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赋能数字经济：影响机制与提升路径

裴 然（教授），侯冠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数字化技术日益深入并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数字经济的崛起已逐渐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这一变革与营商环境的发展紧密相连。优化营商环境在塑造国家及地区的经济竞争力、推动创新、促进企业发展和创新创业等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目前，学界已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在相关政策制定、影响评估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对于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其动力机制的深度探索，学术研究仍显不足。基于此，本研究意在揭示营商环境优化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联及其作用机制，以期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参考，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挑战、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数字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研究领域，学界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众多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一是营商环境的定义及构成要素，二是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关于营商环境的定义，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将营商环境界定为企业在创业、运营等活动中所面对的全部外部环境，这些环境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法规、市场竞争、公共服务供应、金融环境等各个方面。营商环境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市场竞争、产品创新等方面具有深远影响（李志军，2019；裴然和侯冠宇，2023；曹健等，2023；侯冠宇，2023a）。另外，有学者将营商环境视为一个复杂且多元化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政府机构的政策导向、金融机构的贷款便利度、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水平以及其他诸如社会风气、公众意识等外部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一个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深远影响的环境（董志强等，2012；孙萍和陈诗怡，2020；李燕凌和钟传康，2023）。具体而言，营商环境的主要构成元素，包括政府的政策环境、公共资源供应、社会信用、法治环境、市场的竞争力和开放程度等（黎江虹和周坤琳，2023；郝向举等，2022）。政府的政策环境涵盖了对企业的宏观政策导向和微观管理策略，公共资源供应涉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信息资源等方面，社会信用主要反映了商业环境中的信任机制和诚信文化，法治环境包括了法律制度、司法公正、法治保障等内容，市场的竞争力和开放程度则反映了市场的活力、竞争状态及对外开放的程度（杨妍，2020；汪恭礼，2020；余长林等，2021；曾光辉等，2022；曾慧等，2022；王海芳等，2021）。

第二，对于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学界已有一系列深入的探讨和发现。裴秋亚和范黎波（2023）认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法治环境的完善是驱动数字产业发展的核心因素。刘权（2023）指出，提高政府立法质量对于完善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这包括政府对数字产业的扶持、税收优惠等方面政策措施的发布，各项政策措施可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增强环境承载力，从而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夏后学等，2019；杜运周等，2020）。具体而言：高质量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供稳定、高效的网络环境，为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奠定基础；健全的法治环境为数字经济中的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提供了规范和保障；而对网络安全的重视则能够确保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防止由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等问题带来的损失（王婉等，2022；刘胜等，2023）。另外，部分研究从优化营商环境的角度来探究如何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其中，政府对数字产业的政策支持、税收优惠以及对企业法律权益的保护等措施，都被视为能够创造一个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的关键因素。诸多举措不仅可以提供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优惠条件，还可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增强环境承载力，从而推动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赵涛等，2020；邹琪和樊丽，2022；赵彤彤和焦方义，2023；张海军和黄峰，2023；郑祖玄和余萍，2023；陈健，2023）。

综上所述，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硬件设施的提供和法律环境的完善上，也深入到政策环境的优化和市场激励的制度设计等方面。但是，系统理论视角下的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仍存在不足，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尽管大量研究对营商环境的各个要素进行了详尽的计量分析，但往往忽略了这些要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可能导致对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的整体性、协同性和动态性的理解不够充分。第二，大多数研究倾向于对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之间的线性关系进行分析，而较少探索其非线性关系，此种局限性可能限制了对数字经济多元驱动因素及其交互效应的全面理解。第三，关于如何利用区域性营商环境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相对缺乏。不同地区的营商环境存在显著差异，如何充分挖掘和利用各地区的特色和优势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营商环境中某一种或若干要素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诸多要素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协同影响，这可能无法完全揭示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复杂的内在机制。为此，构建多维度的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互联网相关产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等关键指标（赵涛等，2020）。此外，构建了一个涵盖政府关怀、政府能力、公共资源供给、社会信用、法治水平、市场竞争公平与开放程度等七个重要维度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侯冠宇，2023b）。从组态视角出发，可以揭示这些要素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共同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这不仅可以更准确地评估营商环境的影响力，还能提供深入理解和改进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的新视角。基于组态视角构建的理论框架（见图1），可以更全面、深入地揭示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机制，有助于从更宏观、更深层的角度理解和分析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的相互作用，为实现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

图1 理论框架

本研究采用动态面板QCA分析方法来分析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的影响。这一方法通过在三个关键维度（组间、组内和汇总）进行测量，可以捕捉和理解组态的一致性及其关系在不同维度下的变化。这为分析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使用一致性调整距离来刻画一致性在时间维度和案例维度的变化程度，可以更精确地反映和理解因果关系在时间上的变化特点，进而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有效地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本研究以我国30 个省级行政区（包含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样本。基于侯冠宇（2023b）的研究，从政府关怀、政府能力、公共资源供给、社会信用、法治水平、市场竞争公平与开放程度七个方面构建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时，借鉴赵涛等（2020）的研究，从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互联网相关产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等方面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 和表2。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营商环境报告》。考虑到影响的滞后性，结果变量采用滞后一期数据与其对应。

表1 条件变量指标体系

表2 结果变量指标体系

选取2017～2019 年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基于如下考虑因素：第一，数据完整性和准确性。2017～2019年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建设的关键期，相关统计数据已经公布并且较为完整和准确。这一阶段，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互联网相关产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等数字经济指标快速增长，同时，政府关怀、政府能力、公共资源供给、社会信用、法治水平、市场竞争公平与开放程度等营商环境因素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相关数据能够较好地反映营商环境和数字经济之间的关系。第二，研究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用连续数据可以观察并分析营商环境和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变化，有助于揭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为了避免短期内的经济波动影响研究结果的稳定性，选择了经济发展相对平稳的三年进行研究。第三，滞后效应的考虑。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选取2017～2019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反映营商环境的改善如何在一定时间延迟后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

基于已有理论和研究，对数据进行统一调整和标准化处理，进一步对分组内、分组间以及整体的一致性和覆盖度进行分析（杜运周和马鸿佳，2022；侯冠宇和熊金武，2023）。根据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数值特征，采用数据内部直接校准方法，将95%分位数、50%分位数和5%分位数作为校准锚点，分别代表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校准结果如表3所示。

基于QCA 理论，必要条件分析的判断标准是一致性水平高于0.9，这意味着该条件变量可以视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借鉴已有学者的做法对单变量缺少状况（带“～”符号）的结果同样进行检验，如果调整距离小于0.1 或0.2，汇总一致性的准确性较高，可以作为评判依据（Schneider 和Wagemann，2012；Garcia-Castro 和Ariño 等，2016；Guedes 等，2016）。当调整距离超过0.1 或0.2 时，需要进一步分析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在实证分析中发现7 个条件变量的总一致性均小于0.9，且存在调整距离大于0.1的情况（见表4）。

表4 必要条件分析

可能的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地区差异。选取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包括自治区、直辖市）作为样本，其营商环境在基础设施、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可能导致各地区在营商环境驱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导致一致性调整距离较大。部分地区可能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或丰富的资源禀赋，其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的影响被放大，而一些地区则可能因为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或独特的地理环境，其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的影响被削弱。第二，变量间的复杂关系。对11种调整距离超过0.1的情境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这11 种情境下，组间调整距离虽然大于0.1，但是其组间的一致性均小于0.9。这一结果说明，尽管看到了某个单一要素与数字经济之间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因素。在实际情况中，营商环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因素可能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评估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时，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的协同作用。这一发现进一步强化了前文的观点，即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呈现多元化、互动化特点，而非单一要素的线性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在2017～2019 年期间，政府能力（B）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Y）间的一致性在0.8 左右的范围内波动（见表5），这一现象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阐释：第一，政策推动。政府通常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通过制定适当的政策、扶持相关的产业、引导资金流向、提供创新环境等方式，政府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及支持，使得政府能力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了显著影响。第二，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宽带网络的铺设、5G 通信技术的推广等）上的投入，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种基础设施的完善，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使得政府能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度较高。然而，尽管政府能力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能力成为营商环境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必要条件，其可能的原因如下：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政府能力，还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如市场环境、企业创新能力、科技进步等。因此，即使政府能力很强大，如果其他条件不具备，也无法有效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第二，政府能力是一个相对概念，与其在特定环境下的表现密切相关。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可能需要通过放权、减少干预来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表5 调整距离大于0.2的组间数据

组态分析的目标在于深入探讨不同前因条件组合对结果产生的影响。在评估充分性的一致性水平时，根据Schneider 和Wagemann（2012）的研究，阈值应不低于0.75。结合本研究实际，在构建真值表的过程中选择一致性阈值为0.9、频数阈值为2、PRI 阈值为0.75。完成真值表的构建后，进行强化标准分析，以排除反事实分析中的矛盾简化假设（熊金武和侯冠宇，2023）。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且各省域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其他前因条件对结果的影响难以统一判断。因此，对变量不进行方向预设，而是分为“存在或缺失”，有助于更精确地分析营商环境内部诸多因素在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中的协同效应，经过分析得到了增强型的简单解、中间解和复杂解。本研究主要关注中间解，并辅以增强型的简单解，以发现核心与边缘条件。表6展示了整体组态分析结果，共包含三种组态，总体覆盖度为0.590、总体一致性为0.970、总体PRI 为0.930。单一组态的一致性与总体一致性结果均大于0.96，且单个组态组间与组内的一致性调整距离均小于0.1。这说明这三条路径是当前营商环境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策略。

表6 组态分析结果

经过对三种高组态的深入分析，本文发现以下显著特征：组态1、组态2 和组态3 在一致性方面表现出较大的数值（0.97、0.98 和0.97），同时具备较高的PRI（0.94、0.91 和0.87），覆盖度分别为0.52、0.34 和0.32，分别解释了52%、34%和32%的样本案例。组态1 的关键要素包括社会信用、市场竞争公平和市场开放程度；组态2 的关键要素涉及政府能力、公共资源供给、社会信用、法治水平；组态3 的核心要素涉及政府关怀、社会信用与市场开放程度。组态1的典型案例包括北京（2017～2019年）、天津（2018～2019年）、上海（2017～2018年）、山东（2019年）和广东（2018～2019 年）。组态2 的典型案例包括浙江（2019年）、上海（2019年）、江苏（2019年）。组态3的典型案例包括福建（2017～2019 年）、重庆（2018～2019 年）。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总结这一时期的两条驱动路径：一是政府能力驱动型路径（组态2）；二是开放水平主导型路径（组态1 和组态3），这两条路径均有助于激发营商环境中多个要素的协同联动优势，从而实现数字经济的高水平发展。

1.政府能力驱动型（组态2）。浙江省通过深化政府机构能力运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旨在推动其数字经济发展。浙江省大力实施营商环境优化的“一号改革工程”，以深入推进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为重心，着力打造最优秀的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经济生态环境以及人文环境。此系列工作通过推动国家试点和“五大最优环境”建设的有机结合，实现互动融合与相互促进，进一步加快了优质营商环境的创建。以杭州市为例，该市作为国家级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已经将“电子证照、电子签章”的应用改革纳入其具体行动措施之一，并在多个领域不断拓展这两项改革的应用场景。例如在企业贷款领域，通过推动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签章的应用，企业可在线获取融资，以此来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在创新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资源配置与管理机制方面，杭州市也做出了积极尝试。如杭州市“人才码”的迭代升级，致力于实现人才服务的高效化和便捷化。同时，浙江省实施《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的制度规范，包括《公共数据安全体系建设指南》等24 项。建立了全国首创、全省共建的政务服务中台，通过满足多项功能需求，提高了政务服务效率。对于企业的营商环境而言，如升级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应用平台，推行“一键申报（退税）”、掌上办和电子发票等举措，都体现了浙江省以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目标，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2.开放水平主导型（组态1和组态3）。重庆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益于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营商环境的优化。中欧班列（成渝）作为重庆与四川的联合项目，其33 条线路覆盖欧亚40 余国、超过100 个节点城市。2022 年中欧班列（成渝）共运行5298 列，年增长率为8.6%，其中渝新欧线路独占3101列，是全国首个突破1万列的路线。加之重庆对口岸的开放度不断提升，万州机场已正式投入使用，重庆港水运口岸进一步拓宽开放范围，万州新田港区、涪陵龙头港区及江津珞璜港区已纳入2021/2022年度国家口岸开放审理计划。重庆市的开放举措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发掘物流通道潜能，通过深化与中欧班列等“一带一路”重点领域合作，扩大其货源种类和辐射范围。其次，打造高效能开放平台，推进万州机场航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并持续拓展口岸功能。此外，增大开放型经济体量，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以及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行动计划和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最后，提升口岸物流数字化水平，构建数字陆海新通道平台体系和推进信息共享，以及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重庆市稳定经济和推进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举措是优化营商环境。

研究发现，在欠发达省份，营商环境驱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能力有限，这可能与这些地区特殊的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在欠发达地区，营商环境诸多要素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路径中的堵点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一是网络基础设施不健全。高速、稳定、覆盖广泛的网络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在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广泛覆盖的光纤网络、5G 网络等新型网络技术的应用并不普遍，这使得相关的数字服务无法有效开展。二是数据处理能力不足。云计算和大数据中心是数据处理和存储的重要设施，对于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欠发达地区，由于投资不足、技术落后等原因，相关设施建设往往较为滞后，这极大地限制了数据处理能力的提升，对企业进行大数据分析和智能化决策产生了影响。三是数字化设备短缺。在欠发达地区，由于购买力的限制，数字化设备的普及程度往往不高，从而影响了数字经济的推进。四是电力供应不稳定。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电力供应。在欠发达地区，电力设施不够健全，且可能存在供电不稳定的问题，这无疑给数字化设备的运行和维护带来了困难。因此，欠发达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数据处理设施、数字化设备以及电力供应的不足，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同时，这也进一步加大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度，导致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力有限。

第二，技术和人才短缺。一是技术缺乏。在全球范围内，数字技术正经历快速发展和更新，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正在对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对于欠发达地区，由于研发投入不足、科研设施缺乏等因素，这些先进的数字技术可能难以得到推广和广泛应用，这对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构成了难题。二是人才短缺。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具有专业技能和知识的人才。然而，在欠发达地区，由于教育资源的限制，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存在一定困难。同时，受到地理位置、生活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这些地区也可能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的数字经济相关人才。三是技术转移和知识扩散存在难度。尽管全球的先进技术和知识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传播和转移，但在欠发达地区，由于语言、文化、教育等因素限制，这种技术转移和知识扩散可能存在困难。这使得这些地区的企业和机构难以获得和利用全球最新的数字经济相关知识和技术，对其数字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限制。

第三，政策环境不完善。一是缺乏激励政策。在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资源有限，从而缺乏有效的财政激励政策，如税收优惠、科技创新基金等不足，使得企业和个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投入不够。二是法律环境不完善。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进行保障，包括数据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在欠发达地区，可能存在这些法规的缺失或执行不力等情况，这可能让企业和个人在进行数字经济投资过程中产生顾虑，进而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三是规划和政策的不连续性。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有长期、连续的政策支持。然而，在欠发达地区，可能存在政策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性，例如政策频繁更迭、规划的执行不力等，这会影响企业和个人对于数字经济投入的信心和决策。四是缺乏数字经济的战略规划。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明确的战略规划和方向。在欠发达地区，可能缺乏这样的规划，使得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性和目标导向不明确，影响其发展的效率和效果。

第四，金融环境落后。一是金融服务不足。在欠发达地区，由于银行网络覆盖率低，企业和个人获取金融服务的能力受限，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在获得数字化转型所需的资金上面临困难。另外，由于金融机构的发展落后，可能缺乏对数字经济的充分理解和支持，例如，对数字经济的投资决策能力、风险评估能力等都可能不足。二是金融市场不完善。在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中，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资金，如发行股票、债券，或者获得私募股权投资等。然而，在欠发达地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这些渠道可能并不畅通，企业获取资金的方式受限。三是缺乏金融创新。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创新如金融科技，对于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然而，在欠发达地区，可能由于教育资源有限、创新环境不佳等原因，金融创新能力不足。四是信贷难、贷款利率高。由于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相对较弱，可能会对企业和个人的信贷需求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导致信贷难问题的产生。此外，为了弥补风险，可能会出现贷款利率较高的问题，这增加了企业的财务成本，进一步阻碍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步伐。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营商环境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以及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协同作用。研究发现，单一前因条件如政府关怀、政府能力、社会信用、法治水平等，并无法独立地成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必要条件。然而，政府角色、社会环境与市场环境等诸多要素构成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2017～2019 年政府能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性在0.8左右的范围内波动，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适当的政策、扶持相关的产业、引导资金流向、完善创新环境等方式，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政府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路径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和“多重并发”的特性。政府能力驱动型路径和开放水平主导型路径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欠发达地区，营商环境诸多要素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路径中的堵点主要有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技术和人才短缺、政策环境不完善以及金融环境落后等方面。基于此，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政府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为了提供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政府应适度进行政策引导，针对性地扶持相关产业，引导资金流向，创建良好的创新环境，并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此外，政府的政策引导不应局限于单一要素，而应涵盖政府关怀、社会环境、市场环境等多个方面，从而促进数字经济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培育多样化的数字经济驱动路径。政府能力驱动型路径和开放水平主导型路径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各自发挥了独特作用，展现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多元化驱动特征。为此，在实践中需要识别并有效利用这些路径，以适应及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深入分析各种路径的特点与效果，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发展策略。

第三，消除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障碍。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消除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障碍至关重要。这些障碍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技术和人才短缺、政策环境不完善以及金融环境的落后等。为促进这些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必须进行系统性和全面分析、制定前瞻性和针对性策略，以优化政策环境，确保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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