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4-910X.2025.05.005 [中图分类号]F832.0;F061.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推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际共识。在此背景下,绿色金融作为引导资金流向环境友好型项目和企业的重要工具[1],正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2017年,中国启动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旨在探索绿色金融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于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绿色投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2-4],对其如何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探讨还较少。新质生产力作为衡量企业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的综合指标,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深人研究绿色金融政策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还能为政策制定和企业战略提供重要参考。
为了深入理解绿色金融政策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联系,本文引入了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理论支撑[5,6]。制度理论强调了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塑造作用,而社会资本理论则关注企业内部网络资源的积累与应用。结合这两种理论视角,本文提出,绿色金融政策可能通过影响企业的环境注意力和网络中心度,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此外,本文还将探讨耐心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的潜在调节作用。耐心资本,作为一种着眼于长期的投资策略,对企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作用不容忽视。基于投资者行为理论,认为耐心资本可能会加强企业对长期投资和创新的承诺,从而更有效地利用绿色金融政策,实现可持续发展。
尽管现有研究为理解绿色金融政策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见解,但仍存在一些可以补充之处:(1)现有文献鲜有探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2)对潜在机制的分析还不够充分;(3)对耐心资本的调节作用考虑不足。鉴于此,本文将集中探讨以下3个核心问题:绿色金融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的新质生产力?环境注意力和网络中心度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耐心资本如何调节这一影响过程?
本文通过揭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影响机制,丰富了绿色金融与企业创新交叉领域的研究,为理解政策如何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全面和深人的视角;通过分析耐心资本的调节效应,本文深化了对长期投资在企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中作用的认识,为投资者行为理论在该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基于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系统地解释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绿色金融政策与新质生产力
绿色金融政策作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工具,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政策制定能够塑造经济主体的行为激励,引导资源配置走向更高效和可持续的方向[。在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为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有助于缓解绿色项目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种政策支持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清洁能源利用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这些正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作用[8]。绿色金融试验区作为政策先行先试的区域,能够积累宝贵经验并向全国推广,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1.2 环境注意力和网络中心度的渠道分析
环境注意力作为一种认知资源分配机制,在组织行为和决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9]。根据注意力基础观理论,高管团队的注意力分配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资源配置[10,I]。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引导下,企业高管对环境议题的关注度势必提升,这种认知转变可能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1)它促使企业更加重视环境风险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战略;(2)高管的环境注意力有助于企业识别绿色发展机遇,加大对清洁技术和环保项目的投资;(3)它可能激发组织内部的绿色创新文化,鼓励员工提出和实施环境友好型的创新方案。这些因素都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高度契合。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2:从内部机制来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通过提升高管的环境注意力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从外部网络视角来看,网络中心度反映了企业在产业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社会网络理论强调,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往往能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和机会[12,13]。在中国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背景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为企业构建了一个新的合作平台。那些积极响应政策、主动参与绿色转型的企业有望提升其在行业网络中的中心度。这种网络位置的优化可能带来多重益处:(1)企业能更容易获取绿色金融支持和政策红利;(2)通过与其他绿色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密切互动,企业可以更好地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促进知识交流和技术扩散。这些网络效应不仅有利于单个企业的创新和效率提升,还能推动整个产业链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从而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3:从外部网络来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通过提升企业的网络中心度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1.3 耐心资本的调节作用
耐心资本作为一种长期导向的投资理念,在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创新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14]根据行为金融学理论,投资者的时间偏好会显着影响企业的决策行为和长期表现。在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耐心资本的引人与绿色金融政策、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潜在的协同效应[15]:(1)耐心资本投资者倾向于支持企业的长期战略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导向高度一致。当企业获得耐心资本支持时,更有可能积极响应绿色金融政策,投资于环保技术和绿色项目,从而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2)从内部机制来看,耐心资本的存在可能强化高管环境注意力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长期投资者的支持为管理层提供了更大的战略空间和资源保障,使其能够更加专注于环境友好型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3)从外部网络角度考虑,耐心资本可能增强企业网络中心度对新质生产力的积极影响。具有耐心资本支持的企业往往更有能力和动力维持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参与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这有利于其在绿色金融网络中占据更为核心的位置,从而更好地利用网络资源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耐心资本强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H5:耐心资本强化高管环境注意力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H6:耐心资本强化网络中心度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这些假设不仅反映了耐心资本在绿色金融与新质生产力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也揭示了金融创新、公司治理和产业网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复杂互动机制。图1是本文的研究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收集涵盖了2012\~2023年间的城市和上市公司信息,旨在确保研究的时效性和数据的全面性。在样本筛选过程中,排除了被标记为“ST”、“*ST”以及暂停上市公司的观测值,同时剔除了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样本,以减少行业特性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干扰。数据的获取主要依托于WIND数据库、政府网站、政府工作报告、CNRDS数据库、CSMAR数据库以及WINGO数据平台等数据源,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于数据中的个别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全,以保证分析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2.2 变量测量
2.2.1 绿色金融政策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GFRIPZP)的度量方法。为了评估GFRIPZP的影响,本文构建一个核心解释变量,即时间虚拟变量与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乘项。这个变量的构建基于以下两个维度:(1)政策虚拟变量:这是一个二元变量,用于标识企业是否位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如果企业所在的城市被认定为试验区,则该变量取值为1;如果不是,则取值为0;(2)时间虚拟变量:这个变量用于区分政策实施的时间。如果观察的年份是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提出之后(即2017年及以后),则该变量取值为1;如果是在政策提出之前,则取值为0。
2.2.2 新质生产力
企业新质生产力(NQPF)的度量方法。新质生产力是指企业通过创新活动所展现的生产力,它涵盖了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两个关键维度。本文遵循赵斌等(2024)[16]、宋佳等(2024)[17]的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测度企业的NQPF。具体而言,基于生产力二要素理论,通过熵值法对各项指标进行权重分配和综合计算,从而得到一个全面反映企业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的指标。为了解决实证分析中可能遇到的量级问题,参考赵斌等(2024)[16]的做法,将计算得到的企业新质生产力值扩大了1000倍,以便于进行回归分析和结果解释。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数据的可比性,也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直观和易于理解。
2.2.3 环境注意力和网络中心度
高管环境注意力(EA)的度量方法。高管环境注意力(EA)的度量采用了内容分析法,该方法通过分析企业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环境相关关键词的频率来量化。具体操作中,首先参照马美婷(2023)[\"0的种子语料库,构建一套环境关键词词典。随后,利用Wingo文本数据平台对这些关键词在年报中的出现频次进行统计,并将其标准化,即通过关键词频次除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的总字数,得出高管环境注意力指数。这一标准化指标能够客观反映高管层对环境议题的关注程度,并有助于追踪企业环境战略的演变轨迹。
企业网络中心度(NC)的度量方法。企业网络中心度(NC)的测量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通过企业间的供应链关系构建网络图。基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供应商和客户信息,形成一个以企业为节点、供应关系为边的有向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计算每个企业的度中心性 (D C) 、接近中心性(CC)和中介中心性 (B C) ,这3个指标分别反映了企业在网络中的联结广度、信息获取速度和结构控制力。为了得到一个综合的网络中心度指标,将这3个中心性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计算其平均值(NC)。这种综合度量方法能够全面反映企业在产业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揭示了企业获取资源和信息的能力,肖翔等(2023)[18]的研究为这一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2.2.4 耐心资本
耐心资本 (P C) 的度量方法。参考姜中裕和吴福象(2024)[15]、吴旻佳等(2022)[14]的研究,耐心资本数据构建是通过两个关键指标来衡量的,稳定型股权(InvStab)和关系型债务(RelDebt)。稳定型股权是通过计算公司在特定年份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其过去3年持股比例的标准差比值来确定的,该比值越大表示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在时间维度上越稳定,反映出投资者对企业长期发展的信心和承诺。而关系型债务则是通过上市公司长期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来表示,其中长期负债包括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和长期应付款等,这一比例反映了企业依赖长期资金的程度和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稳定合作关系。
2.2.5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其他因素,本文纳入了一系列企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在企业层面,考虑了企业资产负债率(DR)、资产收益率(ROA)、企业规模(SIZE)、成长机会(TO-BINQ)和企业年龄(AGE)。资产负债率反映了企业的财务杠杆和风险承担能力,资产收益率衡量了企业的盈利效率,企业规模则通过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捕捉企业的市场地位和资源禀赋。TOBINQ作为企业成长机会的代理变量,体现了市场对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企业年龄则反映了企业的生命周期阶段和积累的经验。在地区层面,引入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ECO)和金融发展水平(FIN)两个关键指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取人均GDP的对数值来评估,这有助于衡量企业所在地区的宏观经济环境,从而揭示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潜在影响。而金融发展水平则通过将城市内银行网点数量进行对数化处理来衡量。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2.3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效果。为验证研究的主效应,即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是否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构建了以下固定效应计量模型:

其中,NQPF表示企业新质生产力,GFRIPZP为双重差分交互项,Controls为一系列控制变量。模型引入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 、年份与行业交互固定效应
以及年份与省份交互固定效应
,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特征和随时间变动的行业和地区因素。若β 1显着为正,则支持假设 H1 。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结果分析
表2展示了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未包含控制变量,而模型(2)则纳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从表2可以观察到,GFRIPZP的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显着为正,分别为0.277(模型1)和0.223(模型2),且在 1% 的显着性水平上统计显着。这一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3.2 稳健性检验
3.2.1 移动时间窗口
为了验证基准结果的稳健性,特别是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趋势或政策实施前后效应的变动,采用了缩短时间窗口的策略,表3展示了时间窗口设定为 2015~2022 年的估计结果。在模型(1)中,未包含控制变量,而在模型(2)中,纳入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GFRIPZP的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显着为正,分别为0.289和0.186,且在 5% 的显着性水平上统计显着。这表明,即使在考虑了时间窗口的变动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正向影响依然稳健。

3.2.2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进行平行趋势检验,这是检验双重差分模型有效性的关键前提之一。通过对比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位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企业)与控制组(非试验区企业)新质生产力趋势是否一致,可以更准确地评估政策的因果效应。以2016年为基期,对2012\~2023年的数据进行平行趋势的可视化分析,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观察到,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实施前的几年(2012\~2016年),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新质生产力趋势基本平行,这表明在政策效应开始发挥作用之前,两组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增长趋势没有显着差异,满足了平行趋势的假设。政策实施后,在 2017~2023 年期间,发现试验区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增长趋势,与非试验区企业的差距逐渐拉大。这一现象表明,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对试验区企业的新质生产力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且这种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强。

3.2.3 安慰剂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安慰剂检验的方法。安慰剂检验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用于排除其他非关注政策因素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影响,确保观察到的政策效应不是由其他未观测因素所驱动的。本文借鉴了Jin和Lei(2024)[9的研究方法,通过虚构试验组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而言,从所有样本企业所在的城市中随机选取10座城市作为“试验组”,假设这些城市实施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而其余城市则作为“控制组”。在此基础上,生成了“伪政策虚拟变量”(即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并进行了1000次随机抽样,每次抽样都按照模型(2)进行基准回归分析。
图3展示了1000次随机抽样后估计系数的分布及其相关的P值。从图中可以观察到,估计系数的分布在大多数情况下集中在零点附近,估计系数的均值接近于0,且大多数估计系数的P值均大于0.1。这一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正向影响不太可能是由随机因素所导致的。

3.2.4 排除同期政策干扰
为了进一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同期其他重要政策的干扰效应进行了系统检验。考虑到2017年前后,中国实施了多项重大政策举措,这些政策可能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产生交互影响。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1]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22]政策的实施时间与本文研究的绿色金融政策较为接近,可能会对企业的新质生产力产生影响。
为了排除这些政策的干扰,本文采用了三步检验策略:(1)识别了在 2012~2023 年期间实施的主要相关政策举措,并收集了这些政策的实施时间和试点地区信息;(2)构建了这些政策的虚拟变量,采用与基准模型相同的双重差分方法进行估计;(3)将这些政策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模型,考察绿色金融政策效应的稳健性。

表4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同期其他政策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GFRIPZP)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仍然显着为正。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政策变量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显着性,这与中国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政策体系特征相符。这一发现不仅验证了绿色金融政策效应的稳健性,也为理解中国宏观政策的协同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
3.3 异质性分析
接下来,本文将探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差异化影响。通过从企业规模、企业成立年限以及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3个维度进行分组,本文揭示了在不同背景下企业对绿色金融政策的不同响应。
(1)依据企业规模的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两组。表5的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大型企业由于其规模经济和资源优势,在利用绿色金融政策推动新质生产力方面表现更为显着。这可能是因为大型企业通常拥有更为成熟的管理体系和更广泛的融资渠道,能够有效地将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创新动力和生产效率的提升。相对而言,中小型企业虽然在灵活性和创新意愿上可能具有优势,但在资源获取和风险管理方面可能面临更多挑战,导致绿色金融政策的效应在这些企业中表现不那么显着。

(2)企业年龄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反映了企业的发展阶段和经验积累,依据企业年龄的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年轻企业和成熟企业两组。表5中企业成立年限的异质性分析揭示了年轻企业在响应绿色金融政策方面具有更快的适应能力和更强的创新动力。年轻企业通常更加渴望通过创新来获得市场竞争力,因此在绿色金融政策的激励下,能够迅速调整其战略和运营模式,以实现新质生产力的提升。相比之下,成立年限较长的成熟企业由于其固化的运营模式和市场地位,对绿色金融政策的反应可能相对缓慢。
(3)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按照地区人均GDP的中位数将样本地区分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的两组。表5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分析则呈现出一种悖论现象: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反而更为显着。这一发现可能与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背景密切相关。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企业可能已经拥有较为完善的创新体系和较高的生产效率,绿色金融政策的边际效应可能相对较小。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对提升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的需求更为迫切,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为这些企业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激励,从而在这些地区产生了更为显着的政策效应。
3.4影响机制与耐心资本调节作用分析
接下来,本文将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潜在影响机制,以及耐心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1)从表6结果的环境注意力(EA)和网络中心度(NC)的潜在渠道分析来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显着提升了企业的高管环境注意力和网络中心度。这一发现表明,绿色金融政策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新质生产力,还通过改善企业内部对环境议题的关注和优化企业在产业网络中的地位,间接促进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
(2)表7耐心资本的调节作用分析揭示了耐心资本在绿色金融政策效应中的关键角色。耐心资本的存在显着强化了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不同模型中均得到了验证。本文的研究结果强调了耐心资本在推动企业响应绿色金融政策中的积极作用,这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意味着在设计和实施绿色金融政策时,应考虑如何更好地吸引和利用耐心资本,以实现政策目标。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3个核心结论:
(1)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不仅在基准回归中得到验证,在移动时间窗口、平行趋势和安慰剂等多重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一致,表明绿色金融作为创新型政策工具能有效激励企业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提升生产效率;(2)政策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大型企业由于资源优势能更好地利用政策红利,年轻企业因创新活力而表现出更积极的政策响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受益程度反而更为显着。这些差异化现象揭示了政策效应与企业特征和区域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3)政策影响机制呈现双重路径。通过提升企业高管环境注意力和网络中心度产生间接作用;另外,耐心资本的存在显着强化了政策效果,体现了长期投资视角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推动作用。
4.2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针对性建议:(1)深化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建议扩大试验区覆盖范围,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建立动态评估反馈机制,不断提升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精准性;(2)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支持方案。针对不同类型企业采取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引导大型企业发挥产业链引领作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风险管理指导,重点扶持创新型年轻企业,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倾斜;(3)优化政策传导机制。通过将环境绩效纳入考核体系、支持企业参与产业联盟等方式加强内部治理和外部网络建设;另外,完善长期投资制度环境,引导耐心资本更多投向绿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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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Finance Polic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Corporate Behavior
Lei XueZhang Caihua2 (1.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O0444,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Guangzhou Xinhua University,Guangzhou 51O52O,China)
[Abstract]Inthecontext of intensifying global climatechangeandthegrowing urgencyof sustainabledevelopment,green financehasemergdasucialtoofosupportigsustaiabilitywithitsolicytsgarningsigfcantaentonThsudyi toinvestigatehowgreenfinancepoliciesinfluenceenterprisessustainabledevelopmentcapablitis,particularlytheirnewqualitypro ductivity.Groundedininstitutioalteoryandsocialcapitalthory,weeamineteimpactof greenfianereforandioationpilotzonepoliciesusingadference-n-diferencesmodel.OuranalysisofpaneldatafromChineseAsharelistedcompaniesfrom2012 to2023revealstatthepolcignificantlypromotetevelopentofterprsnalityproductiityTisectisprily achievedthroughenhancingmanagementsenvironmentalawarenessandstrengtheningenterprisescentraltyinindustrynetworksFur thermore,wefindtatpatientcapital,asalongtemorentedinvestmentstrategy,significantlyreinforesthepositiveimpactof greenfinancepolicies,environmentalawareness,and networkcentraltyonnewqualityproductivity.Thesefindingsnotonlyenrich thecross-disiplinaryresearchongrenfinanceandcorporateiovationbutalsodeepenourunderstandingoflong-teminvestments roleincorporate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studyconcludesbyoferingpractical guidanceforpolicymakersandcorporateleadersin advancing green finance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corporate development.
[Key words]green financepolicy;newqualityproductivity;institutionaltheory;social capitaltheory;environmental attention;network centrality;patient capital;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elclassification]G18;O44
(责任编辑:杨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