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４ 年２ 月２９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包括新能源产业在内的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 也是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我们必须坚定走能源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 壮大绿色能源产业，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为支撑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可靠的能源基础”。结合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本文将重点回答： 为什么绿色能源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为什么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 绿色新质生产力为什么是一种战略性生产力？
一、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一） 解决气候危机的必由之路是绿色发展
２０２３ 年９ 月１０ 日， 副热带风暴“丹尼尔”（Ｄａｎｉｅｌ）波及欧洲东南部与非洲北部地区。据联合国数据， 该气候灾难导致至少１１３００ 人丧生，并对沿途国家造成大量经济损失。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报告２０２３（Ｇｌｏｂ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３）》指出， 在未来１０ 年内最大风险多与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环境灾害关联。而一旦气候风险未能有效控制， 其他经济、社会、地缘政治的风险将会陡然上升， 多重危机（Ｐｏｌｙ－ｃｒｉｓｉｓ）将严重威胁全人类的未来。因此， 低增长、去发展甚至无发展成为一个政策选项； 然而， 这一消极应对的发展思路会置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强化资本投资和促进发展模式的绿色变革是解决气候危机最可行的方案。今天的气候危机不是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结果， 而是工业革命以来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发展模式积累的结果。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且要降低贫困水平， 特别是要提升欠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因此， 鼓励实体经济投资和绿色发展相向而行才是真正解决气候危机的关键。全世界应该吸取如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碳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支持新能源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全面减少在化石能源领域的投资， 要警惕石油等传统能源部门对政治决策的影响， 避免走上“回头路”。同时， 日益成熟的智能技术和数字化技术， 为新能源投资及其规模扩张创造了技术和市场条件， 为根本上解决气候危机提供了可能性。
（二） 在“拯救地球中获得盈利”
解决气候危机伤害经济增长其实是误导性思维， 相反通过有目的的、高强度的技术创新、投资和系统性变革， 气候变化治理可以创造出新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据《麦肯锡能源前瞻２０２３（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２３）》预测，化石能源需求在２０３０ 年之前就会出现下降， 而同时期新能源在能源消耗总体中占比达到一半左右，到２０５０ 年这一比例将会上升到６５～８０％。而这一根本性的结构变革是在总体能源消耗增长１ 倍的情境下达到的。该预测也正意味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和可持续转型同步实现是未来最可能的路径。国际能源署（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ＥＡ）、英国石油公司（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ＢＰ）也做出了类似的预测。
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是带动能源需求快速上升的最关键原因。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创造新市场机会、营造新商业模式、塑造新能源格局。琼斯（Ｊｏｎｅｓ Ｇ）［２］ 指出， 可持续发展为资本提供了机会， 盈利和拯救地球是可以兼容的。那些认为气候变化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观点片面地假设了减少碳排放一定是以收缩生产规模为代价的。扩张生产规模的结果一定是能源消耗的上升， 因此， 资本投资一定是以支撑新能源产业发展为导向的。
（三） 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
生产力转型的底座是能源， 经济规模的扩张和生产力发展不能以扩大传统化石能源消费为代价。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必须是新能源技术驱动的。ＯｐｅｎＡＩ 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坦言， 人工智能的电力消耗水平超过了预期。现有的测算表明ＣｈａｔＧＰＴ 日耗电量约等于１.７万个美国家庭的日耗电量， 而且一旦在搜索中引入了智能算法， 耗电量将会成倍的增长。尽管人工智能对生产力的潜力巨大， 然而对电力消耗的挑战也是实实在在的。国际能源署（ＩＥＡ）研究认为， 包括太阳能、风能在内的新能源发电量将很快突破全球发电量的一半， 可以满足人工智能增长的电力需求。因此， 不管是哪类新质生产力， 其驱动力量都离不开绿色能源， 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必须是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能源绿色型的生产力。
二、我国新能源战略及其成就
（一）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 奠定了新时期新能源发展基础
２００６ 年我国开始施行《可再生能源法》， 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稳步提升。然而由于我国产业基础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发达国家， 风电和光伏发电发展困难重重。特别是２０１１ 年光伏产业因受“反倾销、反补贴” 调查， 而遭受重大打击。２０１０ 年我国将新能源产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并给予重点支持。在具体战略执行层面更加注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构建完善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 能源安全新战略， 为新时代中国能源发展指明了方向， 开辟了中国特色能源发展新道路。《“十四五” 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提出， ２０２５ 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约为１ 亿标准煤当量（Ｔ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ＣＥ）， 风电和光伏发电实现翻番。据《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年中国新能源赛道投融资报告》， 我国在过去十余年中，投资者对新能源行业产业链各环节全面关注， 既保障上游原材料供应， 又对核心技术突破保持热情， 在下游市场拓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不遗余力。２０２４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６０％， 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新三样” 出口增长近３０％；过去一年，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火电， 全年新增装机超过全球一半。
（二） 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技术和产业上处于领先地位
我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引人瞩目的成就， 离不开我国过去２０ 多年在新能源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布局。目前， 我国多项新能源技术和装备制造水平已全球领先， 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 还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新能源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基础， 我国成为世界能源发展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推动者。以太阳能为例， 我国目前在太阳能领域内的专利申请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一， 全球占比已超过５５％，已成长为太阳能技术的主要输出国。从产能方面看， 我国在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和太阳能组件的产能和产量在全球占比都超过了８０％， 个别项目占比超过了９５％。
（三） 我国在未来全球新能源投资领域地位难以替代
《２０２４ 年能源转型投资趋势》报告显示， ２０２３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总额达到１.７７ 万亿美元， 其中我国投资总额占比３８％， 达到６７６０ 亿美元。然而， 据多个权威机构预测， 若要在２０５０ 年前实现全球净零排放， 现有的投资水平还远远不足。因此， 全球新能源领域的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 未来十年是新能源投资的黄金十年。
除了在国内新能源大幅投资之外， 我国也持续在全球新能源领域发力。波士顿大学发布的中国全球能源金融数据显示， 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分别在非洲国家的能源领域投资４１６ 亿美元， 在拉丁美洲投资６１５ 亿美元， 亚洲６４２ 亿美元。这些长期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深远， 地位不可替代。
三、新能源领域是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典型战略领域
（一） 新能源领域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２０２０ 年４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 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 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封闭， 而是在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条件下， 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我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战略布局和发展是典型的新发展格局构建过程，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我国长期的新能源战略执行充分促进国内市场和技术的形成。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 我国在新能源领域起步晚、基础弱， 而且在发展过程中， 还遭遇在位企业的阻击。成功的秘诀在于我国灵活有效的产业政策支持了市场的培育和成熟， 这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的生动体现； 第二， 国内超大规模新能源市场可以有效支撑企业开展多样化产品和技术开发。
新能源技术和产业是我国制造业企业出海的基础。我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 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必须为全球其他国家带来绿色产业，以更低的能耗和更少的碳排放来建构国内国外双循环。据国际能源署估算， 亚太、非洲、中东、中南美洲等国家在２０１７～２０４０ 年累计光伏装机将达到９０２ 吉瓦， 相当于每年新增光伏装机３４ 吉瓦， 这一产能需求只占中国现有产能（１５１ 吉瓦）的２２.５％。这些地区同时也是我国企业投资的重点地区， 所以， 新能源产能和制造业同步出海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
（二） 新能源产业是我国担当大国责任的重要载体
在西方发达国家， 绿色发展理念已经被“政治正确” 滥用。与我国建立在绿色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相协调的绿色发展理念不同， 西方多数绿色政治政党为了获得选民选票， 通常都主张非常激进的、不顾技术发展现状的手段来推进绿色发展， 结果只是推高了居民的生活成本。例如， ２０１９年， 绿党在欧洲各国都赢得了历史性的支持， 然而仅仅５ 年之后， 选民就已经“幡然醒悟”， 激进的绿色转型最终导致能源价格上升， 生活成本急剧上升。所以， 在最近２０２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的选票大幅流失， 在德国甚至下降了一半之多。这种变化促使欧盟国家开始重新思考更加成熟的政策体系来推进碳中和目标。
全球南方国家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所倚重的战略性力量， 我国履行大国责任， 不仅要赋能大量南方国家经济发展， 而且要引领全球绿色转型。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的数据， 截至２０２１年底非洲的光伏发电装机约为１１. ４ 吉瓦， 比２０２０年增长５ ５％； 相比２０１２ 年增加了２８ 倍。而非洲国家的光伏发电装机的主力就是中国企业。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共建项目的推进，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张， 任何新产能投入都可能带来目标国的碳排放上升。因此， 新能源技术的投入是我国践行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是我国大国责任担当的不可缺少的载体。
（三） 全球新能源合作
尽管美西方国家采用“小院高墙”（Ｓｍａｌｌ Ｙａｒｄ，Ｈｉｇｈ Ｆｅｎｃｅ）、“去风险” 等伎俩， 有针对性地遏制我国高科技领域发展， 然而在气候保护、新能源技术研发等领域仍与我国进行积极合作和开放交流。造成这种强烈反差的关键原因是我国在新能源技术研发和关联产业布局上的优势地位。
气候变化是人类的整体危机， 不可能依靠一个国家或者一些国家的努力就可以解决的。同时，解决气候危机不是一个简单的能源转型问题， 而是集合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性系统化转型。我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 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举足轻重， 没有中国参与的气候变化治理是不现实的。我国作为一个新能源技术强国， 在全球新能源技术体系中的地位难以替代， 快速促进中国技术和产业的扩散， 是解决气候危机的有效路径。
四、总 结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 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气候治理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 去发展的气候治理思路对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巨大。党的十八大以来，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 能源安全新战略， 为新时代中国能源发展指明了方向， 开辟了中国特色能源发展新道路， 为我国新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战略纵深。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能源市场、新能源技术和产业体系、能源合作平台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方面擘画了蓝图， 我们只有坚持绿色发展道路， 既不能因保护环境贻误发展机遇， 更不能因发展破坏环境， 才能更好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能源是新质生产力的底色， 新质生产力不能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 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大程度地释放我国新能源战略红利， 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