动溢出”，发展中国家企业积极发挥“干中学”效应，不断学习、模仿和二次创新，以较低的投入成本实现技术水平的较快增长，进而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此外，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将价值链质量、环保及安全等标准传递给发展中国家企业，会倒逼企业进行技术、管理等革新以提升国际竞争力，减少环境污染，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
（二）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环境规制效应伴随着全球经济和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环境规制标准日益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经济体为顺应经济发展形势及应对国际环境压力，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创新补偿效应论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对可持续发展绩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根据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在于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和管理革新，技术革新引致的经济利益远远大于投资成本，从而对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促进作用。一方面，随着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将更多地参与高附加值绿色生产环节，对产品生产的环境管制也会随之趋严，便会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通过外包的方式转移到更具要素禀赋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承接更具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需要满足更加严格的环保标准，促使企业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和绿色科技水平，进而提升本国的可持续发展绩效。
同时，绿色悖论假说认为，企业一旦产生环境规制越来越严的预期，将会预计更多的化石能源消耗量，从而加剧化石能源的开采，能源需求随之提升，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绩效提升。加之，短期内环境规制会通过短期成本的增加从而影响可持续发展绩效，即环境规制带来短期内企业生产成本的增长，企业生产规模和利润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可持续发展绩效。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环境规制效应因区域、规制工具和作用时间的不同而不同。
（三）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结构优化效应早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低下，主要以财政和税收优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低成本优势吸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投资设厂，由于中国企业主要利用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从发达国家进口来料进行加工、组装，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的价值链参与活动使得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用于研发的投入也随之增加，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也不断升级，发展方向逐步由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相对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能源利用率高、消耗量较小，且单位产品获得的附加值利润较高，使得可持续发展绩效提升。此外，全球价值链引致的产业结构升级会带来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对清洁能源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需求量相对较小，而要素投入结构又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彭星，2012）。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会产生显著影响，其核心机制在于经济体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会提升参与国的技术水平、环境规制水平和优化其产业结构，进而影响附加值创造能力和能源消耗量，最终影响可持续发展绩效，这种影响方向和大小由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和结构优化三个方面综合决定，具体有待进一步检验。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一）模型设定在充分考虑前人研究成果及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检验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的面板模型如下：
式中，i 代表行业，t 代表时间。spit为被解释变量可持续发展绩效；ɑ0为常数项；gvcit为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地位。本文控制变量包括：技术创新（inv），以专利发明数量衡量；能源强度（ei），以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的自然对数值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外商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衡量；对外开放度（open），以行业贸易额占行业产值的比重衡量；能源结构（es），以煤炭消耗量占能源消耗总量比重的自然对数值衡量；人均产出（pp），以行业产出与行业从业人数比值的自然对数值衡量。θi、μt和ξit分别表示行业的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其他扰动项。
（二）变量测度1.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考虑到即使两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相同，也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参考盛斌和景光正（2019）的做法，采用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来综合反映中国工业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本文借鉴Koopman 等（2010）的测算方法，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GMRIO），从增加值贸易视角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进行测算。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Vir为r 国i 产业中间产品出口所获得的增加值，FVir为r 国i 产业增加值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Eir为r 国i 产业出口总额。IVir与Eir的比值为前向参与度，FVir与Eir的比值为后向参与度。
2.可持续发展绩效测度。根据前文的分析，考虑到单要素碳生产率的核算体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最本质的内涵，即经济持续发展和污染不断减少，本文使用单要素碳生产率作为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代理变量。在计算碳生产率时，参考Shan 等（2018）的测算方法，在充分考虑17种化石能源和水泥工业生产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基础上，对可持续发展绩效进行更为准确的测算。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GDPit为t 时期i 行业的产值，ADij是i 部门j 类化石燃料的使用量，NCVj为净热值，CCj为j类化石燃料单位净热值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Oij为i 部门j 类化石燃料的氧化率，ADt为水泥数量，EFt为水泥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因子。spit取值越大，说明行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越高，反之则越低。
（三）样本与数据说明鉴于部分指标统计数据始于2000 年以后，本文以2000～2018 年中国工业为研究对象，根据国际行业分类标准（ISIC Rev.4）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7），将多个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匹配，最终得到17 个行业的数据，具体如表1所示。
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数据根据上文公式计算而得，数据来源于OECD-TiVA 数据库和CEADS 数据库。技术创新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能源结构及能源强度数据来源于CEADs 数据库，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贸易开放度数据来源于OECD-TiVA 数据库，人均产出数据源自WIOD 数据库中投入产出表（input-output tables）和社会经济账户（socio-economic accounts）。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对与价格相关的数据进行了平减处理，统一折算为1990年不变价格，并对部分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一）基准回归在进行基准回归前，首先对模型进行了F 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理。表2中第（1）列为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通过模仿、吸收和二次创新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在增加产出的同时降低了碳排放水平，进而提升了可持续发展绩效。二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将全球价值链质量、环保及安全等标准传递给参与国企业，倒逼企业进行技术、管理等革新以提升国际竞争力，进而促进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表2 中第（2）～（6）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实证结果。可见，在加入行业特征因素时，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
表2 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
（二）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在没有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估计结果将是有偏的和非一致的。为解决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产生的系列影响，本文参考李锴和齐绍洲（2011）的处理方法，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作为当期值的工具变量，并选取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广义矩估计（GMM）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利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的结果如表3 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广义矩估计方法下，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本文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表3 内生性检验
为进一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使用三种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改变估计方法，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二是改变函数形式，将被解释变量可持续发展绩效不作对数化处理；三是替换关键变量，借鉴Wang 等（2017）的测算方法对全球价值链地位进行测算，利用新的测算结果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三种方法下的实证结果都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这说明本文的核心结论是稳健的。
（三）异质性分析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可能会因为行业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对行业异质性进行分析。具体地，参考《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的行业分类方法，依据耗能量将样本划分为高耗能行业和低耗能行业；同时，参考WIOD 行业分类法，依据技术所属类别将行业划分为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表4 中第（1）～（4）列报告了不同样本组下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结果。进一步地，本文参考Sandkamp（2020）的研究方法，考察样本组间差异性，结果见第（5）列和第（6）列。检验结果同样显示出显著的差异性。高耗能行业中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较低耗能行业大且显著，低技术行业中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较高技术行业大且更加显著。
表4 异质性分析
在高耗能行业中，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有利于高耗能行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而在低耗能行业中，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高耗能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更容易受全球价值链低碳、环保、绿色标准限制，倒逼企业进行大力度的技术创新，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进而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二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一般会将高耗能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当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时，会减少对其他国家高耗能行业的承接，甚至会将本国高耗能行业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在低技术行业中，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在高技术行业中显著性较低。可能的原因在于：低技术行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这些行业主要依赖进口中间产品进行加工组装，参与全球价值链会使这些行业学习、模仿国外先进技术，享受技术溢出红利，进而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而高技术行业容易遭受价值链主导者的低端锁定，不利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效应的发挥。
五、进一步研究：作用机制检验本文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借鉴吕越等（2020）的检验方法，构建机制检验模型如下：
式中，pathwayit为影响渠道，包括技术进步（techit）、环境规制（enviit）和结构优化（strucit）。本文使用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使用工业污染治理运行费用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使用各行业产值与总产值之比作为结构优化的代理变量。其中，技术进步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科技统计年鉴》，环境规制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数据库》，结构优化数据来源于OECDTiVA 数据库。
表5 列示了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第（1）～（3）列为全球价值链地位对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和结构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地位对三者的影响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有利于技术水平、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第（4）～（6）列为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和渠道变量后的实证结果。第（4）列为加入技术进步变量后的结果，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地位可以通过提升行业技术水平影响可持续发展绩效。第（5）列为加入环境规制变量后的结果，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有利于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进而影响可持续发展绩效。环境收益假说认为，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企业会更加熟悉国际环境标准及国外消费者的环境偏好（蔡礼辉等，2020），全球价值链地位越高的经济体，越会不断提升自身环境管理水平和遵守及制定高环境标准，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示范者和指导者角色，从而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第（6）列为加入结构优化变量后的结果，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有利于经济体在精细化供给的同时向高端化产品和服务迈进，从而形成优质高端的供给体系，最终有利于产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总体来看，全球价值链地位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影响可持续发展绩效，并且呈现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
表5 作用机制检验
六、结论与启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工业经济发展面临“双重悖论”：一方面，经济发展面临日趋严格的环境规制；另一方面，碍于生产技术水平限制，我国工业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能力亟待提升。而悖论的根源在于忽略了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需要嵌入本土的“和谐共生”理念。据此，本文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GMRIO），构建“全球价值链地位—技术进步、环境规制、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绩效”的逻辑框架，深入探究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内在机理，实证检验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采用多种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策略提高模型的无偏性和一致性。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改善，主要通过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和结构优化等三种渠道来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体现为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在高耗能行业和低技术行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强化经济发展的内源性和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就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要更加强调内源性和可持续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要注重技术创新，积极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全过程，从而保证在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价值链上下游布局。从源头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根据行业不同特征，采取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严防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向国内转移，同时延长价值链，将附加值含量低下的环节转移到更具要素禀赋的经济体进行生产，从而提升我国可持续发展绩效。第三，推进全球价值链升级，深度参与国际合作。实施国家区域价值链战略，在关键领域和环节构建中国主导的低碳价值链体系，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家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合作，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掌握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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